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娶了女劳改犯，丢了供销社的铁饭碗，5年后我却赢了人生

76年我娶了女劳改犯，丢了供销社的铁饭碗，5年后我却赢了人生

楔子

我叫陈建国，老家在鲁西南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

说起我这一辈子，最让乡亲们津津乐道的，不是我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而是我当年做了一件让整个县城都炸了锅的事——我娶了一个从劳改农场放出来的女劳改犯。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那一年我二十三岁。

在那之前，我是柳河镇供销社的营业员，吃的是商品粮，端的是铁饭碗。在那个年代，供销社的售货员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穿戴整齐，站在柜台里，来买货的人都得赔着笑脸。我们这儿有句顺口溜，叫“听诊器、方向盘、大干帽、售货员”，说的就是当时最吃香的四个行当。我站在柜台后面，每天面对着各种票证——粮票、布票、油票、工业券，心里头别提多踏实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铁饭碗，被我亲手砸了。

镇上的人说我疯了，我妈气得差点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我那些供销社的同事见了我都绕着走，好像我身上沾了什么传染病似的。

可我不后悔。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坐在县城新买的楼房里，老伴在厨房里忙活，孙子在客厅里写作业，我望着窗外柳河镇的方向，常常会想起一九七六年那个闷热的夏天。

想起她。

想起那个穿着灰蓝色旧衣裳、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着、眼神里藏着不知道多少故事的姑娘。

她叫沈静秋。

一

柳河镇是个不大的地方，一条弯弯曲曲的柳河从镇子中间穿过，把镇子分成东街和西街。镇上有五百来户人家，大多数都是世世代代种地的庄稼人。要说柳河镇最体面的地方，一个是镇上的革委会大院，另一个就是镇西头的供销社。

供销社是两排青砖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前排是门市部，卖日用百货、布匹粮油、副食品这些东西；后排是仓库和办公室。门市部一进门，迎面是长长的木质柜台，柜台后面是一排货架，货架上摆着花花绿绿的商品，洋瓷盆、暖水瓶、肥皂、火柴、煤油，还有那让人看着就流口水的糖果糕点。柜台前头永远排着长队，有打酱油醋的，有扯布的，有买糕点的。

我们家在柳河镇住了好几代了，我爹是镇上的老木匠，在我十五岁那年就去世了。我娘带着我和我妹陈桂兰过日子，全靠我爹留下的那点手艺活儿勉强糊口。好在我赶上了好时候，一九七一年，我十八岁那年，县里招工，我因为读过几年书，体检也合格，被招进了柳河镇供销社，成了一名正式工。

那时候进供销社有多难？一百多人报名，只招两个人，我硬是挤进去了。我记得我妈拿到我的工作通知书那天，哭了一整晚，嘴里不住地说建国啊你可算是有了出息了。

供销社的待遇确实好，我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元，后来涨到四十出头，加上各种补贴和奖金，一年能拿到五百多块。这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我穿上了供销社发的工作服，胸前别着工作证，走在镇上走路都带风。

那时候我还没娶媳妇，镇上有不少热心人给我说媒，今天东街张家的姑娘，明天西街李家的闺女，我妈天天催我赶紧定下来。我也不是没想过这事儿，但总觉得缘分没到，想再等一等，谁知道这一等，就等出了后面那一场风波。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镇上突然来了一群人。

说是县里为了响应上级号召，要在咱们柳河镇办一个“六二六知青劳动学习点”，说白了就是把一批从省城来的年轻人送到咱们这儿来劳动学习。这些人里头，大多数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但也有几个特殊的——据说是在省城的劳改农场里表现不错的，提前放出来参加劳动学习的。

公社的赵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说这次来的这批人里头有好几个成分复杂，让我们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尤其是不要让自家姑娘跟他们处对象。

我当时也就是听听，没太当回事，反正我天天在供销社站柜台，跟他们这些人也打不着交道。

可事情偏偏就来了。

二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七日，这个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比记自己的生日都清楚。

那天下午，我正在供销社门市部站柜台，前面排了一溜人，我手忙脚乱地在称红糖、包点心、扯布。供销社就这样，每天从早忙到晚，有时候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人终于少了些，我正准备歇口气，门市部的门帘被人掀开了，走进来一个人。

是个女的，二十来岁的样子，个子不算高，瘦瘦的，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罩衣，头发用一根普通的皮筋扎在脑后，脸被晒得有些黑，但五官很周正，眉眼之间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

她说她要扯几尺布。

我让她把布票拿出来，她低着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慢慢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几张布票和一两块钱。我注意到她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有泥巴，一看就是干过重活的手，但她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要是好好养着，应该是双很漂亮的手。

她挑了一块藏蓝色的棉布，说要八尺。

我用尺子量好布，咔咔几下撕下来，叠好了递给她。她接过布，付了钱和票，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说不上是什么意思，但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沈静秋。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那批从省城来的知青中的一个，分配到镇上条件最艰苦的大河崖生产队，每天跟着社员下地干活，挣工分。

打那以后，她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来供销社一趟，有时候买盐，有时候买煤油，有时候买点日用品。我慢慢跟她熟了起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每次看到她走进来，我心里就跟打翻了蜜罐子似的，甜得不行。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她的来历，只是觉得这个女知青跟别的知青不一样。别的知青来镇上买东西，总是说话大声大气，指手画脚的，好像自己是城里人，瞧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可沈静秋不一样，她话很少，总是低着头，买完东西就走，脸上永远挂着一种淡淡的愁容，好像心里头装着什么沉重的负担。

有一天傍晚，供销社快关门了，我刚准备落门板，一回头，看见沈静秋站在门外，身上被雨水淋得透湿。

那天下午下了场暴雨，从大河崖到镇上有七八里的土路，她怕是淋着雨跑来的。我赶紧把她让进门市部，拿了条毛巾让她擦擦脸上的雨水，又倒了杯热水递给她。

她接过杯子，两只手捧着，低着头喝了两口，忽然轻声说了句谢谢。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

虽然只是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但那一瞬间，她脸上所有的忧愁好像都被雨水冲刷掉了，露出了一张年轻姑娘该有的清秀面容。

我那颗心啊，就跟擂鼓似的，咚咚咚响个不停。

三

纸里包不住火，我瞒着所有人偷偷去看沈静秋的事，到底还是被我妈发现了。

那天下了工，我没直接回家，而是绕到大河崖那边，远远站在地头看了一眼在地里拔草的她。就这一眼，被村里的王婶子看见，王婶子嘴碎，第二天就把事情传到了我妈耳朵里。

我妈劈头盖脸地问我是不是在跟那个女知青处对象。

我说没有，就是碰巧。

我妈冷笑了一声，说你当我是傻子吗，那个女的什么成分你不知道？

我说她怎么了？

我妈压低声音，表情很严肃地说，你知道她为什么被送到咱们这儿来吗？她爹是省城大学的教授，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后来被下放去劳改，她妈跟她爹划清了界限，改嫁了别人。她一个人在省城长大，前两年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送进了劳改农场，是最近才放出来的。

