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在窑洞油灯下收到大学录取通知那夜，我哭了又笑

【知青岁月：在窑洞油灯下收到大学录取通知那夜，我哭了又笑】

楔子

人这一辈子，总有几个刻进骨头的夜晚，任凭岁月怎么冲刷都磨不掉。

我今年已经六十七了，两鬓斑白，退休在家带孙子。偶尔夜深人静，坐在书房里看着满墙的书，恍惚间还会想起五十年前陕北那个土窑洞。洞口糊着发黄的旧报纸，炕上铺着一张磨秃了边的苇席，窗台上搁着一盏墨水瓶做的小油灯，棉芯歪歪扭扭地插在瓶口，豆大的火苗在夜风中颤颤巍巍。

就是在那盏油灯下，我度过了一千八百多个漫漫长夜。

也是在那盏油灯下，我收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一封信。

那是一九七八年三月里的事。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正好是农历二月初八，陕北的春天来得晚，窑洞外头还刮着刀子一样的风。大队的邮递员老韩骑着那辆浑身响的绿自行车，在沟底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声音顺着黄土坡一层一层传上来，像滚雷似的。

我趿拉着鞋跑下坡，从老韩手里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的落款是“北京钢铁学院招生办公室”，红彤彤的公章盖在上面，在灰黄一片的黄土高坡上，那抹红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用颤抖的手指撕开信封。那一瞬间，七八年插队的日子像放电影一样从眼前过了一遍，眼泪毫无征兆地涌出来，顺着脸颊淌进嘴里，咸的，涩的，又带着一丝说不清的甜。我蹲在沟边哭了笑，笑了哭，把老韩吓得以为我犯了癔症。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岁月啊。今天想起来，恍如隔世，又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我叫林远志，一九五二年生在北京南城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在首钢当炉前工，母亲在街道缝纫社做衣服，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日子虽然清苦，但也过得去。我从小爱看书，成绩在班里一直拔尖，老师们都说这孩子将来准能考上大学。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刚读完初二。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像一个巨大的旋涡，把我这一代人的命运全都卷了进去。学校停了课，高考取消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糊满了胡同口的青砖墙。我父亲因为解放前在旧工厂当过学徒，被人贴了大字报，说他是“工贼”。那段日子，父亲沉默得像一块铁，每天晚上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一个劲儿地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火明灭之间，他的脸像刀刻的石头。

一九六八年冬天，上面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整个北京城像开了锅，一批又一批中学生打起背包奔向祖国各地的农村。我所在的街道也动员得很紧，居委会主任隔三差五就上门做工作。父亲思前想后，觉得与其在城里被人盯着揪小辫子，不如让我到农村去避一避风头。他揣着两包大前门去街道办，好说歹说，给儿子讨了一个离京城不太远的插队名额。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八年。

一九六九年元旦刚过，我背着铺盖卷登上了西去的绿皮火车。那年我十六岁半，嘴上刚冒出一层绒毛，个子已经蹿到了一米七八，但瘦得像根竹竿。临行前母亲把三十斤全国粮票缝进我的棉袄内衬里，眼圈红红地嘱咐了一遍又一遍：“到了那边别逞能，干活悠着点，吃不饱就跟家里写信，妈给你寄吃的。”

火车上挤满了和我一样的知青，一个个穿着蓝色的棉猴，胸口别着毛主席像章，脸上带着兴奋和忐忑的神情。有人领头唱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大家跟着吼，歌声盖过了车轮的轰鸣。窗外的景色从平坦的华北平原渐渐变成了起伏的黄土丘陵，树越来越少，土越来越厚，天地间只剩下一片无边无际的黄。

我们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又换了长途汽车，再换毛驴车，足足折腾了四天，才到了陕北蟠龙公社李家沟大队。李家沟坐落在一条长长的黄土沟壑里，两面是陡峭的土坡，中间夹着一条浑浊的小河沟。全村一百多户人家稀稀拉拉散落在沟两边的土崖上，住的都是窑洞，远远望去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我们五个知青被分配住在生产队队部旁边的一孔废弃的老窑洞里。那孔窑洞据说还是抗战时期挖的，已经荒废了好些年，洞壁上裂着几道缝，地上堆着半尺厚的浮土。

安顿下来那天晚上，初到农村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我们几个北京来的半大孩子一个比一个兴奋。有人掏出口琴吹起了《北京的金山上》，有人把母亲塞的饼干翻出来分给大家吃。可是到了后半夜，山风呜呜地灌进来，吹得破窗户纸哗啦啦响，大家渐渐都沉默了。我躺在炕上瞪着漆黑的窑顶，耳朵里全是风声和远处隐约的狼嚎。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脑子里反复想着一个问题：这就是我要待的地方吗？可我得待多久？

