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文化”是如何养成的？

《老炮儿》

这些年来，女性在教育参与和学业表现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诸如“女生学习能力差”“女生学不好理科”的刻板印象也逐渐被打破。

很多人开始认为，只要时代层面的资源投入已经有了，只要家长摒弃了重男轻女的观念、能够尊重孩子的需求和喜好，只要老师对男女生的成就期待与教学投入都同样高，那么，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似乎就已经终结了，不再需要被追问了。

心理学研究者杨芮，发现了在资源投入与考试成绩之外的一条教育上的暗线。学校作为社会面的代表，似乎在对男孩们进行深度的父权制改造。它与早已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暗合，让一些打破性别权力结构的努力付之东流。

“bro”是社交媒体平台兴起的一种对于有毒男子气概和男性同盟的调侃，回头来看，原来学校早已在男孩们身上烙下了压迫、羞辱和暴力的痕迹，制造了一批“bro”预备役，提前排练了他们在父权社会中的角色分工和权力关系。

作者｜杨芮

来源｜看理想节目《从痛苦中松绑的30次尝试》

01.

好好养育的男孩，为什么会“混沌少年时”？

婴幼儿时期的敏感养育，是能够理解孩子的需求，并且及时、恰当地回应他们需求的积极养育方式。这种方式到底会不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长期的保护作用？这种作用对女孩和男孩一样吗？

我和博后导师基于一项在南京持续了14年、跟踪了300多个家庭的纵向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孩子还是婴幼儿的时候，我们通过观察母亲和孩子自由玩耍时的互动，评估了母亲养育的敏感程度。

敏感程度高的母亲，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能注意到孩子的注意力在哪里，能够通过跟孩子的互动理解孩子在想什么，围绕着孩子的兴趣辅助孩子更好地去玩这个东西，用语言、表情、肢体，营造出一种安全的、温暖的互动氛围。

我们发现，婴幼儿时期母亲对孩子养育的敏感程度越高，到了15岁，女孩自我报告的抑郁症状和社交焦虑水平就越低。童年早期被好好理解、得到恰当回应的女孩，到了青少年时期，整体上心理状态会更稳定一些，非常符合已有的心理学理论。

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男孩的结果。对于男孩来说，母亲在他们婴幼儿时期越能恰当地回应需求，到了15岁，男孩们自我报告的抑郁症状和社交焦虑反而越高。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已经发现，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早期经历更多敏感养育的孩子，到了10岁左右都会更愿意求助，也更愿意表露自己的脆弱情绪。换句话说，他们会更少表现出那种强调“超级独立”“超级坚强”“什么都自己扛”的行为。

按照理论，这本来应该是更健康的，因为愿意求助、能够表达脆弱，通常意味着一个人更有可能在困难中获得支持，更知道如何运用支持，也更不容易被压力和冲突压垮。 可问题就在于，这种行为在男孩和女孩身上的社会意义，并不是一样的。

《亲密》

尤其到了青少年时期，主流文化对男孩的要求仍然独立，坚强，不能太脆弱，不能太依赖别人。求助和表露脆弱，在很多情境里都会被看作“不够男子汉”，甚至很容易成为被嘲笑、被贬低、被孤立的理由。

难道早期被敏感养育过的男孩，到了青少年时期反而更不容易完全适应这套主流男子气概的要求，才使得他们在这个年龄段遭遇了某种特殊的挑战？

对青少年女孩来说，无论她们现在觉得自己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得到了多少支持，早期敏感养育对她们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都几乎不受影响，是非常稳定、而且相当持久的。

可是对男孩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发现，早期母亲越敏感，男孩到了青少年时期反而越觉得自己得不到老师的支持；而这种较低的老师支持，与他们更高的抑郁症状和社交焦虑有强关联。

换句话说，对这些男孩而言，问题并不是他们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而是他们似乎更难在学校里、尤其是在老师那里，被理解、被接住、被支持。而老师支持的缺失，又直接和他们更高的抑郁和社交焦虑联系在一起。

这个结果非常容易被误读。它不是在说，敏感养育对男孩有害；也不是在说，男孩就不应该被理解、被温柔对待。 而是在提醒我们，在家庭之外有一些因素，在把这些原本应该有益的东西变成风险，让男孩在青少年时期更不被支持，感到痛苦。

而这个因素的核心来源，就是学校。

02.