我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闷得慌。

我妈接着说，公社赵主任说了，这种人成分复杂，离她们远点。你是个端铁饭碗的人，要是跟这种人扯上关系，你那碗饭还端得稳吗？

那一晚我没怎么睡着。

我不在乎她是什么成分，不在乎她爹是不是右派，不在乎她进没进过劳改农场。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她到底犯了什么事，把自己送进了劳改农场？

我想来想去想不通，想着要找个机会当面问问她。

过了两天，沈静秋又来供销社买东西。我瞅着没人的时候，把她叫到一边，刚想开口，她却先说了话：陈同志，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

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惊慌，也没有躲避，而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看透了世态炎凉之后的那种平静。

你是第一个，她轻声说，这半年来愿意跟我多说几句话的人。我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说完她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柜台后面，心里头翻江倒海。

那几天我干活总是心不在焉，给人称红糖的时候多称了几两，给人倒酱油的时候差点把醋瓶子打翻了，会计老周骂了我好几回。

又过了几天，我实在憋不住了，请了半天假，揣着两个在路上买的肉包子，骑车去了大河崖。

大河崖在柳河镇北面，是镇上最穷的一个生产队，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社员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沈静秋就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破旧仓库里，跟另外两个女知青挤在一起。

我到的时候，她正一个人蹲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来了，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洗衣服，但耳朵根子明显红了。

我走过去，把肉包子递给她，说给你带了点吃的。

她看了一眼包子，咽了口唾沫，但还是摇摇头说不用了。

我硬把包子塞到她手里，蹲下来跟她面对面。

沈静秋，我问你，你到底犯了什么事？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两颗泪珠顺着脸颊滚落，滴在洗衣盆里，激起细小的涟漪。

四

沈静秋擦干了眼泪，慢慢说起来。

她爸叫沈怀远，是省城里一所大学的物理教授，一九五七年那场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劳动改造，改造了好多年才回来。那一年沈静秋才几岁大，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

她妈承受不住压力，跟沈怀远划清了界限，没多久就改嫁了别人，沈静秋从此跟着外婆长大。外婆身体不好，在她十四岁那年去世了，从此以后，沈静秋就一个人过日子。

一九七三年，她高中毕业，响应号召下乡当了知青，去了郊区一个林场。可林场有个管事的干部，看她一个女孩子孤零零的没人管，就起了坏心思。沈静秋抵死不从，那人恼羞成怒，给她安了个不清不楚的罪名，说她偷了场里的物资，沈静秋被送进了劳改农场。

在劳改农场待了两年多，因为她表现老实，干活卖力，加上父亲沈怀远的案子有了转机，农场那边提前结束了她的改造期，把她送到了柳河镇大河崖生产队继续劳动学习。

故事讲完了，沈静秋低着头，两只手攥着衣角，指节捏得发白。

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她说，陈同志，你要是相信我说的话，那谢谢你。你要是不相信，我也不怪你。

我看着她那双粗糙的手，那双受过不知道多少苦的手，心里头像被刀子剜了一样疼。

我相信你。

我脱口而出这三个字，说出来之后自己都吓了一跳。

沈静秋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几下，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那天我回到家，心里头憋着一团火。我不知道那团火是为谁烧的，是为沈静秋的遭遇烧的，还是为我自己的无能为力烧的，反正烧得我心里头不得安宁。

我跟我妈说，我要娶沈静秋。

我妈手里的碗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

你说什么？

我要娶沈静秋，我又重复了一遍。

我妈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然后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你脑子进水了吗？她是个劳改犯！她爹是右派！你娶了她，你的工作还想不想要了？！

我说我不怕。

我妈气得发抖，连说了三声你疯了，然后摔门出去了。

我知道我妈说的是对的。在那个年代，跟一个有问题的家庭出身的劳改犯结婚，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的工作可能保不住，我的户口可能从商品粮变成农业粮，我这辈子可能就翻了。

但我想起沈静秋那双粗糙的手，想起她流着眼泪说我是这半年来唯一愿意跟她多说几句话的人，想起她那句我是什么身份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就觉得，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要跟她站在一起。

她在这世上已经够苦的了，不能再让人把她往绝路上推。

要是连我都躲着她，她这辈子还能指望谁？

五

我妈见说不通我，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叫到家里来，轮番上阵说服我。

我大舅把我拉到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啊，你是咱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你可不能犯糊涂啊。那个沈静秋长得再好看，成分摆在那里，你要是娶了她，你这辈子就完了。

我二姨擦着眼泪说，你想想你妈啊，你妈把你拉扯大容易吗，你要是把这个家给毁了，你妈怎么活啊？

就连平时不怎么说话的邻居刘叔都上门来了，说出的话更难听：建国啊，你这是要跟组织作对吗？你就不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吗？

可我那时候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我去供销社上班的时候，同事们的眼神也开始不对了。原来跟我称兄道弟的老张，见了面故意绕道走；原来跟我嘻嘻哈哈的小李，说话都带着刺：建国哥，听说你跟大河崖那个女知青走得挺近啊，你可注意点影响。

就连公社赵主任都找我谈话了，拐弯抹角地说，小伙子年轻不懂事，啥该做啥不该做要想清楚，别自毁前程。赵主任是我妈娘家的亲戚，这话里头的分量我听得出来。

六月的一天，我扛不住了，偷偷跑到大河崖找沈静秋。

我跟她说，我看好日子了，七月十二是黄道吉日，咱们那天去公社领证。

沈静秋正在地里锄草，听了我的话，手里的锄头掉在地上，砸在泥土里发出一声闷响。

陈建国，她说，声音有些发抖，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娶了我你会怎么样？

我知道。

什么都知道？

都知道。

她看着我，眼里全是泪花，但嘴角却微微翘了起来，那是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陈建国，她说，你是全天下最傻的傻子。

对，我就是傻，我笑着说，再傻也没你傻，在这个世上活了一遭，遇到的好人还没坏人多，却还愿意对我说谢谢。

我们俩就那样站在麦田边上，一个傻，一个更傻，对望着笑了很久。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六

七月十二日，我跟沈静秋去公社领了结婚证。

那天老天爷好像也在替我担忧，乌云压得很低，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去的时候，镇上的大喇叭正放着样板戏，咿咿呀呀的，听起来格外刺耳。

公社民政员老周看到我进来，先是一愣，然后看到我身旁站着的沈静秋，脸色就变了。

建国，你确定？老周皱着眉头问。

我确定的，周叔。

老周叹了口气，没说啥，给我们办了手续。他大概是觉得我一个好好的小伙子，怎么就想不开要娶一个劳改犯呢。

我们走出公社大门的时候，天开始下雨了，先是一点一点地落，然后变得越来越大，最后成了瓢泼大雨。我把沈静秋拉到怀里，用身体替她挡着雨水，我们俩就那样相拥着在大雨里走。

大雨哗哗地下着，街上的人都跑着去找避雨的地方，没有人注意到我们。但沈静秋后来说，那一场大雨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风景，因为那是她的新中国。

