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6岁,今天说点女人大实话,老头60岁后还剩下的那些“用处”
第一章 老伴睡了三个月沙发
“你今晚还睡沙发?”
我端着洗脸盆从灶房出来,看到老周正把被子往沙发上铺。那条被子是去年闺女买的,太空棉的,轻飘飘的,他一个人裹着倒是够了。
老周没抬头,把被角掖进沙发缝里。
“沙发软乎,我睡沙发。”
“你睡了三个月沙发了。”
“沙发舒服。”
他拿起枕头夹在腋下,弯腰把拖鞋摆正,穿着我那对毛绒绒的拖鞋——珊瑚绒的,粉色,闺女买的,买了两双,他一双我一双。他穿粉色拖鞋的样子说不上滑稽,就是让人看了想叹气。
五十六岁的女人,说起来也不算太老。隔壁王姐五十八了,还去跳广场舞,穿一身大红色的运动服,头发烫得卷卷的,远远看着像一团移动的火焰。我跟她一起跳过几次,跟不上节奏,腿脚也不听使唤,像个木偶被人拽着线,拽一下动一下,不拽就不动。
不是老了,是心老了。
老周今年五十八,比我大两岁。按理说他离六十还有两年,但这两年他老得特别快。以前那头黑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了白茬,一开始是一根两根,藏在鬓角里,不仔细看还发现不了。后来是一片一片的,像冬天的霜,悄没声息地就铺满了屋顶。
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他以前在厂里是八级钳工,腰板挺得笔直,走在路上像一棵移动的松树。退休这两年,那棵松树被风慢慢地吹弯了,弯得不知不觉,弯得不动声色,弯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比我矮了。
是我缩了还是他弯了?
我站在镜子前照了照,好像都没变。又好像都变了。
“老周,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他抱着枕头在沙发上坐下了,听到我这句话抬起头。
“什么意见?”
“那你为什么天天睡沙发?”
他没回答,把枕头放平,躺下去,拉过被子盖到胸口。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熟练得像做了几十年。事实上他确实做了几十年——做了几十年的钳工,拧螺丝、打孔、攻丝,那双手什么都能修好,唯独修不好一张沙发和一张床之间的距离。
“周德胜。”
他不动。
“周德胜,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
“那你回答我。”
他沉默了很久。
“不是对你有意见,是对我自己有意见。”
灯关了,客厅暗下来,对面楼的灯光从窗户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灰蒙蒙的光。他的声音从沙发那边传过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堵墙。
我站在灶房门口,手里还端着那个搪瓷脸盆。盆底印着一朵牡丹花,红色的花瓣掉了漆,露出一块一块黑色的铁。
六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六年前他刚退休,精神得很。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下午去老年大学学书法,晚上回来跟我讲今天学了什么字、老师怎么夸他。他把写好的字贴在客厅墙上,从“永”字八法开始,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墙上贴不下了就贴在卧室,卧室贴不下了就卷起来塞在柜子顶上。
现在那些字还在柜子顶上落着灰。
他不写了。
公园也不去了。
老年大学也不去了。
他每天待在家里,看电视,从早看到晚,从新闻联播看到午夜剧场,从午夜剧场看到早间新闻。遥控器在他手里,他不停地换台,这个台看几秒,那个台看几秒,没有一个节目能让他停下来。
他的手指按在遥控器的按钮上,发出细微的咔嗒声,一下接一下,像一部坏了的老钟,秒针卡在同一个位置不停地跳,永远走不到下一秒。
他把自己卡在某个地方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但他卡在那里了,出不来。
我也不去拉他。
不是不想,是不敢。
怕一伸手,他没出来,我也跟着掉进去了。
第二章 早晨的药
早上六点半,闹钟响了。
我起来的时候,老周已经把粥煮上了。小米粥,黄澄澄的,咕嘟咕嘟地在锅里翻滚。他站在灶台前,系着那条蓝白格子的围裙,围裙上有一块油渍,是上个月炸丸子溅上去的,洗了好几遍也没洗掉。
“你几点起来的?”
