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我高考落榜去山里学木匠,走到半路被班主任拦下,改变了我人生

楔子

我叫陈福生，一九六四年生人，今年五十九岁。

前些天收拾老屋的阁楼，翻出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样东西：一张泛黄的高考成绩单，上头印着“一九八二年七月”几个字；一本红皮的高中毕业证，边角已经磨得起毛；还有一把锈迹斑斑的木工刨刀，刀刃上缺了个小口子。

我拿起那把刨刀，在手里掂了掂，忽然就觉得鼻子一酸。

老伴在楼下喊我吃饭，我应了一声，却没动。我就那么坐在阁楼的旧木椅上，捧着那把刨刀，像是捧着一截沉甸甸的岁月。

这把刨刀，是我十七岁那年从镇上供销社买的。那会儿刚花了八毛钱，崭新的，刀刃雪亮，木柄光滑得反光。我把它揣在怀里的时候，心里头绝望得要命——我觉着自己这辈子注定要跟刨花、锯末打交道了，大学梦彻底碎了个干净。

可谁承想，这把刨刀在我手里拢共也没用过几回。

就是它还没捂热乎的那天早晨，我在去山里拜师学木匠的半道上，被一个人给拦了下来。

这一拦，就把我的命给拦拐了弯。

要是没有那天早晨的拦截，我这辈子大概就是个走村串户的木匠师傅，凭手艺吃饭，日子倒也过得去。可我后来却成了县中学的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教了大半辈子的书。

这中间的沟沟坎坎，说起来，真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那年夏天，我永远不会忘记。

太阳毒辣辣的，把地皮晒得直冒烟。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都卷了边，知了趴在树干上叫得声嘶力竭。我妈蹲在井台边洗衣服，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后背的碎花布衫洇湿了一大片。

我爹坐在堂屋门槛上，面前摆着一碗凉白开，他抽着旱烟，半天不吭声。

高考成绩下来的那天，我正扛着锄头在玉米地里薅草。七八月的玉米长得比人还高，人钻进去就像是掉进了蒸笼，密不透风，汗珠子啪嗒啪嗒往土里砸。我光着膀子，胳膊被玉米叶子拉出一道道血印子，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

正薅着，听见村东头的王大喇叭在田埂上扯着嗓子喊：“成绩出来啦！高考成绩出来啦！贴在学校门口公告栏上，都去看哪！”

我手里的锄头顿了一下，心里头像是有面鼓，咚咚咚地敲了起来。

从地里往学校跑的时候，我的腿肚子直发软。一路上想了很多，想自己这十二年的寒窗苦读，想起早贪黑背书的那些夜晚，想我爹为了给我凑学费卖了家里那头半大的猪，想我妈深夜里还在煤油灯下给我缝补衣裳。我觉着自己考得还行，至少该有个学上，哪怕是个中专也好，只要能跳出农村，端上公家的饭碗，就对得起爹妈这些年的辛苦了。

我们公社中学不大，就三排红砖平房，操场是夯实的黄泥地，跑起步来尘土飞扬。我到的时候，公告栏前已经围了一大群人，里三层外三层，伸长了脖子往里头瞅。有高兴得又蹦又跳的，有蹲在地上捂着脸不说话的，有家长拉着孩子的手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的。

我挤进人群，从最上面开始往下找自己的名字。

红纸黑字，密密麻麻列了好几排。排在开头的都是过了本科线的，接着是大专，再往下是中专。

我一排一排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心越看越凉。

本科栏里没有我，大专栏里也没有我，中专栏里还没看到我的名字。我都快把鼻子尖戳到那张红纸上去了，才在最底下——最底下的角落里——看到了“陈福生”三个字。

旁边写着分数。

我盯住那个数字看了好几遍，像是看不懂似的。那个数字跟个铁秤砣似的，直直地砸在我胸口上，砸得我喘不过气来。

三百二十一分。

那年头高考考六门：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外语。我语文和政治还行，都考了七十多分，可物理和化学两门加在一起才将将过了八十分。数学也考得不好，才五十八分，不及格。外语更别提了，勉强混了个四十来分。

三百二十一分，离中专录取线还差着将近三十分呢。

我站在公告栏前头，两条腿像灌了铅，动不了窝。太阳晒得我头皮发麻，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可我一点都不觉得热。我就那么站着，看着自己那个丢人的分数，脑子里头白茫茫的一片，像是冬天里下了场大雪，把什么都盖住了。

周围的人们渐渐散了，有说有笑的走了，哭丧着脸的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杵在那儿，像个木头桩子。

不知道站了多久，我听见身后有人咳嗽了一声。

我扭过头，看见一个瘦高个儿的男人站在不远处的梧桐树下。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可看人的时候像能看穿你似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裤腿卷到膝盖上头，脚上蹬着一双黄胶鞋。

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潘老师，潘志远，我高中三年的班主任，教语文的。

潘老师没说话，朝我招了招手。

我跟在他屁股后头，走过操场，走过那排红砖教室，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一张旧办公桌，一把藤椅，墙角堆着厚厚的作业本和试卷。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潘老师自己写的，上书四个大字：“天道酬勤”。

潘老师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杯子是搪瓷的，白底红字，上头印着“为人民服务”。

“三百二十一分，”他慢慢地说，声音不大却很沉，“福生，你甘心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甘心吗？当然不甘心。我寒窗苦读十二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晚上点着煤油灯做题做到半夜，手心磨出了茧子，眼睛熬成了近视，结果就考了这么个丢人的分数，换谁谁能甘心？

可话又说回来了，不甘心又能怎样呢？高考就是独木桥，挤过去的就是前程，挤不过去的就只能认命。

“你语文和政治考得不错，”潘老师翻着一张记分册说，“你的问题就出在理科上头。物理四十二分，化学三十八分，加起来才八十分。复读一年，把理科好好抓一抓，明年肯定能考上。”

复读。

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复读，就意味着再多耗一年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家里要多供我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书本费、学杂费、住宿费，那年头复读班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二十五块钱，两个学期就是五十块。五十块钱在现在不算什么，可在那个年代，在我们那样的家庭里，那可是一笔天大的数目。

我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家在关中平原上的陈家沟，一个在地图上找不着的小村子。一二百户人家，清一色的土坯房，种地为生。我爹叫陈满仓，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就会种地，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我妈姓王，没有大名，村里人都叫她满仓家的，或者陈王氏。她也是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手上全是厚厚的茧子，指关节粗得像男人的手。

我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叫陈福英，比我小两岁，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在家帮着干活儿了。那年头农村普遍重男轻女，供一个男孩念书就不容易了，哪还有闲钱供女孩念书？小妹妹叫陈福兰，比我小五岁，还在上小学，人聪明得很，考试回回都是班里头一名。

一家五口人，就靠着那几亩薄田过日子。风调雨顺的年头，勉强能填饱肚子；碰上旱涝的年头，口粮都成问题。为了供我读书，爹妈已经勒紧裤腰带熬了好些年了。我妈常年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衣裳，我爹的布鞋底子磨穿了都舍不得换新的。就连过年，我们家也难得吃上一顿饺子，顶多就是白面馒头蘸点酱油。

要是再复读一年，家里的日子还怎么过？

两个妹妹怎么办？小福兰的学费还交不交了？

我咽了口唾沫，对潘老师说：“潘老师，谢谢您为我操心。复读的事，我不敢想。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实在供不起我再读一年了。”

潘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又戴了回去。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好像是惋惜，又好像是无奈。

“福生，你有天赋，尤其在语文上头很有灵性。你写的文章我看了三年了，从高一看到高三，一篇比一篇好。你那篇登在校刊上的《家乡的麦田》，我现在还记得里头的句子——‘风吹麦浪，像是大地的呼吸’。你这样的孩子，不该就这么放弃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可眼泪在眼眶里转了转，到底没有掉下来。我使劲把它憋了回去。都大小伙子了，不能哭。

从潘老师的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走了将近两个钟头，到家的时候天都擦黑了。土路两边全是庄稼地，玉米长得密密匝匝的，晚风吹过，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窃窃私语。远处秦岭的山影黑黢黢地耸立着，像一道永远也翻不过去的屏障。

我爹蹲在院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捏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的，映着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他一看见我，就问了一句：“咋样？”

我没说话，把成绩单递了过去。

我爹不识字，他把成绩单端详了一会儿，又递给了我妈。我妈也不识字，可她会看人的脸色。她瞅了一眼我的表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没考上？”她的声音抖了一下。

我点了点头。

我爹闷着头，使劲抽了几口旱烟，烟雾在暮色里散开来，呛得他直咳嗽。他咳了好一阵子才停下，嗓子眼儿里咕噜咕噜的，像是憋着好多话要说，可到底什么也没说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五口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吃饭。晚饭是玉米糊糊就咸菜，稀汤寡水的，映得出人影来。我端着碗，玉米糊糊都凉透了，还是一口都咽不下去。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吞都吞不下。

谁都没有说话。院子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筷子磕碰碗沿的声音，还有远处池塘里的蛙鸣。

大妹妹福英偷偷地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水汪汪的。小妹妹福兰还不懂事，小声问我：“哥，你是不是能去县城上班了？”

