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满蒋介石作为，入黄埔2个月惨遭开除，后成蒋介石一生之敌

1936年冬天，西安空气里已经带上寒意。城里军队来回调动，街头谣言四起，人人都在猜测：蒋介石会不会再次对西北“动手”。在一些军官的小聚会上，一个名字却被频频提起——宣侠父。有人悄声说：“这人厉害，黄埔出来的，却专给老蒋添堵。”也有人反问：“他不过是个早被开除的学员，能翻起多大浪？”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背后藏着十几年的恩怨和一场迟来的凶案。

有意思的是，要讲宣侠父和蒋介石之间的纠葛，不能从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讲起，也不能简单从黄埔一期说起，而要从黄埔军校本身的制度矛盾说起。

一、党代表在上，校长在下——黄埔校门里的火药味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在广州正式开学。那时的名义，是“国共合作”，孙中山倡导联俄联共，苏联顾问进驻，国民党设党代表监督学校，廖仲恺出任党代表，蒋介石只是校长。换句话说，在黄埔的制度设计里，党权在上，军权在下，这是写在章程里的。

这一点，在很多学员心里并不陌生。年轻人多半只关心两件事：能不能打仗，能不能出路。而在宣侠父眼里，这套安排却是“要认真对待”的。他不是普通学兵，早年去过日本留学，本来想搞实业，后来接触马克思主义，转而投身革命，入黄埔前已经是中共党员。

宣侠父却不认这一套。他认为既然讲党内民主，就该由学员推选代表，而不是校方直接“钦定”。据当时一些回忆，他在小范围内讲得很直白：“一边说要反军阀，一边自己搞上对下的命令，这不对劲。”这类话传得快，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

黄埔创办之初，蒋介石其实并非绝对的一把手，他既要对孙中山、廖仲恺负责，又要面对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压力，心里本来就对“党来管军”有抗拒。宣侠父这样公开质疑制度，在他看来，就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

校内关于宣侠父的不满意见，被整理成材料，摆到了蒋介石案头。蒋没有马上做出处理，而是通过何应钦、廖仲恺等人做了一些调和工作，希望这个学生“能安分一点”。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平息。

二、不到两个月，被记上“黑账”的黄埔学员

黄埔开学后不到两个月，矛盾终于明面化。据相关资料回忆，某次课间，蒋介石在校园巡视、训话时，有学员私下议论其作风。宣侠父当着几名同学的面，说了一句大意是“这路子像旧军阀”。这句话，显然刺到了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

很快，宣侠父被叫去“谈话”。说是谈话，其实已经带有审查意味。问的内容很直接：是否说过那句话，对党小组长任命有何意见，对学校领导是否不满。气氛尴尬，有人劝他：“写个检讨，认个错，事情也就过去了。”宣侠父却不愿顺着这个路子。据说他只表示，自己是就事论事，并无“恶意攻击”。

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下，等于不给台阶。蒋介石看过报告之后，态度明显硬了下来。调解不再继续，处理意见变成了“清除出校”。黄埔一期这么多学员，真正被开除的仅此一人，这在军校内部引起不小震动。

有学员私下议论：“不过说了几句话，用得着开除吗？”也有人摇头：“你看不懂，老蒋这是杀鸡给猴看，以后谁还敢乱说话。”从制度上看，这次开除并非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蒋介石借机宣示：军校虽有党代表，但军权极不可动摇，学生不许以“党”为盾来挑战校长威信。

这次事件，对宣侠父来说，是命运的一个急转弯。他从黄埔的集体中被剥离出去，却也因此彻底站到了另一条路上。不得不说，黄埔军校里藏着的那点火药味，从此开始持续燃烧。

三、离开黄埔，转入西北——从边疆纠纷到抗日旗号

从广州被开除后，宣侠父并没有“消失”，而是迅速被调往另一条战线。这条线，更偏远，也更复杂——西北。

20年代后期，冯玉祥的西北军在陕西、甘肃一带势力很大，军队内部思想复杂，有民族矛盾，有地方利益，还有对中央的不满。在这种环境中，宣侠父的用处，恰恰体现在“能说、敢说”上。他被安排进入西北军系统，参与政治工作，处理一些棘手问题，其中一项就是解决汉族军队和藏族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一段，史料多有概括性的说法：他参与调停汉藏纠纷，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具体谈判细节已难全盘复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简单出面传话，而是结合民族政策和革命主张，做了不少沟通。边疆地区一旦稳定下来，不仅有利于当地民众，更让中央政府对西北军的态度产生微妙变化：既需要，又警惕。

