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忆：怀念吴奚如同志

患难是友谊试金石。一般雪里送炭者少，锦上添花者多。人在患难中更需要友谊。“文革”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我是三看干部：看书看病看朋友。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吧，应陈丕显同志之约，在武汉翠柳村住了一段时间，从朋友的嘴里，听说吴奚如同志住在解放公园路四十六号，身体不大好，老有病，不大出门。

我顿时想起了四十二年前的往事。

三十年代初，吴奚如是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之一。记得一九三六年马子华、田间、王元亨和我几个青年作家和已在文坛出名的作家聂绀弩一同创办《文学丛报》的时候，创刊号就登载了奚如短篇小说《侉子老赵》，第三期发表他另一短篇《营长》，他的中篇小说《初步》刊登在第五期。他生活丰富，功底深厚，读后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觉得他是一位有丰富生活基础的作家，发展前途很大。正式见到他是在欧阳山主持的《小说家》月刊的座谈会上(这以前也许在别的作家的家里见过，记不清了)。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长袍，象个文弱书生，面孔黄里发黑，十分沉静，说话不多，讲得含蓄，但是言简意赅。一看到那一双机警的眼睛，就知道他见过风雨，经历丰富。我们当时没有多谈，见面次数多了，才多少知道他一些情况。不久，他离开上海，听说他到陕北去了，其实他到张学良将军那边，参与秘密政团“抗日同志会”机关报《文化周报》，担任主编。

他曾经在黄埔军官学校特科大队担任中共党分支书记，又担任过叶挺领导的著名的独立团政治指导员。大家都知道，在北伐途中，特别汀泗桥一役，独立团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就担任湖北省军委参谋，省委常委，还任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四月，党派他到上海参加“左联”大众工作委员会工作，还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特科工作是绝对保密的，所以他出席《小说家》座谈会时的神态十分严肃机警。

1939年4月10日，吴奚如（左一）、叶剑英、李崇、李涛、边章武、薛子正在南岳干训班。

一九三八年夏天，经过武汉去延安的时候，我在八路军办事处碰到他。他穿着一身灰布军服，一改书生模样，俨然是一名英武的军人了。这时，他担任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多谈，就匆匆分手了。我到延安第二年就去了晋察冀边区,一九四二年冬天回到延安,次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听说昊如也在党校学习。延安地方很小，熟人几乎可以经常碰到，却没有机会遇到奚如。曾经听到对他的一些传说，枣园康生对他进行长期审查，具体情况不清楚，大概已经失去了自由。当然,无从谋面。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一别，转瞬之间，度过了四十个春秋，但我常常惦念奚如的下落。听到他在武汉，当天下午去看望他了。他住在一套公寓式的房子，一见到我，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久别重逢，喜出望外。在喜悦里又流露出一缕凄凉。他低沉地对我说:多年来，没有人来看望我了，非常寂寞，没想到你到武汉不久，就来看我，太使人高兴了。他低声对我谈到一九四二年到四六年期间，在康生的指示下，采用逼、供、信的手段，把他打成“叛徒”。他说明事实经过，别人不信，延安当时处在国民党封锁包围当中，也不可能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调查事实真象并且告诉他，他所提供的证明人都牺牲了，死无对证。一桩冤案，于是铸成。他一气之下，自动退党，被送到东北分配工作。他担任了牡丹江市总工会和松江省总工会主席，东北总工会生产部长，鸡西煤炭工业学校校长。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副主任。不是党员而能担任上述职务，是一位负责同志说明他过去的经历才任命的。一九五七年起，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的专业作家。

一场空前的巨大政治风暴席卷了全国大地，持续十年之久。湖北并不例外，奚如也未幸免，他的历史问题给揭露出来了。造反派成立了专案组，进行长期的多方面调查。他提的证明人当中有两个还活在人间，其中一位是省军委书记，被国民党判处有期徒刑；另一位是老看守，依然健在，他们都证明奚如不是“叛徒”。但是造反派要维护康生等人的威信，维持原结论。在冤假错案的基础上，维护康生等人的“威信”，这是什么“威信”?这样的“威信”能维护下去吗?历史会做出正确的答案。