我没回答，站起来回了屋。屋里闷得像蒸笼，我浑身的汗都冒了出来，可我不管那些，一头栽倒在炕上。

那天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炕席子被汗洇得潮乎乎的，蚊子嗡嗡嗡地在耳边叫个不停。透过窗户纸，能看到外头月亮挺圆，月光洒在院子的泥地上，白花花的，像是下了一层霜。

我看着月亮，心里头像是有个什么东西碎掉了，碎得稀里哗啦的，再也拼不起来。

那是希望。

十二年苦读的希望，跳出农村的希望，改变命运的期望，全碎了。

我在心里头对自己说：陈福生，认了吧，你就是个种地的命。这年头能考上大学的能有几个？百里挑一都不止。你比你爹强哪去了？你爹不也是种了一辈子地，不也活得好好的？

可另一个声音又在说：你读了十二年书，天天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到头来还是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你甘心吗？你写的那篇《家乡的麦田》，难道就是给自己将来种麦子做准备吗？

两个声音在我脑袋里打了一宿的架，打到天快亮了才消停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在说话。

我竖起耳朵听了听，是我爹的声音。他正跟隔壁的王婶子唠嗑呢。王婶子的大嗓门隔着半条巷子都听得见：“满仓哥，听说福生没考上？唉，我就说嘛，咱们庄稼人的娃，念那么多书有啥用？到头来还不是要回来种地？你看看我们家大壮，初中没毕业就下地干活儿了，现在不也娶了媳妇生了娃，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我爹笑了笑，说：“是是是，你说得对。”声音里带着说不出的滋味。

过了一会儿，王婶子走了，我爹把我叫到堂屋里。

“福生，”他坐在那条磨得发亮的条凳上，旱烟在手里转来转去，转了老半天才开口，“爹想了一宿，有些话不得不跟你说了。”

我站在他面前，等着他往下说。

“爹知道你不甘心。供你读了这些年书，爹也不甘心。可你也看到了，咱家就这情况。供你读高中这三年，已经把家底掏空了。爹不是不想让你复读，是真供不起了。”

他顿了顿，把旱烟杆塞进嘴里，使劲嘬了一口，然后才说：“爹想了个办法。你姑父有个表弟，姓韩，住在终南山脚下的韩家寨，是个手艺顶呱呱的老木匠。四里八乡谁家娶媳妇嫁闺女，都请他打家具。你姑姑帮着递了话，人家愿意收你当学徒。”

“学木匠？”我愣了一下。

“对。俗话说得好，灾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木匠这门手艺要是学成了，一辈子吃喝不愁。”我爹说着，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你姑父说了，他这个小表弟人是有点严，可手艺真是没得挑。跟着他好好学，熬个三年出师，往后的日子就不愁了。”

我爹说到“手艺”两个字的时候，语气里甚至带着点羡慕。他是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人，一年到头跟土坷垃打交道，累死累活也挣不下几个钱。在他眼里头，木匠这样的手艺人，已经是高人一等的存在了。八十年代初那会儿，一个手艺好的木匠师傅，一天能挣两块钱工钱，一个月下来就是五六十块，比城里工厂的正式工人挣得还多。

我妈也在一旁帮腔：“福生，你爹说得对，咱们庄稼人不比城里人。城里人考不上大学还能进工厂当个工人，咱们考不上学就只有回家种地。你能学到一门手艺，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

大妹妹福英也怯怯地说：“哥，你就去吧。家里的活有我呢，你放心。”

我看着他们——我爹、我妈、妹妹，一张张写满期盼的脸，心里头像是有把钝刀子，慢慢地剌了过去。

我知道，这就是穷人家的命。没资格挑三拣四，能有一条出路就得烧高香了。

我点了点头，声音很小：“行，我去。”

话说出口的那一刻，我觉着自己终于把那个关于大学的梦，彻底掐灭了。

掐得粉碎。

接下来的几天，全家都开始为我去山里学手艺做准备了。我妈翻出家里最新的一件衣裳，说是新的，其实就是补丁少点的那件，洗干净了，叠得整整齐齐。她又连夜给我纳了一双新布鞋，针脚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得让我不忍心去数。

我爹去镇上供销社，花八毛钱给我买了一把木工刨刀。刨刀用牛皮纸包着，我爹递给我的时候，手都在抖。八毛钱，在我们家可不是小数目，够买两斤盐吃上好几个月了。

“师傅讲究，说不能让徒弟空着手进门。”我爹说，“这把刨刀你带着，算是咱们家的拜师礼。”

我接过那包牛皮纸，掂了掂，不算沉，可我觉得手心沉甸甸的。我打开看了一眼，崭新的刨刀闪着雪亮的光芒，刀口锋利得能照出人影来。我用手试了试刀刃，指肚上立刻出现了一道白印子。

“好刀。”我说。

我爹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头有欣慰，也有心酸，两种滋味搅在一起，看着叫人难受。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村后的打谷场。打谷场上堆着几个麦秸垛，月光下看起来像是蹲在地上的巨兽，沉默而庞大。

我躺在麦秸垛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关中平原夏天的夜空特别干净，银河从头顶横跨过去，密密麻麻的星星挤在一起，亮得扎眼。夜风凉凉的，带着庄稼地里特有的青草香和泥土味，偶尔还有萤火虫提着灯笼飞过，一闪一闪的。

我掏出兜里那张高考成绩单，借着月光又看了一遍。三百二十一分，真是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分数。我想把它撕了，撕个粉碎，让它随风飘走，可撕到一半又住了手。我把成绩单重新叠好，放回口袋里。

留着吧。好歹是个凭证，证明我这十二年的书，不是白念的。也提醒我，从此以后，我跟读书这条路，算是彻底缘尽了。

远处传来狗叫声，一声接一声的，在夜风里飘散开来。我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跟那个关于大学的梦想告了个别。

再见了，大学。再见了，读书人的路。从此以后，我就是个手艺人，靠着锯和刨过日子。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我就动身了。

东边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村子的轮廓在晨雾里头影影绰绰的，公鸡在谁家的院子里喔喔地打鸣。整个村子都还没醒透，空气清清凉凉的，带着露水的味道。

我妈起得最早，给我下了碗面条。面条是自己擀的，切得宽宽的，上头卧了一个荷包蛋。那年头鸡蛋是稀罕物，平时舍不得吃，都攒着拿到集市上卖钱。我妈给我卧的这个鸡蛋，是家里鸡当天早上刚下的，还带着温热呢。

“多吃点，路上远着呢。”我妈把碗推到我面前，眼睛红红的。

我端起碗，一根一根地往嘴里扒拉面条。面条很香，可我就是咽不下去。喉咙像是堵了团棉花，使劲咽也咽不痛快。

吃完了面，我妈把一个打着补丁的铺盖卷递给我，里头卷着一床薄棉被和几件换洗的衣裳。她又往我怀里塞了两个煮鸡蛋和几张烙饼，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包着，说：“路上饿了吃。”

我爹从兜里摸出两块钱，塞到我手里。那是两张一块钱的纸币，皱皱巴巴的，带着汗味和旱烟味。我不知道这两块钱是我爹攒了多久才攒下来的，我只知道他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手都微微发抖。

“省着点花。”他只说了这么四个字，就转过身去再没看我。

两个妹妹站在门口，福英低着头不吭声，福兰拽着我的衣角，小嘴瘪着，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似的。

“好好学手艺，”我妈站在院门口，用围裙擦着眼睛对我说，“别给你爹妈丢人。到了师傅家手脚勤快点，早起晚睡不算啥，多看多学，熬过三年就好了。”

“嗯。”我点了点头。

“学成了手艺，就能娶媳妇了。”我妈想笑一下，可嘴角刚翘起来，眼泪就掉下来了，“妈不求你大富大贵，平平安安的就行。”

我背起铺盖卷，转过身，大步往外走去。铺盖卷不算沉，可我觉着背上像是背了一座山。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我家那座低矮的土坯房子，歪歪扭扭地立在那里，房顶上长着几丛茅草，在晨风里摇摇摆摆的。我妈还站在院门口，远远地望着我，晨风吹起了她的头发，我这才发现我妈的头发白了那么多。我爹蹲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抽旱烟，烟锅一明一灭的，跟昨晚一模一样。

这个画面，跟刀子似的，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

村口有棵大槐树，据说有几百年了，树冠遮出好大一片阴凉。树下有个石碾子，夏天的时候村里人都爱聚在树下乘凉、拉家常。我从槐树底下走过的时候，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

“那不是陈家的大小子吗？背着铺盖卷干啥去？”

“听说是去山里学木匠。高考没考上，只能学手艺呗。”

“啧啧，念了这么多年书，到头来还是当手艺人，白念了。”

“可不能这么说，总比回来种地强嘛。”

我加快脚步，把那些闲言碎语甩在身后。清晨的风吹在脸上，有点凉。土路长满了野草，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脚。路两边全是青青的麦田，麦子正在抽穗，风一吹就像是绿色的波浪，一层一层地荡向远方。

我抬起头，远处秦岭的山影在晨曦中渐渐清晰起来，青黛色的一片，高高地挡在天边，像是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终南山就在那片山影里，韩家寨也在那片山影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只知道我要去那里，跟一个素未谋面的师傅，学一门我从来没接触过的手艺。

