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东北借宿，钻错被窝醒来怀里搂着房东闺女 大爷：留腿还是留种

95年东北借宿，钻错被窝醒来怀里搂着房东闺女 大爷：留腿还是留种

/楔子

那一年冬天，松花江冻得结实实，白茫茫的雪把整个哈尔滨裹成了个沉默的巨人。我揣着三百块钱，背着个褪了色的帆布包，从山东一路北上。火车咣当咣当了三十多个钟头，到站时腿都麻了。1995年，我刚满二十，听村里人说东北能挣钱，脑袋一热就来了。

出了站才傻眼。满街的冰溜子挂在房檐下，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裹紧那件薄棉衣，在火车站广场上转悠了半天，工作没找着，倒把方向转丢了。天擦黑时，雪又飘起来，一片片有铜钱大。我在个胡同口蹲着，哈出的白雾还没散就被风吹散了。

“小伙子，蹲这儿等冻成冰雕呢？”

我抬头，是个穿军大衣的老爷子，戴着狗皮帽子，脸上皱纹深得能夹住雪花。他推着辆三轮车，车上堆着大白菜，用棉被盖得严实。

“大爷，我找活儿。”我站起来，腿冻得发僵，“刚从山东过来。”

老爷子上下打量我，目光像探照灯。“山东哪的？”

“临沂。”

“沂蒙山的？”

我点头。老爷子沉默片刻，朝胡同里努努嘴：“跟我走吧，先住下。这天能冻死人。”

我就这么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踩进胡同深处。老爷子姓赵，叫赵铁山，六十二了，以前是钢厂工人，退休后在自家院子开了个简陋的旅店，其实就三间厢房，主要给来哈尔滨找活的外地人临时落脚。

院子是老东北典型的格局，四面房子围成个“口”字，当间儿是压水井，井口结着厚厚的冰。东厢房亮着灯，窗玻璃上蒙着厚厚的霜花。

“西屋空着，一晚上五块。”赵大爷打开西厢房门，一股子霉味混着土炕的热气扑面而来，“炕烧着了，自己收拾。厕所在院角，夜里起夜憋着点，外头零下二十多度。”

我掏出五块钱，又摸出十块：“大爷，管饭不？”

他接过钱，瞥我一眼：“早饭稀粥咸菜，中午晚上各加两块。”说完转身要走，到门口又停住，“对了，半夜别乱窜，我家闺女住东屋，十九了，怕生。”

我忙点头，把帆布包扔在炕上。炕是热的，炕席破了好几个洞，露出下头的黄泥。我躺下，听着窗外风嚎，像无数个孩子在哭。这一天太累了，眼皮沉得抬不起来。

我是被渴醒的。不知睡了多久，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嗓子眼干得冒烟，我摸索着起来，想起外头有压水井。开门时，风卷着雪沫子灌进来，冻得一哆嗦。

院子里静得吓人，雪映着天光，泛着青白色。我眯着眼往井边摸，脚下突然一滑，整个人往前扑。慌乱中抓到门把手，一拧，门开了，我跌了进去。

暖。这是第一个感觉。然后才是黑，但比外头亮堂些，窗户外头有雪光透进来。我摸索着想找水缸，却摸到炕沿。炕上有人，均匀的呼吸声。

我愣在那儿，脑子冻木了。这是哪儿？东屋？赵大爷闺女的屋？

想退出去，腿却不听使唤。炕上的热气一阵阵涌来，像在招手。我就站了那么几分钟，也许是几秒钟，然后做了一个后来想抽自己耳光的决定——我先坐会儿，暖和暖和就走。

炕沿很宽，我坐下，热气从炕席缝里钻上来。困意又来了，像潮水一样。不能睡，我告诉自己，可眼皮在打架。就眯一会儿，就一会儿...

我是被鸡叫吵醒的。

先是远处隐约的一声，接着四面八方都叫起来。天蒙蒙亮了，雪光从窗户透进来，把屋里照成青灰色。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炕上，盖着厚厚的棉被。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怀里有个人。

是个姑娘，背对着我，缩在我胸口。她头发很黑，散在枕头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隔着两层秋衣传过来。她睡得很沉，呼吸又轻又匀。

我脑子“嗡”的一声，全身血都凉了。

轻轻，慢慢地，我想把胳膊从她脖子下抽出来。刚一动，她哼了一声，往后靠了靠，贴得更紧了。我僵在那儿，汗从额头冒出来。

门就是这时候开的。

赵大爷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个搪瓷盆，盆里冒着热气。他看看我，看看他闺女，又看看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冻住了。

时间停了。

他把盆放在门边的桌子上，动作很慢。然后走到炕边，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

“穿衣服。”他说，声音很平静，“院里等着。”

我哆嗦着爬起来，那姑娘也醒了。她坐起身，被子滑到胸口，看见我，眼睛瞪得老大，张嘴要叫——

“玲子，别嚷。”赵大爷说，还是那么平静，“穿衣服，出来。”