答案很快就来了。不是老天爷给的，是我自己熬出来的。

说来也奇怪，我这个人从小心气就高，越是苦的地方，我越是不肯认输。刚到李家沟的头一年，我身上那股“不服”的劲儿像火一样烧着，什么都想学，什么苦都肯吃。

开春后第一次下地，队长李厚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老镢头。那镢头木柄磨得油光水滑，铁头足有五六斤重，我一把拎起来还觉得轻巧，心里想这有什么难的。可真到了坡地上，一镢头下去，虎口震得发麻，黄土却只刨出一个浅浅的白印子。陕北的黄土看着松软，可表层经过千百年的风雨压实，硬得像石板。不到半个时辰，我的两只手上就磨出了一排亮晶晶的水泡，有的已经破了，血水顺着镢头把往下淌。

队长李厚生是个四十来岁的陕北汉子，方脸膛，浓眉毛，额头上刻着三道深深的抬头纹，一看就是常年在日头下晒出来的。他走过来瞥了一眼我的手，什么安慰的话都没说，只丢下一句：“城里娃，手上皮嫩。等这泡磨破了，长出茧子来，就不疼了。”说完他示范了一下握镢头的姿势，告诉我腰怎么使力，胳膊怎么配合，然后叼着旱烟袋慢悠悠地走了。

我把牙一咬，继续抡镢头。那天收工的时候，我的两只手血肉模糊，掌心的皮翻起来一大片，连镢头把都握不住了。同来的知青赵卫东看不下去，要帮我扛镢头，我摆了摆手，硬是自己扛了回去。晚上回到窑洞，我偷偷找了一块破布把手缠了缠，第二天照样下地。就这么一天一天硬扛着，从春耕到夏锄，从夏锄到秋收，我手上的茧子一层摞一层，到了年底，那双手已经比当地的老农差不了多少了。

除了手上的功夫，我还逼着自己学会了挑水、劈柴、推碾、铡草。陕北的沟又深又陡，从沟底的泉眼挑一担水上来要爬一里多长的陡坡，路上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刚开始我挑到一半就喘得跟拉风箱似的，肩膀上的扁担像要把锁骨压断，两桶水到窑洞口只剩下半桶，人倒是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后来我摸出了门道，步子放匀，腰要挺直，喘气跟着步子走，渐渐地也能一口气把满满两桶水挑上来了。

队里用驴推碾磨粮食，驴不够用的时候就得人上去推。那石碾子足有三百多斤，推起来吱吱呀呀，转上几十圈人就像散了架。我每次轮到自己推碾的时候都不吭声，一圈一圈地推，推完碾还要去地里上工。社员们看在眼里，背地里议论：“这个北京娃硬气，是个好后生。”

劳动关还算好过，毕竟咬咬牙也就扛下来了。最难熬的是肚子关。知青头一年有供应粮，每个月四十五斤原粮，听起来不少，可那都是带壳的小麦和玉米棒子，真正磨成面粉能吃到嘴里的也就三十来斤。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塞牙缝。更何况一年到头吃不到几回肉，油水少得可怜，肚子像漏了一样，刚吃完就饿。

我印象最深的是到李家沟第三个月。那天下午，我们几个知青在坡上平整梯田，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赵卫东突然指着地里一截绿色的东西喊了一声：“快看，萝卜！”我弯腰一看，是地边上不知什么年月遗留下来的一截萝卜缨子，干巴巴的，沾满了泥土。赵卫东二话不说捡起来在衣服上蹭了蹭，塞进嘴里就嚼。旁边的王援朝赶紧蹲下在地里翻，翻了半天又找出三四截，大家一人分了一截，连土带沙囫囵着咽了下去。那种滋味到今天想起来我的胃里还会翻涌，可当时真的不觉得脏，只觉得终于有东西填进肚子里了。

到了秋收的时候，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李家沟种了大片的糜子和谷子，还有洋芋和南瓜。陕北人虽然穷，但心地厚道，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关照城里来的知青娃娃。生产队分口粮的时候，李队长做主，给我们几个知青额外多分了三十斤洋芋和两口袋南瓜。村里的大娘大嫂们时不时地会端一碗酸菜或者几个蒸馍送到我们窑洞口，东西不多，心意却是滚烫的。

那年秋天，我到沟对面的崖畔上去砍柴。崖畔上有一棵歪脖子枣树，那是队里的集体财产，不能随便动，但树下的野草丛里零零星星藏着几颗落下来的枣子。我猫着腰在草丛里一颗一颗地捡，捡了小半个时辰才捡了一小把。刚要揣进兜里，忽然听到身后有响动，回头一看，是队长李厚生的闺女李秀芝，正站在不远处的土坎上看着我。