路上有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路尘土。也有挑着担子的农民，有赶着驴车拉化肥的，有骑自行车的邮递员，车后座的绿布兜子里塞满了报纸和信件。他们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在意一个背着铺盖卷的落榜少年。

我一路上没吃东西，虽然兜里揣着烙饼和鸡蛋，可我就是觉着不饿。我就那么低着头走，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不去想。

走了大约有四五里地，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福生！陈福生！”

我停住了脚步。

那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

我慢慢转过身，看见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正飞快地朝我追来。那人瘦高个儿，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头发花白，在清晨的风里被吹得乱七八糟的。

潘老师。

他骑到我跟前，刹车踩得太急，差点儿摔倒。他喘着粗气从自行车上跳下来，额头上全是汗珠，眼镜片上都蒙了一层雾气。

“福生！”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就猜到你今天要走。我从天不亮就在村口守着，结果守偏了，你走的是西边这条路。”

我愣住了：“潘老师，您……”

“福生，”他盯着我的眼睛，语气又急又沉，“你真的甘心就这么去学木匠吗？你语文成绩全县排在前二十名，你写的文章连县文化馆的人都夸过！你这样的孩子，天生就是读书的料，怎么能去当木匠？”

潘老师这段话，像是一块石头，扑通一声砸进了我心里的那潭死水里。

可我只能摇摇头：“潘老师，谢谢您的好意。可是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真供不起我复读了。我爹说得对，我没资格挑三拣四。”

“钱的事你别管！”潘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很用力，手指都掐进了我的胳膊里，“我给你联系了县一中的复读班。县一中是全县最好的中学，复读班的老师都是各科的骨干。你去了只管好好学，学费的事我来想办法。”

“潘老师，我……”

“别废话了。”潘老师松开我的胳膊，声音忽然变得很温和，“福生，我就问你一句：你还想不想上大学？”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藏在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那双看了我三年的眼睛。我想起他在课堂上讲《岳阳楼记》的样子，念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眼睛都在放光。我想起他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写的批语：“此子有文采，当善加培养。”我想起他昨天在办公室里对我说的话：“你这样的孩子，不该就这么放弃了。”

我忽然觉得眼眶一热，使劲点了点头。

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就先掉了下来。十七岁的大小伙子，就那么站在黄土路上，哭得稀里哗啦的。

潘老师笑了。那是我头一回见他这样笑，眼角的褶子都挤到了一块儿，像是一朵盛开的老菊花。

“那行，跟我回去。”

他拉着我的胳膊往回走。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他，走了几步才想起来问：“潘老师，学费的事……”

“县一中复读班的李主任是我多年的老同事，我们一起教了十几年的书。他知道你的情况，同意让你先欠着学费，等你考上了再慢慢还。”潘老师说，“但有个条件，他的原话是这样——‘要是欠了学费还考不上，那可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

我心里一沉。考不上怎么办？要是我复读一年还是考不上，那可真是无颜面对潘老师和那位李主任了。

潘老师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我相信你，你也得相信自己。”

我点了点头，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理科是硬伤，物理化学这两座大山，不是一年半载就能翻过去的。

“你理科的短板确实不小，但你不是学不好，是你下的功夫不够。”潘老师认真地说，“你语文底子好，政治也不差，这两科可以少花点时间。数学、物理、化学三科必须死磕到底。外语嘛，尽量往上提就行了，不强求。”

他顿了顿，又说：“复读班的课程安排得很紧，从早到晚都有课，晚上还有晚自习。你能不能顶得住，就看你自己了。”

“我能。”我说。

潘老师又笑了：“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潘老师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往回家的路上走。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来颠去，颠得我的屁股生疼，可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看着潘老师瘦削的后背，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热流。

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

潘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回到村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村口的槐树底下还是那些人，看见我又回来了，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他们看见潘老师骑车驮着我，大概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我没理会他们，这一刻什么闲言碎语我都不在乎了。

潘老师陪我一起进了家门。我爹正蹲在院子里抽旱烟，看见我又回来了，后头还跟着潘老师，一下子愣了神。

“满仓大哥，”潘老师把自行车靠在墙根上，走上前握住了我爹那双粗糙的手，“福生这孩子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就这么去学木匠，实在太可惜了。”

我爹尴尬地搓着手：“潘老师，我也知道可惜，可家里实在……”

“我知道，我知道。”潘老师打断了他的话，“所以我托了县一中的同事，让福生先去复读，学费先欠着。生活费嘛，一个月也花不了多少，我每个月资助他五块钱，够他吃饭了。”

五块钱。那年头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我在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个数字，想着将来一定要还给潘老师。

我爹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看见他的眼眶红了，使劲眨了眨，才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妈在一旁听见了，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走到潘老师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潘老师，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哪！”

潘老师赶紧把她扶起来：“嫂子，您这是做什么？使不得，使不得！”

那天晚上，潘老师在我家吃了顿晚饭。我妈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潘老师不肯吃，推让了好几回，最后在我妈再三央求之下才动了筷子。

吃完饭，潘老师就要回镇上去了。他明天还有课，不能在我家多待。临走的时候，他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五块钱，递到我爹手里。

“这是这个月的生活费。让福生收拾收拾，后天就去县城报到吧。”

“潘老师，我……”我爹拿着那五块钱，手都在发抖。

“满仓大哥，您别说了。”潘老师握住我爹的手，“等福生考上大学，您请我喝顿酒就成了。”

送潘老师出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潘老师推着自行车，我走在他旁边。路两边青蛙呱呱地叫着，远处有人家亮着灯，像夜幕上的星星。

“福生，”潘老师忽然开口，“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让你复读吗？”

“因为您觉着我有希望考上？”我试探着说。

“不全是。”潘老师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我，“我教了快三十年的书，见过的学生成千上万。有的学生像猴子，聪明得不得了，可就是不用功；有的学生像老黄牛，埋头苦学却收效甚微。你不一样。”

“我怎么不一样了？”

潘老师扶着自行车把手，慢慢往前走着说：“你是那种既有天分又能吃苦的孩子。这世上聪明人多了去了，能在教室里坐得住的人也多了去了，可既聪明又能吃苦的人却少之又少。你只要走对路子，肯定能成。”

那天晚上，我爹坐在炕沿上，手里的旱烟袋一直没离嘴。他吞云吐雾，弄得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我妈坐在灯下给我补衣裳，一针一线，仔仔细细地缝着袖口磨破的地方。两个妹妹已经睡了，呼吸声匀匀的。

屋里头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里头发慌。

过了好久，我爹忽然掐灭烟袋锅子，冒出一句话来：“福生，潘老师是咱家的贵人。你要是考不上，对不起谁都不能对不起潘老师。”

我点点头，没说话。可我心里清楚，爹的这句话，比什么鞭策都重。

这一夜，我又没睡好。可这一次不是难过，是激动，是忐忑，是既盼着又怕着的复杂心情。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想了许多许多。我想起了高中三年的点点滴滴，想起了潘老师在课堂上引经据典的样子，想起了他一次次在我作文本上写下的批语，想起了他今天早晨满头大汗骑车追我的情景。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陈福生，你要是考不上，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你爹妈这些年吃的苦吗？对得起潘老师从镇上骑车来追你的这份心意吗？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透过窗户纸洒进来，白花花的。可今晚的月光看起来不一样了，亮堂了许多，像是把我的心也照得亮堂堂的。

第二天一早，我爹就起来了。他往灶台里添柴烧水，把我妈叫起来，说是有重要的事要商量。

我妈揉着眼睛坐起来：“啥事？大清早的，这么着急。”

我爹坐在炕沿上，脸上的皱纹都拧到了一块儿：“福生这回是真要复读了。县一中，全县最好的中学。潘老师给联系好了，连复读班的李主任都点头了。咱可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想办法凑点钱，孩子到了县城手上不能一分钱都没有，出门在外的，万一生了病，连个药都抓不起。”

我妈愣了一下，然后说：“家里那只老母鸡，拿集市上卖了吧。还有那半袋黄豆，也拿去卖了。”

我爹摇摇头：“老母鸡还要下蛋换盐呢。黄豆也不够。我去找大队长借点钱。大队长虽然是公家的人，可这些年跟咱也算有点交情，说不定能借个十块八块的。”

那天上午，我爹去了大队部。我在家里收拾东西，把我那些旧课本、旧参考书都翻出来，一本一本地摞好。那些书好久没翻了，上头落了一层薄灰。我用袖子把它们一本一本擦干净——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外语，每一本都沉甸甸的，承载着那些疲惫又充实的夜晚。

我妈在我旁边默不作声地收拾衣裳。她把那件补丁最少的蓝布褂子叠了又叠，叠得像是豆腐块，塞进铺盖卷里。又把那双新纳的布鞋也放了进去。一边收拾，一边絮絮叨叨：“到了县城不比在家里，要吃好喝好，别省那俩钱。身体要紧，别把身子熬坏了……”

过了一个多时辰，我爹回来了。他脸上带着点笑意，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大队长人挺好，答应借十块。”我爹把钱递给我妈，“够福生头一个月用的了。”

我妈接过钱，小心地塞进我的内衣口袋里：“贴身放着，别丢了。这可是救命钱，丢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我们家实在是太穷了，穷到连十块钱都要找人借。可就是在这样穷的情况下，我爹我妈还是要咬着牙送我回学校。

