合作社一定会腐化吗？：七十余篇文献给出否定答案（上）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New Leftists）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少有的对合作社的系统综述，总结了许多实际案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尽管多数例子都发生在欧美环境下，但对于我们来说，也足以作为参考——至少这一点是足够振奋人心的：堕落并非合作企业的唯一结局。

合作社是否能长久生存，取决于企业内的制度、包裹它的外部环境以及所属行业，而不能一概而论的宣称其结局必然是走向寡头。

从外部环境上来说，除了市场竞争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外，政策环境也尤为重要。诸如早期融资、创办过程中的便利度、出现纠纷后的法律保障——那些能够防止寡头化的诸多因素，都与外部的政策保障息息相关。

从内部环境上来说，研究也表明了如下事实：合作社不能只是追求纯粹经济利益的商业主体。这直接预示了一个明确且不可逾越的底线：合作文化与内部贯彻始终的工人民主是生命保证，而非是可拿来交换商业成果的筹码。

那些为了满足竞争需要而一退再退的合作社，滑向退化深渊也是迟早的事。资本主义不欢迎民主治理，想要自救，就得往反面前进：

对内，重建在商业理由下被抛弃的文化与制度——唤回那些为了变革资本主义而确立的新的生产关系，才能求得自身生存。

对外，展开自身影响——呼吁废除或改变那些有利于公司，而不利于合作社的法律限制；破除合作社无法顺理扩张的融资渠道，要求更多的资源倾斜；推进经济民主的进一步深化，确立（哪怕是在常规企业）工人治理的法律正当性。

尽管我们总会说，这要「条件允许」，没错。但不加反思的后退，恰是最危险的特征。如同「今日割五城」的典故，也许不知不觉间，就已后退到悬崖边缘。考量现实，合作社若要真的做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化」自身理念，首先就要破除心中的枷锁——别把「是否商业」看的那么重。

研究恰恰证明了，「没那么商业」不仅不会带来失败，反而可以让合作社走的更加长远。说到底，合作社失了合作，就会像没了鸡蛋的鸡蛋面一样无味。为了提高一时的效率而牺牲底线，长期来看，就是自掘坟墓。

因原文较长，不利于一次浏览，所以将以多篇形式展示。后续会随更新逐渐发布，敬请期待。

成功民主企业的组织心理学特征：一个定性研究综述

00.

译者前言

民主从诞生之初，便一直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其中最饱受争议的主要是两个问题：民主能否保证效率，以及能否持续保持民主性。

经济民主（及与之相关的工人民主），作为一种比政治民主更加新颖的左翼社会科学概念，遭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质疑远比传统的政治民主更加尖锐。而本次翻译的论文便是对于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的解答。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质疑，其中以韦勃夫妇（Webb and Webb）提出的“退化命题”（Degeneration Thesis），以及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提出的“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为典型代表。前者提出工人所有者由于是统治自身企业的“主人”，会表现出较差的劳动纪律、缺乏操作性知识以及不愿采纳技术创新，走向效率上的低下并最终被资本主义所淘汰；后者则对前者加以进一步强化，认为所有民主结构最终都会被强有力的“经理人权力集团”（Managerial elite，也可被译为管理集团/管理精英/管理精英集团等）所支配，并走向民主的消亡。

乍一听确实有理，然而在编者看来，这可谓是一种精英主义偏见与滑坡谬误的集合。它既忽视了工人在掌握生产资料后所激发出的对于自我管理与生产的热枕，也忽视了工人自我管理的可能性，更是用无证断言与以偏概全的方式妄下定论。

本文便是一篇基于组织心理学的系统性概述，用以研究为何一些民主企业可以成功，并为我们解答这两个问题提供了参考。

01.