在西北，宣侠父逐渐与冯玉祥建立起一定信任，也接触到另一位颇有抗日意识的军人——吉鸿昌。吉鸿昌出身冯部，后投身抗日，在国民党内部一直被视为“难以驾驭”。有记载指出，宣侠父曾多次向吉鸿昌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鼓励他走上更坚定的抗日道路。

1933年前后，冯玉祥尝试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旗帜，时间虽短，但影响不小。宣侠父在其中做了大量策动工作，他一方面向冯玉祥解释中共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一方面劝说部分军官不要只看眼前利害。这种活动，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一根扎在心里的刺：西北军既不完全可控，又不断受到中共影响。

就在这段时间里，黄埔时期的旧关系再次发挥作用。某次聚会中，一名旧同学对宣侠父说：“你这样折腾，小心以后还是算在老蒋账上。”宣侠父笑了笑，反问一句：“抗日这件事，将来总要有人负责的。”

四、再回国民党系统——“少将参议”的双重身份

1933年，在多方牵线之下，宣侠父短暂回到国民党军队的正式序列。据记载，一位曾在黄埔和他同窗的军官蒋超群出面说情，希望蒋介石“给旧同学一条路”，建议让宣侠父进入第二十五路军担任少将参议。

蒋介石当时面临多线压力：一边要对付日本侵略，一边要防备地方军阀和共产党，表面上又要维持“抗日姿态”。在这种局势下，他同意了这一安排。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不记前嫌”，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宣侠父放在视线范围之内。

这一点，很难完全对蒋介石保密。25路军内部一些军官对他的活动有所察觉，有人私下提醒过他：“你这样两头玩，迟早要出事。”宣侠父只说了一句：“总得有人说真话。”

不久，他主动提出离开25路军，理由是“意见不合，难以共事”。表面看，是双方和平分手，实际上，这已经在蒋介石心里又添上一笔“记号”：此人不仅不服从管理，还会在军队内部拉人心。

五、香港、广西、西安——统战工作越做越靠前

1935年前后，宣侠父的工作重心转向南方和海外。他赴香港活动，与李济深等人一道推动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这个组织以李济深为中心人物，主张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提出明确批评。

当时的香港，是各种政治力量交错的地方，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更有不少地方实力派代表。宣侠父在这里，主要做三件事：联系海外华侨，争取同情和支持；沟通各派军政人物，推动他们在对日问题上形成共识；通过公开或半公开渠道，反对持续内战。

1936年“六一事变”发生，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白崇禧与南京政府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民族革命同盟在舆论上公开站在李、白一边，支持他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种立场，让蒋介石极为不快，因为这等于在全国面前指出：他是在“误国”。

宣侠父在其中的作用，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他既是国内各派之间的“联系人”，也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执行者。到了西安事变前后，他更是直接被调往西安，参与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的接触，做黄埔系、中原军、西北军军官的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事变后，国共开始新的谈判，提出共同抗日的要求。黄埔出身的军官，在这时候有特殊位置：他们既有军队中的基础，又与蒋介石有复杂关系。宣侠父多次找一些黄埔同学谈话，其中包括日后名声甚大的胡宗南。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出身，长期被视为蒋介石在西北的“心腹”。宣侠父对他极为重视。有一次，两人在西安的一处院子里长谈，话题绕不过一个：抗日与内战。

据一个在场人员回忆，当时宣侠父说：“老胡，你是黄埔的骄子，西北这么多兵在你手上，今天该想的是怎么打日本，不是只看校长脸色。”胡宗南沉默了好一会儿，只回了一句：“话我听到了，怎么做，要看时局。”