“五点半。”
“又没睡着?”
他没回答,把火关小,盖上锅盖,转过身去拿碗。
他的背影薄了。
以前他的肩膀很宽,穿那种老式的工装背心,肩胛骨的肌肉一鼓一鼓的。现在那道弧线平了,像一条被河水冲刷了多年的河岸,岸还在,但水已经流走了,岸也干裂了。
我接过碗,盛粥。
他拿了三个药瓶摆在桌上——降压药、降糖药、阿司匹林。红盖子的是降压药,白盖子的是降糖药,蓝色小瓶的是阿司匹林。他把药片倒在手心里,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仰头吞下去,喝了一大口水。
“老周,你今天去医院复查?”
“嗯。”
“我陪你去。”
“不用,我自己去。”
“你上次也说自己去,结果血糖的单子都忘了拿。”
他不说话了。
我夹了一块腐乳放在他碗边。腐乳是自己做的,每年冬天做一坛,能吃到来年开春。他不爱吃买的,说买的不是那个味儿。
“老周,你六十岁的时候想干啥?”
他正往嘴里送粥,勺子停在半空中。
“六十岁?”
“嗯。还有两年。”
“没想过。”
“你现在想。”
他把勺子放进碗里,想了想。
“把院子里那棵柿子树砍了。”
“砍它干啥?”
“挡光。”
柿子树种了七八年了,年年结果,结的柿子又大又甜。秋天的时候红彤彤地挂满枝头,像一盏一盏小灯笼。
“还有呢?”
“没了。”
他低下头继续喝粥。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顶。头发已经稀了,头皮若隐若现,像秋天的草地,草还在,但已经遮不住地皮了。
六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六年前他退休的那天,厂里给他开了欢送会,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台讲话,说退休了也要发挥余热,为社会做贡献。
台下的人鼓掌,他站在那里笑得很开心。
余热还没发挥出来,锅先凉了。
第三章 妇科门口的男人们
陪老周去复查那天,我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上午。
他在内科,我在妇科。不是我有毛病,是我要拿一份报告。报告早就出来了,一直没时间来拿。以前这些事都是他替我跑的,现在他跑不动了,不是身体跑不动,是心跑不动了。
妇科门口坐着一排男人。
都是陪老婆来的。有的看手机,有的打瞌睡,有的东张西望,有的盯着地面发呆。他们脸上的表情惊人地相似——无聊、不耐烦、但又不得不坐在这里。
坐我左边的是个年轻小伙子,二十七八岁,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脚上是一双登山鞋,像是刚从哪个山头下来的。他老婆进去很久了,他站起来走了好几个来回,又坐下,又站起来。手机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一个软件都没打开。
坐我右边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比老周还白。他一直在看手表,不是那种偷偷瞄一眼的看,是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把手腕抬到眼前,恨不得全世界都看到他在看手表。
他老婆从诊室出来,手里拿着几张单子。
“你去交费。”
“多少钱?”
“三百多。”
“这么贵?”
那个做丈夫的眉头皱了起来,声音不大,但那种不情愿的意味浓得像隔夜的茶,苦味都渗进空气里了。
他老婆没有说话,把单子递给他,自己去药房排队了。
我看着那个男人拿着缴费单走远的背影。
他的头发白了,腰也驼了,走路的时候两只脚拖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那双脚已经抬不起来了,磨着地走。
六十岁后的男人,还剩下些什么?
