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我知晓，这是母爱独有的模样

文、图/夏春平

回忆，并非留恋旧日泛黄的时光，而是思念那段岁月里，始终把我捧在手心、日夜牵挂我的那个人；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笔墨，早已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妈妈揉进岁月里的温柔和跨越千里也从未断线的思念。

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妈妈写给我的。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江汉平原的一个小镇考到武汉读大学时。

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妈妈从镇上寄来的信：一个厚厚鼓鼓的、贴着8分钱邮票的淡黄色牛皮纸信封。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开口处，露出折叠的六七页信纸，用手展平，只见密密麻麻的字挤满每一页。我依稀记得妈妈第一封信的大致内容：到学校生活习惯吗？饭菜吃得惯吗？你们几个人住一间宿舍呀？上课跟得上吗？老师对你们好吗？需要家里给寄什么东西吗？你从农村知青考上大学不容易，要珍惜时间好好读书……

妈妈常细心做剪报，夹在信中寄来。 摄影/夏春平

我人生写下的第一封信，是给妈妈的回信。我在信中讲述刚入学的新鲜感：学校的环境怎么美、六个同学住一间宿舍、食堂的饭菜如何，还有班上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已经结婚有孩子了，我也开始学着说普通话了……

一纸往返，便牵起了两地相隔的烟火心安，让远方的牵挂，有了可以触碰的模样。

二层小楼的邮电局，是我上大学前生活的镇上最高的建筑，也是妈妈除菜市场外平日里去得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她和邮电局的工作人员混得很熟，知道寄一封信只要控制在7页信纸内就不会超重（20克以内）。每次给我寄信时，妈妈都习惯性地让工作人员在磅秤上称一下重量，生怕因为超重而耽误了信件寄达。

妈妈一般是一周给我写一封信，六七页信纸都写满，嘘寒问暖，“啰啰唆唆”地叮嘱这叮嘱那，事无巨细，拉家常式地铺展开来。刚开始我对妈妈的信是每封必回，后来因为学习紧张再加上懒，慢慢地回信的频率低了。信的厚度也变薄，从三四页减到两三页，有时偷工减料至两页，或是第一页写满，拉到第二页写上几行字，再写上名字、日期凑成两页，实在不好意思就用一页信纸应付，怕让妈妈失望。妈妈知道我学习紧张，从不计较我回信的长短，还常在信中宽慰我：“你学习忙，就不必每封都回了，只要看了就行。”

有一件事妈妈特别在意。她在信中特地叮嘱我：“给我回信时一定要用印有你们学校名字的信封！”妈妈的心思我明白，“大学”这两个字，对她有着特别的意义，不是虚荣攀比，是一个生活在小镇上的普通母亲生活的源动力和一生的念想、半生的寄托，是平凡日子里照进心底的光。为了满足妈妈这微小的心愿，每学期一开学，我便到学校邮局买上一摞右下角印有“武汉大学”的信封和一沓印有“武汉大学”抬头字样的信纸。

AI制图

妈妈每次收到我寄出的信时总是显得特别开心，会把印有“武汉大学”红字标识的信封习惯性地展示给院子里的邻居：“你看，我儿子又从学校来信了！”邻居们笑着对妈妈说：“哎哟，你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来的信呀！”妈妈非常享受这样的片刻和情景，那一方小小的信封，是她平凡人生里一枚最珍贵的勋章。

大学四年，妈妈给我写的信大概有200封。一页页信纸堆叠起来，是跨越山海的陪伴，以至班上有同学开玩笑地说：“你女朋友对你不错呀，一周一封信，追得挺紧的呀！把她照片给我们看看。”我总是笑答：“都是我妈妈来的信呢。”旁人不懂，唯有我知晓，这是母爱独有的模样。

妈妈对子女们的爱从无偏颇，只是离得越远，那份牵挂便越绵长，越是放心不下。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听说北京寒冷，临行前妈妈亲手给我做了厚厚的棉裤，手织了毛线裤、毛线衣，凑钱给我买了厚厚的黑色呢绒大衣，还精心备好了八斤重的新棉花弹出来的棉被。

我刚到北京不久，妈妈的信就伴着雪花从千里之外的南方小镇飘来。信仍旧是一周一封，只是从原来的平邮信改成了航空信。平邮信的邮资是一角二分钱，一般7至10天到；航空信是二角钱，4至5天便可收到。多花几分邮费，只为让牵挂早几日抵达，这是妈妈最朴素的取舍。