那年她才二十二岁，我二十三岁。

我们的婚礼没有酒席，没有花轿，没有鞭炮，甚至连一桌像样的饭菜都没有。我妈气得不肯来，我妹桂兰偷偷塞给我十块钱，说哥你拿着用吧，嫂子是个可怜人，你好好待人家。

我把那十块钱揣在兜里，到供销社买了两斤红糖、两斤糕点和一条肥皂，这就是我的全部聘礼。在那个年头，能拿出这些东西，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沈静秋什么都没有，没有嫁妆，没有娘家人，甚至连一件像样的新衣裳都没有。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碎花衬衫，那是她唯一拿得出手的衣服，据说是她外婆留给她的。

我们在大河崖生产队的那间破仓库里安了家，仓库年久失修，四面透风，墙壁上到处是裂缝，用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屋顶上有一个大窟窿，下雨的时候漏雨，我们就拿个盆接着，听着叮叮咚咚的声音一起等天亮。

日子虽然艰苦，但沈静秋是个极能干的人。她把那间破仓库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地里干活回来，还种了一小片菜园子，种了白菜、萝卜和几棵辣椒。她又养了几只鸡，每天都能捡两三个鸡蛋，全给我炖了，自己舍不得吃。

我说你也吃一个，她摇摇头说我不爱吃鸡蛋。

我后来才知道她不是不爱吃，是舍不得吃。

每天天不亮，我们俩就起床去生产队干活，干到太阳落山才回来。晚上的时候，我们靠在门框上，吹着清凉的河风，她给我念书。她念书的声音很好听，字正腔圆的，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我问她怎么念得这么好，她说小时候她爸在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有读书给她听，那是她记忆里最温暖的事。

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我正在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深渊。

但我心甘情愿。

七

婚后的日子没过多久，暴风雨就来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供销社的韩主任找我谈话，说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韩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平时对我还不错，但那天的脸色铁青得吓人。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半天没说话，最后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建国啊，你在供销社干了五年了吧？

五年零两个月。

我是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供销社职工的，韩主任叹了口气，但组织上对你的表现很失望。你找了个什么样的对象结婚，你应该清楚。我们供销社是国家单位，职工的政治面貌和家庭成分是要严格审查的，你的这个情况，组织上研究决定——你被停职了。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虽然早有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像被人浇了一盆冰水。

停职多久？

韩主任看着那份文件，犹豫了几秒钟，说可能会被退回原籍，正式的处理通知过几天就下来。

我走出韩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供销社的同事们都在柜台后面看着我，有人脸上是同情，有人脸上是幸灾乐祸，更多的人脸上是一种漠然——那种跟我无关的漠然。

我路过老张的柜台，老张低着头假装在整理货架，连招呼都没跟我打。我记得以前我跟他关系最好，下班后经常一起去喝两杯。

原来人是这样的，你风光的时候，人人跟你称兄道弟；你落魄的时候，连多看你一眼的人都嫌多余。

这件事我没敢跟沈静秋说，怕她担心。每天我还是按时出门，假装去上班，实际上一个人在柳河边的柳树下坐一整天。看着河水哗哗地流淌，看着对岸的庄稼地里人们在挥手锄头，看着天边的云彩慢慢变暗，我心里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

但纸里包不住火，沈静秋还是知道了。

那天我照常出门，走到供销社门口又折返回来，不巧被她看见了。

她问我去哪儿了。

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她没有哭，没有闹，也没有说什么责怪我的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很久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陈建国，要不，咱们离婚吧。

就这七个字，像是七把刀，一刀一刀地捅在我心口上。

离什么婚？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这辈子就娶你一个，死也要死在一起。

沈静秋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扑在我怀里，两只手攥着我的衣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哭得那么凶，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我搂着她，轻轻拍着她的后背，说别怕，有我在呢。

但我心里清楚，我拿什么来保护她。我连自己的工作都快保不住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二块钱，马上就要变成零了。

八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到了柳河镇。

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消息是从公社大喇叭里传出来的，那天镇上的人们都聚集在公社大院门口，赵主任站在台阶上，带着激动的声音念着通知。大家伙儿听完之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欢呼，有人使劲拍巴掌，有人流下了眼泪，有人放起了鞭炮，整个柳河镇像是沸腾了一样。

那一年实在发生了太多的事。春天的时候周总理去世了，夏天的时候朱总司令走了，秋天的时候毛主席也与世长辞，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种巨大的悲痛里。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人们心力交瘁，日子好像看不到尽头。可谁能想到，到了秋天，居然来了这样一个天大的转机。

我站在人群中，心里头五味杂陈。沈静秋就站在我身后，她的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冰凉冰凉的。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眼睛里有点点泪光，但她冲我微微笑了笑。

那一刻我在心里头对自己说，也许天真的要亮了。

新的政策在一九七七年陆陆续续地下来，很多以前不许做的事，现在可以做了。镇上的人们开始偷偷摸摸地在自留地上多种点菜，多养几只鸡，日子好像慢慢有了点盼头。

可我的事情还没完。

一九七七年二月，供销社正式下文，沈静秋的成分问题被列为严重问题，我因为跟她结婚，被认定为政治立场不稳，不适合继续留在供销社工作，予以辞退，户口转回农村。

消息传开的时候，柳河镇又一次炸了锅。

有人说我是自找的，谁让我娶那个女劳改犯；有人说我傻，好好的铁饭碗不要，非要往火坑里跳；也有人说我太天真了，你以为打倒四人帮就好了？你的问题照样是问题。

但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这些闲话，而是我妈。

我妈知道我被辞退的消息后，脑梗发作，在床上躺了三天不能动。沈静秋日夜守在她身边，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比亲闺女还亲。我妈一开始板着脸不理她，后来慢慢软化了，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开口说了一句静秋啊，妈对不起你。

沈静秋端着饭碗的手一抖，眼泪滚到了碗里。

她赶紧低下头，说妈你别这么说，建国娶了我，就是我的福气。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们，眼眶酸得不行。

这辈子能遇到沈静秋，是我的福气。

就算把我的铁饭碗砸了，我也认了。

九

被辞退之后，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心里头乱得像一团麻。

我那些年一直拿工资，从来没种过地，突然回到家里，不知道该干什么好。生产队给我分了八分地，让我跟沈静秋一起种。我们两个人起早贪黑地干，忙到年底一算账，挣的工分折算成粮食，全家一年到头就分到了三百来斤小麦，一百多斤玉米，再加上几十块钱的现金，连糊口都勉强。

日子过得紧巴，但我跟沈静秋都没被压倒。沈静秋是个脑子活络的人，她琢磨来琢磨去，跟我想出了一个法子——镇上街市赶集的时候，那些人山人海的，要是能摆个小摊做点小买卖，应该能挣到钱。

但那时候政策虽然松动了，鼓励个体生意还没放开。我们心里头又兴奋又害怕，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通。

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消息传到镇上，大家的反应其实没有电视上演的那么激动，更多的人是懵的、半信半疑的。这些年，人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大起大落，谁都不知道这一次的风向到底能持续多久。