赚钱的能力在退化。年轻时候一个月挣多少,现在还是挣多少,甚至更少。退休金就那么点,掰着手指头算着花,多花一分都要心疼半天。
身体在退化。头发白了,牙齿松了,眼睛花了,耳朵背了,血压高了,血糖也高了。吃一把一把的药,看一个一个的医生,跑一家一家的医院。
欲望也在退化。对吃的欲望,对穿的欲望,对玩的欲望,对女人的欲望。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想要了,像一盏灯,油快烧完了,火苗越来越小,越来越暗,随时都会灭。
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个位置。
丈夫的位置。父亲的位置。爷爷的位置。
但那个位置,也越来越空了。儿女有自己的生活,孙子孙女有自己的世界,老伴——老伴也在退化。两个同时退化的人待在一起,像两块正在风化的石头,彼此挨着,但谁也不磨谁了。磨不动了,也懒得磨了。
那些男人的脸上,有一种共同的、我形容不出来的神情。不是疲惫,疲惫是累的,歇歇就好了。不是厌倦,厌倦是有目标的,不想看这个人,换一个人看就好了。都不是,是一种更本质的东西,像一棵树到了秋天叶子自然会落,不是风的错,也不是树的错,是季节到了。
那个穿着冲锋衣的年轻小伙子,他把他老婆扶到椅子上坐下,拧开保温杯递过去,又把她的围巾拢了拢。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自然,很熟练,像做了很多遍。他老婆抬起头冲他笑了笑,那笑容里面有依恋、有信赖、有一种理所应当的安心。
等我们也老到那个份上,老周还能这样对我吗?
他还能在我从诊室出来的时候站起来接过我手里的病历本吗?还能把围巾往我脖子上拢一拢吗?还能拧开保温杯的盖子把温水递到我嘴边、等我喝完再接过去、拧紧放进包里吗?还能吗?
我想了想,不,他不能了。
不是他不愿意,是他自己也老了。
他自己的围巾都没拢好,他自己的杯子都拧不开了,他自己的手都在抖了。
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他拿什么照顾我呢?
第四章 没用的人
老周是前年开始不对劲的。
前年秋天,柿子熟了。他搬了梯子去摘柿子,爬到第三级的时候梯子滑了一下,他从梯子上摔下来,摔断了尾椎骨。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我给他端饭、倒水、擦身子、端尿盆。
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他不说话,也不看我。
“老周,吃饭了。”
“放着。”
“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说放着!”
他把脸别过去,对着墙。墙上的白漆已经发黄了,斑斑驳驳的,像一张得了皮肤病的人脸。
那三个月他瘦了很多。
不是饭吃得少,是不动。肌肉萎缩了,腿细得跟竹竿似的,胳膊也没了肉,皮松松地挂在骨头上。他整个人像一件被挂在衣架上晾了很久的衣服,风吹日晒雨淋,颜色褪了,布料脆了,一碰就碎。
尾椎骨好了以后,他就变了。
话少了,笑也少了,不出门了,不跟人打交道了,把自己圈在这个家里,像一只被剪了翅膀的鸟。他会在阳台上坐一整个下午,看着楼下的车来车往,看着孩子们在小区里跑来跑去,看着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他的眼睛睁着,但里面空空的,像一扇忘了关的窗户,风能吹进来,雨能打进来,但他的魂魄已经不在了。
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以前他在厂里是技术骨干,八级钳工,全厂几百号人,八级钳工只有三个。谁遇到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戴着老花镜趴在工作台上,一趴就是半天。手稳,眼准,心细,什么毛病到他手里都能找出症结,再复杂的玩意儿到他手里都能修好。
退休以后,那些毛病还在,但没有人来找他修了。
他的手还稳,他的眼还准,他的心还细。但没有人需要他了,他的那些本领,那些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攒下来的一身本事,没有人需要了。他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
一个没有用的人,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他大概是这样想的。他没有说出来,但我看得出来。
那种眼神太熟悉了。我爸走之前也是这种眼神。他患了老年痴呆,不认识人了,不认识我妈,不认识我,不认识他的孙子孙女。他坐在轮椅上,嘴巴微微张着,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他的眼睛也那样睁着,里头空空荡荡的,像一间搬走了所有家具的房间,墙壁还在,窗户还在,门也还在,但住在这里的那个人已经搬走了,搬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我们找不到他也够不着他、他怎么喊我们也听不到、我们怎么喊他也听不到的地方。
我不想老周也变成那样。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是医生,我治不了他的病。我不是心理医生,我解不开他的心结。我甚至不是他,我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就不说话了,不知道他晚上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在想些什么。
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但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那里。
他一定在看什么我看不到的东西。
第五章 邻居老刘
老周有变化,是从邻居老刘去世之后开始的。
老刘住我们对门,比老周大两岁,也是退休工人,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老刘跟老周关系好,两个人经常一起去公园遛弯,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一起在楼下下象棋。老周的字就是老刘劝他去学的,老刘说老年大学有个书法班,老师教得好,你去试试。老周去了,一学就上瘾了。
去年冬天,老刘查出了肺癌。从确诊到走,不到两个月。走的那天晚上老周在他家坐了很久,回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
“老周,你没事吧?”