概述

在组织心理学领域中，关于民主化结构企业对员工产生积极影响的研究已相当充分。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中，民主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及其经济成功一直备受质疑。例如，这种质疑催生了广泛的关于“退化命题”（degeneration thesis）以及所谓的“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的背书。

本文通过回顾过去50年中77项定性研究（涵盖83家民主企业，其中包括对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网络中9家企业的15项研究），这一系统性综述表明，这类企业能够在经济上生存并实现繁荣。

研究发现，大多数企业（63.5%）要么成功抵抗了退化压力，要么在经历退化过程后实现了再生。仅有9.5%的企业完全按照退化命题与“寡头铁律”的预测发生了全面退化，而27.0%的民主企业则表现出多样且混合的退化倾向，这表明“铁律”这一说法有必要被重新审视。

在所考察的蒙德拉贡案例中，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或企业集团完全发生退化。其中，3个案例表现出退化倾向，另有3个案例同时呈现退化与再生过程，1个案例完全抵抗了退化（即维持），另有2个案例实现了再生。

此外，本综述还系统梳理了组织条件与外部环境、（非）民主或（非）参与性实践，以及相关心理机制，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企业的退化、再生或对退化的抵抗（即维持）。文中所总结的实践经验可为现实组织在当代情境中构建与维持民主结构与民主过程提供参考。

02.

引言

“民主企业”是指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的企业形式，在此类组织中，相当比例的员工（至少三分之一）通过直接方式（如全体大会、会议或投票），或通过经选举产生的代表（如代表委员会），参与战略性与战术性决策（Wegge et al., 2010；Unterrainer et al., 2011；Weber et al., 2020）。工人合作社、员工持股计划（ESOPs，前提是多数股权由员工持有）、实行代表性参与的民主化改革企业，以及采纳协商民主核心理念的社会企业，是民主企业的主要案例。

近期一项对定量研究的综合元分析表明，组织中的民主结构与参与性实践，与多种积极的员工结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例如：感知到的支持性组织氛围、公民性与亲社会导向（工作取向）、组织承诺，以及工作投入与工作动机（Weber et al., 2020）。

总体而言，民主企业对员工及社会整体的积极影响，已在组织研究领域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参见 Parker, 2017；Weber et al., 2020）。然而，民主企业（尤其是工人合作社）的经济成功与长期可行性，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一．退化命题

一些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提出了悲观观点，对民主企业在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中的经济成功潜力提出质疑，并对其现实可行性提出挑战（参见 Cornforth, 1995；Bretos et al., 2020 的综述）。具体而言，韦勃夫妇（Webb and Webb, 1914）提出的“退化命题”认为：

“工人合作社为了生存，将不得不采用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同的组织形式与优先目标。因此，可以认为合作社将逐渐被一个经理人权力集团（managerial elite）所主导，该权力集团将事实上在合作社中作出决策，从而削弱民主以及其他工人所能施加的影响”（Cornforth, 1995，第488页）。

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会对民主企业施加压力，使其相应地调整其内部结构，即制度同构（isomorphism）。另一方面，韦勃夫妇（1914；引自 Cornforth, 1995）认为，工人合作社中的工人所有者由于是统治自身企业的“主人”，会表现出较差的劳动纪律、缺乏操作性知识以及不愿采纳技术创新。在长期中，由于效率下降，民主企业将会在经济上失败，或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的、非民主的所有制与管理形式。

在强化韦勃夫妇论证并聚焦于组织内部退化机制方面，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915）提出的“寡头铁律”断言，所有民主结构最终都会被强有力的权力集团所支配。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原因在于员工对领导者的需求。此外，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得参与式沟通、冲突解决以及在民主会议中迅速作出决策变得困难，从而有利于设立常设的高级管理层，以确保企业治理的一致性。最后，技术专业化需要相应的专家，而这些专家凭借其专业知识获得强大的组织权力。因此，将会形成一个由技术与管理专家构成的寡头集团，他们逐步规避民主控制，从而使其支配地位与统治得以长期化（Cornforth, 1995；Diefenbach, 2019）。

