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特开餐馆娶了6位妻子，回国奔丧6个月，再次回去当场愣了

我妈走后的第六个月，我回到了利雅得。

飞机落地的时候我右眼皮一直在跳，怎么揉都停不下来。走之前我给餐馆那边打过七八个电话，一个都没通。最后一次好不容易通了，嘟嘟响了十几声，没人接。我握着手机蹲在老家院子的槐树底下，心里头有种说不上来的慌。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叫赵长河，山东临沂人，在利雅得老城区开了家中餐馆，名字土得很，就叫长河餐馆。我在沙特待了十一年，娶了六个老婆。老大努尔是本地人，在中国留过学，吃了我一碗油泼面就死活要嫁给我。老二是努尔帮我张罗的，是她堂妹，叫阿依莎，说话像蚊子叫，但管账是一把好手。老三是埃及人哈妮，学市场营销的研究生，来店里吃饭吃成了老板娘。后面三个各有各的来路，苏丹的法图、也门的玛利亚、摩洛哥的娜迪娅，凑齐都快能开小联合国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走的那天六个女人站在餐馆门口送我，排成一排，谁都没哭。努尔帮我整了整衣领说放心回去，店里有我们。哈妮往我包里塞了一沓现金。阿依莎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六个手机号。法图什么都没说，把一串她自己穿的念珠套在我手腕上。

我在国内的半年，过得浑浑噩噩。我妈是肝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在医院撑了不到三个月就走了。后事料理完又是老房子的产权问题，两个姐姐虽然嫁出去了，但该分的还是要分清楚。等所有事情都落定，半年过去了。中间我跟沙特那边联系越来越少，不是不想打，是时差太熬人，有时好不容易打通了，说不了几句就断。后来干脆不怎么打了。

我心里其实一直悬着块石头。六个女人，四个国家，我不在的这半年，店会不会倒了，人会不会散了，钱会不会被卷跑了。这些念头像虫子一样在我脑子里爬。

车拐进老城区那条街的时候，我整个人愣在座位上。

图片来源于网络

街道跟我走之前完全是两个样子。以前路面坑坑洼洼的，垃圾箱旁边经常堆着没人收的垃圾，路灯坏了一半也没人修。现在的街道铺了新砖，路边种了树，花坛里开着三角梅，连路灯都换成了复古的铁艺灯柱。我差点以为司机开错了路。

然后我看到了我的餐馆。

图片来源于网络

门口排着队，一条拐了个弯的长队，少说有三四十号人。外墙重新刷过了，原来的白色变成了暖黄色，招牌换了新的，我的长河餐馆四个字还在，但旁边多了阿拉伯文和英文的灯箱。门口摆着木质长椅，一个穿制服的年轻姑娘端着托盘给排队的人倒茶。那个姑娘我不认识。

我站在马路对面，手里拎着行李箱，看了整整两分钟。脑子里是空的。

我没从正门进，绕到了后巷。后巷也变了，以前堆着纸箱和煤气罐，现在干干净净，停着一辆银色的面包车，车身上印着长河外卖的标识。我的店什么时候有外卖了，我走之前连美团都没上。

后门没锁，我推门进去。厨房里热气腾腾，四个厨师在忙，其中只有一个是我以前招的巴基斯坦老伙计，另外三个全是生面孔。老伙计看见我，锅铲掉进锅里，油溅了一脸，他喊了一声老板，整个厨房都停了。

努尔从前面冲进来。她瘦了，剪了短发，穿着一件黑色的制服裙，整个人干练得像换了个人。她看到我，在门口停了大概有三秒钟，嘴角动了好几下，最后说了一句，你头发白了。我摸摸两鬓，走之前还是黑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后阿依莎进来了，哈妮进来了，法图、玛利亚、娜迪娅一个一个都来了。她们围着我站着，谁都没哭，但我看到她们的眼眶一个一个都红了。

努尔拉着我穿过厨房走进前厅。

我站在大厅中间，像个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一样转着圈看。整个大厅比以前大了一倍，隔壁的店面被她们租下来打通了，一半是中式的圆桌区，墙上挂着山水画，一半是阿拉伯风格的座垫区，铺着红色织花地毯。天花板上吊着藤编灯罩，角落里的音响放着阿拉伯音乐。菜单也换了，以前是张塑封纸，现在是一本精装册子，每道菜都有三种语言介绍，还配了图。

哈妮把我按在椅子上，开始汇报工作，语速特别快。

她说她们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开通了外卖，跟三个平台合作，现在外卖收入占了总营业额的四成。第二件，重新做了品牌，请了设计师，把logo和门头全部升级了。第三件，搞了社交媒体，instagtam上有五万多粉丝，tiktok上十几万，好多条做菜的视频播放量过了百万。

娜迪娅拿手机放给我看。屏幕上阿依莎在后厨做拉面，面条在她手里翻飞，配着阿拉伯节奏的音乐，评论区密密麻麻全是阿拉伯语和英语。我只看懂了wow这个词。

然后哈妮把账本递给我。

我翻开最后一页，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我在的时候，最好的月份营业额折合人民币大概十三四万。现在她们做到多少，接近三十五万。不止翻了一倍，是翻了将近三倍。

图片来源于网络

努尔后来跟我说了这半年的事。她说第一个月最难，每个人都哭，哈妮差点把厨房烧了，法图跟供应商大吵了一架，玛利亚的孩子半夜发高烧，店里又赶上停电，那天晚上她们六个人在黑漆漆的大厅里坐着，谁都没说话。

天亮了以后，努尔说她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开了一个会。她说哭没有用，等也没有用，她得把这个店撑住，等她男人回来的时候能交一个更好的店。

第一个改变是法图提出来的，改良菜单，把几道招牌菜的口味本地化，让周围的邻居先试吃，反响好了就上架。然后哈妮提出搞外卖，努尔一开始不同意，怕冲击堂食生意，两个人吵了一架，最后举手表决，四比二通过了。外卖上线第一个月，订单量就翻了倍。

装修是阿依莎的主意，她爸认识一个室内设计师，帮她们出了方案，收了个朋友价。为了凑装修的钱，六个人把各自的首饰卖了一部分。努尔卖了一只金镯子，那是她姥姥给她的嫁妆。她把光秃秃的手腕伸给我看，说镯子没了可以再买，店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隔壁的香料铺子老板后来主动找过来，要合作推出联名香料包。街区管委会也找上门，说你们店带火了整条街的人流，能不能牵头搞个美食节。她们还真搞了，去年十二月，三天来了两千多人，当地媒体都报道了。

我听到这里，靠在椅背上，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走的那年冬天，我跪在母亲坟前烧纸，火光照着我的脸，我跟她说，妈你放心吧，我那边还好。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虚的，我不知道那边到底好不好。现在我知道了，她们把我留下的那一摊东西，变成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样子。

晚上打烊以后，我们七个人坐在大厅里，她们做了几个菜，努尔举杯说庆祝老板回来。我说别叫我老板了，我现在的本事可能还不如你们。哈妮在旁边笑了一声，说你知道就好。

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个笑声很轻，但我听出了一点点得意。

夜深了，利雅得的月亮还是那么亮，跟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我站在店门口，身后的灯暖烘烘地亮着，里面有人在拖地，有人在关冰箱，有人在数钱，这些声音细细碎碎的，像冬天炉子里烧着的柴火在噼啪响。

我抬头看了一眼招牌上那四个字，长河餐馆。

它还在，但它好像不全是我的了。

也可能，它从来就不只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