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妓女的真实回忆：我亲眼见过，浑身没有一块好肉的＂烂人＂

她叫赵秀娥，九十岁，在天津棉纺厂老宿舍擦一块玻璃。玻璃后面压着一张1951年的劳模奖状，边角已经卷了。她没上过学，那三个字是别人教她一笔一划写的，也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把“赵秀娥”这三个字，按自己意思，落在纸上。

以前没人喊她名字。卖身契上没写名，只按了手印；窑子里叫她“三六号”或者“新来的”，老鸨嫌她瘦，说“这身板撑不了几回”。她记得冬天赤脚踩在冰凉水门汀上接客，冻疮裂开，用盐水泡着止血——盐水疼，但比化脓轻一点。

那时候“烂人”真就是字面意思。腿上溃口结了黑痂，一碰就掉渣；腰后烂得见肉，小翠躺了三天就咽气，抬出去时裹着麻袋，扔在乱坟岗。医生不给看，药房拒卖青霉素，连红药水都要偷偷摸摸买。档案里记着：通州路教养院1950年收治的第一批人，324人中，187人有严重生殖道感染，91人截过趾或指——不是因为懒，是骨头里长了脓，不切，人就没了。

国家没马上关妓院。1949年上海刚解放，全市医院加起来不到两千张病床，可性病患者十万人。陈毅他们算过账：要是当天全放人，没病的饿死街头，有病的拖着烂腿爬，第二天就被再卖一次。所以先登记、再体检、后教养，两年时间，通州路418号修出三间诊室，两间扫盲班，一个缝纫组。嫖客要登记，干部、军人、洋行职员都怕名字上了公安局的册子，生意就慢慢冷了。

赵秀娥在教养院学会认字，也学会踩缝纫机。出院那天发了一身蓝布工装、一床新被、一个铁皮暖水瓶。她没回老家，也没嫁人，跟着车去了天津。进棉纺厂头一年，师傅教她看纱线粗细，手被勒出血，她咬牙不吭声。后来能扛一百斤棉包上四楼，工友喊她“赵师傅”，她应得响亮。不是客气，是真把她当人使唤，不是当货。

教养院档案里有蓝勾标记，不是记名字，是记病：腹膜炎、骨髓炎、晚期梅毒……每一条后面，都跟着治疗日期、用药名称、转归结果。320个女的出去后，137人进厂，62人回乡种地，其余结婚、做保育员、当街道卫生员。没人被关着，也没人被“改造”成另一个人。只是把被弄塌的身体，一点一点，接回去。

赵秀娥现在走路慢，阴雨天膝盖响。她说骨头里还有盐水味，一疼就想起通州路后巷的消毒水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她不爱讲往事，别人问，她就说：“那时候，连疼都不敢大声叫。”她徒弟今天送来一包新茶叶，她泡开喝了一口，烫，但没吹。她说：“烫点好，知道是热的。”

她家墙上没挂老照片，只有一张奖状，底下压着半截粉笔头。粉笔是她自己削的，头有点歪，但写得清楚。她写了半辈子“赵秀娥”，现在写，手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