叫玲子的姑娘看看她爹，看看我，脸“唰”地白了。她裹紧被子，缩到炕角，眼睛红起来。

我手忙脚乱穿好衣服，棉裤都穿反了。出屋时差点绊门槛上。院子里雪停了，东边天泛着鱼肚白。赵大爷跟出来，顺手带上门。

他走到压水井边，拿起井把，开始压水。铁把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清晨的寂静里特别刺耳。水出来了，流进井边的石槽里，清凌凌的。

压了足足五分钟，他才停手，转身看我。

“山东人，”他说，“叫啥？”

“陈...陈建国。”我声音在抖。

“多大了？”

“二十。”

“家里还有谁？”

“爹，娘，一个妹妹。”

他点点头，从军大衣兜里摸出烟袋，慢条斯理地装烟丝，划火柴，点着。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

“昨晚，”他又吸口烟，“是你钻错屋，还是玲子进错屋？”

“我...我渴醒了，找水，滑倒了，门开了，我就...”我语无伦次。

“那就是你钻错屋。”赵大爷替我总结，“然后呢？”

“我就在炕沿坐会儿，想暖和暖和就走，结果睡着了...”

“睡着了，就搂着我闺女睡一宿？”

我想说我其实没做什么，可这话说出来谁信？一男一女，一个被窝，睡一宿，说什么都没发生？

赵大爷把烟抽完，在井台上磕磕烟灰。他走到我跟前，离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和白菜味。

“陈建国，”他说，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两条路。”

我等着。

“第一条，”他伸出食指，“留腿。你哪条腿先跨进那屋的，我打断哪条。右腿先，断右腿。左腿先，断左腿。两条一起，都断。”

我腿发软。

“第二条，”他又伸出中指，和食指并在一起，“留种。”

我没明白，愣愣看他。

“娶玲子。”他说，“开春办事，往后你就是我老赵家女婿，住这儿，干活，养家。”

他顿了顿，盯着我的眼睛：“选吧。天亮了，得有个说法。”

鸡又叫了，这次就在墙头上。一只大红公鸡，昂着头，扯着嗓子叫。雪地里，它的脚印像朵朵梅花。

东屋门开了，玲子走出来。她穿了件红棉袄，梳了两条麻花辫，眼睛还红着，站在门口，不说话，看着我们。

我看着赵大爷，看着玲子，看着这个被雪覆盖的院子。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长长的，像在叹息。

那一年，我二十岁，在离家乡两千里的哈尔滨，在一个飘雪的清晨，面临一个选择。

留腿，还是留种。

/第一章 雪地里的脚印

赵大爷说完那两句话，就再不言语了，只是盯着我，等我的回答。风从胡同口灌进院子，卷起地上的雪沫子，打在脸上针扎似的疼。玲子还站在东屋门口，手指绞着棉袄衣角，眼睛垂着看脚前的雪地，可我知道她在等，等我说出那个决定她一生的字。

“我...”我开口，嗓子干得发紧，发出的声音像破风箱，“我能想想吗？”

赵大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能。太阳出来前给我话。”他转身往正屋走，军大衣的下摆扫过雪地，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玲子一眼，“进屋，外头冷。”

玲子抬头飞快地瞥了我一下，那眼神里有惊恐，有茫然，还有些我说不清的东西。她转身进屋，门轻轻掩上了，没关严，留了条缝。

院子里就剩我一个。我走到压水井边，握住铁把手，那铁在零下二十多度的空气里冰得粘手。我用力压了几下，水没出来，井口冻住了。我松开手，看着自己呼出的白气在眼前消散。

留腿，还是留种。

这话在我脑子里打转。断条腿，我成了残废，别说在东北找活，回家都成问题。娶玲子，一个昨晚才见第一面的姑娘，往后几十年就栓在这儿了？

我想起老家。沂蒙山里的冬天也冷，但不像东北这么刺骨。我家那三间土坯房，爹娘这时候该起了，娘在灶前烧火，爹蹲在门口抽烟。妹妹秀英该是还在被窝里赖着，等娘喊好几遍才肯起。家里的早饭永远是地瓜粥，就着咸菜疙瘩，可热乎，吃完全身暖洋洋的。

我来东北是为挣钱。村里王老二去年从大连回来，穿了一身新衣裳，还给他娘买了对金耳环。他说东北遍地是钱，弯腰就能捡。我信了，揣着家里攒的二百块，又问大伯借了一百，就来了。临走那天，娘塞给我十个煮鸡蛋，用红布包着，说吉利。爹送到村口，就一句话：“混不出人样，别回来。”

现在，人样没混出来，倒混到要断腿或者娶媳妇的境地。

东屋的门轻轻开了条缝，玲子端了个搪瓷缸子出来，走到我跟前，把缸子递给我：“喝水。”

我接过来，水是温的，喝下去一路暖到胃里。我抬眼看看她，她也正看我，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她长得不难看，圆脸，眼睛大，鼻子有点塌，嘴唇薄薄的。棉袄是旧的，袖口磨得发亮，但洗得干净。

“昨晚...”我开口，又不知说什么。

“我知道你没干啥。”她声音很低，但清楚，“我醒着。”

我愣住。

“你上炕时我就醒了。”她说，眼睛看着地上的雪，“我以为是我爹起夜，没吱声。后来你躺下，我吓坏了，想叫，可你一下就睡着了，打呼噜。”

“那你...”