她那年十七岁，扎着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红底碎花棉袄，圆脸盘被陕北的风吹得红扑扑的，眼睛又黑又亮，像山涧里的泉水。她看见我手里捏着的枣子，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笑声脆得像摇铃铛。

“林知青，你捡那些干瘪枣子做甚？那都是虫吃过的。”她说着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红枣递过来，那枣子个个饱满，在阳光下闪着暗红色的光泽。“给，我家的枣树结的，甜着呢。”

我不好意思地直起身子，脸一下子红了。在那个年代，知青和村里的大姑娘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我下意识地想推辞。可李秀芝已经把枣子塞进了我手里，转身就跑，两条大辫子在身后荡来荡去，红棉袄在黄土坡上像一朵跳动的火焰。

那天晚上，我坐在油灯下把那些枣子一颗一颗吃了。枣子真甜，甜得我眼眶发酸。不是因为几颗枣子有多么稀罕，而是这个黄沙漫漫的地方，竟然有人惦记着一个瘦巴巴的北京知青。

从那以后，我常常能在不经意间碰到李秀芝。有时候是我挑水路过她家窑洞，她正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纳鞋底，抬头对我笑一下；有时候是我在地里锄草，她跟着妇女队在旁边的坡上薅苗，隔着几道田埂喊一声“林知青，该歇晌了”；有时候是我到队部开会，她来给她爹送晚饭，顺便往我手里塞一块烤得焦黄的老玉米。村里的婶子们看在眼里，免不了打趣几句，说秀芝这丫头眼光高着呢，那么多后生她一个都看不上，偏偏对那个瘦北京娃上心。

说实在话，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什么时候能招工回城的念头，对男女之事压根没多想。李秀芝对我好，我感激归感激，但总觉得这份好里头带着几分乡里人的淳朴和善良，未必就是那个意思。更何况我一个插队知青，连自己的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哪有资格去想别的。

可是日子长了，有些东西就像崖畔上的野枣树一样，不管你在不在意，它自己就生根发芽了。1973年夏天，陕北下了一场十年不遇的大暴雨，村前的河水暴涨，把河滩上的十几亩玉米苗全淹了。队里组织壮劳力下河挖沟排水，我也报了名。河水又急又浑，我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搬石头砌排水沟，脚底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河里。水流太急，我喝了好几口黄泥汤，脑袋也撞上了一块石头，当场就失去了知觉。

听后来别人讲，是李秀芝第一个发现我掉进了河里。当时妇女队在上游清淤泥，她远远看见我一个人在水里挣扎，想也没想就跳进了河里。她一个陕北闺女，从小在沟里摸爬滚打长大，水性比我们这些旱鸭子强得多。她拽着我的衣领把我拖上了岸，又对着我的胸口猛按了半天，硬是把呛进去的水给按了出来。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我躺在李厚生家的窑洞里，炕烧得热乎乎的，身上盖着一床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的棉被。李秀芝坐在炕沿上，手里端着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看见我睁开眼，她脸上的焦急一下子就变成了笑意，眼眶却红了。

“你可算醒了。”她的声音又哑又轻，“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跟你家里交代？”

她把小米粥凑到我嘴边，一勺一勺地喂我。我那时候虚弱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只能被动地张嘴。阳光从窑洞口的窗户纸透进来，照在她脸上，我看到她眼角有泪痕，眼皮也是肿的。她大概一夜没睡。

那一刻，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狠狠地触动了一下。在李家沟这四年多，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硬扛，是在忍耐，是在等待。可就在那一勺小米粥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这件事过后，我和李秀芝之间的关系微妙地近了一层。我还是那个下地干活的知青，她还是那个纳鞋底的大姑娘，两个人见了面照样客客气气，可彼此心里都明白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开始留心她说的每一句话，她喜欢什么颜色的头绳，她在哪块地里上工，她笑的时候左边嘴角有个浅浅的酒窝。而她呢，有事没事到我们窑洞附近转悠的频率明显高了不少，有时候送几个蒸馍，有时候送一碟腌萝卜，借口多得连她爹都看不下去了。李厚生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哼了一声，说：“这丫头，养的鸡下的蛋都让知青吃了。”

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1974年秋天，上面下来了文件，说要在知青中开展“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教育活动，要求知青跟当地群众结合，铁心务农。我们公社有几个知青被树为典型，和当地农民结了婚，公社敲锣打鼓地给他们办了集体婚礼，还上了地区的小报。