这句模棱两可的话，既显示出胡宗南的顾虑，也体现了宣侠父努力的方向：他要抓住的是黄埔系军官这条线。如果黄埔系中出现大批倾向统一战线的人物，对蒋介石的权力格局，无疑是一种压力。

从这一点看，宣侠父的活动，已经不仅是“反内战”这么简单，而是触及到“谁来领导抗日”的根本问题。这一点，蒋介石不会看不出来。

六、1938年西安——暗线与明线的交叉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西安作为西北的重要中枢城市，成了多方势力汇集的地方。名义上，西安受国民政府管辖，驻军以国民党部队为主；但城内还有八路军办事处，有中共代表，也有各种地下组织。

1937年后，军统局在西北的活动明显加强。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在西安布置了情报网，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进行密切监视。这是大背景。宣侠父此时就在西安，从事统战和联络工作，往返于各个单位、机关、军队之间，难免落入监视名单。

蒋介石在这种时候做一个决定，并不困难。他需要抗日，但更需要保证军权不被掏空。在他看来，像宣侠父这样既有黄埔背景、又为中共做统战工作的人，属于“极难控制”的一类。一旦这些人鼓动起一批黄埔系军官按统一战线的思路行动，他对军队的掌控就会出现裂缝。

1938年4月，蒋介石在一份密令上作出批示，指示有关方面“从速处理宣侠父问题”，交由时任驻西安的军政高层执行，军统系统则负责具体行动。命令中的措辞自然不会写得太明白，但意思十分清楚。

在西安的军统人员中，有一个名字后来被反复提起：佟荣功。他出身军统系统，曾长期在戴笠身边任侍卫，参与过多次行动，枪法不错，胆子也大。接到任务后，他与另外两名军统人员被安排专门跟踪宣侠父，等待合适的“机会”。

七、球场、枯井与“出逃戏”——诡异的失踪案

1938年4月的某天夜里，西安的一处球场边上发生了一起“绑架案”。具体日期和现场细节，在不少回忆材料里都有描述，但说法略有差异，细节难以完全统一。不过有一点比较肯定：宣侠父是被几名便衣控制，押往城外一处偏僻地点实施枪杀。

据佟荣功1951年的供述，当时由他和两名同伴押着宣侠父到郊外一处无人看管的地段，在那儿执行枪决。具体开枪顺序、击中部位等细节，因年代久远、口供各异，有一定出入，不宜过分渲染。但至少可以确定，宣侠父在毫无法律程序的前提下，被秘密处决，遗体弃于一口枯井中。

问题是，杀人容易，收尾难。军统深知，如果直接报告“处决”，将来一旦风声走漏，很难交代。于是，他们设计了一出“出逃”的戏。

按佟荣功的说法，军统从警察局挑了几名侦缉队员，安排其中一人装扮成宣侠父，另一人扮成“要犯”，再由几名警察押解，假装把“宣侠父”押往汉口途中。队伍走到陕西商县附近的一个村庄时，“犯人”趁机逃跑。押解人员随即回报：“在途中，宣侠父脱逃，下落不明。”

不过，这出戏终究不是滴水不漏。时间久了，参与假扮和押解的人员，有的嘴不严，有的心存不满。再加上军统内部有奖金分配问题——关于杀害宣侠父的“赏金”，据说有人多拿，有人少拿，引发争执。有人在争执中放话：“别忘了，当年那件事可不是你一个人干的。”这句话，一层层传出去，慢慢成了风中流言。

对于中共方面来说，宣侠父在1938年的突然“失踪”，一开始确实是谜团。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曾多次打听消息，得到的说法却十分含糊：有人说他逃走了，有人说他“叛变潜逃”，但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直到后来，通过各种渠道的零碎情报，才逐渐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暗杀。