这就是父母。他们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最好的留给孩子。

我妈看着我，眼圈又红了：“要是考不上，咱就回来种地。你不丢人。”

“妈，我都还没去呢，您就说这种丧气话。”我笑了一下。

“对对对，妈瞎说，妈瞎说。”我妈赶紧转过身去接着收拾东西，不让我看见她眼睛里的泪。

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又坐在那盏煤油灯底下。煤油灯的光昏黄昏黄的，可今晚看什么都觉得格外亲切。我妈还做了玉米糊糊，还破天荒地炒了一盘青菜。

大妹妹福英坐在我对面，小口小口地喝着糊糊。她十五岁了，懂事得很，一句话都不多说，可我知道她心里比谁都为我高兴。

小妹妹福兰今年十二岁，上小学四年级。她絮絮叨叨地说：“哥，你要是考上大学了，是不是就跟城里人一样了？是不是就不用下地干活儿了？是不是能吃上白面馍馍了？”

“那当然。”我说。

“那我也要好好念书，长大了也考大学。”福兰认真地说。

福英瞪了她一眼：“就你能。咱家供一个大学生都费劲，还供两个？”

我妈在一旁叹了口气。我忽然觉得心里一酸。我妈这声叹气，我太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供我一个复读都要借债，哪还能供第二个大学生？可我不能说什么，我不知道将来能不能供妹妹们读书，我只能先管好我自己。

饭后，我爹把我叫到院子里。院子里没人，月亮明晃晃的，地上全是银白的月光。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曳，树叶哗啦啦地响。

“福生，”我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头是一卷钱，有壹角的、贰角的、伍角的，还有几张壹元和贰元的，“这是你姑姑你姨他们凑的。你姑给了两块，你姨给了一块五，你舅给了一块。统共六块五。”

“爹……”

“都拿上。”我爹把钱塞进我手里，“到了县城，不比家里，啥都要花钱。饭要买着吃，书本也要买，走路走多了鞋底子也会磨穿。你省着点花，但该花的地方别省着，别饿着自己。”

“那家里怎么办？俩妹妹的学费……”

“那些不用你操心。”我爹摆摆手，“你只管好好念书。你要真考上大学了，那才是对全家最好的交代。”

那晚上我躺在炕上，看着房梁，听着外头的虫鸣声，心里头像是有把火在烧，烧得我浑身发烫。

我翻身爬起来，从铺盖卷里抽出那把刨刀。刀锋在月光底下闪着寒光，冷冷的，像是要把我的心都给冻住。我看了它很久很久，然后把它塞进了枕头底下。

这把刨刀是我去山里学木匠的证明，是我认命的标志。现在我要留着它，让它时时刻刻提醒我：如果考不上大学，这就是你的下场。

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少年，在那个夏天的夜晚，在煤油灯昏暗的光芒下，做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决定。

我要上大学。我一定要上大学。哪怕拼掉半条命，也要考上。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穿上了我妈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背上了那个打了补丁的铺盖卷，揣上了我妈煮的几个鸡蛋和烙饼，还有我爹东拼西凑借来的十几块钱。

我爹本来要送我去县城，可我没让。地里的玉米要薅草，麦子要浇水，少干一天就少一天的收成。我说我自己能行，十七岁的大人了，走几十里路还走不了吗？

从我们陈家沟到县城，大约有四十里路。我沿着土路一直往东走，走到镇上的国道旁边搭顺路的手扶拖拉机。开拖拉机的是个中年汉子，黝黑的脸膛，说话瓮声瓮气的，听说是去县城上学，二话不说就让我上了车斗。

手扶拖拉机轰隆隆地开起来，车斗里拉的全是化肥袋子，我坐在上头，颠得浑身骨头都快散了架。可我一点都不觉得难受，我心里头充满了期盼。我看着路两边飞快后退的田野，看着远处越来越近的县城，觉着自己的人生也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风灌进我的领口，凉飕飕的，我不由得挺直了腰板。

到了县城，我背着铺盖卷找到了县一中。县一中在县城东关，是全县最好的一所中学。学校大门是两扇铁栅栏，上头焊着一块长长的铁牌子，白底红字写着“红星县第一中学”。大门两侧是青砖垒的围墙，墙头上长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在风里摇摇晃晃的。

校门里头是个大操场，操场正中央立着一根旗杆，红旗在风中猎猎飘扬。操场后面是一排排红砖砌成的教学楼，楼前种着梧桐树，树干上刷着白石灰，整整齐齐的，看着就让人精神一振。

我站在校门口往里看，心里头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学校比我在镇上读的高中大多了，漂亮多了。我将要在这里学习一年，然后再次向高考发起冲锋。

我心里忽然有些紧张。我能行吗？我能跟上这里的课程吗？我会不会辜负了潘老师的期望，辜负了爹妈东拼西凑来的这十几块钱，辜负了全家人的一腔期盼？

正犹豫着要不要进校门，忽然听见有人在里头喊我的名字。

“陈福生！是陈福生吗？”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从教学楼里快步走了出来。他中等身材，微微发福，方脸阔口，穿一件灰的卡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两支钢笔，一看就是个老教师。

他就是潘老师的那位老朋友，县一中复读班的负责人——李主任。

“是李主任吗？”我试探着问。

“对，就是我。来来来，快进来。”李主任热情地帮我拎过铺盖卷，“潘老师把你夸得跟花儿似的，说你是全县最有希望的语文苗子。我可要好好瞧瞧，他这话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李主任带我去了学生宿舍。宿舍是一排红砖平房，靠墙摆着几张大通铺，可以睡十几个人。通铺是用木板搭的，上头铺着一层稻草，再盖上席子，按李主任的话说“比较简朴”。屋里还有一张破旧的木头桌子，几条长板凳，斑驳的墙上贴着上一年复读生留下来的课程表，已经发黄了。

“条件简陋，将就着住吧。”李主任说，“复读生的宿舍确实比不上应届生，可来这里是学本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你说对不对？”

“对。”我赶紧点头。

宿舍里已经住了几个复读生，有几个是昨天到的，还有几个更早。他们有的来自县城，有的跟我一样是从乡下考过来的。我们互相认识了一下，知道彼此都是高考的失败者，都有说不出的苦衷，反倒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复读班就开课了。

复读班的教室在教学楼最里头的一间，窗户对着学校后面的菜地，倒是挺安静。一个班挤了将近七十个人，课桌从讲台一直排到后墙根，过道窄得侧着身子才能走过去。其中有不少是从乡下各个中学来的，也有县城本地的，还有几个是已经复读了两三年的“老兵油子”了，复读经验比我们这些新兵蛋子丰富得多。

那年头，复读生被人们叫做“补习生”或者“复读生”，有时候也被叫做“高四学生”。我们这群人顶着这个说不上光彩的标签，带着不同的苦衷，挤进了同一间教室。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明年七月的高考中，洗刷今年的耻辱。

李主任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他站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大字：“今日复读，明朝扬眉。”

然后转过身，目光缓缓扫过全班六十几张脸，一字一句地说：“在座的各位，都是经历过一次失败的人。但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失败而放弃。你们能坐在这里，本身就说明你们有一种不甘平庸的劲头。我希望明年这个时候，你们每个人都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说完这番话，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天的掌声特别响，好像要把整个教室的屋顶给掀掉似的。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复读生活就算是正式拉开了序幕。

复读的日子苦得很，比高三还要苦得多。

每天早晨五点半，天还黑黢黢的，走廊里那口破铁钟就被工友敲响了，铛铛铛的声音像钉子一样扎进每个人的梦里。我们从被窝里挣扎着爬起来，摸黑穿好衣裳，冲进水房随便撩几把凉水在脸上算是洗了脸，然后就跑到操场上集合跑步。冬天的早晨冷得刺骨，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冰得人牙根发酸，可谁也没工夫矫情。

晨跑完了就是早自习。教室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有人在背英语单词，像念经一样翻来覆去地念；有人在背政治题，嘴里念念有词；有人在演算数学公式，草稿纸用了正面用反面。我也拿起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一道题一道题地做。

早自习四十分钟，然后是早饭时间。学校食堂的早饭千篇一律——玉米糊糊、黑窝窝头、咸菜疙瘩。玉米糊糊稀得能照出人影，窝窝头硬得像砖头，咸菜疙瘩咸得齁死人。可就是这样，同学们还是抢着吃，因为不吃就得饿着，饿着就没法集中精力听课。

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每节课我都不敢走神。我知道我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学生，我唯一的优势就是肯下苦功夫。别人听一遍就懂的内容，我听不懂就听两遍、三遍，直到听懂为止。有时候老师讲的进度太快，我跟不上，就先把重点记在本子上，等下课了再慢慢消化。

我的短板很明显——物理和化学。这两门课就像两座大山，横亘在我和大学之间。我知道，要想考上大学，必须把这两座山搬掉。

物理老师姓周，是个瘦瘦的中年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可讲课非常认真。每次上课前都要把上一节课讲的内容回顾一遍，确保每个学生都听懂了才往下讲。他的口头禅是“物理不是背出来的，是想出来的”，每堂课都要强调至少三遍。