消息传到李家沟，村里的婶子们立刻就兴奋起来了。她们开始轮番上阵，到李秀芝面前说媒，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她抓紧机会，把林知青“拿”下来。有人甚至直接跑到我面前来敲打：“林知青，秀芝这女子可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你要是错过了，将来回了城可别后悔。”

我那时候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我知道秀芝是个好姑娘，是我在这黄土高原上最亲近的人，我不想伤害她。可另一方面，我心底深处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回城的念想，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愿意等。我要是真的留在了李家沟，我那留在北京的父母怎么办？我那些关于大学的梦怎么办？我读了那么多书，学了那么多东西，难道真的要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一辈子地吗？

秀芝从来没有逼过我。她似乎感觉到我内心的挣扎，那些日子反而比往常安静了许多。她不再三天两头往我窑洞跑了，偶尔遇到了也只是点个头就匆匆走开。可是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因为她纳的鞋底上开始出现歪歪扭扭的针脚，那是因为心不静。

1975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北京，选择留在了李家沟过年。主要是为了省路费，从陕北回一趟北京太不容易，来回的车票和路上的花销加起来够我大半年零用的。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李厚生让秀芝来请我们几个没回家的知青到他家吃年夜饭。我去了，在秀芝家的窑洞里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黄米年糕和酸菜炖粉条。李厚生破天荒地倒了一碗老酒，非要和我碰杯。他喝了酒话就多，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年轻时候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旧事，说他当年怎么一镢头一镢头开出了队里的头一块水平梯田。

喝着喝着，老汉忽然沉默下来，端着酒碗看了我半天，然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那一声叹息里包含的意思太多了，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我知道他在等我的一个态度，一个能给秀芝未来的态度。可是我给不出来。

那天夜里吃完饭，秀芝送我回窑洞。月光很亮，照得黄土高原像镀了一层银。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窄窄的土路上，谁也没说话。走到窑洞口，她终于打破了沉默：“林知青，你要是能回城，你就回去。我不拦你。”

我愣住了。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秀芝，我——”

“不用说了。”她打断我，低着头，两条辫子垂在胸前一动不动。“我知道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有本事的人，不应该埋没在这里。”她说完转身就走了，脚步很快，像怕自己反悔似的。

我站在寒风中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月光尽头，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混账，可我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总不能给她一个我自己都实现不了的承诺吧？

日子继续不紧不慢地过。转眼到了1976年，中国发生了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大事。先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然后是唐山大地震，再后来是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相继离开了我们。李家沟的广播喇叭那一年格外频繁地响起，每一次传来的都是让全中国人民悲痛的消息。我记得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地里割糜子，广播一响，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站在田埂上发愣。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汉当场就哭了出来，浑浊的眼泪淌过满是皱纹的脸。我也哭了，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

那一年年底，“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传到了李家沟。公社召开了社员大会，传达了文件。大家不太清楚什么“四人帮”不“四人帮”的，但人人都意识到，世道要变了。

风向确实变了。1977年开春之后，从上面陆陆续续传下来各种各样的消息。有的说知青政策要调整了，有的说大学可能要重新招生了，还有的说高考兴许要恢复了。我心里头那团早就快要熄灭了的火苗，又重新被风吹旺了一点。

为了证实这些消息，我特意跑了几趟公社。公社邮局代办所的老刘爱看报，我把能找到的《人民日报》全都翻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试图从那些长篇大论的社论里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可是报纸上一会儿批“两个凡是”一会儿又批别的，消息纷繁复杂，谁也看不准将来到底会怎样。

真正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是1977年十月份的事。那天赵卫东从县城回来，把自行车骑得飞快，还没进村就扯着嗓子喊：“恢复高考了！恢复高考了！”我跟其他几个知青正在场上打谷子，一听见这句话，手里的杈子啪嗒掉在地上。

赵卫东拿着从县城教育局抄回来的通知，手都在发抖。通知说1977年的高考将在十二月份举行，凡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报名。我看着那张皱巴巴的抄写纸，心口怦怦跳得像擂鼓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等得太久了，等到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可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现实问题就劈头盖脸砸下来了。高考要考语文、数学、政治、理化四门课，我初中都没读完，高中课本摸都没摸过，距离考试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拿什么去考？更不提我在李家沟待了将近九年，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收工，哪里有时间复习？城里那些知青还能请个假专心备考，可在我们李家沟，拢共就这么三五个知青，一个萝卜一个坑，哪有闲人可以让你两个月不去上工？

那天晚上我在窑洞里翻来覆去睡不着，随手翻了翻从队部找来的几本旧课本。那书是1965年出版的，纸都泛黄了，有的页还被老鼠啃掉了一角。我翻开数学课本，连里面的符号都认不全。什么函数，什么方程，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当时连听都没听过。