妈妈在信中最担心的是我不适应北京寒冷和干燥的气候，我回信告诉她北京的冬天办公室和集体宿舍都有暖气，她悬着的心，才轻轻落了地。

我刚到北京工作时，居民粮食供应还实行票证制，我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0斤，包括18斤面票、6斤杂粮票和6斤米票。在食堂就餐，面票只能买馒头和面条，杂粮票只可买玉米面和窝窝头，只有米票才能买米饭。妈妈担心我吃不惯北方的面食和杂粮，满是焦急心疼。

那时全国各省区都有自己的地方粮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由国家发行、可在全国流通的“全国通用粮票”，这种粮票当时在北京可随便买米、面、杂粮。那时民间已有全国通用粮票的流转，可以用钱和物资交换。妈妈总是在镇上四处托熟人周转，用心打听置换。那段时间，能够换到几斤全国通用粮票，是她最大的欢喜与心安。每当搞到几斤，便会乐滋滋地随信寄来，好像一封信中不夹带几斤全国通用粮票，这封信就不完整；而偶尔在信中没有夹带全国通用粮票时，妈妈就略有内疚地告诉我：“全国粮票正在搞，下封信会给你寄来。”小小的粮票夹在信纸间，藏着妈妈拼尽全力的疼爱。那几张方寸大小的纸片，也是计划经济年代里一位母亲能给远方孩子的最硬通的“货币”。

即便生活琐碎、奔波操劳，每周妈妈牵挂的信一封接一封如约而至，从未间断，成了我在北京打拼岁月里最温暖的依靠。

知道我工作后学会抽烟了，妈妈在信中满是忧心：“不要学坏了呢，抽烟对身体不好。”反复叮嘱，字字恳切，最入心的一句始终记得：“抽烟是花钱毁身体。”为劝我改掉陋习，她细心搜集报纸杂志里的控烟文章，一篇篇剪下来夹进信里，用最笨拙、最持久的方式盼我安好。从夹带粮票到夹带剪报，信纸里夹着的，永远是她觉得你最需要而她能给得起的最好的东西。1987年妈妈来到北京跟我一起生活，笔墨里的规劝，才换成朝夕相伴的日常唠叨。

写信早已不只是单纯的联络，而是妈妈刻进骨子里的生活仪式。从车马慢、书信远的旧岁月，到电话网络日益便捷的新时代，她始终固守一纸笔墨的深情，几十年执着不改。这份坚守，是血脉深处本能的惦念，是妈妈最质朴、最纯粹、最恒久的爱的表达。

妈妈到北京和我生活后，又惦记着在湖北的其他子女。那时电话已普遍了，但妈妈写信的习惯不改。她时常戴着花镜，铺开信纸，手握圆珠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一手清秀的繁体字，叮嘱这叮嘱那。有时子女们没有回信或回信时间稍长一点，她总是若有所失地嘟囔道：“伢们一个个都变懒了，信也不回。”

2011年，在北京和我生活了20多年的父母年逾八旬，思乡心切，回到武汉和妹妹一起生活。在武汉，妈妈除经常给我打电话外，仍然坚持给我写信，只是写信的频率没有以前高。在信中她总是说：“你年纪也大了，要注意身体和营养，不要再熬夜。”“你出差多，坐飞机火车要注意安全。”

妈妈在信中夹带的从报纸上剪下的养生保健类“豆腐块”文章

妈妈还专门订了《生命时报》和《健康文摘》，每期她都看得非常认真，并剪下许多豆腐块似的各类养生、保健知识文章随信寄来，还在文章旁加上批注：“这篇文章很好，你要多看几遍，照文章上讲的做。”“这篇是专家写的，讲得很有道理。”她还在认为重要的段落下面画上重点号。知道我多年养成的抽烟毛病难以改掉，只好在信中劝我：“尽量少抽，逐步减量，尽早戒掉。”

在妈妈眼里，儿女们从来不分年龄大小，哪怕早已儿孙绕膝，也都还是她放心不下的孩子。在她心里，子女们就是随风起落的风筝，而信就如同自己手中攥紧的那根长线，她怕线断人离、风雨迷途，遥遥牵引。有时她看不清飞高飞远的风筝，就时时用手轻扯手中那根线，以感知风筝的存在。

如今，那根线虽已松手，但风记得所有的方向。

（2026年 母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