但沈静秋比我敏锐得多，她看了报纸上的消息之后，沉默了半晌，然后拉住我的手说：建国，咱们的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她压低声音说：政策这回是真的变了，以后可能允许私人做生意了。咱们不是一直想在集市上摆摊吗？我有个赚钱的法子——缝纫。我在省城的时候学过几年裁缝，给街坊邻居做过衣裳，手艺不错，反正也没什么大花样，就是做得合身、耐穿。要是能在集市上接活，肯定有人愿意来。

我看了一眼她那双手，那双在劳改农场扛过铁锹、在生产队拔过野草、在家里洗过无数件衣服的手。那双粗糙的手能拿起针线吗？

沈静秋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也不说话，当天晚上就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碎布头，拿起针线就缝了起来。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她把一件小孩子的肚兜递到我面前。针脚匀称细密，跟供销社里卖的也不差什么。

我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又拿起来对着煤油灯照了照，布面上的针脚走得端端正正，连一个线头都没露出在外面。

我说：你这手艺别说是接活了，就是拿到省城去比试，也不见得输给谁。

沈静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以前没事的时候瞎做的，也没正经学过，就是做得多了手熟了。

我心里那团被压抑了很久的火种，像是被什么点燃了，越烧越旺。我把饭碗往桌上一搁，说：想好了，咱们干！明天我就去供销社问问，看能不能进点布头回来。

沈静秋担心地说：你现在跟供销社那些人都闹翻了，人家会卖给你吗？

我咬着牙说：试试看，现在的世道跟以前不一样了，总不能一直怕前怕后的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硬着头皮去了供销社。

进了门市部，还是那个我待了五年多的地方，柜台还是那个柜台，货架还是那些货架，只是柜台后面站着的人已经不是我了。老张看见我进来，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然后别过了头去，假装没看见。

我心里头一阵苦涩，转身就要走。这时候后屋的门帘掀开了，走出一个人来。是供销社新来的采购员小马，去年才从县里调过来的，比我小两岁，平时没什么交情，但也谈不上有矛盾。

小马看见我，笑眯眯地迎过来，说：建国哥，你咋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说：我想买点零碎的布头，就是那种卖剩的边角料。

小马说：你等一下，我去仓库翻翻看。

没多大一会儿，他扛着一大包东西出来了，哗啦一下倒在柜台上，各种颜色、各种花样的碎布头摊了一柜台。

这些平时都没人买，堆在仓库里占地方，小马说，你要的话，算你便宜点。两张工业券加两块五毛钱，这一整包你都拿走。

我兜里翻来翻去只有一块八毛钱，工业券更是一张都没有——那东西只发给非农业人口，我户口转回农村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小马看着我翻兜的窘迫样子，挠了挠头：算了建国哥，工业券你就甭提了，布头拿去用吧。一块八毛钱买这些差不多够本了，多的算是兄弟自己贴的。

我蹲在地上把那些碎布头整整齐齐地叠好，抱在怀里走出供销社大门的时候，鼻子一酸，眼眶热热的。那天正是农历逢五的赶集日，街上人来人往，热闹得很。有人挑着担子在卖西瓜，有人推着板车在卖自己编的竹篮子，开始有人变着法儿地经营一点小买卖了。我把那包布头紧紧抱在怀里，在人流中站着发了好一会儿呆，心里头五味杂陈，不知道高兴多一些还是心酸多一些。

十

沈静秋看到那一包布头的时候，眼睛亮得像两盏灯。

她把布头一块一块地摊在床上，仔细地看布料的材质和颜色，像是一个将军在检阅自己的士兵。

光接活还不够，她说，咱们得自己做些东西拿到集市上去直接卖。小孩子的东西最好卖，大人饿着肚子也要给娃娃添件衣裳。

那一晚，沈静秋点着煤油灯，一针一线地缝到了大半夜。我在旁边坐着看她，看着她微微低着的侧脸，看着她专注的眼神，看着她手上不停翻飞的动作。煤油灯的光芒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土墙上，随着焰火一明一暗地晃动，像一幅会动的画。

她突然停下手里的针活，偏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你老盯着我做什么？脸上长花了吗？

我没说话，只是冲她笑了笑。我心里明白，这个女人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安排，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要护她周全。

第二天是柳河镇逢五逢十的赶集日。

天还没亮，我跟沈静秋就起来了，背上背着一大包布料和缝好的成品，走了一个多钟头的山路到了镇上。集市开在镇子东边的一片空地上——其实就是全公社的人把自家种的菜、养的家禽、编的竹器拿出来卖掉串换。热闹倒是热闹，可真正能卖出去的东西不多，大多数人也只不过是把东西亮出来给人看看，互相羡慕一下，听听热闹而已。

我们找了个人流还算热闹的地方，铺开一张旧凉席，把做好的小孩衣服和碎布头整整齐齐地码在上头。旁边是个卖红薯的大爷，带着草帽坐在地上，烟袋锅子里的烟丝一明一暗地烧着；对面是个卖竹篮的师傅，一脸黢黑地往那儿一蹲，半天也不吆喝一声。

开张的头一个时辰，我蹲在旁边看着人群来来回回地走过，时不时有人停下来瞅一眼我们摆出来的东西，可就是没有人问价。我急得手心都冒汗了，这些布头虽然没花多少钱，但那几件小孩子的小肚兜和小褂子是沈静秋熬了好几个晚上才做出来的，卖不出去的话，实在是对不起她那一番心血。

快到晌午了，一个穿着灰布衣裳的妇女抱着孩子走过来，蹲下身子看那些小肚兜，拿起来翻来覆去端详了半天，又凑到眼前看了看针脚，翻过面来瞧了瞧线头。

这针脚真密实，她笑着说，我当姑娘的时候也学过两年缝纫，做不成你这个嫂子做得这么齐整。你这活做得好，在我这儿就过了关。这件小肚兜我要了，多少钱？

沈静秋脸微微红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头一次被人当面夸手艺好，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我赶紧接过话茬，说：一件算了，五毛钱。

那时候供销社里买一件小孩子的成衣至少得要一块多钱还要搭布票，我这五毛钱不搭票，确实算是极便宜了。那妇女也没还价，从兜里掏出五毛钱递给我，抱着那块小肚兜笑着走了。

开张了。

头天大半天下来，我们卖了两件小肚兜、一件小褂子，一共卖了一块两毛钱。刨去买布头的本钱一块八毛钱，头一天净赔了六毛钱，还搭上了沈静秋好几个晚上的功夫。

但沈静秋一点都没泄气，她仔细数着兜里那几张皱皱巴巴的毛票，眼睛反而亮晶晶的：建国，你看见那个买肚兜的大姐了吗？她说咱们的针脚比她早年学的还密实呢，这说明咱们的东西是有地方能卖出去的。头一回做买卖，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才是要紧的，赚钱的事往后慢慢来。

看着她的表情，我心里头一下子踏实了。

我忽然想起当年在供销社的时候，自己站在柜台后面，看着柜台外头那些老乡来买东西时脸上那种渴望的表情，那时候哪里想得到，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了蹲在地上卖货的那一个人。

十一

那次赶集之后，沈静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劲头大得很。她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做针线活，常常干到后半夜，眼睛熬得全是血丝。