“没事。”
“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
他走进卧室关了门。在里头站了一夜,灯一直亮着。透过门缝我看到了那一小片长方形的光,淡黄色的,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像一只睡着的猫。
从那以后老周就不爱出门了。不去公园,不去菜市场,不在楼下下棋了。老年大学的课也不去上了。他怕,怕遇到老刘的影子,怕在公园的石凳上、在小区的长椅上、在老年大学的教室里,看到老刘曾经坐过的那个位置空着。
那个位置空着。
他不敢坐到那个位置旁边,他怕那个位置永远空着,他怕下一个空出来的位置是自己的。
他怕死。
五十八岁的男人,离死亡还很远。但退休让他离死亡近了一大步。以前在厂里,每天忙忙碌碌的,哪有工夫想这些?拧螺丝、修机器、带徒弟,一天到晚脚不沾地,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哪有心思想自己什么时候死?
现在他有大把的时间了。大把大把的,像秋天的落叶堆满了院子,扫都扫不完。坐在阳台上,从早上坐到中午,从中午坐到晚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就是那些事——这辈子干了些啥、有啥成就、有啥遗憾、老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死了怎么办。
想得越多,越怕。
越怕,越想。
像掉进了一个漩涡,越挣扎沉得越快。
第六章 吵架
我们吵了一架。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他在阳台上坐了一整天,我让他进屋吃饭,他不吃。我又让他,他还是不吃。
“你到底想怎样?”我急了。
“没想怎样。”
“你不吃不喝不说话不出门,你到底想怎样?”
“我说了没想怎样!”
他吼了一声。
结婚三十多年,他很少吼我。他是个闷葫芦,心里有事不说,憋着。憋不住了就出去干活。以前家里有什么事,他不吭声,去院子里劈柴,把一堆木头劈得一块一块的,码得整整齐齐。劈完了回来,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事,他不说,我就当不知道。三十多年了,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这次他没去劈柴,柴没了,院子里的木头早就劈完了。
他把饭碗推到一边,站起来,走进卧室,关了门。
我站在灶房里,围裙还系在腰上。锅里炖着排骨汤,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水蒸气模糊了窗户。汤是给他炖的,他爱喝排骨汤,以前一顿能喝两大碗。今天一口没喝,连看都没看一眼。
我把火关了。
把汤从灶上端下来。
站在灶台边,看着那锅汤慢慢地凉下去。白蒙蒙的蒸汽越来越稀,越来越薄,从一团浓雾变成一缕轻烟,从一缕轻烟变成一丝若有若无的白气,从白气变成无,消失了。
汤面上凝了一层薄膜,用筷子一挑,像一张透明的纸。
三十多年的婚姻,也像是蒙上了一层薄膜。薄膜下面是什么,看不清了。是他变了,还是我变了,还是我们俩都变了,还是谁都没变,只是老了。
老了就会这样吗?老了就是从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被岁月磨成了一颗鹅卵石,光溜溜的,圆滚滚的,谁也硌不着谁。但也贴不到一块儿了,中间总隔着一层若有若无的东西,像那层凝在汤面上的薄膜,看得见,摸不着,挑不破。
第七章 闺女的电话
闺女周婷在省城上班,一个月回来一次。
她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周在卧室,门关着,灯没开,不知道是在睡觉还是在发呆。
“妈,我爸呢?”
“在屋里。”
“又关着门?”
“嗯。”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一会儿。
“妈,我爸是不是情绪不太好?”