阿尔贝·迈斯特（Albert Meister, 1984）将这一命题纳入他的合作社生命周期模型（Life Cycle Model）之中。据此，民主退化过程包含四个阶段：创立、经济巩固、共存以及行政权力（conquest, economic consolidation, coexistence,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Bretos et al., 2020）。第一阶段“创立”标志着合作社的起点，其特征是直接民主决策、高度理想主义与承诺，以及由一个小规模、凝聚性强的成员群体所共享的共同经济、社会与文化目标。此时经济职能尚未充分建立，治理机构也未得到良好界定。第二阶段“经济巩固”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传统的组织原则逐渐形成，最初的理想主义开始减弱。平等主义理想主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从而强化了管理层的权力。第三阶段“共存”中，合作社丧失其激进理想与社会目标，转而接受市场价值。这一阶段的特征包括规模扩大、劳动分工以及角色专业化。直接民主实践逐渐削弱，并建立起代表性机构，导致管理者与普通成员之间的距离扩大。第四阶段“行政权力”中，由于经济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成员及其代表丧失影响力，管理权力集团取得全面控制（Meister, 1984; Cornforth, 1995; Bretos et al., 2020）。

在其较新的概念性综述中，迈克尔·迪亚曼托普洛斯（Michael Diamantopoulos, 2012）认为，工人合作社受到其“双重性质”的制约，即一方面作为经济企业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遵循社会目标的民主组织这一身份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合作社运行时间越长、规模越大，以及以价值导向和理想主义为特征的创始人越多地面对年轻一代的务实主义者，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冲突就越加凸显。来自经济竞争对手的市场压力将日益强化经济目标的优先地位，并增强组织内部专家推行资本主义会计与管理方法的权力。根据迪亚曼托普洛斯（2012）的观点，成熟的合作社往往倾向于弱化其社会政治目标，以吸引顾客与资助者。无论是目标层面的退化，还是组织层面的退化——即民主决策结构与集体所有制的消解，以及包括民主价值在内的合作社文化的侵蚀——都变得愈发可能。此外，那些经历退化过程的大型且经济上成功的合作社，可能会将其价值的衰退扩散至区域性合作社联合体，从而进一步推动退化的传播。

此外，拉斐尔·查韦斯·阿维拉与安东尼娅·萨哈多-莫雷诺（Rafael Chaves Ávila and Antonia Sajardo-Moreno, 2004）分析了管理者在组织退化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提出了支撑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915）以及其后迈斯特理论的两个前提：第一，在民主组织成员之间，社会性与职业性的领导能力分布不均。因此，只有少数成员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第二，随着在竞争性市场中运作的民主组织规模与复杂性的提升，对设立常设管理职位的压力不断增加。那些具备全面技术与组织知识的人将占据这些常设管理岗位，并逐步掌控战略信息、无形战略资产（例如社会网络的运用）以及基于经验的领导能力。如果这些管理专家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接受教育的，那么他们将对抗并转变原有的社会性与民主文化。其专家权力的增长将超越其他员工所有者或其代表在战略决策中的参与。这是因为后者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以及社会/沟通能力，难以形成有效制衡。相反，民主企业治理机构中的员工代表，往往会受到管理者影响策略的控制，从而被吸纳（co-optation）并形成合谋（connivance）（Chaves and Sajardo, 2004）。

基于上述学者的概念性论述，本文将回顾既有研究，以考察在已有案例中退化所占的比例。此外，我们还将探讨上述所描述的那些促成组织民主退化的条件、实践与心理现象，是否在经验研究中得到观察，以及是否还存在尚未被描述的其他因素。据此，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1：哪些组织条件与外部环境、非民主或非参与性实践，以及心理现象，会促成民主企业的退化？

二．维持命题

批评“退化命题”的决定论特征，乔伊斯·罗斯柴尔德-惠特（Joyce Rothschild-Whitt, 1976; 参见 Rothschild-Whitt and Whitt, 1986）提出了“维持命题”（Retention Thesis），以说明民主组织模式是具有条件性的。罗斯柴尔德-惠特认为，在有利条件下，民主企业可以维持直接民主的结构与实践，并维持对合作性、民主性以及人本主义价值的遵循。所谓“维持”并不意味着组织的结构要素、原则、程序以及参与性实践完全不发生变化。相反，“维持”意味着变化是有限的，从而阻止相应民主企业发生退化过程。