我在旁边看着心疼，劝她早点睡，她总是摆摆手说不碍事，手上的针线活从来没有停过。

我帮不上大忙，就在白天多跑几趟供销社买点便宜的布料回来，又从木匠老井叔那里讨了两块旧木板，刨得平平整整的，给沈静秋当裁剪的案子用。

慢慢地，沈静秋的手艺在镇上有了些名声，大家都知道大河崖那个女知青做的衣裳针脚密实、耐穿实惠，价钱也公道。不少人开始慕名来找她做衣裳，有的做裤子的，有的做褂子的，还有的做大棉袄的，一传十十传百，生意渐渐多了起来。

一九七九年春天，又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到了柳河镇——

国家要给那些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摘帽平反了。

消息是沈静秋告诉我的。那天她从生产队回来，手里拿着一封信，进门的时候手在抖，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哭还是笑。

建国，她使劲吸了吸鼻子，我爸的右派帽子摘了，他平反了。

我接过她手里的信，信上只有寥寥几行字，是沈怀远写给女儿的。字迹清瘦工整，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写的：

“静秋吾儿：父亲错划右派的问题，上级已正式下文予以改正，职务及工资待遇正在恢复中。我已搬到大学宿舍区居住，日子比以前安稳多了。听说你在乡下成了家，女婿叫建国，是个好后生。父亲想见你们。”

落款处没有日子，只在最后一行写着一行小字：“爸爸等着你们回来。”

沈静秋拿着那封信反反复复看了不知多少遍，眼泪把纸角都洇湿了，纸上的字迹一点点化开，她却还是舍不得放下。

我说：那咱们什么时候去省城看爸？

沈静秋擦了擦眼泪，忽然抬头看着我：建国，你陪我去，行不行？

那当然，我陪你去，他心里头的石头终于放下了，你爸等着我们呢。

沈静秋破涕为笑，眼泪糊了一脸也不管，抱着我的胳膊说：建国，你知道吗，这些年我都以为这辈子见不着我爸了，没想到现在不但我爸平反了，咱们还能一起去见他。我真的一点都不敢想。

我搂着她，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心里头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这些年沈静秋受的苦，我一个人说不清楚，她自己也不愿意多说——那些深夜里做噩梦时蜷缩在墙角的身影，那些端起饭碗时无声无息的眼泪，那些我不在时看着远方发呆的漫长时光，她以为我没有注意到，其实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六月初，我跟沈静秋坐了六个多钟头的长途汽车到了省城。

汽车站人声鼎沸，嘈杂得厉害，我们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在人群里挤来挤去，问了半天路又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沈怀远住的那一片大学宿舍。

沈怀远比我想象中老得多，头发白了大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但腰板挺得笔直，说话慢条斯理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沈静秋站在父亲面前，嘴唇翕动了很久，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了一个字：爸。

沈怀远看着女儿，眼眶一下子红了。他伸出那双骨节分明的手，轻轻摸了摸沈静秋的头，就像在摸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回来就好。

沈怀远的住处很小，三十来平方的一间屋，一张木板床，一张旧书桌，一把藤椅，书桌上堆满了书和报纸。沈静秋领着我把里里外外收拾了个遍，毛巾换了新的，床单洗得干干净净，碗柜里外擦了好几遍。

我注意到沈怀远的目光一直跟着女儿转，那份小心翼翼的模样，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生怕惹谁不高兴似的。也许在劳改农场那十几年里，他已经习惯了用这种眼神看人，习惯了低着头走路、小声说话，习惯了将自己的存在感压到最低。

晚上，我提了两瓶白酒回来，切了一盘猪头肉，炒了四个菜，仨人围着小饭桌吃饭。沈怀远酒量不大，才喝了二三两，舌头就开始打结了，话匣子也打开了。

建国，他放下酒杯看着我，你是个好后生。我静秋这孩子命苦，从小就没了爹，我亏欠她太多太多了。她往后就托付给你了。

爸你说的是哪里的话，我说，静秋是我的福气，是我没那个本事让她过好日子，往后我一定会好好待她。

沈怀远点点头，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我这辈子，对不起我闺女。

沈静秋在旁边听着，把脸别过去，偷偷擦了一把眼泪。

十二

从省城回来以后，沈静秋的精神头好了很多，做起针线活来更是起劲，手上的活儿一天比一天多。

那年夏天，柳河镇周围的好几个村庄同时传开了一个劲爆的消息——国家要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今往后，各家各户单干，地里产出的粮食，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归自己。

全镇上下像被点着了火一样热闹起来。

一开始大家伙儿半信半疑，这些年变来变去的事情多了，谁也不敢轻易相信这次就真的能长久。可没过多久，公社正式下文了，生产队的地按照人头分到各家各户，各家自种自收，再也不在一起出工混工分了。

我妈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看着新分到的那几亩地，愣了好半天，嘴里嘟囔了一句：这回是真的单干了？说完自己也不大相信似的，又不确定地看了我一眼。

我跟沈静秋分到了将近五亩地，此外还分了一小块自留地。我本来就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虽然好几年没怎么正经下过地，但上手快得很。沈静秋跟着生产队干了那些年，锄草、挑粪、插秧这些活计更是不在话下，手脚比我利索得多。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我们俩就把那五亩地伺候得像模像样——肥料下得足，品种挑得好，浇水一点不偷懒。

到了秋天，满地的庄稼把枝头都压弯了，打下来的粮食堆了半院子。那些包产到户的地方，第一年通常都增产，我觉得也不难理解——给自己干跟给别人干，那股子心气儿完全不一样。以前在生产队干活，干多干少一个样，干活的人心里头没劲头；现在不一样了，多劳多得，谁也不跟谁客气。

秋收过后，沈静秋把家里的账本翻出来看了又看。当年在供销社端铁饭碗的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钱，一年满打满算也就五百来块。可现在我们种地、做针线活、逢集摆摊加起来，一年毛收入居然有一千多块。

沈静秋把手指头掰得咔咔响，算了半天抬起头来看我，眼里藏着笑意：建国，那些钱加在一起好像比你在供销社上班的时候翻了一番还不止呢。

我愣了一下。当初丢了铁饭碗，多少人为我叹气，说建国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可现在算下来，我竟然比原来还多挣了一倍，而且这还是刚刚起步的时候。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但不知道怎的，我却觉得那半院子金黄的玉米在灰暗的光线里亮得扎眼，像是在明明白白地冲我点头。那些玉米棒子一个个饱满粗壮，金灿灿的，在秋日的斜阳下反射着温暖的光泽，我伸手摸过去，粒粒结实，一颗都不空。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分田到户这事儿，小岗村是七九年才敢摁的手印，而我们身边的农村，一直到七八年底才开始一点点松动，各地的步子差别很大。可不管怎么说，日子翻篇的速度之快，还是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想——那些想都想不到的变化，接二连三地来了。