我告诉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许多冤假错案，在党中央领导下，绝大部分都平反了。中央领导同志说过，不管什么时期的也不论哪一级负责人批的，凡是冤假错案的一律实事求是地平反。他的眼睛立即闪出兴奋和激动的光芒，热情抓住我的手，脸上露出了微笑，说:那么，我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我点了点头：你可以向中组部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同时，你生活经历丰富，也可以写一些革命回忆录。

当时，奚如还戴着“叛徒”的帽子，逆来顺受，被迫退休，归街道管，剥夺了一切政治待遇。使他苦恼的是年老多病,不能到较好条件的医院就医。他年过古稀，讲话的时候，不断咳嗽，面有病容，体力渐渐衰弱了。我把他的问题和病情反映给中共湖北省委负责同志，不久，他可以到高干病房就医了。这以后，逐渐有人去看他了。

过了没有多久，我又去看他。我在酝酿构思描绘整个抗日战争历程的长篇小说，遇到有关抗战时期军政部门原址与领导人物活动场所，我都想去看看，碰到了解抗战情况的人，我都想找他谈谈，不断积累创作素材，才能执笔。我向奚如了解周恩来同志以及国民党军政大员在武汉的活动情况，因为他是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他一般的谈了一些，可是缺乏细节，而我特别需要的恰巧是细节。当他知道我的意图，这位多年不创作的小说家，给我补充了一些。过了几天，因事回到北京，我收到他的信，又告诉我周恩来同志见蒋介石会谈的某些情况等等。

从此，鱼雁常通，使我增加对他的了解。他在一封信上说：“在你的鼓舞下，我不但重新拿起弃掷廿多年的笔，开始写回忆录《落花梦》，并且向中央组织部提出了申诉书”，要求复查他的历史问题。过了一段时期，他没有收到复信，给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去了一封信，打听消息。

全国文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曾向有关方面建议，像吴奚如这样的老作家，可否邀请参加会议。因为他多年没有创作小说，年轻一代作家不大了解他，作为作协省的分会代表出席，怕不容易。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托周颖同志转告奚如。奚如有个孩子寄养在绀弩同志家里，周颖对之如同亲生子女。他听到这消息，给我来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你曾对周颖说，我可能出席文代会，但此间并无表示。当然，能出席文代会很好，可以得到机会会见许多老战友，也可以得到向中央直接请求解决我的历史问题中有关我须回答的各种提问的机会。我想请求你通过中央一级有关部门(如文代会筹委或中宣部.... )，正式邀约我出席文代会....”

有关方面知道他的愿望以后，我到欧洲访问去了。文代会开会的时候，我正在巴黎，没有出席。等我回到北京，文代会已经结束了，各地代表也早已回去了。我打听一下，他做为特邀代表出席。他还准备在会上为胡风问题发言，经同志们劝阻，遂将发言以书面送交组织参考。他有机会去找中组部请求解决他的历史问题。回武汉后，精神比过去昂扬了，创作灵感也经常在他心头蠕动了。

他不只是关心自己，更关心亲密的战友。在武汉聚首的时候，他就对胡风问题的处理保留自己的意见。他对我说，胡风为党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而这些工作只有他和少数人知道。他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胡风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定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在狱中多年，下落不明。许多人都顺着上面的意见讲，谁也不愿说出不同的意见，甚至一提到胡风名字，就闭口不谈，或者悄悄离开，生怕招惹是非。绝大多数是“明哲保身”，落井下石者也有，那是极个别的，敢于为胡风讲点公道话的，真是凤毛麟角。世态炎凉，自古已然，“文革”期间和以后，越发为烈。