学校如何对男孩进行深度的父权制改造？

在我们的样本里，那些早期经历敏感养育的男孩，到了15岁这个阶段更觉得自己不被老师支持。那么，在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怎样的环境使得他们有了这样的感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发展心理学研究者李萱一起用了这个项目中的20名青少年访谈数据，试着去理解这些青少年是如何体验自己作为一个女生或男生的，以及他们如何习得和抵抗性别角色。

即使这20名青少年都来自不同的学校，总结出的性别特点也各不相同，却对一个问题有着高度一致的体验——老师对女生和男生区别对待的方式。

女生们会反映，女生哭泣比男生更容易被接受。有意思的是，我们没有在男生口中直接听到对“不能哭”的要求或者抱怨。但是，男生们说出了更多其他形式的区别对待，比如，老师对女生更宽容，但对男生更严格。

男生们说，老师只是批评时会更严厉一些。可是，女生们说出来的，就不只是“严厉”这么简单了，有时候甚至是一些肢体上的暴力。

样本中的青少年来自南京市区不同的学校，他们的父母大多都有本科学历，在南京属于比较典型的中产家庭。也就是说，这些对男生的打骂并不来自所谓“非常落后”的学校，也不是极个别的事件。

这些访谈的时间是2021年，也许在今天，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青少年心理问题，老师会更加谨慎一些。不过这些访谈显示，对男生更严厉的打骂不只发生在学校里，家长也是如此。

《年少日记》

父权传统对于男性有一套明确的期待：男性更坚强，也应该更坚强。所以，打骂没关系；甚至，正因为他是男孩，所以才需要打骂。

很多人至今仍然觉得，今天青少年出现的心理问题，是因为打骂得不够，是因为孩子被宠坏了。

我之前就听过一位中学男校长在公开论坛上很遗憾地表示，现在的孩子打不得、骂不得，老师因此缺少了一种“教育”孩子的方法和手段。他作为80后，觉得自己从小是被打骂大的，心理仍然非常健康，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脆弱。

我不知道打骂是不是真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我绝对不同意“被打骂大的孩子，心理反而更健康”这种说法；我也不认同，现在孩子身上呈现出的集体性心理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承受足够的狂风骤雨。无数国内外研究都已经表明，羞辱和肢体暴力，对一个人长期的身心健康都会带来非常深刻的负面影响。

可是，除了心理健康受损这个相对更容易看见的“结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这种针对男孩的“打骂教育”还在传递一条更深的讯息——男生是可以被暴力对待的。

在我的成长经历里，也曾真的相信，男生就是比女生更坚强，用暴力对待男生，是某种对他们的“尊重”；“男生是不会还手的”，甚至被包装成一种对女生的谦让和保护。

总之，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同学之间，似乎都觉得，对男生使用暴力并没有什么不妥。这被看作男性成长的一部分，也被看作男子汉气概培养的必经之路。

如果周围的人都更暴力地对待你，而且又不允许你哭、不允许你表露脆弱，因为那样只会招来更多的羞辱和欺负，那么除了逼着自己变得更坚强、更依赖自己之外，似乎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这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早期被敏感养育过的男孩，到了青少年时期会格外觉得自己得不到老师的支持。

因为他们作为可爱的小男孩时所经历的对待，和他们被要求成长为“男子汉”之后所面对的对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一种情感需求、尊严和体面上的突然断裂。而这种断裂，很可能会让他们感到非常痛苦，也非常不知所措。

更重要的是，这种针对未成年男性的暴力，传递的不仅仅是暴力本身作为一种结果，更在传递一种允许对男性使用暴力的理由——因为男性被认为是更强大的、更坚强的，是应该习惯暴力，并学会用暴力去应对未来生活的人。

拿男生对女生的“调戏”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它是不经过对方允许的对待，是“手比脑子快”的对待，是不需要考虑后果、甚至把“后悔也没用”当成默认前提的对待。而这恰恰就是在成年人语境中讨论的男性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的雏形，也是暴力文化得以生长的土壤。

如果我们不希望男孩接受这样的底层逻辑，那么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又该如何理解那些针对自己性别的暴力呢？他们又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同样是犯错，老师总是对女孩更宽容，甚至会默许女生对男生的暴力呢？

对男孩更严厉的打骂、对他们脆弱的羞辱、对他们情感需求的忽视，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让男孩更坚强”；但更深层地看，它其实是在做一件父权制度非常核心的事：把男孩社会化成男人，把他们训练成能够适应暴力的、支配的逻辑、也能够继续维持这种逻辑的人。

