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汉晋数百年：谁在为巴蜀“立传”？||黄小华

汉晋数百年

谁在为巴蜀“立传”？

黄小华

“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

——常璩《华阳国志·序志》

这短短39字，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段被后人忽略的文化盛事：汉晋之际，八位蜀地学者，不约而同地做着同一件事——为巴蜀写史。

他们写的是同一个题目：《蜀本纪》。他们的身份不同、经历各异，却都怀着同样的信念：蜀地的历史，不能被遗忘。

这，就是汉晋时期——成都修志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图片来源：《华阳国志》

八家同修

一场跨越数百年的“同题作答”

这是一个无人命题的共同使命——以《蜀本纪》为题，为巴蜀“立传”。这是一场跨越数百年的“同题作答”——从西汉武帝时期，到西晋太康年间，四百余年，八位学者赓续相继，撰写着同一篇“作文”。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地方史书写——一群文人集体为中国最富神秘色彩的地域古史作抢救式的发掘。这是中国地方志正式诞生前，来自巴蜀大地的先行探索和实践——被梁启超誉为中国“方志之祖”的那部书的作者，正是从这片土地走出。

有意思的是，前述八位文人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成都，其中不乏中国文化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家。

司马相如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篇即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他不仅是汉大赋的创立者、一代“赋圣”，更在文章辞赋之外，开启了蜀人书写蜀史的先河。

而他与卓文君“相如涤器、文君当垆”的佳话，他在成都北门升仙桥上“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的豪言，以及他奉命通西南夷时“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的名句，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

图片来源：纪录片《司马相如》

严君平

《华阳国志·蜀郡士女》明确记载：“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他是西汉著名的易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咨询师——他在成都闹市开设卜肆，借占卜劝人向善。他的《老子指归》在汉代独举义理旗帜，将人的命运分为天命、造命、随命，强调“君子自强不息”。李白《送友人入蜀》有“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之句，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严遵（字君平）画像 图片来源：郫都史志

扬雄

《汉书·扬雄传》载：“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他是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被誉为“汉代孔子”。他的辞赋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哲学著《太玄》《法言》，语言学著《方言》——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著作。他还精于天文学，作《难盖天八事》。相传他写字写坏的毛笔堆成坟冢，洗笔的墨水汇成水池——这便是成都“洗墨池”的来历。

舞台剧《扬雄传》剧照 图片来源：郫都发布

阳城衡

字子玄，也作子长。《桓谭新论》载：“阳城子名衡，蜀郡人。”《乐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六经”之一，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失传，而王莽时期重立的《乐经》，正是阳城衡所作。王充《论衡》对他评价极高：“阳成子长作乐，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将他与扬雄、刘歆、褚少孙等并列。

谯周

三国时期巴西郡（今阆中）人，《三国志·谯周传》载，“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从此长期在成都的蜀汉朝廷为官。他是一代儒学大师，有“蜀中孔子”之称；精于天文，记录过哈雷彗星和日中黑子；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两个学生——陈寿（《三国志》作者）和李密（《陈情表》作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除以上几位文化名人纷纷参与撰修《蜀本纪》，以下两位也非平凡之辈。

郑廑

汉代临邛（今邛崃）人，《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载：“汉中太守郑廑，字伯邑，临邛人也。”临邛今为成都市辖。他不仅参与编纂《蜀本纪》，还撰有《巴蜀耆旧传》，是蜀地耆旧传的开创者之一。

任熙

西晋成都人，《华阳国志·后贤志》载：“任熙，字伯远，蜀郡成都人也。”他是汉代大司徒任方的后人，博通五经，事亲至孝，曾任给事中之职，西晋太康年间多次征召不就。

八家《蜀本纪》，除了扬雄的《蜀王本纪》有佚文存世外，其余七种均已散佚。但“八家同修”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本身，足以说明汉晋之际成都编史修志之盛——蜀人写蜀史，已然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行动。

扬雄与《蜀王本纪》

最早“活下来”的古蜀记忆

在八家《蜀本纪》中，唯一有佚文存世的，是扬雄所撰《蜀王本纪》。这是我们今天了解古蜀文明最原始的纸上文献，也是三星堆、金沙遗址被发现之前，古蜀历史最早、最主要的文字记载。

蚕丛——“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扬雄《蜀王本纪》对古蜀王世系进行了最早的梳理。而《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正是承袭扬雄而来。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让“其目纵”三字从神话走进了现实。

鱼凫——“鱼凫田于湔山，得仙。”寥寥数语，却揭示了古蜀部族从岷江上游迁入成都平原、发展农业定居的历史进程。温江鱼凫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这段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