绝望。除了绝望还是绝望。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像着了魔，白天干活的时候走神，连镢头都举不起来。晚上回到窑洞就傻坐着，盯着那盏忽明忽暗的油灯发呆。同窑洞的王援朝看不下去了，给我倒了一碗水，搁在炕沿上，半天才憋出一句话：“老林，试试呗，考不上又不丢人。”

王援朝比我小三岁，是1973年才来的新知青，心性跟我不太一样。他不爱念书，也没想着考大学，就等着上面啥时候给指标招工回城。但他这人仗义，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主动跟队长说，可以把我的那份工分匀给他和赵卫东一半，让我能挤出点时间看书。

赵卫东是李家沟知青里唯一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也是我们这几个人里头对高考抱的希望最大的。不过他不打算考1977年的冬季高考，因为他觉得自己基础不够扎实，想多准备半年，参加1978年的夏季高考。他看我那副狼狈的样子，把自己从北京带来的一套高中数学课本借给了我，还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给我讲解什么是“因式分解”。

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赵卫东趴在炕沿上，就着煤油灯的光，用一根小棍在黄土地上画了满满一地的符号，从最简单的分解公式开始，一步一步往深了讲。我坐在旁边拼了命地听，脑子像一架生了锈的机器，咯吱咯吱地转着，好几次卡住转不动了，赵卫东就拍着脑袋换一种更通俗的说法重新来过。秀芝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了，她站在窑洞门口不敢进来打扰，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着，手里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杂面汤。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收工之后，我就点上煤油灯开始学习。李家沟没有通电，煤油也是限量供应的，一个月就那么一小瓶。我舍不得多点，一根棉芯剪到最短，火苗调到豆粒大，能照亮巴掌大的一块炕沿就行。我看书看到夜深了，眼睛熬得通红，鼻子里头全是黑烟灰。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擤鼻涕，擤出来的全是黑的。村里的一个老汉看见了笑话我，说这知青娃半夜不睡觉点灯熬油的，费洋火。

那段日子真是苦到了骨子里。白天要在地里干一整天活，晚上回到窑洞里已经筋疲力尽，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好多回我拿着书本靠在炕墙上，刚看了两页就睡过去了，口水把书页都洇湿了一片。更别提陕北的冬天有多冷了。窑洞里虽然比外面暖和一点，但到底没有炉子，到了后半夜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我的手冻得握不住笔，写两个字就要把手揣进怀里焐一焐，拿钢笔的手指头全是冻疮，肿得像根胡萝卜。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找了一个破铁盆子放在脚边，烧几截干树枝取暖。铁盆子散热快，火苗噼里啪啦地跳，好歹能把手暖一暖。

秀芝那阵子每天都会来一趟。她从来不说什么暖心的话，就是默默地把一碗热乎乎的面糊糊或者两块烤得焦黄的玉米面饼子放在我炕头上，然后安安静静地走了。有时候她也会坐在炕沿上看我写写算算，她不识字，但她看得认真，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安静的亮光，好像只要看着我就很满足似的。有一回她忽然开口了：“林知青，你念的这些，考上大学就能用得上吗？”

我说是的，考上大学就是要学这些的。她点了点头，没再问了。

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半月，到了十一月中旬，我终于把高中数理化的基本框架囫囵吞枣地啃了一遍。说是啃了一遍，其实也只是把概念和公式硬生生记在脑子里，碰到稍微绕一点的题目还是不会做。但我没时间细抠了，临考前十天，我把手头的政治复习资料背了个滚瓜烂熟，什么“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辩证统一”，背得嘴上起了一层干皮。

1977年12月9日，天还没亮我就爬了起来，揣着八个冻得硬邦邦的玉米面馍馍，背上书包跟赵卫东、王援朝一道出了窑洞。考场设在蟠龙镇上的中学，离李家沟有三十多里路。那年头汽车稀罕，公社的马车拖拉机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仨只能硬生生靠两条腿走到镇上去。凌晨四点多的陕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手露在外面不到半分钟就冻僵了。我把手揣在袖筒子里，低着头赶路。我们三个踩着月光下硬邦邦的土路走了将近四个钟头，赶到镇上中学的时候鞋底都快磨穿了，脚上起了好几个水泡。

