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全民变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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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很多人的“澳大利亚梦”：是在一处环境优美的郊区拥有带后院的独栋房子，通过努力工作让家人过上比自己童年更优越的生活，相信下一代的未来一定更加光明。

　　这曾经是澳大利亚社会契约的基石，一个坚如磐石的承诺。但这个承诺，正在我们眼前土崩瓦解。

　　一项冰冷的数据揭示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澳大利亚历史上将首次出现

　　年轻一代的生活水平

　　预计低于其父母的情况。

　　当明天会更好的信念被打破，社会弥漫的焦虑便不再仅仅是关于电价和油价的抱怨，而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衰退。

　　全国各地的人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成本危机和住房负担能力危机带来的切肤之痛，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两场危机只是冰山一角，其水下庞大的根基，是澳大利亚停滞不前的生产力。

　　那么澳大利亚是如何变穷的？

　　这个国家患上了严重的“生产力停滞病”。据估计，仅仅在过去十年，生产力的闲置就让每位澳大利亚人每年损失约11000澳元的收入。

　　这不是一笔小钱，它本可以用于改善生活、投资教育或保障退休，如今却像蒸汽一样蒸发在沉闷僵化的经济结构中。

　　政治真空下的温水煮青蛙

　　为什么生产力问题会如此积重难返？

　　首先是政治的失败。

　　过去二十多年里，澳大利亚陷入了无休止的民调周期和政治短视的泥潭。真正的生产力改革，那些需要触碰既得利益、打破制度、在短期内可能引发阵痛的深度变革，被政治领导人像烫手山芋一样弃之不顾。

　　反对派乐于用简单粗暴的民粹主义口号攻击任何复杂的改革方案，而媒体则热衷于将深奥的经济议题简化为吸睛的冲突和混淆的视听。

　　结果显而易见：一个政治领导力的真空地带，让维持现状成为了最安全的政治策略，而国家长期繁荣的引擎则在年久失修中逐渐熄火。

　　解剖生产力危机

　　01

　　惩罚性的求职者津贴

　　一个困住人的系统

　　现行的求职者津贴模式是反生产力的典型。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处于替代率最低的阶层，这导致一个荒谬的恶性循环：当人们失业后，会立刻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无力承担去面试的交通费，或被巨大的生活压力压垮，根本无法从容地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这不仅是对个人尊严的打击，更是对经济效率的极大破坏。

　　一个切实可行的生产力计划，应当在失业初期大幅提高津贴额度，同时简化并加强再培训和学习的支持，让人们能快速充电、获得资格证书，找到更好、更有生产力的工作。

　　这笔投资，很快就会被随之而来的生产力提升所覆盖。

　　02

　　落伍的技能观

　　多数人总以为教育是学校和大学的事。但面对人工智能转型和日新月异的职场，这种观念已彻底过时。

　　生产力的提升要求我们彻底转变思维，企业和政府部门必须大规模地参与到提升现有员工技能的行动中来，为每个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如果员工的知识结构停滞不前，国家的生产力便无从谈起。

　　03

　　失衡的税收结构

　　这是制约生产力最深刻、却被讨论最少的因素。

　　澳大利亚的税收结构与其他国家相比显得尤为扭曲：64%的税收收入依赖于所得税，而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仅为34%；相比之下，来自商品及服务税（GST）的收入仅占11%，远低于OECD 22%的平均水平。

　　澳洲陷入了无休止的该征多少税的争吵，却拒绝正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征税”，即如何以支持就业、投资和人口流动的方式征税，并同时提高其累进性。

　　曾经澳洲提出将GST提高到15%，同时为所有澳大利亚人设定一个22，000澳元的年消费免税门槛。这样，占人口60%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将不降反升，还能产生可观的财政收入，用于资助更优厚的求职者津贴、削减其他更扭曲的税种或用于还债。

　　这是一种将消费而非收入作为主要税基的思路，旨在鼓励工作、储蓄和投资，而非惩罚这些创造生产力的行为。

　　04

　　住房危机

　　锁住劳动力的“新封建主义”

　　住房负担能力早已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更是一个核心的生产力问题。

　　当护士、教师和年轻创新者无法在悉尼、墨尔本等充满工作机会的核心区域居住时，劳动生产率就会直线下降。劳动力无法向生产率最高的地区自由流动，经济潜力便被永久性地锁死。

　　真正的解药是彻底的改革：例如用买方选择权的年度土地税取代印花税。这能一举消除人们为工作迁徙的最主要障碍，且不需增加整体财政负担，能真正打破住房问题对劳动力的桎梏。

　　笔者曾经提到过，现如今的偿还30年房贷的劳动力，正如封建时代的长工一样，被“新地主们”牢牢的锁定。

　　05

　　萎缩的创新能力

　　澳大利亚企业在研发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已从2009-10财年的1.3%持续下降到2019-20财年的0.9%，下滑趋势预计将持续。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和政府缩减研发投入，澳大利亚全球领先的大学研究能力，竟愈发依赖于国际学生收入来维持。

　　结语

　　澳大利亚逐步变穷的故事，并非那种大厦倾覆的戏剧性崩溃，而更像是一场温水煮青蛙式的缓慢衰退。它始于政治勇气的匮乏，固化于对结构性改革的回避，最终体现在普通人缩水的钱包和年轻一代黯淡的前景上。

　　贯穿所有这些解决方案的，是一种理念的转变。长期以来迷信一种没有实证支持的“涓滴效应”：只要支持特定行业的顶端，财富就会自动惠及普罗大众，这已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真正的生产力提升，必须是广泛的。

　　澳洲还有机会，其拥有解决问题的工具和资本。要使“幸运国度”的成色不褪，澳大利亚必须停止政治上的瞻前顾后，将宝贵的政治资本，精准地押注在那些虽艰难却正确、能真正提升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生活水平的切实方案上。

　　否则，我们今天关于生活成本的抱怨，将只是下一代更为绝望呐喊的前奏。

　　澳洲财经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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