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魏征：商业航天“西安下一站“？

如今商业航天已成为全球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赛道，是衡量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的关键标志。它重构太空资源分配格局，围绕低轨星座、轨道频率、运载技术展开激烈角逐，直接关系通信、导航、遥感等基础设施安全。

此专题系列文章的创作，始于《创见》团队对作为航空航天大省的陕西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观察与思考，团队成员分赴陕西商业航天相关科研机构、科创企业、投资机构等，从研发者、实践者、赋能者视角，一同勾勒出陕西商业航天产业轮廓。

在《2025商业航天产融协同TOP榜单》中，西安排名全国第3位，仅次于北京与上海；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商业航天相关企业6.07万家，其中西安商业航天相关企业数量达3987家，位居全国第1位；在《全球商业航天发展指数报告2025》中，西安位列第1梯队。

在全国各地竞逐商业航天之际，西安的产业机遇到底成色几何？

带着这样的疑惑，《创见》团队见到了陕西空天产业的新型研发机构组建者——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空天院”）党委书记、董事长魏征。

魏征

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博士，正高级工程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空天动力陕西实验室第一届理事会秘书长，未来产业研究院常务副理事长，陕西省企业上市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01

战国时期：西安优势何在？

《创见》：当下已经有很多媒体在讨论商业航天城市排名，西安目前也在很多机构发布的榜单中名列前茅，您认为评价一个城市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地位时应该遵循哪些条件？

魏征：观察因素其实就是围绕商业航天产业的四大关键环节的强弱。首先是火箭总体，这是进入空间的主要工具；紧接着是动力，发动机占据火箭制造成本的1/3；然后是卫星，包括卫星通信、卫星制造、发射与运营服务等环节；最后则到了价值出口——应用与服务。现阶段来看，城市重要性的考量基本依据上述四项进行排列。

《创见》：从普遍观点来看，北京属于绝对的传统高地，上海呈现加速之势，当前国内各城市之间的竞争格局是怎样的？

魏征：当前城市竞争应该说是一个跑马圈地的“战国时代”。

北京基本可以确定是第一。得益于航天科技集团及集团总部、火箭卫星总体院所所在，其最大的优势是火箭总体，如靠南的亦庄容纳了中国75%的商业火箭公司，靠北的海淀聚集了国内最多的卫星公司，形成了北京“南箭北星”的产业格局。

上海虽然拥有中国星网总部与垣信卫星，但也未必锁定全国第二名。因为当前成都、广州等城市都在加速商业航天的产业布局。一是搭建本土星座计划，如广州、合肥目前已分别发布“五羊系列星座”与“巨型星座体系”，由此吸引商业航天企业不断入驻；二是通过基金配合招商，如广州对于“商业航天六小龙”的投资就达5家，广东创投基金累计出手37家次，持股比例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一。

《创见》：您认为西安在全国的位次如何？

魏征：从本土优势来看，西安是毫无疑问的商业航天动力第一城，如果从综合实力来看，当下也肯定能称得上是第三城，但长期来看并不一定能持续锁定。

动力第一城短期内不会改变，最显著的优势即西安拥有航天六院与航天四院两家立足液体火箭发动机与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单位，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辖9个研究院中唯二从事火箭发动机的单位。目前二者均已“杀入”商业航天，其中航天六院2024年已斩获32亿元液氧煤油发动机部件订单，2025年不仅新增15亿元商业航天订单，同比增长150%，且落地中科宇航力箭三号2026年所有发射配套订单。

事实上，当前国内头部商业航天企业使用的发动机普遍来自陕西这两大研究所，这些企业也早早地在西安设立了动力环节分公司、子公司或者研究院。

《创见》：我们注意到，近期有智库发布《全球商业航天发展指数报告2025》，西安被明显地打上了航天科研制造“底座”标签，从综合实力来看，西安若想坐实第三城之姿，您认为最大的发力点在哪里？

魏征：西安这片土壤中其实已经酝酿了两大“宝库”，而且当下已有创新迹象。

一是庞大的科研人才储备。经过六七十年的漫长积累，西安航天六院与航天四院当前拥有在岗职工1.4万人和1.2万人，是中国最早的宇航院系之一；西工大航天学院常年培养学生超2000人，这也是大量商业航天企业选择在西安成立公司的核心原因。

二是完备的产业配套。西安不仅在国资领域拥有从研发设计到制造运营的完整航空航天产业链，这两年来自民营资本的其他优势也在发力商业航天，如斯瑞新材（688102）和铂力特（688333）就在新材料领域切入商业航天。举一个本土结合很鲜明的例子，陕西某火箭发动机企业在选择增材制造合作商时，在全国调研了一圈，发现还是铂力特的效果最好。