一些学者识别出了民主企业抵抗退化发展的条件与实践。这一工作要么以理论方式在概念性论文中完成，要么以（有限的）叙述性综述形式完成（见 Rothschild-Whitt, 1976; Cornforth, 1995; Bretos et al., 2020; 以及下文）。

这些综述中报告的组织条件（Organizational condition）包括结构性方面，例如：

• 企业规模较小，

• 替代性的增长模式（例如企业分裂），

• 以及不要求严格分工的适当技术（Rothschild-Whitt, 1976）。

民主与参与性实践（Democratic and participative practices）：在此前综述和概念性论文中经常被识别出的实践，是旨在通过维持民主价值与文化来促进并保持合作原则与理想的做法。这些包括：

• 资本主义子公司“合作化”：将被民主母企业收购的、原本具有等级制结构的企业转变为民主企业，可以防止相应民主企业集团的退化过程（Bretos et al., 2020）。

• 将企业的社会目标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并与邻近社区协调活动，可以维持组织成员对实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向更具共同体性质或替代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导向（Rothschild-Whitt, 1976；Pineiro Harnecker, 2009; Diamantopoulos, 2012; Bretos et al., 2020）。

• 作为补充，在区域或地方社区中拥有专业人士基础，这些专业人士为民主企业提供知识或政治支持，或购买其产品，将有助于抵消市场竞争压力（Rothschild-Whitt, 1976; Diamantopoulos, 2012）。

• 进一步维持民主价值的实践还包括：为员工提供制度化的公开批评与讨论机会（包括自我批评），以及在不同层级之间通过论坛进行交流，以防止“寡头化”（Rothschild-Whitt, 1976; Cornforth, 1995; Eikenberry, 2009）。

• 与开放讨论文化一致，将围绕民主、社会转型与社区发展的民主话语重新实践制度化，被认为是一种有前景的做法，有助于员工内化合作原则（Eikenberry, 2009; Bretos et al., 2020）。

• 基于价值导向的共同招聘、人员选拔与入职程序，合作教育与培训的制度化，以及对成员（尤其是未来管理者）在合作价值方面进行充分社会化的强调，被认为有助于培养共享意义与对合作社目标与实践的承诺（Cornforth, 1995; Chaves and Sajardo, 2004; Sauser, 2009; Bretos et al., 2020）。

• 在上述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之外，透明性、知识与信息共享、员工在部门与岗位之间的周期性轮换以及任务共享，被认为是将专业技能、专长与经验作为内部资源基础进行扩散的方法（Rothschild-Whitt, 1976; Cornforth, 1995; Bretos et al., 2020）。

• 防止退化的另一项原则，是以最大化基层广泛参与为目标组织工作（例如自我管理工作小组），并在管理层面促进基于自决、平等与团结的民主参与文化（Hernandez, 2006; Sauser, 2009; Bretos et al., 2020）。

• 此外，在组织单元层面（例如部门与工作组）实施民主且支持性的领导，可以提供心理安全感，并为组织成员提供直接参与运营或战术决策的机会，从而抵消退化倾向（Sauser, 2009）。

• 最后，将相关工会代表纳入民主决策过程，并确保其在保护员工利益中的作用，有助于防止民主过程的侵蚀（Sauser, 2009）。

基于这些作者的概念性思考与叙述性综述，我们关注已有研究中：在已记录案例中“维持”所占的比例。此外，我们还将考察哪些被描述为促进组织民主维持的条件与实践能够在经验层面被观察到，以及是否存在尚未被描述的其他因素。同时，我们也将考虑相关心理现象，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2：

RQ2：哪些组织与外部条件、非民主或非参与性实践，以及心理现象，有助于民主企业中组织结构与原则的维持？

三．再生命题

合作社的双重性质，意味着它们既是经济企业，同时也是一种民主性与社会性的联合体。尽管这种内在特性具有冲突性，研究表明合作社仍然具备从退化过程之中实现再生（Regeneration）的潜力（Diamantopoulos, 2012）。例如，埃里克·巴特斯通（Eric Batstone, 1983）提出的合作社生命周期模型是一种替代理解，它假定组织民主能够出现复兴或再生。