《少年的你》

这样的训练，未必会让每个男孩都成为支配者；很多男孩首先成为的，恰恰是被这种秩序深深伤害的人。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仍然可能在长大之后，把自己曾经承受过的东西继续传递下去——传给更弱势的人，传给伴侣，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就像前文那位中年男性校长，可以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这几年“不能再打骂学生”的惋惜，可以把自己“在打骂中长大”当成一种骄傲来讲述。很难不去想，在这几年之前，他大概率也曾经这样对待过学生，或者这样对待过自己的孩子；甚至，他还可能会把那些孩子身上后来出现的任何积极品质，都归功于自己的打骂。

也就是说，暴力不只是伤害了人，它还会在父权的逻辑里，把自己伪装成一种有效的塑造、一种必要的教育，甚至一种值得自豪的经验。

而学校深度地贡献了对男孩进行父权制度的改造，让他们不只是在学校受一些苦的锻炼而已，更是要让他们在集体中受苦后，挣扎着习惯和认同这种逻辑，最后再把这种逻辑继续传递下去。

03.

重活累活都让男生干，

是女生的性别红利吗？

针对未成年男性的暴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它很可能会让男孩把这一切理解成某种“女性的性别红利”，觉得“做男生是很不幸的”“女生可以为所欲为”“女性才是第一性”。

如今，如果成年男性说出这样的话，人们会立刻反驳、批评、抨击。而站在一个男孩的视角，去想象他在成长过程中持续面对的这些区别对待，就会发现他们这样的感受从何而来。

一位身为男老师的父亲，看着自己儿子在小学里的经历，觉得男孩在学校里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做，挨骂也是男孩在挨骂，女孩在学校里做的事更轻松，又“碰不得骂不得”。

如果学校对男孩更加严苛，从而显得做女孩有更多“好处”，我们就能说这是性别平等的进步吗？能说这是对父权的反抗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再看学校里男生和女生所面对的另一种区别对待：集体中任务、责任与机会的不同划分。

体力活、更脏更累的事情交给男生；和文字、登记、整理有关的工作，或者那些被认为需要细心、耐心、照料性的工作，则更多交给女生。而且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分工在小学时还没有那么鲜明，到了初高中反而越来越清晰。

很多时候，这种分工根本不是基于真实的能力差异，而是基于一种性别想象，是性别刻板印象，更是传统性别角色的传递。学校里的很多分工，和体力并没有真正关系。那些活并没有重到只有男生能做，也没有复杂到女生就做不了。

它之所以总是落到男生身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更适合”，而是因为学校和老师默认了：有些事情，本来就该由男生来承担。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性别分工，也是一种日常化了的性别训练。

《我的少女时代》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恰恰说明女生被保护、被照顾，拥有某种优势吗？哪怕她们明明能做，老师也让男生去做，这难道不就是女性的性别红利吗？

但实际上，学校里的这些安排，从来不只是“谁多干一点、谁少干一点”这么简单。

学校里进行的一切技能训练、观念训练和角色训练，都会成为未来女性和男性走入社会的准备。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被反复安排去做什么、被鼓励去承担什么、被默认适合什么，就很可能会影响他们后来如何理解自己应该在集体中站在怎样的位置。

如果女生和男生在成长中都逐渐习惯于认为，集体里那些更重要的、更难做的、需要承担后果的事情，本来就应该由男生来做，那么男生得到的就不只是体力上的锻炼，也不只是“能干活”的技能。

他们得到的，还有在集体中承担责任的训练、在公共事务中被优先召唤的训练、在压力和责骂中继续行动的训练、在被看见和被要求中形成存在感的训练。

甚至，他们还会逐渐学会：因为自己承担了更多责任，所以被骂也是正常的；因为自己更早习惯了这种压力，所以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就可以更大胆、更无所谓、更敢往前冲。

而女生看起来像是被“照顾”了、被“保护”了，不用搬书，不用做脏活累活，不用承受那么多公开的指责。可是与此同时，她们也在被排除在很多重要的、困难的集体事务之外：

如何承担公共的责任，如何在集体中占据中心位置，如何处理压力与冲突，如何在被注视、被要求、被考验的情况下仍然行动。她们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一种被保护的边缘位置。

