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诺贝尔奖得主讲述监禁生活：蒙上眼，我慢慢坐下，审讯开始了

牢房没有通风设备。门的最上方，靠近天花板的位置，有一扇紧贴顶部的窗户，上面覆盖着带孔的金属板。金属板上的小孔允许最细的阳光透入，预示着清晨的到来；而当金色的阳光消失时，则标志着夜晚的降临。

单独监禁最令人产生错觉的元素便是时间本身。时钟的指针消失了；白天与黑夜无度地流逝。时间变成一缕透过金属板小孔射入的狭窄光束。我不敢午睡，因为那样我会完全失去对时间的掌控。在外部世界，这样的午睡可能只持续几分钟——但在牢房里，在我被束缚的思维局限内，感觉仿佛数年已过。当我醒来时，我不知道是今天还在继续，还是已滑回昨天，或是已经抵达明天。

牢房也是沉重的。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牢房的密度相比，而在那种密度中，时间感觉被压缩、起皱。当你凝视金属板上的小孔，希望捕捉到最细微的变化来提醒你时间正在流逝时，一切却纹丝不动。没有任何移动的迹象。仿佛时间本身静止了，正凝视着你。你坐下、站起、踱步，再坐下、站起、踱步——如此反复——但时间丝毫未动。

当夜幕降临，感觉仿佛已经度过了一年——仿佛你所承受的这段时光绝不可能只属于一天；它必定是许多天的总和。在牢房里，时间本身就能把人逼疯。

偶尔，铃声会打破牢房刺耳的寂静，穿透单独监禁走廊漫长回响的孤独。当审讯官来找他们的受害者——他们的被指控者，他们的囚犯时，他们不会进入女子走廊；他们是男人。相反，他们会按铃，然后一名女狱警会去提押囚犯，将她押解到监狱另一区域的审讯室。

门铃响起时，我的心跳随之加速。女狱警塑料拖鞋的沙沙声钻入我的大脑。她走到门前，停留几分钟与审讯官交谈，然后以同样的沙沙声返回。她走过第一间牢房，然后是第二间，沿着走廊继续前行，直到停在我的牢房前。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好吧——这次审讯官是来找我的。我准备好了。

一条蒙眼布和一件查多尔被扔进牢房。狱警随后等着，看着，并下达命令：“穿上你的外套和裤子。”

我穿上那件由类似塑料材料制成的宽松深蓝色衣服。我讨厌它；我的皮肤总是对它起反应，但我别无选择。监狱还给了我一双短小、破旧、撕裂、薄薄的袜子，我不情愿地也穿上了。然后我戴上一顶深蓝色的玛格奈（一种贴合的伊斯兰头巾，遮盖头发、颈部和肩膀），从地上捡起查多尔和蒙眼布，准备走出牢房。“不行！”狱警说。“你必须先穿上查多尔、蒙好眼睛才能出来。”

我照做了，穿上查多尔——白色的，带有花卉图案——系上蒙眼布，套上破旧的塑料拖鞋，跟着女狱警。走廊尽头挂着一块肮脏、散发着恶臭的防水油布帘子——因为我们是女人，男人们不应该看到我们的牢区。每次经过它，我都感到恶心。

在门口，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对女狱警说：“非常感谢，姐妹。”从那时起，他就接管了我。

我们开始穿过监狱建筑群的主走廊。一边是一排排单独监禁牢房，另一边是审讯室。通过这些前往审讯的步行，我意识到主走廊分出超过十条岔道。每条岔道大约有五间牢房：首尾各有两个非常小的，中间有三四个中等大小的。

我进入审讯室，仍然蒙着眼睛，悬停在空间中央，直到一个男人的声音使我回过神来。

我面前有一张塑料椅子。我慢慢地坐下。一切都感觉模糊、陌生、令人痛苦的疏离。仇恨的恶臭充斥着房间。我无法呼吸。就连好奇心也无法驱使我去活动手脚或转动脖子。在那张审讯椅上，在那些男人面前，我像一块冰一样冻住了。

在审讯室里，当我抬起蒙眼布时，看到角落一张小木桌后面坐着一个男人。我的椅子正对着他的椅子。在我口干舌燥之际，他开始粗鲁地、充满攻击性地讲话，声音里浸透着威胁。

“嗯，穆罕默迪女士，您将和我们待一段时间，”他说。

“别问。没人知道。这取决于您。如果您合作，您就能回到您的孩子身边。”

“是的。人权捍卫者中心是一个美国间谍项目，”他开始说道。

每次审讯结束后，审讯官会将他的念珠的一端递给我。有时它们闻起来有玫瑰水味，有时是汗味。然后我会握着念珠，跟在他身后，走回我的牢房。

在大多数伊朗家庭中，念珠是虔诚的物件——用于纪念真主。我祖父母的念珠，放在他们干净芬芳的祈祷毯上，是我最甜蜜的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而现在，每次我握住那念珠的一端，只感到厌恶。

单独监禁是巨大的未知之一——一旦它笼罩你，便会让你充满恐惧和惊骇。在我被捕之前，我们的一项活动就是抗议对我们的家庭成员使用单独监禁。

我们的活动人士中有一位被拘留者的妻子。她是一位知名的精神病学家，对所谓的“白色酷刑”有详细了解。她分享了关于她丈夫状况的精确信息，并利用她的专业知识，解释了单独监禁如何通过隔离、恐惧和感官剥夺，系统地摧毁一个人的心理。它攻击的是心智而非身体，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创伤。

早些时候，我曾听到一位被拘留者的妻子将单人牢房描述为坟墓，另一名囚犯说，单独监禁感觉像是浸入冰冷的水中：他能看到自己的手变得麻木冰冷，却无法抽出来。对我来说，感觉就像一个孩子被困在怪物的怀里。每次我想象它的脸，焦虑就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头几天，我不被允许接触任何新鲜空气。我一直被困在牢房里。当一个男人打开牢房，命令我戴上蒙眼布开始走向审讯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踏上未知星球的陌生人。仿佛重力本身发生了改变并增强了，迫使我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移动。我缓慢而谨慎地走着。我看不见前方有什么。

看不见会滋生恐惧。而在一个充满恐怖和压迫的环境中，恐惧很容易倍增。反抗暴政和压迫总是艰难的。但当你被剥夺了所有选择，当你的自主权接近于零，并且你被置于最强大、不容置疑的权力面前时，斗争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它变得致命。

这种状态就像一个未知的世界。久而久之，你甚至不再认识自己。蒙眼布和命令是可怕的，而那扇沉重、哐当作响的金属门——只能从另一边凭狱警的意志和手打开——其实不是一扇真正的门。门意味着可能性：它可以根据你的选择被打开或关闭，进入或离开。但在单独监禁中，门变成了别的东西。它变得比混凝土墙更坚硬、更无情，因为正是它阻挡着你。

即使是一次简单的医疗检查也成了一种折磨，需要得到多个安全和司法机构的许可。在我多次出现医疗紧急状况时，监狱官员有时会私下承认，他们不理解对我施加的极端控制程度，声称他们受到上级的压力。

由于多年的监禁，我明白医疗疏忽并非意外，而是一种旨在悄无声息地消灭反对派的蓄意策略。威权政权并不总是需要刽子手的绞索。有时，他们只是等待人体自行衰竭——然后确保没有救援到来，或者创造条件让死亡轻易降临，通过阻挠救命治疗的途径来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