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教授：苏州之外，见苏州之广

题图：国家级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夜景（园区党政办供图）。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间重要合作项目，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163.1亿元。

苏州是江南之首府，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和创新的重要引擎。在当前世界格局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寻找更上一层楼的转型之路。如果我们从中国文明和全球经验的视角观照苏州、江南的存在意义，则我们或将发现全球形势下我国企业再突破、再发展的直接密码。与此同时，历史和未来的贯通，在苏州还有巨大的空间——这也是这座城市应当用心重塑、再造、引领的文化软实力。

——邵科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南京大学全球知识产权研究院创建院长南京大学苏州校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州之外

见苏州之广

文 | 邵科

作者简介

邵科，2021年12月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国家重大人才工程A类），南京大学全球知识产权研究院创建院长、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南京大学苏州校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本科校友、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博士。2023年正式归国前，曾在海外QS全球百强名校任全职终身教授，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学习、工作二十二年。矢志不渝地以阐扬中国文明为本位，深度反驳了哈佛大学安守廉（William Alford）误导了西方政商学界两代人的西方中心论。曾在《法学研究》（法学三大刊之一）、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Hong Kong Law Journal等学刊发表论文，并曾受邀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的匿名审稿人。代表作《昭隆传统之大美：中国文化如何成为全球治理的建构者》（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一书，是中国文明和中国知识体系深度、精准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开拓性深层原创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文明和全球治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等。2007年，在澳大利亚首创并长期引领重要前沿人才课程，为亚太顶尖跨国公司和律所培养了一大批能尊重中国的紧缺、复合型精英人才。

丙午春月，万物隆盛之始。而世界的竞争，也正在加速变化。当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觉察到，在世界大势中竞争到今天，最终走到了思维方式、做事方式需要突破的大门前。这就触达了精神、文化深层里的问题，也就是核心竞争力的终极要素。

关键的线索，也许在苏州的传统里。什么是苏州的传统？这一问看似是地域性的，却对我国广大企业在思维、做事方式上的突破，有普遍深刻的意义。南京大学全球知识产权研究院以“中国本位·全球经验”为开院宗旨，致力于增进我国企业的全球规则与文化思维竞争力，对这一问尤为关注。因此，2024年秋，我们在高品质、高起点的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举办了哈佛、剑桥、纽约等大学知识产权领军元老首度集聚中国的全球论坛，和苏州科技产业界300多人进行全球规则的前瞻对话，就是为了从跨文化的深层来观照中国产业的升级道路。

两年来，我们对苏州企业有了一些体会——务实、认真、理性。有的说，这是苏州平和从容的地方性格，或是创业早期形成的勤奋习惯。更多的则说，这是市场经济三十年里苏州、新加坡合作的结果，或是毗邻上海的竞争段位自然导致的“地缘低姿态”。

这些说法，还不足以诠释苏州。一座城市的成就，其内核都是文化要素，哪怕文化只运行于潜意识中。作为GDP超过南京和杭州的“地表最强地级市”、匹敌深圳的“工业第二城”、动观流水静观山的宜居城市、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位居全球第六的“上海—苏州创新集群”中心带，苏州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我当然无法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本文的答案或许包含了苏州乃至全国广大企业在全球形势下再突破、再发展的密码。

2024年9月22日，南京大学全球知识产权研究院全球论坛上，美国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中心联席主任、哈佛大学WilmerHale知识产权法教授威廉·费歇尔作题为《哈佛大学之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旨演讲。（本文作者供图）

溯源

但凡观照一种传统，均应对人的观念和潜意识作溯源，切忌短平快地拼凑答案。

200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出版了其名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同年摘得汉学大奖费正清奖（John K. Fairbank Prize）。彭慕兰指出，要讨论工业革命的成因，只有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才是英格兰可以合理比较的对象，因为从经济、生活水准、技术创新等要素上看，18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是难分伯仲的全球最发达地区，并且英格兰的胜出是偶然的。当然，西方社会上对中国文明的认知长期匮缺，至今鲜有人听闻过“江南”这个中国文明的重要概念，而香港、广东（Canton）则家喻户晓。