镇政府开会传达新政策，说国家鼓励农民自己搞副业，合法的个体经营一律批准，还要把市场搞活。

沈静秋听说之后，拉着我说：建国，咱们不能在集上摆地摊了。

不去摆地摊了？那干吗去？

沈静秋指了指供销社的方向：你在那里站了五年柜台的供销社，咱们能不能自己开个店？

十三

我承认沈静秋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是犹豫的。倒不是不相信这个想法行得通，而是这些年我受的那些白眼、那些指桑骂槐的闲话、那些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的时刻，像一根拔不掉的刺，扎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害怕好不容易好起来的日子又被打回原形，害怕刚暖过来的世道又变回以前的样子。

沈静秋不急不躁地说：建国，你的心思我明白，谁都不想在同一个地方摔两个跟头。但现在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政策明明白白写着允许个体经营，咱们又不是去偷去抢，凭着双手去赚一碗干净饭吃，有啥好怕的？

我没说话，心里头的秤还在两头晃荡。

沈静秋拉着我的手按在桌上的一张纸上——那张纸上写满了一个瘦瘦长长的“沈”字，每一个字的笔锋都很用力，纸都快要被戳穿了。

她问道：你怕什么？

我看着沈静秋那双粗糙而坚定的手，把那几个字来回看了几遍，牙齿一咬：开店！

我们在镇上找了好几天房子，不是太贵就是位置太偏。最后沈静秋说，不用去镇上租铺子，咱们就在大河崖的家里干。你要卖东西，总得先有人能认得你、信得过你才肯来买，这十村八店的乡亲们谁不认识你？你在供销社站了五年柜台，街坊邻居找你扯布买糖的时候从没跟谁红过脸，这就是咱们现在的本钱。没有铺面，名声就是铺面；没有柜台，日子就是柜台。

沈静秋把一间偏房收拾出来当店面，用白石灰把墙壁刷得雪白，用木板搭了几个简易货架。她把做好的成衣挂起来，有男式的汗衫、女式的碎花衬衫、小孩子的棉袄和罩衣，花花绿绿地挂了一整面墙，看着确实有模有样的。

又去买了几匹素色的布料——灰的、蓝的、藏青的，整整齐齐地叠在货架上，等着接量身定做的活儿。量体裁衣的生意她也接着做，还给取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名字，叫“秋月裁缝铺”。

开张那天，没有鞭炮，没有挂牌仪式，只在大门外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几个大字——秋月裁缝铺今日营业。

来的客人不多，但每一个来的客人，沈静秋都认认真真地招呼。量尺寸的时候一丝不苟，问明白是做什么款式、什么场合穿，连布料的正反面、纹路的方向都解释得清清楚楚，比供销社里那些爱答不理的售货员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但镇上的人议论纷纷，有好听的话，也有难听的话。

那个叫陈建国的，供销社把他开除了，他自己开裁缝铺了，这政策真是一天一个样啊。这世道变得太快了，谁也说不准哪天又不让干了，万一又变回去了呢？多看看再说。

这些闲话自然传到了我和沈静秋的耳朵里。她倒是不往心里去，该做针线做针线，该接待客人接待客人，手底下的活儿越做越细密。

可我心里头终究有些不舒服。

那个秋天的傍晚，我忙完了地里的活计，坐在院子里闷头抽烟。沈静秋推门出来，手里拿着一件刚做好的灰蓝色棉袄，在我身上比了比。棉花絮得厚实极了，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温暖的棉被，挡风又暖和，沉甸甸地压在肩膀上，说不出的踏实。

试试看，她轻声说，入冬了，你那件旧的该换了。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着身上那件崭新的棉袄，摸了摸厚实的棉花和密实的针脚，鼻子一酸差点落了泪。

沈静秋歪着头打量了一下，满意地点了点头。她转身走向灶台的时候，我听见她轻轻哼起了一支曲子，调子悠扬婉转，是那年夏天在大河崖麦田边收工时她最爱哼的那一支。

外头的风还在吹，我抱着那件棉袄站在那里，看着沈静秋被灶火映照的背影，暖烘烘的。那年秋天，我们那间小小的裁缝铺，第一天开张只做了八毛钱的生意——一个大队的老会计拿来一条旧裤子，让沈静秋帮忙补一补膝盖上磨破的那个洞。沈静秋细细地补了半个多钟头，针脚走得密密匝匝的，人家给了一块钱硬说不用找了。

那个人走了之后，我蹲在门槛上把那八毛钱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心里头又是酸又是甜，五味杂陈。沈静秋跑过来，拿过那张毛票，小心翼翼地压在她那个装钱的铁盒子里，笑着说：这可是咱们的第一笔生意，得留着。

十四

转过年来，一九八零年，沈静秋怀孕了。这个消息像一颗惊雷，把整个柳河镇都震得不轻。

最高兴的人是我妈。她之前对沈静秋的不待见，在这几年间被沈静秋一点一点地扭转了过来。沈静秋会给我妈梳头，会给她洗脚，会给她做最贴身暖和的内衣，会在我妈犯病的时候一宿一宿地守在床边不睡觉。人心不是铁打的，我妈再怎么固执，也架不住沈静秋这样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

我妈逢人就说，我儿媳妇是天底下最孝顺的媳妇，比亲闺女还亲。

一九八零年深秋，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那天下着绵绵的秋雨，路上泥泞得没法下脚。沈静秋从半夜开始发作，疼得满头大汗，我急得团团转，一时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只能守在旁边抓住她的手。

凌晨四点多的时候，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从屋里传出来，我整个人都软了，瘫靠在墙上，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稳婆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裹走出来，笑眯眯地看着我说：陈建国，恭喜你，是个大胖小子，小模样长得可真周正。

我哆嗦着手接过那个小包裹，掀开被子一角，看见一张皱巴巴的小脸，嘴一张一合地哭着。小脸红扑扑的，眼睛闭得紧紧的，两只小手攥成了两个小拳头，浑身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命力。

我的心突然变得很软很软，像一团刚弹好的棉花。

妈从稳婆手上接过来，抱进屋里拿热毛巾给孩子擦了身子。我赶紧冲到沈静秋床边，看见她歪在湿透的被褥上，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虚弱得像一片风中的枯叶子，看到我进来，扯着嘴角笑了笑。

是个男孩，我说，你跟儿子都平安。

沈静秋伸出手，把那个在怀里蠕动着的小家伙搂紧了一些，望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蛋，两行眼泪无声无息地淌了下来。

她没说什么，但我懂她。

有了孩子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我的斗志也更旺了。我发誓要让沈静秋和儿子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过紧巴巴的日子。

但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八一年春天，沈静秋刚出月子没两个月，我爸的老房子年久失修，一场春雨以后，屋脊上头梁木朽了断了，半边屋顶塌了下来。幸好那天家里没人，没有人受伤，但房子塌了大半，暂时没法住人了。

我们暂时搬到后院我母亲那边挤一挤。可我母亲住的那间屋子本来就不大，一家老小全挤在一起，转个身都费劲。看着这个家被拆得七零八落，我咬了咬牙告诉自己：不能再将就下去了，必须盖新房子！

可盖新房子谈何容易。那几年我家手里的钱虽说比从前宽裕了一些，可毕竟才刚起步没两年，手里攒下的那点家底，置办了几块木料、买了一批砖瓦就快要见底了，离盖成一院像模像样的房子还差得远。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机遇来了。