奚如为了实事求是，为了真理，为了战斗友谊，他为胡风说公道话。在一九三六年春，冯雪峰同志从陕北到达上海以前，奚如奉命委托胡风为党中央特科(它代表党中央在上海执行任务，在艰险的隐蔽斗争中从未中断)和鲁迅之间的“机要交通员”，长期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方志敏同志在狱中送给鲁迅一封密写信，只是一纸白纸，并无字迹。鲁迅特派胡风请教奚如。奚如将原倍显影，才知道是要求鲁迅援救他出狱。鲁迅怕公开援救会使敌人提前杀害他，不如拖延时间，采取多写一些稿子。奚如通过特科，派人与方志敏联系。方志敏托人带出《可爱的中国》与《清贫》重要著作原稿，由冯雪峰托人保存。新中国成立后，两篇作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抗战初期，胡风在武汉创办《七月》杂志，它的编辑方针是经过中共中央长江局文委(书记是宣传部长凯丰兼任，委员有冯乃超、钱俊瑞、何伟与奚如等)讨论和指导的。周恩来同志会见反战作家鹿地亘与池田幸子夫妇，为了保密，约在胡风家里见面，由胡风担任翻译。周恩来同志带奚如一道去的。奚如提起这些往事，根据他的判断，胡风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

四月六日他来信说：“前次咱们见面时，承你鼓励我应该写些回忆录之类文章发表，我最近为报答故人的期望，立即写了两篇文章(《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并已寄给《新文学史料》。他们来信表示羡赏得很，并要我开始写《论胡风》一文。因我曾写信问过他们:你们敢不敢用这样的文章？过去以为胡风还活着，觉得他现在是到了可以请求党重新审查他的历史了。所以，我从没想到要由我写关于胡风的历史真相。但前几天有人告诉我:胡风已经死了！我才万感交集，情不自禁写了《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一文，主要说明鲁迅在当时为什么那样信任胡风?不是什么被蒙蔽，胡风当时真不是国民党分子。”

他于是写了长达两万字左右的文章。《胡风生平及其功罪》寄给《新文学史料》季刊，引起编辑内部争论，无法决定。请示中央宣传部，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审阅后的批示大意是，此文很重要，但当前不宜在刊物上发表，可交党史资料部门处理云云......

可见奚如提供了胡风的重要情况。我想，对于组织上了解和最后处理胡风同志问题是有很大帮助的。楼适夷从四川峨眉畅游归来路过武汉，告诉他胡风未死。他非常高兴，胡风问题可以由他自己申诉了。在胡风问题未解决以前，敢于挺身而出，为胡风写证明材料，为胡风讲公道话，这无畏的胆识、惊人的道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崇高的友谊，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何况他自已还背着沉重的历史问题的包袱哩，更是难能可贵。

以同样的精神，他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伟大的死》，定稿于一九八O年七月。这是写瞿秋白同志被捕直到从容就义，高唱《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而离开人间，高大的形象却留在万千读者的脑海里!

奚如创作以短篇小说居多，间有中篇，出版过八本小说与报告文学集，不能说是创作上的丰收。以他的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文学修养，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他的革命生涯来看，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十月就担任湖北省委代书记，应该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有更大的贡献；但事实并不如此。是革命家奚如妨碍他成为更有成就的小说家呢？还是小说家奚如使他在政治上不能大展宏图？也许两方面互有原因，也许都不是，而是别的原因。康生对他的迫害，制造冤案，可能是重要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吧。康生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奚如不过是其中之一。奚如默默地活着，默默地离开了我们。

一九八五年三月初吧，我忽然听到奚如逝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惦念着他的历史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因事缠身，没有能够赶到武汉和老友见最后一面。党是伟大的，终于实事求是地恢复奚如的名义，悼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老红军，著名作家吴奚如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十一时四十分在武昌逝世，终年七十九岁。”骄横不可一世，制造许多冤假错案的康生们，而今安在哉？历史的垃圾堆里是他们的坟墓！

1986年8月10日

北京医院

作者丨周而复（文化部原副部长，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