同属加州学派的清华大学历史学家李伯重，在90年代初对明清时期江南的地域范围作过界定，即包括苏州（辖昆山、常熟、嘉定等）、松江（即今上海地区）、常州（辖无锡、宜兴、江阴等）、镇江、江宁（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州（辖今南通局部及崇明），共八府一州，同属太湖水系。当然，江南的概念是多样化的，另有吴语区意义上的江南，地理范围亦时有变迁，总体上还包括皖南及浙江其它一些地区。因此，八府一州，实非江南的全部，但可说是文化、经济融合意义上的江南主要地区。

苏州，则是明清时期当之无愧的江南首府。

2026年4月30日，苏州丝绸博物馆举行“服饰里的江南时间”展。两位身穿明代盛服的年轻人，驻足凝赏苏州陆宗厚墓出土的明代四合云纹缎袍复制件（苏州丝绸博物馆供图）。

第一个指标，是文教最隆。南京大学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范金民，对明清江南进士数量有过统计。江南不但进士数量全国最多，且明代全国状元近四分之一、清代全国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特别是苏州。在江南内部，明代状元苏州府7人，常州府4人、杭州府2人、应天府（南京）1人；清代状元则苏州府29人，远超常州府7人、杭州府5人、江宁府（南京）3人、松江府（上海地区）1人。而同一时期江南的进士总数，苏州就占近四成。恰如明正德朝户部尚书、以清廉著称的王鏊（籍苏州府吴县）在1505年重修《震泽编》时说，“苏人，才甲天下”。苏州，实是名臣硕儒之薮，衣冠文物，海内称最。今天，从两院院士的数量来看，江苏固是断层式领先，而苏州籍院士数量更是全国第一。

第二个指标，是经济最盛。在一定时期内，江南曾是全球最发达地区之一，而苏州则是19世纪中叶之前全国首位的工商业大都市。1980年代初，国内兴起过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热潮，当时傅衣凌先生提出了“苏杭型城市”的概念，即清新、活泼、开朗、面向全国的工商业城市。而正如李伯重所说，明清江南的城市也包括市镇（如周庄、木渎），类似今天“散装苏南”名冠全国的区县乡镇，是以唯一拥有全国性经济中心地位的超大城市（苏州）为中心、郊区市镇为延伸的“群芳争艳”式城市带。明代文坛后七子巨擘、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籍苏州府太仓州）称苏州为天下财赋、百技、商业的中心，亦即“天下之称繁雄郡者，毋若吾吴郡”（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二八6下），斯实盛矣。

明清江南市镇，曾经“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汪曰桢《南浔镇志》卷一）。本文作者拍摄。

第三个指标，是创新最精。明清的江南不仅是文教、经济中心，也是创新、时尚中心，苏州则为其宗。在大量方志和工商业碑刻史料里，对吴品、苏样令人惊叹的技术创新多以“巧变百出”“犹胜于古”“奇巧日增，不可殚记”“甲于今古，冠乎天下”等语记载，其中尤对“绸机万计、衣被天下”的苏州丝织业着墨甚众。这些精湛技术有产业价值，品牌度高，也不易模仿。17世纪的欧洲曾用100年也模仿不出中国的制瓷术，法国工匠用了50多年才勉强能仿造一种中国彩纸，说明中国技术曾经的原创高度。而正如彭慕兰所论，1750年英格兰的技术水平并不领先于江南。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提到，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曾惊愕于江南可以出版成千上万的书籍。1644年左右，苏州、南京就有出版社近200个，服务于“雅能创起”、蓬勃繁荣的文化创作，而1640年左右伦敦的出版商仅23个，主要从事审查和垄断。

若要重现苏州的传统，以上的溯源是必不可少的。

明·仇英画渔笛图成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字实父，明代苏州府太仓州人，吴门四家之一。主宗南宋院体，其作写实繁复，清朗明快，艳而不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