“还行。”
“你别骗我了。”
我换了个姿势坐,沙发垫在我身下发出细微的声响。这沙发用了十几年,弹簧都塌了,坐上去就是一个坑。
“你爸就是退休了不适应,过一阵就好了。”
“这都两年了。”
我没有说话。窗外有人在放风筝,一只老鹰形状的,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摇摇晃晃的,线很长,风筝很小,像一粒黑色的痣长在天上。
“妈,你跟我爸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
“那你跟我爸是不是感情出问题了?”
“瞎说,我们感情好着呢。”
“那你俩怎么分房睡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说老周自己睡沙发?说他睡了三个月了?说他不跟我说话,不跟我同桌吃饭,不跟我一起出门?
风变小了,那只老鹰开始往下掉,放风筝的人赶紧收线,老鹰抖了几下,勉强稳住。
“妈,我下周请假回来。”
“不用,你忙你的。”
“就这么定了。”
电话挂了。我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脸上的皱纹比去年多了,眼袋也重了,嘴角往下耷拉着,看起来很不高兴的样子。我试着笑了一下,更难看了。像一扇钉死了的门,硬要打开,铰链都松了。
窗外那只老鹰终于还是掉了下来,不知道落在哪里。
第八章 年轻时的事
老周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我们结婚那会儿,他二十三,我二十一。他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前面车筐里放着一床被子,后面车架上绑着一个红皮箱。自行车从村里骑到镇上,又从镇上骑回村里,骑了整整一个下午。我坐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他的腰很硬,没有一点赘肉,隔着薄薄的衬衫能感觉到他腹部的温度。
那天的风很大,他的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帆。我把脸贴在他背上,闻到他身上洗衣粉的味道。阳光很暖,麦田在路两边铺开了、一眼望不到头。风吹过麦田,麦浪一层接一层地涌过来,像金色的海。
那时候的他话很多。
他说要给我盖一栋大房子,带院子的那种。他说要种一棵枣树,秋天结的枣子又大又甜。他说要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要像我,女孩要像他。
房子盖了,不大,院子也不大,枣树年年结枣。
孩子生了一个,是闺女,不像他,也不像我,像她自己。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被什么照亮的,是自己发出来的,从里面往外冒,像春天河里的冰裂开,裂缝里涌出的水。水很凉,但有光。光不刺眼,但很亮,亮得让你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那道光是什么时候灭的?
是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时候?是老刘走的时候?是他发现自己拧不动螺丝、修不了水管、抬不起一袋大米的时候?还是更早——在他退休的那天,从厂里出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他进出了几十年的大门,发现那里已经不再需要他的时候?
那道光灭了。
他把所有的灯都关了。
一个人坐在黑暗里,不肯出来。
第九章 晾衣竿
我决定自己把他拉出来。
早上七点,我把他的被子从沙发上抱起来。
“干什么?”他坐起来,头发乱糟糟的。
“晒被子。”
“今天又没太阳。”
“天气预报说有。”
被子在我怀里,很轻。太空棉的,轻飘飘的,像抱了一团云。他的体温还留在上面,温温的。我抱着被子走到阳台上,把被子搭在晾衣竿上。晾衣竿是不锈钢的,用了十几年也没生锈,擦一擦跟新的一样。
“老周,来帮忙。”
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把被子抻平。两只手捏着被角,一抖,被子在空中展开,白晃晃的一片。阳光还没出来,但那片白已经很亮了。
“老周,你年轻的时候说过要带我去看海,你还记得吗?”
他的手顿了一下。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结婚那年。”
“你还记得?”
“你说的话,我一句都没忘。”
阳光从云层后面探出来,落在他的脸上。不是那种很猛烈的光,是柔柔的,软软的,像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
“老周,等你六十了,咱俩去看海。”
他没有回答。他的手还捏着被角,微微地颤着。被子的白,衣服的灰,天空的蓝,树的绿,这些颜色一层一层地叠在一起,像一幅水彩画。
晾衣竿上搭着被子、床单、枕套、毛巾,都在风里轻轻地飘着。像一艘一艘的白帆。
“你不说话我当你答应了。”
“都这么大岁数了,看什么海。”
“多大岁数了?你才五十八,我五十六。八十岁都能看海,五十八怎么就不能看了?”