一九八一那几年，经济政策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小岗村试点大包干的成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城市里开始有人辞职下海做买卖。镇上也有人蠢蠢欲动，以前谁也不敢碰的各种小生意，现在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粮票、油票这些票证虽然还没有完全退出，但一些日用品已经可以自由买卖了。

沈静秋说：建国，咱们不能只守在裁缝铺了。你得出去跑跑，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子。这人啊，一条腿走路走不远，多几条腿才站得稳当。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给一个镇上的干部家属做着一件灰呢子大衣，针线走得飞快，头也没抬。

十五

我跑了几天之后，发现了一个门道。

八十年代初，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渐渐恢复，但县城的商品供应还很紧缺。布匹、日用品这些老百姓离不了的东西，城里凭票供应，乡下连票都摸不着，很多商品有钱也买不到。

当时不少地方已经有人开始偷偷摸摸地从外地进货拿到本地来卖，大多不敢摆明面上干，都是私底下托个人情啊、托个关系啊。我想起沈静秋常说的那句话：咱们怕什么呢？现在的世道变了，用不着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害怕。

我决定试试。

我先去找了供销社的小马，他现在是供销社的业务主管，手里能联系到一些地区和县城的批发渠道。小马这人仗义，知道我的来意后，二话没说帮我联系上了县城的土产公司，又帮我牵线搭上了县百货站的采购部门。

从县城批发布料回来，一部分给沈静秋的裁缝铺做货，一部分直接拿到逢五逢十的集市上去卖。县百货站的布匹花色比供销社多不少，价格还没那么贵。

头一回到县城考察行情，我身上只揣着两百多块钱——这已经是我们家目前能动用的全部现金了。一百块钱进了两匹灰卡其布和一匹蓝劳动布，剩下的几十块进了些针头线脑、纽扣顶针之类的小零碎。

东西运回来之后，我心里头还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卖得出去。我把布匹搬进新收拾出来的小偏房里，沈静秋走上前去摸了摸布料的质感，捻开布边认认真真地看了看织纹的疏密，又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染料的气味，说这料子好，比供销社卖的那种不差，咱们摆在店里当招牌。

第一集，我们从铺子带了两匹灰卡其到集市上，把布料摊在凉席上，沈静秋在旁边支了小凳子坐着，手里做着她那些针线活计，不需要我扯着嗓子吆喝，她就是活招牌。缝了个顶针在指头上，一针一针缝得端端正正，针脚齐整细密，路过的人看了就忍不住停下脚步。

那匹灰卡其布一上午就卖了将近一半。来买布的大多是扯回去给家里的男人做中山装的，也有人做裤子穿，全部不要票。到下午散集的时候，两匹布的毛收入足足有九十多块。我把那摞毛票一张一张数清楚，手指头都数得哆嗦起来。

干了一个月之后，我开始摸清了城里的门道。县城的批发渠道毕竟还是公家的，价格上砍不下来多少，货源也不太稳定。我琢磨着索性再往前迈一大步——直接去省城进货。

省城的品种多、花色全、价格也比县城的便宜不少。

我把这个想法跟沈静秋商量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说：去省城跑货一来一回要好几天，路上的开销也不小，万一货进不对路了压在手里面怎么办？

我说：咱们先少进一点试试水。去省城进货的人现在还不算多，咱要是这一步走在前头了，往后就比别人早占了地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沈静秋盘算了半天，把家里的钱都拢了拢，加上最近攒下的一点积蓄和卖了两头猪的收入，凑足了好几百块钱。

她说：都拿去吧。万一亏了，大不了咱们从头再来。

十六

第一次去省城，坐的是长途汽车，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了，颠簸了七八个小时才到。省城真大，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满街跑着自行车，偶尔还能看到几辆小轿车，喇叭声此起彼伏，比我们柳河镇热闹了不知多少倍。

我不太会认路，也不敢乱走，靠着沈静秋事先画的一张简易地图和问路，找到了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的规模让我眼前一亮，从衣服鞋子到日用百货，从布料毛线到锅碗瓢盆，一应俱全，比县城的批发布可强了太多。

我先在一家摊位前看了一批中档的面料，花色好质地也不错，问了价格之后心里一阵狂喜——比县城百货站的批发价整整便宜了两成多！如果在省城多跑几个地方比比起来，省下来的差价还能更多。

在批发市场泡了一整天，我把带来的几百块钱全花光了，进了一大批货：灰卡其布、劳动布、斜纹布占了大部分，还有一些的确良布和人造棉。夏天快到了，的确良和人造棉比棉布凉快多了，卖相也好，来买的妇女们都喜欢。

从省城回来，我的肩膀扛着两大包沉甸甸的布料，在镇上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一路小跑着回了家，远远看见沈静秋抱着儿子站在院门口等着我，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在夕阳下面被拉得长长的。

儿子陈小军那时候才几个月大，依偎在妈妈怀里，咿咿呀呀地朝着我的方向蹬着小腿。我看见沈静秋的脸上洋溢着笑容，那种踏实的、笃定的、不用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笑，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在她脸上见过了。

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不是挣了多少钱，而是我在那个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娶了她。

货铺的生意越来越好，原本那个小小的偏房已经不够用了，一进门就转不开身。我把院子东边的两间屋子也腾了出来，一间当库房，一间做陈列，整整齐齐地打了一排货架，布匹按颜色分门别类地叠放，小百货搭成柜子一格一格地展示，看着整整有条，不输给镇上的小百货商店。

沈静秋的裁缝铺也搬到了西厢大屋里头，跟货铺相互借力。买了布料的顾客如果懒得自己做，可以直接找她量体裁衣，省了再跑一趟裁缝铺的脚程；来裁缝铺做衣服的顾客看见店里摆着这么多花色布料，也经常会顺手捎回去一些。两边的生意互相拉扯着一起往上走，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到了一九八二年秋天——也就是小岗村契约摁下秘密手印之后的第四个年头——我们货铺的月营业额居然突破了千元大关。

我把账本递给沈静秋的时候，她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确认自己没有算错之后，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呆住了，好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建国，她半信半疑地说，这些钱——真的是咱们的？

我是她丈夫，是那个她没有嫌弃、没有离开、在最艰难的年月里始终跟她并肩站在一起的丈夫。

那年秋天，我们决定把旧房子全部翻修重建。不是小打小闹地修修补补，而是拆了老屋，在原地基上建一座漂漂亮亮的新砖瓦房。

盖房子的事决定了之后，我找村子里的老井叔来掌尺，把陈年老梁和朽木统统换掉，请了村子里的十来个壮劳力来帮工。地基挖了一米多深，砌了六层青砖，房梁用碗口粗的杉木撑起来，青砖灰瓦，玻璃窗户，亮亮堂堂的。院子地面也重新铺过了，一头砌了猪圈，一头打了压水井，就连大门也换成了新打的木门，刷了两遍桐油，锃光发亮的。