这两点都集中兑现了西安的“底座”优势，而更具想象力的是西安迸发的创新动力。

目前商业航天企业创业者大多来自“体制内”，这是行业特殊性形成的全国普遍现象，而在人才扎堆的西安，已然有不少“体制内”人才主导颠覆式创新。比如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刘红军教授创立的火箭发动机企业陕西天回航天、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王铮创立的测运控企业陕西星邑空间，以及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秦静创立的卫星公司中科西光都在此列。

事实上，陕西很早就有“先驱式”商业航天探索基因。2006年，西安成立西安航天科技产业基地，其实就是为了培育以“民用航天产业”为主导的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聚集区，目前已有60余家商业航天企业，形成了火箭及发动机研制、卫星有效载荷研制、航天器在轨测运控管理、卫星数据应用以及配套等全产业链布局。

更具说服力的案例是，在中央明确鼓励民营航天发展的十几年前，大约在1999-2000年期间，航天系统、民营资本等共同在铜川参与组建了一家商业航天公司，计划研发小型运载火箭，提供商业发射服务。受制于当年的市场环境，最终这家公司虽然未能实现实际发射，但作为国内最早尝试商业化航天发射业务的企业之一，已然彰显出陕西商业航天长期积累中的创新力量。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西安商业航天当前还有一个重要“缺失”，就是目前没有一家总部在本土的火箭总体公司。因为一般火箭设计完成后，舰体结构已经成熟，很难针对动力环节做箭体结构改造，因此只有形成一家本土的火箭总体公司，西安才能进一步掌握主动权，这也是西安未来不一定能持续锁定商业航天第三城的原因。

《创见》：在您看来，西安商业航天企业聚集大致能够分为几个阶段，从历史维度上看，当下处于什么阶段？

魏征：可以很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航天六院与航天四院的落地为西安带来了大量的航天配套企业；第二个阶段是从国务院首次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商业航天之后的2018年起至今，西安大量“体制内”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同时，民间资本也涌入商业航天，新增主体从不同方向开展产业配套创新；预计第三阶段将从2026年开始，自商业航天被纳入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后，行业即将诞生几家获得公众确认的龙头企业（如中科宇航IPO于2026年3月31日受理），如此格局一旦成型，商业航天行业很快会进入“大鱼吃小鱼”的整合阶段，西安届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其中。

02

中美竞赛：西安或成“动力奇兵”

《创见》：在我国向国际电联提交新增20.3万颗卫星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的半个月后，马斯克就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部署至多100万颗具备计算能力的卫星。站在您的角度，中美商业航天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双方发展路径有什么区别？

魏征：当前阶段来看，美国肯定是相对领先，他们靠着活跃的民营经济体做出了“天方夜谭”般的尝试，但NASA给SpaceX的采购订单无疑也在美国商业航天发展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综合来看，美国形成的“国民共进”模式的核心驱动力更多在于民间资本用技术颠覆万亿市场的追求。

而中美商业航天的模式很不一样，比起美国“市场驱动+联邦采购”的模式，中国模式则重在“国家引导+有序破冰”，即国家战略意志与释放经济新动能的双重驱动，这也是中国多年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一种衍生。在政府顶层规划之下，中国无疑会走出一条融美国之长、有中国特色的路径。

下一步中美竞争的核心标志将聚焦于真正的商业化战场，一方面是发射成本的较量，另一方面则是应用场景的落地。事实上，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与人口大国，通过产业链合理降低成本以及不断创新应用场景本就是我国优势，因此，中国未来绝对不应该被低估。

《创见》：我们注意到，马斯克近期宣称：2026年将实现星舰的全面回收复用，核心目标直指“每公斤太空运输成本压低至100美元”。作为航天动力之乡的西安，有没有可能在动力环节成为一支成本博弈的“奇兵”？

魏征：在刚刚提到的成本较量中，西安最具优势与机遇的领域正是动力。在我的观察中，西安现在已经形成多种在动力环节降低发射成本的迹象。

如本土发动机企业的创新探索。代表企业天回航天通过优化发动机循环方式，将发动机所需零部件减少40%，相比常规发动机循环方式，制造成本降低超过30%，且采取非常接近SpaceX的多机并联模式，进一步提升发射效率。

如与新材料结合降低制造成本。除了刚刚提到的斯瑞新材与铂力特之外，陕西西部材料（002149）、三角防务（300775）等公司产品的规模化应用亦能加速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目前已有企业正在酝酿成立发动机新材料产业园，吸引全国火箭发动机企业前来生产。

从另一方面来看，对比SpaceX火箭重复使用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协同，将单个火箭发动机成本压缩至极限，即使不考虑回收效能，其商业化空间也非常广阔。

《创见》：您刚刚提到，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模式侧重于“国家引导+有序破冰”，从现实实践来看，在国民共同发力的“新型举国体制”中，“民参军”的机会如何？