他没有再拒绝。
也许不是被我说服了。是他忽然想起自己曾经是一个会骑自行车带着心爱的姑娘在麦田边飞驰的年轻人。那个人还在,没有走远。他被关在某扇门后面,门没锁,只是忘了钥匙放在哪儿了。
我把手伸进口袋。
钥匙就在那里。
第十章 工具箱
那天下午,老周把他的工具箱找了出来。
箱子是铁皮的,绿漆都掉了,斑斑驳驳的,像一件出土文物。里面装着各种工具,扳手、钳子、螺丝刀、锤子、卷尺,每一件都擦得锃亮,一尘不染。
他把箱子放在客厅地上打开,把工具一件一件地拿出来。
先拿扳手。握在手心里攥了攥,指节泛白。
再拿钳子。开合了几下,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一把一把地摸过去,像在摸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他把那些工具握在手里、举到眼前、对着光看、又放回去。那些工具在他手里发出细微的声音,金属碰撞,清脆而又沉闷。
他把那些工具一样一样地放回箱子里,盖上盖子。
“坏了,拧不动了。”
“什么拧不动?”
“钳子。以前一掰就开。”
他看看自己的手,虎口处有厚厚的老茧。那些茧是几十年磨出来的,摸上去硬硬的,像一层盔甲。但盔甲里面的骨头已经锈了,那些无坚不摧的工具,开始对他不灵了。
“老周。”
“嗯。”
“你上次说想把柿子树砍了,不用砍。”
“嗯?”
“你把枝修一修就行了。那棵树年年结那么多柿子,砍了可惜。”
“我修不动了。”
“那我们一起修。你教我。”
老周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会?”
“你教我我不就会了?”
沉默了很久。
“好。”
他提着工具箱走到院子里,我跟在他后面。他打开箱子拿出锯子,锯子是新的,去年买的,还没用过。他把锯子递给我。
“先锯这个枝,往这个方向锯,别锯偏了。”
工具在手里,沉甸甸的。他的手覆在我的手上,带着我一下一下地锯。枝丫抖动着,树梢上的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慢点,稳着。”
柿子树被修剪了一半,树冠小了许多,阳光从枝丫间漏下来落在地上,斑斑驳驳的。
老周蹲在地上把锯下来的树枝归拢起来,捆成一捆。他的动作很慢,但很稳。那双在工具箱前说自己“拧不动了”的手,捆起树枝来还是那么利索。
他捆好树枝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膝盖上的土扑簌簌地往下掉,像下了一场小雨。
“老周,你还有用。你不是没用的人。”
风从哪里吹过来的,不知道。但枣树叶子沙沙地响了几下,柿子树没有叶子了,光秃秃的。
他在那张长椅上坐下,看着院子里的柿子树。阳光落在他身上,那棵柿子树,那些被修剪过的枝丫,秋天还会结柿子,还会很甜。
第十一章 阳台上的花
老周开始种花了。
不是那种很名贵的花,都是些好养的。绿萝、吊兰、仙人掌、长寿花。长寿花是隔壁刘婶给的,说开花好看,红彤彤的一团一团的,冬天也能开,养好了能开到春天。
老周把花盆搬到阳台上,一盆一盆地摆好,浇水、施肥、松土。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看那些花。哪盆该浇水了,哪盆该施肥了,哪盆长了虫,哪盆发了新芽,他都知道。
他不在客厅傻坐、换台了。
他在阳台上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有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在花盆中间,一坐就是一上午,不说话,也不看手机,就是看着那些花。
那些花也看他,绿萝的叶子,吊兰的枝条,长寿花的花苞。
“老周,你天天看这些花,不腻?”