新房子落成那天，我妈站在院子里这儿看看那儿摸摸，转了好大几圈，脚步一直没停过，嘴里不停地念叨：这可真是有了盼头了。我活了大半辈子，真的做梦也想不到，咱家的日子还能过得这样好……

沈静秋站在一旁听着，嘴角翘着没说什么，眼眶却泛红了。我走过去，轻轻地把她揽进自己怀里，拍了拍她的后背，就像一九七六年那个雨夜我第一次抱住她时一样。

十七

新房子盖起来之后，感觉一下子在柳河镇出了名。四里八乡的人都跑来看，啧啧称赞，说老陈家的房子盖得漂亮，真跟画报上印的似的。

当然，说什么的都有。有些人是真心实意地道贺，觉得我们夫妇这一路走来确实太不容易了，总算熬出了头；有些人是羡慕，眼红得紧，话里话外怎么听怎么不是滋味；还有些人背地里嚼舌头，说陈建国不就是钻了政策的空子吗，投机倒把倒腾布料发了财，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这些闲话，我起初听了心里头挺不舒服的，但沈静秋从来不放在心上。

她说：咱们凭自己的辛苦挣钱，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占队里的便宜四不欠人家的工钱，有啥见不得人的？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嘴长在他们脸上，公道自在人心。

我想了想也是，我陈建国这辈子做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我娶沈静秋，对得起她，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做买卖，童叟无欺，短斤少两的事情从来没干过。那些来我这儿买布的乡亲，不光价格公道，有时候人家手里不凑手的时候，我还赊过几回账。

镇上供销社这几年也风头不如从前了，小马有时候过来串门，看我铺子里进进出出的顾客，叹气说，你这儿比我那供销社还热闹。看来铁饭碗也没那么铁嘛。

我说：都是托了政策的福，换作以前我哪敢做这些。

小马笑了笑：你跟嫂子啊，是真应了那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是啊，一九七六年我丢了供销社的铁饭碗的时候，镇上多少人拍着大腿说我这辈子完了，说我是自毁前程，说我是被沈静秋那个劳改犯害得一无所有了。

可现在呢？

当年在供销社的时候，我一个月四十二块钱，一年到头也就挣个五六百块。现在我的货铺，年收入差不多有两千多块，比过去的将近四倍。我盖了新房子，添了电视机，有了存款，一家人再也不用为三顿饭和身上的衣裳发愁了。最让我宽心的是，我再也不用看谁的脸色过日子了。

一九八三年，全国上下都在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也去公社领了独生子女证，决定就好好养小军这一个孩子，把所有的精力投入生意里，让他将来能有最好的日子过，接受最好的教育。

人活到这个份上，钱反倒不是最主要的了。那些年积累下的经验和人脉，那些在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中磨出来的眼光和胆识，才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而且，我富了之后没忘记穷乡亲。

一九七九年冒头做生意的时候，四邻八舍谁能没帮衬过我？有的人帮我跑腿，有的人管我饭，有的人给我介绍主顾，我都一笔一笔记在心里，从未忘记过。哪家有急事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借出去；逢年过节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几斤猪肉、几尺棉布，这都是雷打不动的老规矩了。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是一个在深深的冻土里汲取养分的漫长冬天。我、沈静秋，还有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这个萧杀的冬季里挣扎着、坚持着、默默积蓄着最后一点力气，一次次地被压弯了腰，却始终没有彻底倒下。

一九七六年之后，风改了向；一九七八年之后，坚冰开始融化。一九七九、一九八零、一九八一、一九八二……这四年的春风吹过原野，拂过冻僵的土地，那些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种子，终于在温暖和湿润中醒来，拼命地向上发芽、抽枝、开花。而我和沈静秋，正是这片原野上两粒再普通不过的种子，在冻土之下等候了太久太久，终于盼到了属于我们的春天。

尾声

二零零六年的秋天，儿子小军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在省城一家外贸公司当上了业务骨干。我和沈静秋从柳河镇搬去了省城，在儿子工作的城市里买了一间房子。

一辈子住惯了农村的小院和瓦房，忽然住进了城里的高楼，我跟沈静秋好一阵子都觉得不太习惯。高楼隔开了邻里之间的走动，住在对门的人一年到头也说不上一句话，这跟柳河镇那种端着饭碗可以在街上走半条马路的日子完全不一样。

可人老了就是这样，孩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沈怀远老先生那一年已经年过八旬，身体硬朗得很。他把大学教授的职务正式交给了年轻人，自己退下来之后住在大学区的老宿舍楼里，每天看看书、写写字、浇浇花，日子过得简单又充实。

我爸当年划右派那段旧事早就翻篇了，他重新回到了自己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大学校园里，被尊为学科奠基人之一。一个老人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翻阅尘封多年的老讲义，准备着一本酝酿了快三十年的学术著作——那是他在劳改农场的土坯房里就在心里默念过无数次的内容，阴差阳错磨蹭到现在，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付诸笔墨了。

沈静秋每隔几天就去看看爸爸，给他带点自家做的可口饭菜，帮他洗洗头剪剪指甲，陪他说说话聊聊天。我有时候陪她一起去，沈怀远就会拉着我下十分钟的象棋，过过手瘾。我下棋稀烂，但他老人家每次都很开心。

有一天，我坐在沈静秋身边，捧着老相册翻看。相册里有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小军刚满三个月的时候，沈静秋抱着他，挨着我坐下来，一家三口在刚盖好的新房门口留的那张影。照片的背景是我们和沈怀远在省城重逢时照的那一张。

这是咱们这辈子唯一一张全家三代的合影，沈静秋忽然开口说道。

是啊，我说，那时候爸的头发还没现在这么白呢。

沈静秋没接话，沉默了一会儿，才轻声说：建国，你说要是没有你，我这辈子会是什么样？

我愣了一下，把她搂得更紧了一些。

没有我，你也会遇到别人，会遇到一个比我更好的。

沈静秋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鼻子皱皱的，就跟一九七六年那个雨夜，她在供销社门口接过我递来的那杯热水时一模一样。

不会的，她轻声说，你就是最好的。

窗外传来汽车尖锐的鸣笛声，远处高楼的灯火一点一点地亮起来，把这座城市的夜色点缀得璀璨而迷离。我看着怀里已然老了容颜的沈静秋，看着她的鬓角悄悄爬上了白发，看着她眼角深深浅浅的鱼尾纹，看着她还和年轻时候一样微微扬起的嘴角，忽然觉得这一辈子的苦辣酸甜，全都融化在了这个笑容里。

一九七六年，我二十三岁，柳河镇最体面的后生，一个供销社的小职员，娶了一个身上背着种种敏感成分的女劳改犯。

全镇的人都在说我傻，说我疯了，说自毁前程。

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那一年，我输掉了铁饭碗，却赢得了这一生最爱的人。那些我失去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样一样地回来了，有些甚至回来了更多；而我得到的那一份情义，那些风雨里共同支撑、黑暗中彼此温暖、困顿中有人相携走过的岁月，却再也无人能从身边夺走。

要问一九七六年我到底输了什么，赢了什么，我觉得谁也说不清楚。但我明白——这一生，我做了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我娶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