据此，合作社最初以一种直接的（原初的）民主制度起步。在第二阶段，即度过最初关键几年之后，其财务基础得以发展，合作社得以建立。在随后这一退化阶段中，随着组织日益常规化，一部分成员开始承担专业化的管理职能，最初的精神与文化会随着时间被逐渐稀释。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将招募新的劳动者，而其中并非所有人都会成为合作社的完全成员。结果是，直接民主的程度下降，并建立起新的代议性机构与制度。这一阶段被视为“民主的低谷”（the low point of democracy）。

在第三也是最后阶段，（民主的）再生可能发生。这种再生往往并不是回归到最初的直接民主形式，而是与专业管理层支配地位的下降以及重新聚焦于劳动者利益相关联，而非以资本或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导向。在这一最终阶段完成之后，新的周期可以再次开始（Batstone, 1983, p. 150ff; Bretos et al., 2020, p. 439）。

关于民主企业如何从退化倾向中实现再生的机制，可能与此前所描述的促进组织民主得以维持的实践相类似。在其叙述性综述中，迪亚曼托普洛斯（2012, p. 211）强调，在再生过程中，重建具有动员能力的社会经济网络、多利益相关者合作社作为制度性中介的作用、具备远见的社会运动企业家所提供的价值激活型领导，以及教育与文化干预（例如促进对地方经济的参与、构建合作社之间的团结）都具有关键作用。巴特斯通（1983）指出了有关合作社价值的培训的重要性，而克里斯·康福思（Chris Cornforth, 1995）以及伊格纳西奥·布雷托斯等（Ignacio Bretos et al., 2020）则提到，重振民主文化是再生或维持过程中的核心实践。

重振或维护民主文化与社会目标，需要建立专业协会与培训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专业教育，并帮助向管理者传授关于民主、社会与合作社价值及社会经济企业目标的综合性知识与技能。这些支持性组织还应帮助民主企业招聘或在内部选拔合适的管理者（参见conceptual overview by Chaves and Sajardo, 2004）。

然而，布雷托斯等（2020）批评指出，再生命题的支持者往往假定这一过程是连续且同质的。较新的研究则强调合作社所固有的悖论性特征，即成员始终在竞争性的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寻求平衡（Ng and Ng, 2009; Storey et al., 2014; Narvaiza et al., 2017。这意味着合作社可能经历的是部分再生过程，仅恢复某些民主组织结构与实践，而其他部分则保持不变。

在这种意义上，合作社可以从参与型民主过程之中受益，同时仍然能够获取基于市场逻辑的资源（Bretos et al., 2020, 第440页）。因此，再生并不一定是一个连续同质的过程。相反，退化与再生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同时发生。

在发展关于悖论张力与部分再生的理论时，布鲁托斯等（2020）借鉴并拓展了巴斯特通（1983）与迈斯特（1984）此前的生命周期模型。布鲁托斯等（2020）提出的经修订的、以过程为导向的区分，是目前最为全面且发展最成熟的模型，对于更深入的民主组织转型过程的实证分析尤其具有价值。

布鲁托斯等（2020）的生命周期模型在第1阶段（创立）至第4阶段（行政权力）上与迈斯特（1984）的模型相呼应。新增的第5阶段提出了再生过程——依据巴斯特通（1983）的模型——但同时还包括制度同形（资本主义固化）或解体以及退出行业的路径。在再生之后，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可能重新开始，而这些过程似乎表明存在或多或少具有持续性的变化，以及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连续过渡。然而，在制度同形以及解体并退出行业之后，合作社的生命周期将终结（Bretos等，2020）。

基于上述不同学者的概念性考量，我们将回顾现有研究，以考察在已有案例中再生所占的比例。此外，我们还将探究，在经验上能够观察到哪些有助于组织民主再生的条件与实践，以及是否能够识别出尚未被描述的其他因素。我们还将考虑相关的心理现象。据此，研究问题3提出：

