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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凌晨三点,我蹲在城中村出租屋的墙角,手机屏幕还在不停震动。
1392条私信。
“你妈死了。”“收黑钱全家暴毙。”“妓女记者。”
我盯着这些字,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到失语。
两周前,我花了四个月暗访的地沟油黑作坊报道终于发出。暗访视频里,我和摄影师爬到后厨窗户,拍到发绿的泔水桶里飘着老鼠尸体,工人们用同样的大勺舀油。报道发出当天,监管部门查封了七家作坊。
但第二天,风向变了。
有自媒体发了篇文章,标题是《无良记者为流量诬陷小本生意》。文章里没提任何证据,只说“从业人员透露”我是收了正规油厂的钱才写的这篇。然后评论区就炸了。
“记者都是狗。”“现在谁还信媒体?”“人家养家糊口容易吗,你一个举报人家饭碗都砸了。”
我反复确认自己没看错——我举报的是地沟油。是会让人吃出癌症的地沟油。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家作坊雇了水军公司,花三万块钱就能把“真相”刷上热搜。他们在各个群里散播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甚至我老家的地址。
我妈先接到的电话。“你女儿干这种事,不怕报应吗?”
我报了警。警察说,这种案子取证难,先等等。
我没法等。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点外卖都用假名字。我做了十年记者,拿过省新闻奖,上过央视,我一直觉得我做的每一篇报道都对得起良心。但这一刻,我竟然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
我打电话给一个前辈。他沉默了很久,说:“你不是做错了,你是做对了,所以才会被攻击。如果地沟油作坊都懒得骂你,那你的报道才是真没价值。”
我想了很久,决定继续做一个“收黑钱”的记者。
不是因为我不怕了,是因为如果连记者都怕了,那些开黑作坊的人,就赢了。
思考:当网暴的成本几乎为零,真相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我们真的愿意活在一个“谁声音大谁有理”的世界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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