化学老师姓刘，是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小伙子，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个子不高，可精神头十足。他的课上得特别有激情，讲元素周期表都能讲得唾沫横飞。可化学方程式实在太多了，我脑子不够使，经常记混了。刘老师有一回在课堂上点我起来回答问题，问我铁在氧气中燃烧的方程式是什么，我愣了一下，把一个多月前学的内容都给忘了，满脸通红地摇头说不知道。

刘老师没有生气，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没事，慢慢来。化学这东西，一开始都觉得难，等入了门就好了。”

可是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慢慢来？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每一分每一秒都金贵得很。

我开始玩命地学。每天早上五点来钟就悄悄爬起来，赶在早自习之前先自己学一个多小时。晚上熄灯以后，宿舍里的人都睡了，我就点上蜡烛接着学。蜡烛太费钱了，一根三分钱，一晚上能烧掉小半根，一个星期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后来我想了个办法，跑到教学楼走廊借着路灯的灯光看书，一站就是一个多钟头。路灯的光昏黄昏黄的，书上的字都看得费劲，可总比花钱买蜡烛强些。

一个月下来，我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颧骨也凸了出来，整个人瘦了一圈。洗完脸对着宿舍那面破镜子里一看，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复读班的其他同学也都是这副模样，彼此看看就懂了——谁不是拿命在拼呢？

最要命的是伙食。潘老师每月资助我五块钱，听起来不少，可实际上经不起花。学校的食堂虽然便宜，但一天三顿饭加起来也要两毛钱左右，一个月光是吃饭就要花掉六块多钱。剩下的书本文具钱、蜡烛钱、冬天的棉衣钱怎么办？我只能从牙缝里往外省。

食堂最便宜的饭菜是玉米糊糊加咸菜，一份窝窝头要三分钱，一碗稀饭要一分五厘钱，一份咸菜只要几厘钱。我常常只吃个半饱，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地叫。实在饿得不行了，就猛灌几口凉水把胃给撑起来，等饿劲儿过去了就好了。有几次我饿得眼冒金星，坐在座位上觉着天花板都在转，只好趴在桌子上缓一会儿。

我妈知道我在学校吃不饱，隔三差五就托人给我捎粮食——半袋玉米面，几个杂面馍馍，有时还有几个煮鸡蛋。有一回大妹妹福英走了四十里路给我送粮食，脚上打了两个大水泡，却一个字都不说，把粮食往我宿舍门口一放，水都没喝一口就要往回走。

“你歇会儿再走吧。”我说。

“不了，天黑之前得赶到家。妈还等着我帮着做饭呢。”福英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心里头像是有把钝刀子在剜。她才多大？十五岁。十五岁的小丫头，为了给她哥送一口粮食，来回走了八十里路。

从那天起，我发了狠地学。我告诉自己，要是考不上大学，我不光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家里每一个人。

那年冬天特别冷。关中平原的冬天本来就冷，八十年代初的冬天更是冷得出奇。北风像刀子一样，从宿舍门缝里飕飕地灌进来。通铺上挤着十几个大小伙子，被子薄得像纸片，睡觉的时候浑身都在打哆嗦，牙齿格格地响，只能靠体温互相取暖。脚上生满了冻疮，又红又肿，走起路来钻心地疼。晚上钻进被窝倒暖和了些，可冻疮被热气一激，痒得人想死的心都有，使劲抓又怕抓破了皮化脓。

手心也生了冻疮，握笔都握不住，时间一长手指头僵得跟冰棍似的，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像鸡爪子划拉出来的。我就把手揣进怀里捂暖和了再接着写，写一会儿，凉透了，再揣进怀里捂，反反复复。后来我妈找人给我做了一双棉手套，手套里头塞满了棉花，厚墩墩的，戴上以后笨得像熊掌，但是好歹暖和了点。

有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雪。鹅毛大的雪花从傍晚开始往下倒，下到半夜还没停的意思。我在走廊的路灯底下看书，忽然觉着头晕目眩，眼前一黑，人就瘫倒在了地上。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学校的医务室里了。校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坐在旁边打盹。她看我醒了，摇摇头叹了口气说：“营养不良引起的低血糖。你们这些复读生，一个比一个拼命，可身子骨要紧哪。你再这么下去，还没等到考试就把自己给折腾垮了。”

我问她看病花了多少钱，她说学校不用出钱，有医务室公费。我松了口气，可心里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我必须得吃饱，至少得吃个七分饱，不然书念得再好，身子垮了什么都没用。

从那天起，我开始稍微多吃了一点。虽然还是只打食堂里最便宜的饭菜，但至少每顿都让自己吃个七分饱。李主任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我饿肚子的事，有一天晚自习后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包桃酥，递给我。

“拿去。你嫂子从西安带回来的，家里小孩子也吃不完。”

我接过那包桃酥，手都在发抖。桃酥，那可是稀罕玩意儿，那年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纸，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四块桃酥，金黄金黄的，散着油香。李主任说不完，其实是专门留给我的。

“李老师，谢谢您……”我哽咽着说。

李主任摆摆手，转开了话题：“功课进展怎么样？物理化学这块短板，补得怎么样了？”

我如实告诉他，物理和化学虽然比之前强了点，可还是没底。尤其是化学，方程式记不住，做题的时候老是出错。

李主任想了想说：“你找化学刘老师，让他在晚自习的时候给你单独辅导一下。我跟他说过了，他答应了。每天晚上八点，你到化学教研组去找他。”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心里头暖烘烘的。这些老师们，每个人都无私地帮着我，我要是再考不上，我还有脸见他们吗？

从那以后，每个晚上，刘老师都抽出大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我单独讲解化学的基础知识。他不收我一分钱，甚至连水都不喝我一口。我就这么从最基础的元素符号开始，重新学了一遍化学。

刘老师的讲解非常有条理。他把化学知识掰开了揉碎了，用最通俗的话讲给我听。他说化学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各种元素当成积木，你要知道哪块积木能跟哪块积木搭在一起，搭在一起以后会变成什么形状，这就行了。他打了个比方，说化学方程式就像菜谱，配料、火候、步骤，一样都不能少，少了就做不出一道好菜。

这个比喻很土，可对我这个农村孩子来说，一下子就听懂了。我开始用这个思路去理解化学，慢慢地觉得化学不是那么玄乎了。元素周期表不再是一堆枯燥的符号，而像是一副扑克牌，每张牌都有自己的花色和点数；化学方程式不再是死记硬背的教条，而像是菜谱上的烹饪步骤，每一步都有它的道理。

物理那边我也没放松。周老师给我推荐了一本辅导书，是上海出的《高中物理解题方法与技巧》，里面的例题都非常典型，每个题型后面都跟着好几道变式练习。我把那本书当成宝贝，每一道例题都要反复研究，直到弄懂里面的每一个步骤为止。碰到实在想不通的地方，我就画图——画受力分析图，画运动轨迹图，画电路图。我发现自己对图像的理解比对文字强，把抽象的物理概念转化成具体的图形以后，就好理解多了。

数学是我的弱项，但不是最弱的。我数学考五十八分，主要是因为基础不扎实，前面的小题失分太多。李主任给我们上数学课的时候，一边讲新课一边回顾旧知识，把高中三年的数学知识体系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我跟着他的思路，把代数、几何、三角函数这些基础知识重新夯实了一遍。每堂课之前我都会把上一课的内容再过一遍，每道作业题做完以后都会自己在草稿纸上重新验算一遍。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过去。从秋天熬到冬天，从冬天熬到春天，从春天熬到夏天。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教室里做数学题，一道解析几何的大题，算了整整两节课还没算出来。同宿舍的同学都走了，教室里只剩我一个人。煤油灯的光摇摇晃晃的，外头有人在唱歌，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那个旋律在夜风里飘飘荡荡的，听得人心里头发酸。

我放下笔，走到窗边。外头月光明亮，春天的夜空特别清朗，星星一眨一眨的。远处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篮球砸在地上的声音在夜里传出去很远。

我忽然特别想家。想我妈烧的玉米糊糊，想我爹蹲在院子里抽旱烟的样子，想两个妹妹，想院子里的老槐树，想村口的大槐树和树下的石碾子。

我想，要是我考不上大学，我就得回到那个村子里去，回到那个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挣不下几个钱。我爹就是那样的日子，我爷爷也是那样的日子。我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日子了。

我回到座位上，重新拿起笔。

那道题，我算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在半夜十一点多算出了正确答案。当那个数字出现在草稿纸上的一刹那，我差点没高兴得蹦起来，狠狠捶了自己的大腿一拳。

会了。真的会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堵了许久的河道忽然被一股大水冲开了，心里的那口气一下子就顺了。

潘老师每隔一个月左右就到县城来看我一次。他每次来，都给我带一些吃的——馒头、包子、咸鸭蛋，有时候还有几块桃酥或者一把糖果。他每次都削微地问几句功课上的事，然后就走了，从来不耽误我的时间。

有一次他来看我的时候是腊月里，天特别冷，西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他骑了二十多里路到县城来，脸冻得通红，手都冻僵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说：“你师母蒸了包子，猪肉粉条馅儿的，还热乎着呢。”

“师母”这两个字让我差点流下泪来。潘老师和他的妻子，都是这世上顶好的人。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可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疼。