RQ3：哪些组织性与外部条件、民主或参与式实践以及心理现象，有助于企业实现再生？

蒙德拉贡合作公司——一个特殊案例

蒙德拉贡合作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工人合作社民主网络（参见结果——研究问题4）。由于其规模庞大且组织结构复杂，属于该企业集团的企业将在一个单独的研究问题中加以处理：

RQ4：在蒙德拉贡合作网络中，可以发现哪些转型形式，以及相关的组织性与外部条件、民主或参与式实践和心理现象？

本综述的目标与贡献

总而言之，尽管已经开展了相当数量关于民主企业转型过程的研究，但尚不存在一项系统性综述来说明经历退化、再生或维持的民主企业所占的比例。现有的概念性论文或叙述性综述，仅涉及相对有限（Sauser，2009；Diamantopoulos，2012；Lee与Edmondson，2017；Diefenbach，2019）或特定公司（Bretos等，2020）的研究选择，而无法与我们在下文所纳入的研究范围相比。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项采用系统性综述方法（例如提供纳入研究的最低方法学标准）。

我们认为，这一研究空白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上同样关键。特别是，在对既有民主转型理论进行二次分析与评估的同时，我们还试图探究哪些外部条件、组织实践以及相关的心理资源，与所识别出的退化、再生以及抵抗退化（即维持）过程相关。因此，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对相关定性研究（发表于1970年至2020年之间）进行系统性综述，来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我们聚焦于定性研究，因为它们最适合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对组织民主的具体转型过程及其伴随的参与式或非参与式实践与心理现象（这些现象作为维持充满活力的组织民主的资源或障碍）进行分析，并置于各自企业的具体情境之中。

03.

方法

研究的识别

为了开展一项关于考察民主企业的定性研究的系统性文献综述，研究采用了PRISMA模型（Moher et al., 2009）。PRISMA流程图见图1。聚焦于1970年至2020年间发表的文献，对PsycINFO、PSYNDEX、PsycArticles、Business Source Premier、ECONLIT、ERIC、SOCINDEX和Medline数据库进行了检索，使用了51种不同的检索字符串（例如“组织民主”“产业民主”“工人自我管理”“工人合作社”“民主企业”；完整检索词列表见补充表1）。

选择1970年作为起点，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关于员工所有权的第一波实证研究（例如Obradovic, 1970; Kavcic et al., 1971; Goldstein, 1978; Long, 1978; Nightingale, 1979; Russell et al., 1979）。基于电子数据库的检索，最初共识别出4,054条记录。此外，通过检索我们自身庞大的文献档案以及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出版物的参考文献列表，又额外纳入了276篇文章。

图1：PRISMA流程图

文献筛选

在识别出的全部文章（4,330篇）中，我们排除了2,047篇重复文献、日报或杂志文章以及非英语文献，从而得到2,283篇摘要进入筛选。基于摘要，我们进一步排除了专著、综述、纯定量研究以及非实证研究，最终得到369篇完整文章。

我们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对全文进行评估，又排除了292篇不符合标准的文章。最终，共有77篇文章被纳入系统性综述。这些文章发表于1980年至2020年之间，共研究了74家企业，另加9个来自蒙德拉贡合作公司的企业集团作为特殊案例。部分发表于1970年至1979年之间的研究未满足纳入标准。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与排除标准在文献检索之前已予以明确。在出版类型方面，研究重点为定性期刊论文或社论中的章节。由于在大量出版物面前资源有限，以下内容被本次研究排除：专著、未发表的学位论文、会议论文集、灰色文献、综述、定量研究、非实证研究以及无法获取的文章。

此外，还排除了那些研究多个民主企业但仅报告总体性结论、无法对单个企业作出明确推断的文章（e.g., Pineiro Harnecker, 2007, 2009, 2012; Brown et al., 2019）。在全文评审过程中，纳入与排除标准得到了进一步细化。最终，我们纳入了满足以下标准的研究：