“不腻。”
“它们又不跟你说话。”
“它们跟我说。”
他指了指长寿花。长寿花打了花苞,绿绿的,小小的,紧紧地裹在一起,像攥紧了的拳头。再过些日子,那些拳头就会慢慢地张开,变成一朵一朵的红花。
“它说它快开了。”
长寿花真的开了。不是一朵两朵地开,是一团一团地开,红彤彤的,像一簇一簇的火苗。阳台上一片红配着那些绿,好看得不像话。
隔壁刘婶来串门,看到那些花夸了好几句。
“老周,你这花养得真好。我家那盆长寿花,开了几朵就不开了,你是怎么养的?”
老周蹲在花盆前,用手指戳了戳土。
“水不能浇太多,浇多了烂根。肥也不能施太勤,太勤了烧苗。见干见湿,薄肥勤施。”
他说了很多,比我这几个月听到的加起来都多。
刘婶走了以后,他继续蹲在花盆前,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长寿花的叶子。叶子上有一层细密的绒毛,他的手指在上面滑过,无声无息。
“老周。”
“嗯。”
“你刚才跟刘婶说了好多话。”
“是吗?”
“你很久没跟人说这么多话了。”
他低着头,专心地看着那朵花。那朵花正对着他,红彤彤的,像一张笑脸。
“花不会嫌弃我没用。”
他不是在跟我说,他是在跟那朵花说。那朵花听到了,花瓣微微地颤了一下。
第十二章 六十大寿
老周六十岁生日那天,闺女周婷回来了,买了一盒大蛋糕,奶油上面写着“老爸生日快乐”六个红字,旁边还画了一颗心。那颗心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店员不熟练,手抖了。
“爸,许个愿。”
老周看着那些蜡烛,火苗在风里跳来跳去,把他的脸照得明明暗暗的。
“都这么大岁数了,许什么愿。”
“许一个嘛,又不花钱。”
周婷把蛋糕往他面前推了推,非要他许愿不可。
他闭上眼睛。
过了很久。
蜡烛都快烧完了,蜡油滴在奶油上,凝固成一颗一颗白色的小珠子。
他睁开眼睛,把蜡烛吹灭了。
“爸,你许的什么愿?”
他笑了笑。
“说出来就不灵了。”
他的笑很浅,只是一道很小的弧线在他嘴角浮起来,他的眼角弯了弯,那两道深深的鱼尾纹挤在一起,像两把摺扇。他不再是那个把自己关在屋里的人。他变成了一个会微笑的人,一个会在阳台上跟花说话的人,一个会把柿子树的枝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人,一个会在生日蛋糕前许愿的人。
他许了什么愿?他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问。
第十三章 海
过完生日,老周说了一句话。
“你不是说要去看海吗?”
“你同意了?”
“你不是说八十岁都能看?五十八怎么就不能看了?”
我把订票的事交给了闺女。周婷高兴坏了,说妈你放心我全包了,订机票订酒店订行程,一条龙服务,保证让您二老玩得开开心心。
出发那天,老周穿了一件新夹克。深蓝色的,拉链拉得严严实实,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截脖子。他还在镜子前照了好几次,左看看右看看,把头发梳理整齐,还喷了点发胶。
“爸,你打扮这么帅干嘛?”周婷在旁边笑。
老周没理她,把那个黑色双肩包背上。包里装着他要带的东西——降压药、降糖药、阿司匹林,还有件厚外套。
我拎了拎他的包,不沉,但他背上去整个人往下坠了坠。我伸手帮他托了一下,他不让,把肩带紧了紧。
“走吧。”
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他的包响了。安检员让他打开,他从里面掏出一个水杯,不锈钢的,里面还有半杯水。他把水倒了,杯子重新放回包里,包又过了一遍,没再响。
“爸,你带水杯干嘛?飞机上有水。”
“喝不惯他们的水。”
他的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皮,那些白皮翘着,像冬天干裂的河床。他不会说渴,他不会说自己不舒服,他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
飞机起飞的时候,他闭着眼睛,手紧紧地攥着扶手。指节泛白,青筋一根一根地暴起来。
“老周,你没事吧?”
“没事。”
“你恐高?”