我很想跟潘老师说，您的五块钱生活费我还没花完呢，您买这些吃的多费钱。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要是推辞反而会让潘老师不高兴。

“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声音有点发颤。

“别说这些了。你只管好好学，旁的什么都别想。”他拍拍我的肩膀，还是那句话，“你要相信自己。老师相中的，准没错。”

那天下着大雪，潘老师又骑了二十多里路回去了。我站在校门口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被大雪遮住，看不见了，才转身回教室。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盖儿掐进肉里。

潘老师这样的大好人，我要是再考不上大学，就是天底下最没良心的人。

春去夏来，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七月。高考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

复读班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同学们都在拼命地做着最后的冲刺，每天晚自习到半夜的人越来越多，走廊里的路灯底下都挤满了背书的身影。教室的黑板上写着倒计时的数字，那个数字一天比一天小，小得让人心惊。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努力，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用，把所有的知识点都灌进脑子里去。

李主任开始给我们做心理疏导，每次上课前都要反复强调，让同学们别紧张，别害怕，平时怎么学的就怎么考。“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爷。”

话是这么说，可谁能不紧张呢？我们都经历过一次失败了，知道失败的滋味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清楚楚地明白，要是再来一次失败，自己还能不能禁得住。

高考那天早晨，我起得特别早。其实也没怎么睡，躺在铺位上翻来覆去地想着各种公式和定理，想着可能考到的题型和知识点，脑子里像是一锅煮开了的粥。天不亮就起来了，穿上我妈给我准备的那件蓝布褂子，吃了一碗学校食堂特意准备的免费面条——这是县一中的惯例，每年高考当天早餐都会给考生提供一碗肉丝面，不收钱。

吃完面，我在水房里用凉水洗了把脸，狠狠搓了搓额头，让自己清醒过来。然后和同学们一起，走向了考场。

学校门口全是考生和家长，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我爹我妈没有来，因为从家里到县城来回要走将近一天的路程，他们舍不得放下地里的农活。可是我知道，他们一定在家里为我祈祷，祈祷他们付出了全部心血的儿子能够金榜题名。

考场设在县一中的教学楼里。教室腾空了，课桌重新排列，间隔拉得很大，每张桌子后面坐一个人。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有一棵大梧桐树，知了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试卷上，白花花的，晃得我有点睁不开眼。

我伸手摸了摸兜里那张旧的高考成绩单。三百二十一分的成绩单。我一直带着它，已经一年了。它就像是一根鞭子，时刻鞭策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也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提醒我记住失败的滋味有多苦。

开考的铃声响了，答题卷发下来的一刹那，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墨香扑鼻而来，那个味道让我心里微微一颤。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拿起笔，开始答题。

语文考得还算顺手。作文题目是《路》，我写的是一年前走在去山里学木匠的土路上，被潘老师拦下来的那件事。我写了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路，写了那天早晨的朝阳，写了潘老师脸上豆大的汗珠，写了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写道：“人生有许多条路，有些路是直的，有些路是弯的。但不管路是直的还是弯的，只要你肯走下去，总会到达你想去的地方。而在这条路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手来，为你指路。”

政治也还行，大部分题目都在平时的复习范围内，背过的要点基本上都答上了。数学比想象中稍微容易一些，当然还是有几道难题做不出来，但我把会的题目都做完了，检查了两遍才交卷。李主任考前给我们讲了很多答题技巧，比如先挑容易的题做，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手，再回头啃那些难的。这个策略很管用，让我避免在难题上浪费太多时间。

物理和化学，我觉得比上一年的高考题还要难一些，不过好在我这一年来把大部分精力都搁在了这两科上头，所以做起来比想象中要从容一些。至少大部分题目我能看明白它在考什么，不像一年前那样两眼一抹黑，看着题目就跟看天书似的。

周老师和刘老师考前都找我单独聊过，告诉我考试的时候不要急躁，要把自己会做的题做到百分之百准确，实在不会的题放掉也没关系。我按照他们教的去做，果然心里踏实了很多。

外语是最弱的一科，我只能把会做的题尽量做对，不会的题就蒙，不至于交白卷。我们农村中学出来的学生，外语普遍不好，因为老师少，发音也不标准，很多同学都是凭着一股蛮劲在硬背。我也差不多，能把那些选择题答个七七八八就算是超常发挥了。

两天下来，六门课都考完了。从考场里走出来的那一刻，我觉着自己像是被抽干了力气，浑身都软了。我靠在走廊的墙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年了，整整一年了。我终于又站在了高考的考场上，完成了这一次迟到的补考。

考完的当晚，宿舍里的同学们闹腾了一宿，有人高兴，有人失落，有人大喊大叫说要回家好好睡他三天三夜。我倒睡得特别踏实。什么梦都没做，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这是我复读以来睡得最香的一个觉。

考完试回到家里，日子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我把藏了一年的那把木工刨刀又翻了出来。刀锋上已经蒙了一层锈迹，不像一年前那般雪亮了。

我用手指抹掉上面的锈迹，忽然觉得这把刨刀不那么可怕了。它不过是把工具，既不代表着失败，也不代表着绝望。

就算是我真的没考上大学，学了木匠，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人活着，总得找个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强求不来的，可也不能不努力。我只有尽了最大的努力，才能坦然面对任何结果。

我妈看见我拿着刨刀发愣，就问：“怎么，还惦记着学木匠哪？”

我笑了笑说：“妈，要是我考不上大学，我就去学木匠。这回我不怕了。”

我妈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你能这么想，妈就放心了。”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

那是八月的一个上午，天气热得有些燥得慌，太阳像个火球一样挂在天上，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我在院子里劈柴，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汗流浃背。这些日子我在家也没闲着，帮爹妈干地里的活，算是补上一年没出的力。

忽然听见村口传来一阵喊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

“陈福生——陈福生——通知书——大学通知书——”

是邮递员老赵的声音，他那辆自行车上挂着绿布兜子，骑起来叮叮当当响。他扯着嗓子一路喊过来，生怕别人不知道陈家大小子考上了大学。

我手里的斧头“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我拔腿就往村口跑，跑得太急，在土路上踉跄了一下，脚趾头踢在石头上，踢出了血，可我真的一点都不觉着疼。感觉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村口的槐树底下已经围了一大群人。老赵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印着红色的字——省城师范学院。

我接过那封信，手抖得厉害，拆了好几回才把信封拆开。里面薄薄的一张纸，上头印着端正的铅字：

“陈福生同学：你已被我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请于九月一日持此通知来校报到。”

省城师范学院。大学。中文系。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怎么都止不住。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就那么站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当着半村人的面，哭得像个孩子。

围在树底下的人们都沸腾了。有人拍我的肩膀，有人高声祝贺，有人奔走相告。王婶子也在人群里，脸上堆着笑说：“我就说嘛，福生这孩子打小就有出息，啧啧！”当初议论我的那些人现在个个都换了一副面孔，满脸笑容地围上来。我顾不上理他们，因为我看见我爹我妈从人群后头挤了过来。

我爹的眼眶红了。这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庄稼汉，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掉了眼泪。他接过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其实他不识字，可他就那么捧着那张纸，来来回回地看，看了一遍又一遍，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看进骨头里去。

我爹捧着通知书的手，那双满是老茧的粗糙大手，抖得比筛糠还厉害。他看着看着，眼泪顺着皱纹横七竖八的脸颊淌了下来。

“老陈家出了个大学生！”有人在旁边喊道。

“满仓大哥，你儿子有出息了！”

我爹抹了把眼泪，高声喊道：“福生他妈，去把圈里那只鸡逮了！今天吃鸡！”

那只鸡是家里唯一的一只下蛋母鸡，平时谁都舍不得动。可那天中午，那只老母鸡变成了一锅香喷喷的红烧鸡肉。我妈还特意蒸了白面馍馍，炒了两个菜，摆了满满一桌子。那是我记事以来，家里吃得最丰盛的一顿饭。

吃完饭，我爹破天荒地喝了点酒。他平时滴酒不沾，不是不爱喝，是买不起酒。那天邻家大伯送来一瓶散酒，说是为我庆贺，我爹接过酒瓶子，对着瓶嘴儿灌了两口。喝得脸都红了，精神却特别好，坐在堂屋里絮絮叨叨地说开了。

“我陈满仓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念过一天书。我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年头，穷人家的娃子上不起学，能活下去就不错了。可我不能让我的儿子重走我的老路。我当年就发过誓，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我儿子念书。没想到啊，真让我供出个大学生来了。”

听着我爹的话，我的眼眶又湿了。

我爹又说：“你考上大学，不光是你自己长志气，也是给咱老陈家增了光。往后你妹妹们在外头说起自己有个大学生哥哥，脸上也有光彩不是。”

我使劲点了点头。我知道，我考上大学，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翻了篇，是整个家庭的命运都翻了篇。

亲戚们都来了，姑姑、姨、舅舅、叔叔，十几口人挤满了小小的院子，热闹得跟过年似的。姑姑拉着我的手，一遍一遍地说：“福生长大了，有出息了！”她回忆起一年前给我凑那两块钱的时候，说那时候就觉得我肯定能行。

我跑到镇上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潘老师。潘老师正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大热天的也不舍得开风扇，就那么汗流浃背地坐在藤椅上，手里握着红笔。