a）定性实证研究，并至少提供基本的方法论信息。这意味着研究必须说明所进行访谈的数量；对于观察研究或民族志研究，还需说明观察次数及田野调查持续时间。

b）纳入的研究必须聚焦于民主结构与实践的退化、再生和/或维持问题，或考察那些促进或阻碍民主企业维持、退化或再生的心理与组织概念及特征。

c）被研究企业的民主结构与实践必须有充分描述。这意味着该组织在成立时可以根据韦勃等（2020）的分类标准被认定为民主企业：企业具有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决策结构，使相当数量的员工（至少三分之一）能够以直接（如通过全体大会、会议或表决）或通过选举代表（如代议制委员会）的方式参与战略或战术决策（Unterrainer et al., 2011; Weber et al., 2020）。因此，自由职业者网络、传统消费者合作社，以及银行合作社和建筑合作社中员工拥有所有权和集体决策权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或缺乏工人所有权相关数据）的案例均被排除。

d）研究必须提供所考察企业样本的描述，说明至少包括：研究所在国家、组织成立年份、民主模式实施年份、员工人数、所有权分布情况以及所考察的行业或部门。

e）为有效评估“维持命题”，仅纳入那些民主模式已实施至少5年的企业研究。例外情况是那些报告企业在不足5年民主运作后即发生退化的研究。

不同形式的退化、维持与再生的必要细化

根据研究问题，分析层级为单个企业。因此，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案例，而关于该案例的实证研究可能包括一篇或多篇出版物。基于巴斯特通（1983）与布雷托斯等（2020）扩展的合作社生命周期模型，我们构建了一个“维持—退化—再生”的分类框架。

结合系统性文献检索所得的研究样本，我们进一步完善了该分类体系，增加了“退化倾向”这一类别。因此，我们的主要分类包括四类：“退化”“退化倾向”“维持”与“再生”。

此外，我们借康福斯等（1988）关于合作社三种主要退化动态的研究，以评估各企业在何种形式（宪制性、组织性或目标/民主文化价值导向）上发生退化或再生。

第一种形式：“……‘宪制性退化’（Co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指合作社采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使雇员被排除在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与福利之外”（Bretos et al., 2020, p. 438）。这意味着，尽管员工总数随时间增加，但拥有组织决策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合作社成员或员工所有者数量却在减少。

第二种形式：“……‘组织性退化’（Organizational Degeneration）意味着员工在决策中的参与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经理人权力集团或技术官僚的掌权”（Bretos et al., 2020, p. 438）。

第三种形式：“……‘目标/文化退化’（Goal/Cultural Degeneration），指传统企业以利润和增长为导向的目标压倒以社会导向为核心的目标”（Bretos et al., 2020, p. 438, following Cornforth et al., 1988）。这种退化发生于民主企业“越来越将利润或增长作为其首要目标”（Basterretxea et al., 2019, p. 587）。

此外，我们还区分了这些主要类别中的不同程度或具体组合，详见下文的分类体系。

一.退化

1．宪制性退化

根据我们的概念阐释，将宪制性退化细分为三种形式是有意义的。这些形式在经验上相互关联，但在分析上可以区分：

• 中度宪制性退化倾向（moderate co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 tendency），即尽管无民主权利的员工比例上升，多数员工（50%或以上）仍然拥有完全所有权与集体决策权。

• 强烈宪制性退化倾向（strong co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 tendency）可在以下情况下被检验证明：在员工所有者相对于非所有者比例下降后，仅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员工仍然是集体所有者。之所以作出此区分，是因为大多数员工被排除在民主决策之外，是宪制性退化的重要标志。被排除的员工越多，能够通过民主参与与责任实践发展积极组织态度与行为或共同体导向的员工比例就越小（see reviews by Weber et al., 2020; Kim, 2021）。

• 完全宪制性退化（full co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适用于员工所有者比例下降至不足三分之一（而此前至少三分之一员工为所有者）之时。此时，一个原本民主且员工所有的企业将变得极其类似于一个专制结构和管理的公司，因为控制权集中于相对较小的一群所有者与管理者手中。

2．组织性退化

• 组织性退化倾向（Organizational degeneration tendency），指民主参与“格式塔”或形式的变化。更具体来说，即原本由全体员工大会（直接民主）作出的决策，被委托给理事会、委员会或董事会（代议民主）。