中学门口已经围了一大片人，有知青，也有本地的高中生，男女老少什么样的都有。我亲眼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肩上背着铺盖卷，身后跟着抱着小孩的媳妇，一看就是从老远的山沟沟里赶过来的。还有的人胡子拉碴，一看就是插队多年的老知青了，手里还攥着一本书在临阵磨枪。头一场考政治，铃一响，大家涌进考场。教室里冷得跟冰窖似的，暖气没有，炉子也没有，窗户上糊的纸破了好几个窟窿。我坐在硬板凳上，冻僵的手指勉强捏得住笔，牙齿不住地打战。政治题不是太难，都是我那几天背过的内容，好歹顺顺当当答完了。

第二场考数学，这才是要命的。卷子发下来我一看题目就傻眼了，有差不多一半的题我完全不会做，连题目都读不懂。我在卷子上把自己能答的先写了，剩下那些空着的，我硬着头皮把能想起的公式全部默写上去，不管对不对，至少证明我努力过。那天考完数学走出考场，我两条腿软得像棉花，蹲在学校墙根下半天站不起来。有些考生一出考场就蹲在路边哭，有的把草稿纸撕得粉碎往风里扔。我倒是没哭，只是心里头凉透了，觉得自己这两个月的苦全都白受了。

第三场考语文。作文题目我至今记得，叫《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1969年离开北京来陕北的那一天，写汽笛响的时候母亲站在月台上举着手套不肯放下的样子，写车厢里那个不会说话的农村娃娃往我手里塞的烤红薯。写到后来我自己也分不清是在写作文还是在写日记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差一点就掉在卷子上。

三天考完，我感觉整个人快瘫了，回到窑洞倒头就睡，一口气睡了一天两夜。醒来之后，等待成绩的日子才真正难熬。周围的人见了面都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摇头说不行，大家都以为我在谦虚，没有人知道我说的其实是实话。

那段日子我心里矛盾到了极点。一方面我迫切地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考上，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我甚至偷偷地想，考砸了其实也未必是坏事，至少我用不着离开了，可以在李家沟安心待下去，也许将来真的和秀芝成个家，生一群娃娃，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日子也不是不能过。

1978年元旦那天，村子里照例杀了一口猪分肉。李厚生特意给我们几个知青分了两斤五花肉，说大过年的要吃顿饺子。我们几个高兴坏了，借了秀芝家的案板和擀面杖，在窑洞里自己动手包饺子。馅是秀芝帮忙调的酸菜猪肉馅，面也是她帮我们和的。那天她忙前忙后，脸上始终带着笑，嘴里的歌谣哼得比任何时候都甜。赵卫东悄悄捅了捅我，压低声音说：“老林，秀芝姑娘对你是真用心啊，瞎子都看得出来。”

我没吭声，低头捏着饺子。赵卫东又凑过来小声说：“你要是考上了大学，她咋办？”我手里的饺子皮捏破了，馅沾了一手。

赵卫东不说话了，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不光是他，整个李家沟的人都在想这个问题。村里人早就把我跟秀芝看成一对了，在大家眼里，林知青迟早是李厚生的女婿，早晚的事，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一月中旬，高考成绩陆续下来了。我没考上，数学拖了后腿，总分差了录取线三十分。赵卫东因祸得福，他决定缓考的决定反倒让他躲过了一次失利，他可以踏踏实实准备1978年的高考。王援朝没参加考试，他说自己不是念书的料，等招工指标呢。得知落榜消息那天，我反倒很平静，好像一块悬了很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该种地种地，该吃饭吃饭，日子照过不误。

可是过完年之后，赵卫东对高考形势的判断越来越乐观。他回了一趟北京探亲，带回来一个重要的消息——1978年的高考不仅会如期举行，而且政审标准放宽了，录取的人数也比前一年多得多。他把从北京弄来的最新复习资料往我面前一放，说：“老林，你再试一回，这次绝对行。”

我翻了翻那些资料，摇了摇头。我说我数学底子太差，不是两个月能补起来的，再考一次也是白费力气。赵卫东急了，拍着桌子骂我：“你以为你留在李家沟就能对得起秀芝？你能给人家什么？你连自己的未来都抓不住，你还想托起谁的明天？”

这句话刺到了我最痛的地方。我坐在炕沿上半天说不出来话。王援朝在旁边一直没吱声，这时候冷不丁冒了一句：“你要是因为怕考不上而不敢试，那你这辈子就真的只能种地了。”

我心里翻江倒海地想了好几天。正月初八那天，我终于下了决心——再考一回。

这回我不打算再囫囵吞枣了。我把高中数理化从头学起，一道一道例题往下啃，碰到不会的就死磕，磕不出来就翻来覆去看辅导材料。赵卫东跟我一起复习，他的基础比我好很多，我们就互相考互相问，谁把对方问住了就能多掌握一个知识点。秀芝帮我们做饭洗衣服，把我们伺候得妥妥帖帖。她从来不开口问我要是考上了会不会回来接她之类的话，好像那些话不是她该问的。