魏征：现阶段“国家队”和“民间队”的需求其实不一样，“国家队”注重“万无一失”，而“民间队”则注重创新效率，虽然二者目前无法做到完全无缝衔接，但已然打开合作窗口。如此合作模式在陕西本土民营上市公司当前业务中就有所体现，如三角防务为我国军用航空装备提供包括关键结构件和发动机盘环件在内的各类大型模锻件和自由锻件；华秦科技（688281）在国内军工隐身材料领域占据技术主导地位，核心产品适配多型主战装备等。

而如果要进一步让双方共同克服商业航天技术难题，我认为还有两大举措值得关注。一是建设公共实验平台，即建设一个既能服务航天六院、航天四院，也能服务本土配套企业，甚至还可以服务来到西安的火箭公司的中试平台，在解决“体制内”项目创新实验需求的同时，也服务西安形成商业航天集群效应；二是加速资源共享，即航天六院与航天四院向本土企业开放自身研发资源，或者释放自身业务需求，通过打通资源与信息共享机制，以实现商业航天进阶发展。

03

加速本土培育：紧抓商业机遇

《创见》：2026年1月27日，中国首个“星际航行学院”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揭牌成立，您认为其意义是什么？面对陕西高校，未来是否也会有类似动作？

魏征：在我看来，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成立就是要给商业航天和国家深空探测培养顶尖的复合型人才，其所透露的信号很明显，即高校已经考虑到商业航天产业的爆发，并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推到了最前端。

从省内情况来看，西安交通大学刚刚成立了三大平台，包括“太空制造研究院”“大飞机研究院”“国家安全学交叉学科中心”，其中航空航天列示靠前，目的显而易见。而西工大本身就专注于包括航空、航天与航海在内的“三航”学科，面对中国科学院大学成立星际航行学院，我们未必会设立相关学院，但更应该在我们的优势基础之上，持续做深、做强基础学科。

《创见》：我们了解到，陕西目前已有18家商业航天企业累计获得超10亿元融资，在各地区竞逐商业航天的过程中，陕西作为财政中等省份，面对省外各种“规模巨大”的母基金，陕西创投界有能力长期培育本土项目吗？

魏征：当前全国商业航天确实处于“战国时代”，但这几年观察下来，我认为陕西已经形成了培育龙头项目的土壤。

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与《国办1号文》发布后，各区域财政直接补贴式的招商引资恶性竞争肯定会淡出视野。在市场逐步走向公平公正的同时，各地“掐尖”情况会越来越少，这时陕西的优势就得以凸显，因为我们本身就具有大量“原始创新”要素。

如此市场格局下，引导基金将成为培育本土企业最高效的工具。陕西这两年各类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能力已经得到加强，如西安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西安市创新投资基金等已累计支持50余支子基金落地，尤其是2025年完成的引导基金重大整合，长安汇通主导的百亿科创母基金成为培育产业链关键环节与龙头企业的重要抓手。

在此阶段的商业航天产业培育中，我认为有两大具体投资方式值得关注。

一是重点培养“链主”企业。陕西当前最为缺少的正是一家火箭总体公司，因此企业培育应当避免“撒胡椒面”式的广泛投资，而是通过规范的专业机构，真正遴选出几家具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或者定向组建一家能够带动全省产业主体的总体公司。二是引入“里程碑激励”模式。如SpaceX在成功完成阶段性成果后才能获得NASA付款一样，我们也应该分批次、分阶段投资企业，鼓励企业不断创新，点燃商业可持续火苗。

在产业链优势与基金培育的合力下，相信陕西将加速获得本土龙头企业。

《创见》：陕西非常重视商业航天，已经提出2027年商业航天产值突破500亿元、2030年达千亿的目标，您对这个目标信心如何？

魏征：千亿产值的目标是毫无疑问的，我非常有信心。因为当前仅动力环节产值就已占到目标的近一半，随着行业爆发，未来只会更快实现这一目标。

进一步来讲，商业航天未来的应用场景可以说是颠覆人类当下生活的，只要西安能够把握住中国商业航天第三城的地位，未来参与空间超乎想象。

目之可及的是，我国向国际电联申请的20.3万颗卫星频率与轨道资源，以及考虑折损率后的重新发射需求，这一数量超过了2016—2025年我国上天卫星总量维保数据的20倍。尽管如此，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还不足1%，在通信、导航、遥感三大传统应用场景之外，随着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车联网、6G通信、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均将实现创新应用。仅以最近热点话题“算力上天”来看，一些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到2030年左右，太空计算相关市场有望突破千亿美元规模。

全球社会发展正在提速，商业航天早已从一个前沿概念走向实质性的产业机遇，陕西需要做到的，正是发挥长处，通过真实场景加速技术迭代和商业化闭环。

注：本文转载自“长安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