听我说完，他放下笔，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我第一次看见潘老师流泪。

“好啊，好啊，”他拍着我的肩膀，声音有些哽咽，“我就知道你能行。我潘志远教书快三十年了，看人从来不走眼。好小子，你没让我失望。”

“潘老师，”我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里头是零零碎碎的钞票，一共七块五毛钱，“这是您资助我的钱。我攒了一年，总算攒够了。”

潘老师看着我，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布包推了回来。

“这钱你留着。你到了省城不比咱们这小县城，花钱的地方多着去了。买两件体面的衣裳，别让人家省会的人觉得你寒碜。”

“潘老师……”

“别争了。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啥，对你来说可就是半个月的生活费。”他笑了起来，眼角的褶子差点没堆到耳朵根子上去，“你要真觉着过意不去，等你毕业工作了，请我喝顿好酒。”

“一言为定。”我说。

“一言为定。”

后来的日子过得很快。村里人知道我考上了大学，纷纷上门来道贺。有人送来鸡蛋，有人送来白面，还有人送来花生和红枣。每家每户拿出来的东西都不多，但凑在一起也有不少。这些东西在县城不稀罕，可在我们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小村子里，都是家里留着自己吃的珍贵之物。

崔家老奶奶拄着拐棍来了，她今年快八十了，腿脚不便，可还是让人搀着亲自登门。老奶奶拉着我的手说：“福生啊，你是咱们村头一个考上大学的娃。咱村世世代代都是种地的，从清朝到现在，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你是头一个！你可是给咱村争了脸面了！”

村支书也来了，握着我的手说：“福生，你是咱陈家沟的骄傲。以后不管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你是从这穷山沟里走出来的。”

我听了很多这样的话，心里头五味杂陈。这个村子是穷，可是这个村子也是我的根。无论我将来走多远，都改不了我是陈家沟人这个事实。

到了八月下旬，离报到没几天了。我妈翻箱倒柜地给我准备行李，找出了家里最像样的衣物。她把那套被褥重新拆洗了一遍，棉絮晒了三天太阳，又厚又蓬松，闻着有阳光的味道。她说，到了大学不比在家里，被褥得干净些，不然会让同宿舍的同学笑话的。

我爹把大队长那十块钱还上了，还有姑姑姨舅舅凑的那六块五也还了个差不多打。虽然家里还欠着些其他债务，但我爹说最要紧的是不能欠人情。他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歪歪扭扭地画着一些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记号，每还一笔钱就打一个勾。我瞄了一眼，里面的勾已经打了好几个。

“到了省城，好好学。”我爹说，“别给咱村丢人。”

出发的那天，天蒙蒙亮。东边的天空刚刚泛白，院子里的老槐树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安详。我妈破例给我做了四个荷包蛋，说是要补上去年出发那天只卧了一个鸡蛋的缺。我娘看着我把荷包蛋一个一个吃进嘴里，脸上全是欣慰。

我爹推着借来的独轮车，帮我把铺盖卷儿送到了村口。夏天的晨风凉丝丝的，吹在脸上特别舒坦。路还是那条路，麦田还是那片麦田，远处还是那道秦岭大山，可是我的心情却完全不一样了。

一年前，我走在这条路上，心里头装满了绝望，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出路了，只剩下学木匠这唯一的活法。一年后，我又走在这条路上，心里头装满了希望，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我眼前亮堂堂地展开着，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潘老师骑着自行车来送我。他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还是戴着那副黑框眼镜，头发似乎比一年前又白了一些。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叮嘱了一番话，这些叮嘱我至今一个字都忘不了。

“大学是个好地方，可也是个容易让人迷失的地方。你要记住，你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别辜负了你爹妈的期望，也别辜负了你自己的天分。好好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潘老师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我的手里。

“拿着。路上用。”

“潘老师，我不能……”

“不是钱，”他笑了，“是你去年写的那篇作文。我帮你投了省里的作文比赛，得了二等奖。”

我愣住了，拆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奖状，上头印着“全省中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还盖着大红公章。奖状的背面夹着五块钱的奖金。

“所以这钱是你自己挣的，”潘老师说，“跟我没有关系。”

我看着那张奖状，想起了去年写的那篇《家乡的麦田》。那是在高考前两个月写的，当时还是高三，一切都还充满着未知和希望。潘老师帮我把这篇作文投了出去，他自己花钱贴了邮费和报名费，从来都没跟我提过这件事，直到现在才拿出来。

“老师……”

“行了行了，别煽情了。”潘老师假装不耐烦地摆摆手，“赶紧上路吧，别误了火车。到了学校记得写信来，我还等着看你的信呢。”

我使劲擦了把眼泪，跟爹妈妹妹挨个道了别，转身走上了去县城的土路。这段路我太熟了，一年前走的也是这条路，只不过方向正好相反。去年的我是背着铺盖卷往深山里走，今年的我是背着铺盖卷往省城里走。

大妹妹福英忽然追了上来：“哥——”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

福英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是我自己攒的钱，给你。”

我打开一看，里头是一毛一毛的零钱，加起来大概有三毛多。我不知道福英是从哪儿攒下这些钱的，她一个在家的丫头，连零花钱都没有，这些钱大概是她过年时亲戚给的压岁钱，攒了好几年攒下来的。

“我不要，你自己留着……”

“哥！”福英把钱硬塞进我手里，“你到了省城好好念书。将来我也要考大学，你得供我！”

我看着她那认真劲儿，鼻子一酸，差点又把眼泪给逼了出来。我把小布包揣进怀里，使劲点了点头：“成，哥以后供你上大学。”

福英站在原地，在晨风中目送着我一步一步离开村子。她瘦小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可她倔强地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动。

我忽然觉得，我不光是为我自己考的大学，也是为我妹妹考的大学。我要让她看到，一个农村娃，也可以走出大山，也可以上大学，也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好日子。我不能让她失望，不能让任何一个对我寄予期望的人失望。

走出村口的时候，我又回头望了一眼陈家沟。

这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子，在清晨的阳光里显得特别安宁。炊烟袅袅，鸡鸣阵阵，谁家的狗在巷子里跑来跑去。一切看起来都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可我知道，今天这个早晨，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

我要走出去了。我要走出这片祖祖辈辈都没有走出去的黄土地，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改写自己的命运。

走到镇上的汽车站，我搭上了去省城的班车。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着，扬起一路尘土。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庄稼地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楼房和街道，我知道，我的新生活在前面等着我。

车开了将近四个钟头，我终于到了省城。一下车我就被省城的气派给镇住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人们穿得光鲜亮丽，行色匆匆。街上的女人烫着卷发，穿着时髦的的确良连衣裙。还有人在路边摆摊卖各种稀罕玩意儿——收音机、电子手表、蛤蟆镜、喇叭裤。这些在省城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在我一个刚从穷山沟里爬出来的农村娃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站在师范学院的大门口，看着那块白底黑字的校牌，觉着自己像是在做梦。这座学校比县一中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光是大门就比县一中的大门宽了好几倍。校园里绿树成荫，教学楼高大宽敞，操场比我们村所有的晒谷场加在一起还要大。

我终于成了一名大学生。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翻来覆去，一夜没睡着。

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一年前那个夏天，我背上铺盖卷儿往山里走的那天早晨；想起了我爹蹲在院子里抽旱烟的样子，烟锅在晨光里一明一灭；想起了我妈站在院门口擦眼泪的背影；想起了韩家寨那个我最终没有踏进的山村，素未谋面的韩师傅大概又收了别的徒弟吧；想起了潘老师满头大汗骑着自行车追上我的那一幕，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气喘吁吁地抓住我的胳膊；想起了复读一年里熬过的每一个夜晚，那些在路灯底下背书的深夜，那些饿得眼冒金星却咬牙挺过来的白天；想起了李主任、周老师、刘老师他们每一个人给过我的无私帮助；想起了高考的紧张和焦急等待；想起了邮递员那声穿透了整个村子的“陈福生——通知书——”的喊声。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一个小小的拐弯，就把一个人的一生给改变了。潘老师在土路上拦住了我，也就拦住了我走向深山的脚步，把我拽回了求学的轨道上来。

如果那天早晨潘老师没有来追我，我这辈子会是什么样？大概是在韩家寨跟着韩师傅学艺，熬三年出师，变成一个走村串户的木匠师傅，给人家打家具、修农具、盖房子。凭手艺吃饭，日子也不会太差，饿不着冻不着。可那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不是我寒窗苦读十二年想要追求的未来。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旧的高考成绩单，三百二十一分的成绩单，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这张成绩单陪着我走过了最难熬的一年。它是我失败的最好证明，也是我重新站起来的最大动力。

我又从枕头底下摸出了那把生了锈的刨刀。月光照在刀刃上，刀刃虽然锈了，可依旧闪着寒光。我拿着刨刀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把它又塞了回去。这把刨刀，我以后还会留着的。它不是我人生中的耻辱，它是我人生的见证者。

见证我曾经走到了绝望的边缘，也见证我没有掉下去，而是被人拉了一把，爬了回来。

第二天一早，我去邮局给家里寄了一封信，报平安。信很短，就几行字，用的是学校发的信笺。

“爹，妈，我已经平安到了省城师范学院。学校很大，比县一中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宿舍条件很好，铁架床，八人一间。食堂的饭菜很好，有大米饭，有白面馒头，还有菜。学院免了我的学费和住宿费，还给我发了助学金，每月十五块钱，够吃饭了。你们不要担心我，更不要再给我寄钱。