“不是。”
他没说是什么,我也没有追问,伸过手去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凉凉的,那些粗糙的老茧硌着我的手。他的手指慢慢地合拢,包住了我的手。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从舷窗照进来,落在那两双交握的手上,落在那些不再年轻的手背上,落在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里,落在那枚他戴了几十年的结婚戒指上。戒指的棱角已经磨圆了,银白色的金属泛着柔和的光,像月亮的清辉一样,淡淡的,却又沉沉的。
第十四章 他的用处
到了海边,老周站在沙滩上。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海。
风很大,海浪一层一层地涌上来,拍打着沙滩,发出沉闷的轰响。远处海天一色,灰蒙蒙的,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海鸥在头顶盘旋,叫声尖锐,像孩子的哭,又不像。
他站在那里,风吹着他的衣服,吹着他的头发。
“老周,你发什么呆?”
“海真大。”
“那当然,海能不大吗?”
他蹲下来,用手捧了一把沙子。沙子从指缝间漏下去,被风吹散了。
“以前觉得自己挺大的。在厂里,谁见了我都叫周师傅。退休了,觉得自己越来越小。现在看到海,觉得自己更小了。”
他站起来看着远处的地平线。海平线稳稳地横在那里,亘古未有,亘古不变。
“小了也好。小了就不用撑着。”
风吹着他的花白头发,他站在那里的样子不像一个快六十岁的人,像一个孩子,第一次看到了比自己大得多的世界。
六十岁后的男人,还剩下些什么?
力气不剩多少了,雄心壮志不剩多少了。那些年轻时引以为傲的东西,一项一项地丢了、忘了、不在了。但他们还剩下一些东西。
他们会把阳台上的花养得很好,会在老伴渴的时候递过来一杯不凉不烫的水。会在柿子树长得太密的时候修剪枝丫,会在老伴出门的时候把围巾递过去,什么话都不说。
他们会在飞机起飞的时候握住老伴的手,手心全是汗,攥得紧紧的。会在海边蹲下来捧一把沙子,说海真大。会从厨房端出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围裙上沾着水渍,说喊“粥好了”。
他们会承认自己小了,不用撑着了。
他们还会爱。
不是年轻时候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是另一种,更安静的、更深沉的、更不动声色的爱。像一棵老树的根,埋在地底下,你看不到它,但它一直在那里,紧紧地抓着土壤,不让这棵树被风吹倒。
这就是他们还剩下的用处。
我看着老周在海边走了很远。
海浪追着他的脚,他往后退了几步,浪退了他又往前走。像个孩子,跟海浪玩着那个永远玩不腻的游戏。他走路的姿势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是那种大步流星地走,腰板挺得笔直,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现在他走得很慢,腰也弯了一些,脚步也有些拖沓。
但他还在走。
他还会笑。
他还会在生日蛋糕前许愿。他还会跟花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旧手帕,把我掉在饭桌上的米粒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包好。
这些就是他的用处。
不惊天动地,不值一提,但你需要。你需要有一个人在你从医院拿回报告单的时候对你说一声“没啥大事”。你需要有一个人在天冷的时候把围巾递过来,什么都不说。你需要有一个人在你老了、丑了、没用的时候,还握着你的手。
我走到他身边,挽住他的胳膊。他的胳膊还是硬的,那是他年轻时在工厂里练出来的肌肉。虽然外面包着的那层皮已经松了,里面的骨头也脆了,但那根骨头还在,撑着这具不再年轻的身体。
“老周,你还有用。你还有大用。”
海风把我的声音吹散了,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吹到海平线那边去,吹到天边去。
他听到没有,我不知道。但他把我的手握紧了一些,他的手指粗糙而温暖。
这就够了。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倾听,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您们带来启发和思考。我是腊梅的坚韧,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期待您的关注。祝您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我们下期再见。
金句:六十岁不是终点,是另一段路的起点。退了休的男人不是废了,是换了一种活法。他们不会说甜言蜜语了,不会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了,花养得好好的,饭做得热热的。老伴出门,他把围巾递过去,什么话都不说。这就是他们剩下的用处。不惊天动地,但你需要。
互动提问: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周”?或者你自己就是这样的“老周”?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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