1978年的春天来得早。山头上的野桃花开了，粉粉的打在漫天黄土的背景上格外醒目。秀芝带着我到崖畔上看桃花，桃花树下她忽然说：“你好好考，考上了就回北京去。你在这黄土窝窝里待了八年了，够长的了，该走了。”

我说：“我要是考上了，等我毕业挣了钱，就把你接到城里去住。”

她笑了笑，那笑里有几分开心，也有几分苦涩，像黄土高原上刮过的风，冷暖交杂。

1978年的高考在七月举行。陕北的七月简直是个蒸笼，考场里闷热难当，汗珠不停地从额头上滚下来，滴在考卷上洇出一个个圆圈，擦都来不及。不过这一回我的心态沉稳了很多，有了去年的经验，至少知道每个科目该怎么答题，也知道怎么分配时间了。

数学依然是最大的拦路虎。交完数学卷子出来，我觉得自己大概能及格，但也说不上多有把握。赵卫东倒是信心满满的，他说这次出的题去年他都做过类似的，答得还算顺手。

考完试回到李家沟，我比去年淡定多了。该割麦子照样割麦子，该晒场照样晒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不过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晚上睡在炕上，我的心里都在翻腾。我知道今年的政策确实比去年好多了，也知道自己的准备比去年充分，但心中还是没谱。高考这道关，拦住了多少人的前途，像我这样初中都没读完的人，凭什么能越过？

八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在地里割谷子。太阳毒辣辣地晒着，谷叶把胳膊划出一道道红印子，蜇得生疼。远处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响，起初我根本没在意，直到边上一起干活的王援朝摘下草帽朝沟底看了一眼，大声喊我：“老林，是邮递员，好像往咱们这边蹬呢。”

老韩骑着那辆浑身叮当响的绿色自行车到了沟底，扯开嗓门往上喊：“林远志，林远志！有你一封信！”

我的心脏猛跳了一声。谷子镰刀脱手掉在地上，连弯腰去捡都顾不得，撒腿就往下跑。跑到坡边的时候脚崴了一下，脸朝下栽了个跟头，满嘴满鼻子都是黄土。可我当时竟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爬起来就跑。跑到老韩面前的时候气息还没喘匀，人已经站不稳了，腿肚子直打颤。老韩举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冲我咧嘴一笑。

我一看那信封的信封落款，就再也撑不住了，一屁股瘫坐在土路上，肩膀靠着自行车后轮，浑身上下都在抖。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北京钢铁学院轧钢专业。我考上了。

我把信拆开的时候，手抖得根本拿不住。老韩蹲下来帮我把信纸展平。那薄薄的一张纸上印着几行字，我认认真真读了三遍，确认每一个字都是真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那不是静静地流，是涌出来的。我蹲在沟边哇哇地哭，声音难听得很，像一只受了伤的动物。哭着哭着又笑，笑得停不下来，把老韩吓得以为我癔症发作了。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李家沟。乡亲们三三两两往我们窑洞这边跑，很快窑洞前面就围了二三十个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赵卫东从另一个山头跑过来，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看完之后猛拍了一下大腿，大叫一声好。他高兴得像自己考上大学一样，满院子又喊又跳，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一个大男人拼命忍着才没掉下来。

李厚生也从地里赶回来了，他接过通知书正正反反看了好几遍，嘴哆嗦了半天，最后挤出一句：“好娃，你给李家沟争了光！”说完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颤着声说今晚队里宰一只羊，搞一顿羊肉宴，以给林知青饯行。秀芝是在人群后面站着的，她不往前挤，就远远地看着我。我看到她的眼睛红了，转身往自己家的窑洞跑去。

那天夜里，人都散了之后，我回到窑洞里，坐在油灯前，面对那封通知书发了很久的呆。炕沿上放着秀芝早上送来的蒸馍，还是温的。油灯的火苗安安静静地燃着，把通知书上的字映得暖黄暖黄的。我伸手摸了摸那张纸上的每一个字，从“林远志”三个字摸到最后的公章，摸了一遍又一遍，总怕自己是在做梦。

我一边摸一边流泪，眼泪模糊了视线，滴在手面上，烫烫的。八年了，我在这个黄土窝窝里整整待了八年。从我十六岁半来到这里，到如今拿到这张纸，中间走过的路回头看简直不忍心细想。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是无数个饿得睡不着觉的夜晚，是手上磨起水泡、水泡磨破了长茧子的疼痛，是煤油灯下眼睛酸涩、鼻子发黑、冻得写不了字手的麻木，是看不到明天的迷茫和孤寂，是半夜睡醒了听见远处狼嚎时心脏紧缩的恐惧。而这一切，全都被这一个信封轻轻巧巧地带走了，好像那些日子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可我当然知道，它们都在，都刻在我身上，融在我血里，永远也抹不掉。