所以，这恰恰不是“女生占了便宜”那么简单。

父权制度从来不只是通过压低女性来运作，它也会通过一种看起来像“保护”的方式，把女性排除在权力、代表性和责任的中心之外。看起来不让你干重活、不让你挨骂、不让你去承担那些“麻烦事”，其实也意味着不让你积累那套未来更容易进入公共生活、进入权力位置的经验。

有女生讲述，她并不觉得老师对女生的区别对待是偏爱。相反，她觉得老师“看起来对男生更凶”，但实际上“比较喜欢男孩”，因为真正得到更多关注、提拔和机会的，仍然是男生。

她提到，班主任接手班级后，“很明显地在提拔我们班两个男生”，不仅让他们担任班委，“平常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活动都让他去”。甚至在一次演讲比赛里，原本语文老师按稿件质量选出来的前三名“都是女生”，但男生不服，班主任马上介入，追问“还有没有男生想试一试”，最后一个“稿子分数很低的人”反而代表班级去参赛。

这段观察把问题说到了父权制度的核心：谁被看见，谁被提拔，谁被赋予代表集体的资格。我们之前说到的老师对男生的那种公开的暴力和羞辱，当然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学校并不是一边单纯地“打压男生”、一边“优待女生”。

它做的其实是另一件更复杂、也更符合父权逻辑的事情：一边通过更严厉的打骂、羞辱和要求，把男生训练成更能承受压力、更习惯承担公共责任、更适应竞争和支配逻辑的人；另一边又通过看似保护、实则边缘化的方式，把女生更多地安置在支持性、辅助性、细致但不居中的位置上。

《女生要革命》

学校里的这种区别对待，并不是在反抗父权，更不是实践真正的性别平等，而是在以一种非常日常、非常温和、也因此不容易被识别的方式，提前排练父权社会中的角色分工和权力关系。

我不是在说，我们也应该去让女孩也去承受同样的羞辱和暴力。恰恰相反，如果对男性的责骂和暴力，被默认为一种培养男性进入公共领域、承担社会责任、成为领导者的方法，那我们在未来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看到的，就很可能正是这种逻辑的延伸：

那些被训练成“能扛事”的男性，更容易成为代表者、决策者和支配者；但他们所习惯的管理方式，也往往会继续带着压迫、羞辱和暴力的痕迹。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学校为什么对男孩这么坏”，或者“女孩是不是因此占了便宜”。更深的问题是：学校究竟在把男孩和女孩分别训练成什么样的大人？它究竟在为未来的社会，准备什么样的男性和什么样的女性？

学校里的这些分工，绝不只是一些小事。它们不是班级管理里的细枝末节，而是在为未来的性别秩序做准备。

它们一边让男孩学会承受、学会出头、学会占据中心，哪怕这种学习是带着暴力和伤害的；一边让女孩学会配合、学会细致、学会待在边缘，哪怕这种边缘被包装成了照顾与体贴。这，才是父权在教育中的深层运作方式。

尾声.

一个让人学会压抑、学会服从、学会用羞辱和不平等去理解自己与他人的体系，不可能是在实践爱。所以，当教育在日复一日的规则、分工、评价和互动里，不断巩固父权的逻辑时，它其实就在进行一种非爱的实践。

关于性别问题，我们太关注成年世界里那些已经成形的冲突，却太少去追问：我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学会父权、习惯父权、甚至开始替父权运作的。

那些发生在十几年教育过程里的细节，那些看似很小、却不断塑造我们的规则、分工、评价和感受，被谈论得太少，也被记录得太少。

而如果这些“发展的过程”没有被看见，我们就很难真的改变后来进入社会之后，那些更复杂、更顽固的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更多的记录，我们也会错过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抵抗，错过那些值得学习、值得珍惜的经验。

《左撇子女孩》

在这些青少年身上，我看到的恰恰是很多成年人已经失去的东西：他们对自己经验和感受的诚实，他们对同性与异性处境的体察，他们对不公的敏锐和对他人的关怀，很多时候其实远远超过今天舆论场里的成年人。

呼吁大家记录自己在十几年的教育中有过的经历，不只关于分数、关于考上哪所大学，也包括那些关于性别的，关于友谊的，关于恋爱的，关于羞辱、偏爱、竞争、沉默，还有很多可能很小但你一直记到今天的事情。

我们需要这些经验，作为理解自己的基础，也作为彼此的养分，去帮助我们辨认来路，并且一步步走向那个更平等、也更有爱的未来。

音频编辑：香芋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少年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