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德国如何完成了工业革命所需的原始积累？

说起原始积累，大多数人脑子里跳出来的画面大概是这样的：英国工人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里累死累活，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股东们专注于清点从印度运来的白银，美利坚的棉花种植园里黑奴们在烈日下弯腰采摘……这是资本主义经典的“原始积累”叙事：用殖民地的血供养本国的市场。但德国并不一样。德国在1871年才完成统一（英国早在30年前就已经击败了清朝），在此之前不过是一盘散沙，38个邦国、1800多条内部关税线，没有殖民地，更没有东印度公司，没有三角贸易带来的外部资本注入。

1861年的德意志诸国直到19世纪末，英国、法国已经把非洲和东南亚瓜分殆尽，这时候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不说几乎没有，也可以说聊胜于无。那么问题来了：在几乎没有外部资源注入的前提下，德国是怎么搞到工业革命所需的原始积累的？（说白了，这个问题问的是：没有抢来的第一桶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从哪来？）

普鲁士式农业改革

德国的第一桶金是从土地里挖出来的。1807年，普鲁士颁布了著名的《十月赦令》宣布废除农奴制，但这并不是一场农民翻身做主的土地革命，而是一场由容克地主（贵族庄园主）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造。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想要种地就得向地主赎买土地使用权。那么赎金交多少就比较关键了，当时的农民通常需要支付相当于年租额10到20倍的款项才能彻底买断土地。这笔钱对农民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对容克地主来说恰恰是他们完成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大量农民交不起赎金只能放弃土地，沦为无产者被迫流入城市，这些人后来成了莱茵河畔纺织厂和鲁尔区钢铁厂里的产业工人。另一部分农民则勒紧裤腰带付了赎金，变成了独立的小农生产者，但即便如此，农村的剩余人口也在持续向城市输送。

1807年拿破仑战胜普鲁士之后的德国地图看到这里，有一点经济学基础的朋友就会发现：赎金制度让资本和劳动力同时完成了转移。地主手里有了可投资的现金，农民变成了可流动的劳动力，工业革命的两大要素（资本与劳动）在农业改革中被强制性地生产了出来。这跟英国圈地运动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英国是资本家在圈地，而普鲁士是容克地主在收赎金。到1864年前后，普鲁士的农业改革基本完成。此时的德国农村已经不是封建庄园经济了，而是一个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体系：地主集中了土地，部分农民成为小自耕农，更多农民则进了城。这套路径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普鲁士式道路，即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不是通过消灭地主阶级实现的，而是地主阶级主动转型，把农业积累转化成了工商业投资。说到这里，必须点出这个模式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它把殖民地的“外部剥夺”变成了“内部剥夺”。英国从印度棉农身上剥夺的资本最终以设备投资的形式流入曼彻斯特；普鲁士从农民身上剥夺的赎金最终以蒸汽机和铁路的形式流入了鲁尔区。区别只在于：被剥夺的对象是远在天边的印度人，还是本国的农民。换句话说，德国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以剥削，那就只能剥削本国的农民。原始积累一点没少，只是换了个地方发生。

一个市场，38个邦

农业改革解决的是钱从哪来和人从哪来的问题，1834年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解决的则是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市场从哪来？整合为一体的德意志在1834年之前，德意志地区名义上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实际上是38个各自为政的邦国，每个邦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关税体系、度量衡标准。从汉堡运一车货物到巴伐利亚，中途可能要交十几次关税，过五六个关卡，在这种条件下，统一的国内市场根本无从谈起。实在忍不了的德意志诸国，在1834年1月1日成立了“关税同盟”，38个邦国正式纳入统一的关税区域，内部关税全部取消，对外实行统一关税政策，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标准也随之逐步建立（这还是两千年前东方的中国秦朝玩剩下的）。关税同盟把38个分裂的市场合并成了一个覆盖数千万人口的统一市场，一下子把工业品的需求量拉到了可以支撑规模化生产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关税同盟对外实行保护性关税，为德国的幼稚工业提供了政策屏障。最初德国的纺织业、钢铁业技术水平远不及英国产品，如果没有关税保护，刚起步的德国企业就会被英国廉价商品冲垮。保护性关税给了这些产业喘息的空间，让它们可以在本土市场里慢慢积累技术、降低成本，等羽翼丰满再出去跟英国人竞争。李斯特当年为这套政策辩护时说过一句很直接的话，大意是：一个还没学会走路的孩子，你不能直接把他扔到暴风雨里去让他适应自然。德国的工业化起步比英国晚了半个多世纪，没有关税保护就不会有德国的钢铁工业和化工产业后来的崛起。

要想富先修路

1840年的德国铁路里程只有469公里，而英国在1830年就有了铁路，到1840年已经建成了2400公里，看起来德国落后得不是一星半点。1840年德国的军用铁路地图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875年，德国铁路里程达到了27960公里！35年间增长了近60倍，同期英国大约增长了7倍，美国大约增长了5倍。到19世纪末，德国的铁路网密度已位居世界前列。铁路是钢铁的最大买家。德国铁路的大规模铺设直接为鲁尔区的钢铁厂提供了稳定的大额订单，需求拉动了生产，生产规模扩大又降低了成本，成本降低又进一步刺激了更多需求，这就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同时火车要烧煤，钢铁冶炼也要用焦炭。到1870年，德国的煤炭产量从1850年的670万吨跃升至3400万吨，焦炭冶铁技术使得生铁产量同期从21万吨增至139万吨，这种能源消耗量的剧增带动了整个能源工业体系的重构。铁路建设涉及机械工程、桥梁设计、隧道施工、信号系统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德国工程师在啃这些硬骨头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工程经验，这些经验后来直接转化成了机械制造业、电气工业的技术储备。等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到来的时候德国之所以能成为中心，跟铁路时代积累的工程能力有直接关系。此时德国的交通网络英国是先有了工业基础再修铁路，铁路是对已有工业能力的延伸；而德国是先大规模修铁路，铁路的需求直接催生了重工业体系的建立。