• 完全组织性退化（full organizational degeneration），表现为职能分化加剧，例如出现难以替代的专家和管理者。原本由代议制民主机构（或全体大会）做出的重要的战略与战术决策，被转移至由非选举产生（且员工无法罢免）的经理人权力集团手中。尽管员工可能拥有非约束性的发言权或咨询性参与，但最终决策由经理人权力集团决定。

3．目标/文化性退化

• 目标/文化性退化倾向（goal/cultural degeneration tendency），表现为在组织沟通、规划与决策中，商业目标相对于合作社经济的社会目标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社会目标包括就业保障、公平或按需分配的收入、合作社价值教育与培训、组织间团结、组织民主的维持、工作生活质量、提供具有社会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以及对地方社区的贡献（cf. Cheney, 1997; Flecha and Ngai, 2014; Bretos et al., 2020）。当商业经济话语逐渐渗透进管理者、普通员工或双方之间的讨论时，即可观察到这一趋势（cf. Taylor, 1994; Cheney et al., 2004）。

• 完全目标/文化性退化（goal/cultural degeneration）：体现为经济目标与价值在战略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塑造组织内部沟通，同时压倒社会目标，无论是在管理层内部还是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均是如此。

二.维持

在“维持”类别中，我们未区分宪制性、组织性与目标/文化形式，这是基于一种保守的分析策略。因此，仅当未发现任何形式的退化或退化倾向时，企业才被归入维持类别。

在“维持”类别内部，我们区分了仅具有横截面信息的企业与具有纵向信息的企业。一些研究在不同时间点考察了同一企业。例如，苏格兰一家自行车租赁与销售商店曾被尼克·奥利弗（Nick Oliver, 1984）、康福思（1995）以及西尔维娅·萨凯蒂与埃尔曼诺·托尔蒂亚（Silva Sacchetti and Ermanno Tortia, 2020）研究。这类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企业民主结构与实践是否随时间保持稳定或发生变化的纵向信息。

此外，我们还纳入了一些仅提供横截面信息但未报告过去可能发生的组织转型的研究。对于这些研究，我们无法描述其发展过程，只能描述研究时点的民主结构与实践现状。

三．再生

我们对组织民主不同再生形式的分类，遵循布雷托斯等（2020）对于巴斯特通生命周期模型的扩展：

“尽管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但正在增长，这一研究方向强调合作社具有再生的潜力；即作为对退化的反应，复兴合作社价值并重新构建民主化的决策结构。”（(e.g., Ng and Ng, 2009; Diamantopoulos, 2012; Giagnocavo et al., 2014; Storey et al., 2014; Narvaiza et al., 2017）“这些研究表明，合作社可以通过动员资源来触发组织变革，从而实现再生，例如强化讨论与开放批评的文化，并加强成员的积极参与。”（Bretos et al., 2020, p. 436）

与三种退化形式（Cornforth et al., 1988）相对应，我们同样区分三种再生形式。

1．宪制性再生（Constitutional regeneration）是指，在经历宪制性退化的民主企业中，通过采取措施提高参与民主决策与集体所有权的员工比例，使最终至少多数员工（50%或以上）能够参与民主过程与所有权。

组织性再生

2．组织性再生（Organizational regeneration）是指，在经历组织性退化的民主企业中，通过改变参与战略与战术规划及决策的部分行动者，从而克服经理人或其他专家在民主机构中的支配地位。

目标/文化性再生

3．目标/文化性再生（Goal/cultural regeneration）是指，在经历目标/文化退化的民主企业中，通过促进一种人本主义、共同体导向或合作社导向的目标与社会价值文化，从而克服管理层或员工中经济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使这些社会价值至少获得同等重要性。

结果（见下篇，将于下周发布）

参考

Unterrainer C, Weber WG, Höge T and Hornung S (2022) Organiz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successful democratic enterpris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Front. Psychol. 13:947559. doi: 10.3389/fpsyg.2022.947559

原文：

Organiz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successful democratic enterpris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作者：

Christine Unterrainer、Wolfgagn G. Weber、Thomas Hoge、Severin Hornung

译者：何同志（知乎）

由NLR编辑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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