过了很久，我披上衣裳走出窑洞透透气，却看到窑洞外面不远的土坎上坐着一个人。走近了一看，是秀芝。她在那片清冷的月光里抱着膝盖坐着，仰着脸，不知道在看天上的星星还是看别的地方。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两个人都不说话，月亮一会儿被云遮住一会儿又亮出来，窑洞外头静得只剩下远处的狗叫。过了好长时间，秀芝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学校要求九月十号之前报到，我打算九月初就走。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还会回来吗？”我说：“等我毕业了，一定回来接你。”她笑了一下，月光照在她脸上，看不分明那是笑还是哭。她说：“你不用骗我也用不着为难，你走你的路好了，我不怨你。你能考上大学我很高兴，真的，比我自己上学还要高兴。”

我张了张嘴想说话，忽然发现自己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个字也挤不出来。秀芝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转身走了。月光把她孤单的背影拉得很长，辫子在风里一荡一荡的。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那片弯弯的月亮底下。我没有追上去。我当时想，等我毕业了，等我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我一定回来风光光地接她走。我不能现在承诺什么空头支票，事情得实打实地做。

九月初的一个早上，我背上铺盖走出李家沟。全村老少几乎都来送行，李厚生杀的两只羊昨晚做了羊肉泡馍，大家吃了个痛快，今天一早又都聚到村口来。老汉们叼着旱烟袋叮嘱我去了城里别忘本，婶子们把家里的鸡蛋和烤馍一个劲儿往我铺盖里塞。赵卫东跟王援朝一直陪着走到了沟口。赵卫东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走在前面了，明年我也得考上，咱哥几个在北京聚。王援朝没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帮我提着东西。

走过秀芝家窑洞的时候，秀芝站在洞口的石墩上，穿的是她最好看的那件红底碎花衣服，辫子梳得整整齐齐。我把脚步放慢了，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扬了扬手。她冲着我笑了一下，然后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进了窑洞。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土路上留下了一小串湿印子，不知道是早晨的露水还是别的什么。

我在北京钢铁学院读了四年书。毕业后分配到首钢当了技术员，后来一步步升到车间副主任、主任，又调到总厂当工程师。1985年我跟我现在的妻子——首钢附近小学的一个女老师结了婚，生了个儿子，小日子过得平平安安，也算是个普通但还算过得去的人生。

可陕北那段岁月，在这漫漫的半辈子里，从没有一刻真正从我的记忆里褪色过。后来我听人说，秀芝在我走的那年冬天出嫁了，嫁到离李家沟三十里远的赵家峁去了，男人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我后来去过陕北一次，那都是九十年代初的事了，去了一看，李家沟已经不是我记忆里的样子，通了电，有了电视，土路变成了石子路，知青窑也早扒了，老社员们说秀芝早就不在李家沟了，她的两个娃娃在县城读初中，她自己跟着丈夫在外头给人粮站扛麻包。我不知道这些话是真是假，但我没有再去赵家峁找她。

我真要去找她说些啥呢？说我当年对不起她吗？她不是早说过不用我骗她也用不着我为难的话么。八年前那个月夜她转过头走进窑洞那一刻，大概一切都定下了。

那些被煤油灯熏得漆黑的漫漫长夜，那些在黄土坡上饿得直不起腰的日子，那些穿着露着棉絮的破棉袄在寒风中赶路赶考场的情景，如今想来都像是隔着一重厚厚的雾。然而窑洞里那盏油灯在我心里一直亮着，多少年了，不曾灭过。

我今年六十七岁，也算经历了大半辈子的风风雨雨。时代变了，我们的祖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模样。可是那薄薄一张纸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不争的事实。今天回过头来看，与其说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不如说是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真正死过心。一个人不论落在怎样的境地里，只要心里还亮着一盏灯，路就不会完全走绝。

那盏灯，就是希望。是在无数个颓丧的夜里，让我重新咬着牙爬起来的那一点小小火焰。它照亮了我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春，照亮了黄土高原上一孔破窑洞里的冬夜，照亮了我从种地到念书、从务农到进工厂的那条漫长泥泞的路。

多少年过去了，这盏灯还亮着。它亮在我柜子最深处那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旧工装上，亮在我书桌上那张已经泛黄发脆的录取通知书的折痕里，亮在我孩子们问我“爸爸你手上怎么那么多旧茧子”的问题里，亮在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满脸皱纹却仍然目光清亮的眼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