图片来源：成都大学图书馆

杜宇与鳖灵——望帝杜宇“从天堕”的传说、鳖灵“死而复生”的神话，以及望帝因惭愧而“委国授之”的故事，构成了古蜀史中最富戏剧性的篇章。而“杜鹃啼血”的典故，也由此而来。

《蜀王本纪》还记载了五丁开山、秦惠王伐蜀、李冰治水等故事，其中有史实，有传说，亦有神话。正如研究者所言：“《蜀王本纪》对于古蜀国的记载给人怪力乱神、荒诞不经之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正是汉代蜀地原汁原味的民间传说。虽然它并不雅驯，但却贵在真实。”

不只是“蜀本纪”

蜀地史志数量约占全国四分之一

八家同修《蜀本纪》，只是汉晋蜀地编史修志盛况的一部分。那个时代，蜀地学者们还在多个领域同时发力：

七家同修“蜀志（记）” ：东汉李尤撰《蜀记》，晋常宽撰《蜀志》、杜袭撰《蜀后志》、王隐撰《删补蜀记》、常璩和陈寿各撰《蜀书》、袁休明撰《巴蜀记》。其中，李尤是广汉雒（今广汉）人，常宽是常璩的叔祖、蜀郡江原（今崇州）人，陈寿就是撰《三国志》那位陈寿。

五家同修“耆旧传”： 东汉郑廑、赵谦各撰《巴蜀耆旧传》，陈术撰《益州耆旧杂传记》，晋陈寿撰《益部耆旧传》、常宽撰《续益部耆旧传》。“耆旧传”专记一地先贤事迹，是地方志人物志的雏形。

四家同修“益州志（记）”：东汉陈术、三国蜀汉谯周各撰《益州志》，晋任豫、刘欣期各撰《益州记》。

此外，还有东汉赵宁撰《蜀郡乡俗记》，三国蜀汉来敏撰《本蜀论》，谯周撰《巴蜀异物志》，晋常宽撰《蜀后贤传》等。

据刘琳先生《华阳国志校注》统计，整个汉晋时期，全国有文献可考的方志性质地方史著不过百余种，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就有三十余种，占全国约四分之一。

这个数据说明：成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浓厚的编史修志传统和文化自觉。

文化世家

修志传统如何代代相传？

汉晋蜀地尤其是成都修志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规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世家代代赓续，让编史修志成为家族的“传家宝”。

最具代表性的，是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的常氏家族。江原常氏为蜀中大族，文化世家。据明人张佳胤考证，江原常氏官至县令以上的人物就有16位。常璩的叔祖父常宽，是蜀地著名的大学者，著有《典言》《蜀后志》《后贤传》《续益部耆旧传》等。正是这份家学渊源，年少的常璩从小耳濡目染，为他日后写出《华阳国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典型是赵谦家族。赵氏是东汉蜀郡成都著名家族，赵谦的祖父赵戒，叔父赵典，赵谦自己及弟弟赵温三代四人均位列三公，赵戒、赵谦官至太尉，《后汉书》有传。赵谦撰《巴蜀耆旧传》，其子赵宁（一说为侄子）亦撰有《蜀郡乡俗记》。父子相继，为蜀地历史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谯周、陈寿的师徒传承。谯周在成都蜀汉朝廷为官，陈寿师从谯周，后来写出《三国志》——这部位列“前四史”的史学巨著。陈寿还撰有《益部耆旧传》《蜀书》，将蜀地修志的传统带向了全国。

陈寿（右）和老师谯周（2025年10月28日蓬州闲士摄于南充市方志馆）

为什么是成都？

汉晋时期成都修志之所以如此兴盛，原因有三：

一是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远离中原，有强烈的“自我书写”需求。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言，蜀地“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于中原者”。在这种背景下，蜀地学者只能“怀宝自述”，以修史立传的方式，让外界了解巴蜀的历史厚度。

二是蜀学传统深厚，文人辈出。蜀学重文史，文学方面有“扬马”赋圣，史学方面有谯周、陈寿、常璩，易学方面有严君平，语言学方面有扬雄。正是这样深厚的学术土壤，才能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修志大家。

三是文化世家代代赓续，形成了修志的传统自觉。从常宽到常璩，从赵谦到赵宁，从谯周到陈寿——修志，成了这些家族的“传家宝”，一代代传承，一代代发扬。

正是这片土壤，孕育出了后来常璩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在那个时代体制最完整且以志命名的地方志著作，被梁启超尊为“方志之祖”。它的诞生，正是汉晋之际蜀地编史修志文化传统集大成的结果。

来源：成都方志

撰文：黄小华（成都市地志办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