这是一个不同的顺序，而正是这个不同的顺序，让德国在工业化速度上实现了对邻居法国的弯道超车。

国家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德国工业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是旁观者，而是直接的参与者。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英法两国的经济学界主流观点是自由贸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英国作为当时世界工厂，自由贸易对它是绝对有利的：它技术最先进，成本最低廉，在开放市场中它可以击败任何对手。所以英国拼命在全球推广自由贸易，因为它在自由贸易体系中是赢家。

英国的全球势力范围但德国不是。德国的工业化起步晚、技术落后，如果跟英国开放竞争，本土企业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英国商品挤死了。在这个背景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站出来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系统阐述了他的保护关税理论。李斯特的核心逻辑是：后发国家需要适度的贸易保护，才能为本土工业赢得成长时间。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观察：英国当年也是靠保护关税起家的。在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对进口纺织品征收高额关税，美国、法国、德国都曾效仿过这种做法，等英国强大到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了，它才开始鼓吹自由贸易，因为这时候自由贸易对它最有利。李斯特把这个套路称为“踢开梯子”：一个人爬上了楼顶，第一件事就是把梯子踢掉，免得别人也爬上来。李斯特的理论直接影响了俾斯麦时代的政策转向。1879年，俾斯麦在李斯特理论的支撑下全面推行保护关税政策，对钢铁、谷物等关键产品大幅提高关税。这个政策在政治上得罪了自由贸易派和农民（因为提高了面包价格），但在经济上为德国重工业的崛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护屏障。

1879年的德国这时候就出现了那个经典的问题，代价是什么？俾斯麦不是今天大洋彼岸的那位大统领，当然知道保护关税当然不是万能药，其代价是消费者要为更贵的工业品买单，农业州的农民因为粮价下跌怨声载道。如果永远保护下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家主要产业失去竞争力。

长期资金的供给机制

工业革命不是小本买卖，建一座高炉、修一条铁路、开一家大型纺织厂都需要规模巨大的长期资本投入，而“长期”两个字恰恰是问题的关键。英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但英国银行给工业企业的贷款通常是短期的（三个月、六个月，最多一年），工业企业需要的却是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长期资金。这个期限错配问题，英国靠的是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来解决，但德国的资本市场在19世纪上半叶远不如英国发达。1836年的欧洲德国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全能银行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的结合。全能银行（Universal Banking）简单说，就是银行不只是存钱放贷款的机构，它同时也是企业的股东，直接持有工业企业的股份，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德意志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柏林商业银行等大型银行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这样做的好处是银行既是债权人又是股东，它有足够的动力为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同时也有足够的权力监督企业把钱用在刀刃上。相比之下，英国商业银行只是企业的债权人，一旦贷款到期，它只想收回本金，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股份公司制度则为大规模集资提供了法律框架。1855年，普鲁士颁布《股份公司法》降低了成立股份公司的门槛，大量的股份公司相继成立，通过发行股票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铁路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毕竟一条铁路投资巨大，单靠几个投资人根本撑不住，但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之后，资金来源一下子打开了。这种“银行+股份”的融资体系解决了工业化最核心的资本供给问题。它不是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资本，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把国内储蓄引导到了工业投资渠道上。归根结底，原始积累不只是“原始”的问题，更是“怎么把分散的社会储蓄变成集中的工业资本”的制度问题。

德国做对了什么，英国为什么没有

把德国和英国放在一起比较是理解德国路径独特性最有效的方式。英国走的是市场自发驱动型工业化：技术发明→纺织业扩张→资

本市场发育→铁路建设→重工业兴起。市场是主角，国家是配角。好处是市场活力足、创新能力强，坏处是进程慢、没有政策保护，脆弱的幼稚产业容易被冲垮。德国走的是国家引导型工业化：国家推动农业改革→建立关税同盟→大规模铁路投资→保护幼稚产业→银行深度介入实体经济。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核心玩家，政策导向明确、资源调配集中。

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英国模式更适合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前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必须靠市场试错来探索方向。德国模式更适合追赶型国家，前面有现成的路可以参照（英国），需要的是集中力量、缩短距离，而不是无休止的试错。历史证明德国这套追赶策略非常成功。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超过法国，1913年德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5.7%，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仅次于美国），把曾经的老师英国甩在了身后。英国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积累的工业优势，德国用了不到半个世纪就追赶上了。

20世纪初的欧洲德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没有殖民地的外部条件，只要制度设计得当，后发国家同样可以完成工业化积累。但德国同时也证明了：这个过程从来不是“帕累托”的，它需要牺牲，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意志，需要几代人的持续投入。没有任何一种工业化模式是轻松的，无论有没有殖民地。那德国这套模式后来怎么样了呢？有没有埋下什么隐患？答案是有的，容克地主和军方的结盟、对强国家传统的过度依赖、以及后来走向扩张主义的内在逻辑都可以从这套原始积累模式中找到根源，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