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千亿顶流”刘彦春遭遇业绩“滑铁卢”，“双经理”是破局的“金钥匙”吗？

随着公募基金行业加速向投研平台化转型，淡化个体明星效应已成共识。团队化转型中，新生代基金经理的数量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共管模式被视为对基金经理“个人化流量”的一种修正。从投资逻辑看，单一基金经理的能力广度与研究深度难以兼顾。双经理或多经理制有望实现能力互补。

昔日“千亿顶流”刘彦春遭遇业绩“滑铁卢”，排名垫底之际，景顺长城基金突然增聘新人“减负”。

5月9日，景顺长城基金公告称，刘彦春管理的景顺长城鼎益、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三只产品同时增聘基金经理。至此，刘彦春在管的6只基金形成“3只共管+3只独管”格局。行业周期与代际博弈交织，“共管模式”落地，“双经理”是破局的“金钥匙”吗？

业绩与光环“撕裂”后，“减负”成必然

此次增聘后，刘彦春管理的6只产品，有3只保持独立管理，还有3只基金与其他基金经理共管。

公告内容显示，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增聘基金经理徐亦达，其于2025年10月加入景顺长城基金，曾任盛盈资本管理研究部研究员，东吴基金研究策划部研究员，湘财基金投资研究部副总经理、研究部总经理兼基金经理、投资二部总经理兼基金经理，过往管理基金曾覆盖新能源、医药等领域。

2025年9月，景顺长城鼎益混合（LOF）增聘基金经理柯海东入职景顺长城基金，今年5月起任股票投资部基金经理。此前，柯海东历任中投研究总部食品饮料分析师、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食品饮料分析师、前海开源基金投资部基金经理、国联基金权益投资部资深基金经理。

2015年1月，刘彦春加入景顺长城基金，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股票投资部基金经理。刘彦春在2021年第二季度时管理规模达到顶峰，凭借1163亿元的管理规模，跻身市场罕见的“千亿顶流”行列。据Wind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刘彦春共有6只在管基金，均为单独管理模式，管理总规模为265.50亿元。

管理规模在四年间缩水逾七成，这一剧烈收缩，不仅折射出明星基金经理在均值回归周期中的典型困境，更揭示了单一赛道极致偏好所累积的结构性短板。当市场风格切换、核心资产估值体系重构，曾被高估值逻辑支撑起的庞大管理规模，终难逃周期回落的重新定价。

此次“减负”，印证刘彦春长期固守的投资策略，与市场走势判断形成明显错配的困境。从持仓结构看，刘彦春长期坚持高仓位、高集中度、低换手率的风格，重仓标的多年未有明显调整。以今年一季度末为例，6只基金第一大重仓股均为贵州茅台，并共同持有五粮液等消费类个股。尽管其前十大持仓中也出现腾讯控股、宁德时代等泛科技方向标的，但整体配置仍以白酒为核心。

伴随白酒板块持续低迷，其在管产品业绩遭遇明显回撤，规模亦大幅缩水。2025年全年，刘彦春管理规模下降逾百亿元，同类排名几近垫底。代表作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A近年来业绩持续承压，业绩持续亏损已成常态。而近年来，新能源、AI等新兴板块轮动加速的背景下，其仍重仓消费板块内白酒标的，多数在管产品录得亏损，投资者回报因此受到明显侵蚀。

“团队化”共管，会立竿见影吗？

官方将此次增聘解读为增强投研力量、促进投资风格多元化。在消费行业复苏时点尚不明朗的背景下，这一调整不失为主动求变之举。刘彦春在一季报中也表达了对消费领域的长期信心，2025年中期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触底回升，尽管房地产仍在调整，但产业持续升级、全球竞争力提升，对包含地产在内的消费前景并不悲观。他同时强调，我国制造业发达、能源独立性强、债务负担小，周期性风险化解有序推进，内生动能正逐步恢复。

然而，市场的疑问同样直接：“团队化”共管，能否立竿见影？对此需作双重解读。

一方面，这确属基金公司“以老带新”的人才培养常规动作。两位新增聘基金经理均于去年入职，通过共管模式实现经验传承与投研协同，具有合理性。

另一方面，在刘彦春长期业绩持续承压、管理规模缩水逾百亿的背景下，增聘亦难免被解读为“变相减负”。当一只基金从“单人主导”转向“团队共管”，核心投资逻辑是否会因多方博弈而改变，仍有待观察。

客观而言，投资风格的形成需要时间，改变更需要代价。消费赛道的回归，终究依赖于宏观基本面与市场信心的实质性修复。“双经理”模式下，话语权如何分配尚不明确。团队化共管能否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善，不在于管理形式的变化，而在于能否真正引入多元化视角、优化配置结构，并在坚守与调整之间找到平衡。

转型十字路口，优胜劣汰还看业绩

随着公募基金行业加速向投研平台化转型，淡化个体明星效应已成共识。团队化转型中，新生代基金经理的数量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共管模式被视为对基金经理“个人化流量”的一种修正。从投资逻辑看，单一基金经理的能力广度与研究深度难以兼顾。双经理或多经理制有望实现能力互补。

“珠联璧合”能带来1+1>2的实效吗？一只基金更换基金经理后，其投资风格、理念乃至持仓结构都可能发生明显变化，换手率突然放大的案例并不鲜见。这意味着，共管并非简单的能力叠加，更涉及话语权分配、投资逻辑磨合等深层挑战。

“去明星化”浪潮背后，是持有人利益、基金经理声誉与公司规模三者之间的现实博弈与艰难取舍。对基金经理而言，声誉与规模的双降，意味着话语权的流失。对基金公司而言，过度依赖单一明星经理，既面临人才流失风险，也难规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业绩波动。对持有人而言，他们关心的不是公司内部的管理架构调整，而是基金能否真正回本、盈利。

景顺长城基金的阶段性挑战，既是行业周期的缩影，更是老将路径依赖与新生代话语权博弈之下的十字路口：投研平台化究竟是走向“平均主义”，还是实现“优胜劣汰”？

作者 | 姝予

编辑 | 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