潘老师要是路过咱村，你们帮我跟他说一声，我一切都好，请他老人家放心。”

我想了想，在信的末尾又加了一句。这句话是我在心里憋了很久很久，一直想对他们说却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你们的儿子没给你们丢人。”

然后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陈福生。

从邮局出来，省城的阳光亮堂堂地洒在街道上，洒在来来往往的行人身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弥散着柴油车尾气、煎饼果子和梧桐树的气息。这是省城的味道，也是新生活的味道。

远处，高楼林立，车流穿梭。这座城市喧嚣而忙碌，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比从陈家沟到县城的四十里路要长得多，甚至比从县城到省城的几百里路还要长。我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还会有新的挫折和打击。可是我已经不害怕了。经历了一年前的绝望和复读一年的拼搏，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背着铺盖卷儿走在土路上的懵懂少年了。

我的新生活，从今天起，正式开始了。

回过头去望一望来路，我好像还能看到那条黄土飞扬的乡间小路，还能看到去年那个背着铺盖卷、垂头丧气的少年，还能看到那个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追上来的瘦高身影。

潘老师，谢谢您改变了我的人生。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的工夫，几十年就过去了。

我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回了原籍，在县一中当了一名语文老师。报到那天，我特意穿上了最整洁的衣服，站在县一中的大门口，看着那块熟悉的校牌，百感交集。这个曾经让我脱胎换骨的地方，如今变成了我工作的地方，我的另一个家。

潘老师来参加了我的入职仪式。他那时已经退休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微微驼了，走路需要拄拐棍了，可精神依然很好，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潘老师。他穿着一件的确良白衬衫，口袋上还是别着一支钢笔，看上去精神矍铄。

“老师，”我握着他的手说，“我回来了。”

“回来好，回来好。”潘老师笑得很开心，眼角的皱纹堆成了沟壑，“咱们学校又多了一个好老师。你的学生肯定比我的学生还要有出息。”

“老师，您说笑了。”

“我可没说笑，”潘老师认真地说，“你的文章我都看了，大学四年进步真大。你发表在《省城晚报》副刊上的那篇散文，你师母剪下来收着呢。”

我听到这话，眼圈又红了。

在县一中，我一待就是三十多年。我教过成千上万的学生，有的考上了清华北大，有的考上了省重点大学，也有的落榜回家了。每次遇到落榜的学生，我都会想起当年的自己，也会给他们讲潘老师的故事。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潘爷爷当年是怎么骑着自行车追了好几里地，把一个要去山里学木匠的愣头青给拦下来的。我也告诉他们说，人生的路很长很长，高考只是其中最窄但并不是唯一的一座桥。即便高考失败了，也不代表人生就失败了。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有没有人在你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以及你有没有紧紧地抓住那只伸向你的手。

我的大妹妹陈福英，因为家庭条件限制没能念完初中。可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在我的资助下，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那孩子特别懂事，每年暑假都回来看我，喊我一声“舅舅老师”。我知道，我妹妹当年没能走完的路，她的儿子替她走完了。

小妹妹陈福兰更有出息。她是家里最聪明的一个，脑子转得快，记忆力也好。她一路念书念到了省城，考上的是省城的重点大学。毕业后在西安工作，找了个好婆家，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她把我妈接到了城里去住，让她老人家也能享受享受城里的生活。我爹死活不肯去，说城里楼高人多，住不惯。他宁愿蹲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抽旱烟，听别人喊他一声“陈大爷”，就觉得日子有滋有味了。

几年后，我在县一中附近的一个小区里买了一套小房子，把爹妈接了过来。我爹一开始还是不肯，说城里花钱的地方太多，哪有在村里自在。后来经不住我反复劝说，终于点了头。搬到县城以后，他还是习惯每天蹲在小区门口晒太阳，跟门卫老张混得比谁都熟，两个人经常一起养花种草，喝茶下棋。我妈则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草，总算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潘老师去世那年，我哭得很伤心。灵堂上我站了很久很久，看着他的遗像，那张我看了无数遍的脸庞，忽然觉得心里头空了一大块。追悼会上，我以学生的身份发言，讲了他当年骑着自行车追我好几里路的事。

“潘老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对着台下的人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他不仅改变了我一个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把他对学生的那份无私的爱传递给了我。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像他那样，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传给我的学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说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潘老师当年为什么会那么做。他骑着自行车追了好几里路，不是因为我能考上大学，而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觉得，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孩子，不应该就这么放弃了，他有更好的路可以走，他有更大的世界可以去看。

这就是真正的教育。不是冰冷的知识灌输，不是功利的升学率竞争，而是用一颗温暖的心去点亮另一颗心，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如今已经过去了好些年了。我已经是满头白发的人了，书教了大半辈子，桃李满天下。每年的春节前后，总能收到很多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贺年卡和问候信。寄信的人，有的是我教过的学生，有的是学生的家长，有的甚至是我学生的学生。看着这些信，我就会想起自己走过的这一路。

我的两个妹妹如今都当奶奶了，儿孙绕膝，安享晚年。福英在县城做点小买卖，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不愁吃穿。福兰在西安过得很滋润，住着电梯公寓，偶尔还出国旅游。有时候我们兄妹几个聚在一起，就会想起小时候那些苦日子，然后相视一笑，一切都释然了。

我爹活到了九十二岁，走得很安详。他闭眼之前，忽然叫了我的名字。我凑上去听，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福生……你让……咱老陈家……光宗耀祖了。”

就是这句话，让我这个当了大半辈子老师的人，趴在病床前哭得泣不成声。

出殡那天，村里能来的人都来送了。我爹不识字，一辈子就会种地，可他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荣耀。他逢人就爱说，我儿子是大学生，是省城师范学院毕业的。我从前觉得他爱炫耀，后来才明白，那不是炫耀，那是一个农民对命运最骄傲的宣战。

我妈今年整九十，身子骨还算硬朗。她喜欢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有时候絮絮叨叨地回顾起以前的事。她总说：“你爹要是还在，肯定又要到处跟人显摆，说他儿子是当老师的，孙子也是大学生。”

是啊，我儿子也上了大学，比我出息。他去了一线城市发展，在一家大公司当经理，收入不错，已经成家立业了。每次跟他通电话，我就想起我爹当年看我考上大学时的样子。天下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吧。

前几天，我的孙子在写作业，忽然抬起头问我：“爷爷，你小时候的学习成绩好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不好，”我说，“爷爷第一次高考，才考了三百二十一分，连中专线都没够着。”

小孙子瞪大了眼睛：“三百二十一分？那你怎么当上老师的？”

我从抽屉里，拿出了那把锈迹斑斑的木工刨刀。

“来，爷爷给你讲个故事。”

小孙子放下笔，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年夏天，爷爷高考落了榜，觉着自己的天塌了，一辈子都完了。你太爷爷让爷爷去山里拜师学木匠。爷爷背着铺盖卷走在土路上，觉着这辈子再也没有啥希望了，就只能走村串户地当个手艺人，给人打家具修农具。”

“然后呢？”

“然后，走到半路上，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把爷爷拦住了。”

“谁呀？”

“爷爷的语文老师。姓潘，你该叫他潘太公。”

“他为什么要拦住爷爷？”

“因为他觉得爷爷不该当木匠，该继续念书。他帮爷爷联系了补习班，替爷爷交了生活费。爷爷复读了一年，考上了大学，后来就成了老师。”

小孙子歪着脑袋想了想：“要是那个潘太公没有拦住你，你是不是就当木匠了？”

“大概是的。”我摩挲着刨刀的木柄，“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那么几个人，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伸出手来拉你一把。你潘太公就是爷爷生命中的那个人。”

“那我以后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吗？”

“会的。”我说，“而且爷爷希望，你也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那个人。”

小孙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低头看着那把刨刀，刀刃已经锈迹斑斑了，木柄也黑了，跟它最初雪白锃亮的样子判若两物。可是在我的心里头，这把刨刀的价值，比什么金银珠宝都要珍贵。

它见证了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也见证了我是怎么走出来的。

生命中有太多这样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一钱不值，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上头刻着的是你一整个人生的沟沟坎坎。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回抽屉里，合上了抽屉。

夕阳从窗户外头照进来，暖暖的。阳台上的花儿开了，我妈在客厅里听秦腔，咿咿呀呀的唱腔穿过半个屋子传过来。

一切都安安静静的，却是那么踏实。

我仰起头，看着窗外的天空。西边的云彩被夕阳烧得一片通红，像是谁在天上放了把大火。鸟儿三三两两地飞过，该回巢了。远处传来学校的铃声，是下课了吧。

我想起了潘老师，想起了他那双藏在黑框眼镜后面的细细的眼睛，想起了他在村口追上我的那天早晨。

潘老师，您在天上看着吗？您这个笨徒弟，这辈子过得挺好。

您的师恩，我一辈子都还不完。但我做到了您最希望看到的事——我接过了您的粉笔，站在您站过的讲台上，继续写着您没写完的故事。

教室里，那些孩子们正等着我呢。

明天，又是一天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