八、镇反中的供述——一条隐线被彻底掀开

时间一下子跳到1951年3月。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清查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东北重镇沈阳，有一间其貌不扬的杂货铺，老板化名“王子明”，做着看似朴素的小本生意。长期接触他的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个从南方来“讨生活”的外地人。

事实上，这位“王子明”，就是佟荣功。他在戴笠坠机身亡、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后，通过关系潜伏下来，辗转来到沈阳，开店为掩护，暗中等待可能的“反攻”机会。

1951年，公安机关根据多方线索，对重点嫌疑对象进行布控，佟荣功进入视线。抓捕行动经过精心部署，行动人员以便衣身份掌握其出入规律，趁其不备将其控制。由于年代关系，具体抓捕细节多以概述为主，可以确认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自杀或逃脱。

佟荣功被捕后，起初拒不交代，只承认自己是“跟过戴老板的人”，否认参与过重大案件。审讯持续了几天，随着证据一点点摆出来，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出现松动。某次审讯中，当被问及“西安那件事”时，他沉默了许久，终于说出一句：“你们要问的是宣侠父？”

更关键的是，有资料显示，在抗战时期，中共方面曾就宣侠父失踪问题，直接向国民党高层施加压力，要求给出交代。在逼问之下，蒋介石曾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承认，确曾下令“处理”宣侠父，只是具体方式“由下边去办”。这段表态，结合佟荣功的供述，使得谋杀事实再无回旋余地。

不得不说，佟荣功的供述，不仅揭开了一宗悬案，也暴露出国民党情报体系在解放后残余力量的活动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是一个人的覆灭，也是一个旧制度尾声中的缩影。

九、从黄埔校门到西安街巷——一条清晰的敌我线

回头看宣侠父的一生，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是从制度和路线层面交叠出来的矛盾。

黄埔时期，他在党权军权矛盾中站在了“党”的一边，坚持民主选举党小组长、批评“上对下”的方式，这让蒋介石认识到，这个学员难以驯服。被开除，不只是对他个人的惩罚，也向全体学员示意：军权不能受到挑战。

西北军时期，他利用自己的政治敏感，推动解决汉藏矛盾，参与抗日同盟军的酝酿，使西北成为抗日舆论的一个前沿，这与蒋介石试图“统一指挥”的设想相冲突。对蒋介石来说，这等于有人在他的视线之外，重新设计边疆政治。

担任少将参议那段时间，他一边站在国民党军队系统内，一边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反对“围剿”，这种“双重身份”直接危及蒋介石对部队的安全感。哪怕他后来主动离开，这份“不听话的记录”也已经写在档案里。

到了香港和西安，他通过统一战线工作，把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拉近，又试图从黄埔系里争取像胡宗南这样的关键军官。这就不再只是“批评蒋介石”，而是从根本上挑战蒋介石对抗日话语权和军队统帅权的垄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的那道密令就不难理解了。对蒋介石来说，宣侠父不是一个“普通反对者”，而是一个熟悉黄埔体系、掌握统战经验、能够影响军队中间层的“危险人物”。比起正面交锋、更换职务、软硬兼施，这类人物一旦全面倒向中共，对他掌控局面的威胁远大于一般的反对声音。

1938年那声枪响，切断的是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国民党内部与共产党统一战线力量之间的一条通道。从那之后，许多黄埔出身、倾向抗日统一战线的军官，不得不更加谨慎，很多人把态度藏在心里，很少再公开表达。

1951年佟荣功在沈阳的供述，则从另一面说明：这种出于“控制黄埔系”的政治暗杀，最终未能改变大势。军统体系靠秘密手段维护的那点秩序，随着旧政权的瓦解而分崩离析，那些曾经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勾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都变成了可以被追查、被证实的罪证。

从1924年的黄埔校园，到1938年的西安郊外，再到1951年的审讯室，宣侠父的命运线把一个时代的政治张力拉得很紧。他在黄埔校门前说出口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话，经过十几年的发酵，最后竟要用一场暗杀来“解决”。而这恰好暴露了一个事实：当一个政权害怕有人在军队内部讲真话、讲抗日、讲统一战线时，它离失去民心，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