“我想推醒你，可你睡得死。”她顿了顿，“后来我想，你要是醒了，一叫，我爹听见，事儿更大。就这么躺着吧，天亮了再说。”

我心里五味杂陈。原来她一直醒着，知道我进来，知道我躺下，知道我睡着了。那这一夜，她是怎么熬的？

“你不怕我...”我没说下去。

“怕。”她老实说，“怕得要死。可你睡着了，像个小孩，还咂嘴。”她说到这里，竟然笑了一下，很短，马上就收住了，“后来我也困了，就睡了。”

正屋门开了，赵大爷走出来，手里拎着把斧头。我心里一紧。

“想好了？”他问。

我看着玲子，她别过脸去，看墙角那堆柴火。我又看看赵大爷手里的斧头，斧刃在雪光里闪着寒光。

“大爷，”我说，声音稳了些，“我选第二条。”

赵大爷盯着我看了几秒，把斧头往柴火堆那儿一扔，“哐当”一声。“进屋吃饭。”

早饭是玉米碴子粥，稠得能立住筷子。一碟咸菜疙瘩，一碟大酱，几根葱。我们三人围着炕桌坐，谁也不说话，只有喝粥的“吸溜”声。

喝了两碗粥，身上暖和了。赵大爷放下碗，抹抹嘴，说：“建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老赵家女婿。开春办事，三月吧，天暖和点。这之前，你住西屋，玲子住东屋，规矩还得有。”

我点头。

“你会干啥活？”

“地里活都会，庄稼活，力气活。”

“城里待过没？”

“没，这是头一回出远门。”

赵大爷沉吟一会儿，说：“下午跟我出去，有个活儿。”

吃完饭，玲子收拾碗筷，我和赵大爷坐在炕沿上。他从炕琴柜里掏出个铁盒，打开，里头是些纸张。他翻出一张，递给我：“看看。”

是张黑白照片，边都发黄了。照片上是三个人，一对年轻夫妻，中间坐个小女孩，扎两个羊角辫。男人穿着中山装，女人穿着碎花衬衫，都笑着。背景是这座院子，那棵老榆树还在，细得多。

“这是玲子她爹娘。”赵大爷说，声音低沉了些，“八年前，厂里出事，俩人都没了。玲子那会儿十一，我带回来的。”

我看着照片，那对年轻夫妻的脸很模糊了，但笑容能看清楚。小女孩就是玲子，眼睛又大又亮，笑得露出缺了颗门牙。

“我儿子，就这一个。”赵大爷把照片收回去，小心放回铁盒，“他们去后，玲子就跟我过。我这把年纪，不定哪天就走了，得给她找个依靠。”

我没说话，心里沉甸甸的。原来玲子没爹娘，跟爷爷过。不，是姥爷。赵大爷是她姥爷。

“我选你，不是看你好。”赵大爷直直看着我的眼睛，“是看你不坏。昨晚那种情况，你要真干啥了，玲子一叫，我冲进去，你现在腿已经断了。你没动，说明你本分。今早我问你话，你没推脱，没耍滑，实打实说了。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

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往后的日子长着呢，慢慢来。”

下午，赵大爷带我出门。雪停了，太阳出来，照在雪地上晃眼。胡同里积了很厚的雪，一脚踩下去没到小腿肚。赵大爷在前头走，步子稳，我跟在后头，深一脚浅一脚。

“咱去哪？”我问。

“钢厂。”他说，“我以前那厂子，现在不景气，但还有点零活。”

走了半个多钟头，到地方了。好大一片厂区，高炉耸立着，烟囱冒着白烟。大门上的字都锈了，隐约能看出“哈尔滨钢铁厂”几个字。门口聚着不少人，蹲着的，站着的，都穿着厚棉袄，袖着手，眼巴巴看着厂门。

赵大爷跟门卫老头打招呼：“老刘，今天有活不？”

老刘从传达室探出头，看见赵大爷，笑了：“老赵头，你怎么来了？退休了还操心？”

“带个人，找点活。”赵大爷指指我，“我未来孙女婿，山东来的，有力气。”

老刘打量我几眼：“行，等着，一会儿有车来拉焦炭，缺人装车。”

我们在门口等。那些人看我的眼神有好奇，有审视。有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凑过来，递根烟给赵大爷：“赵师傅，这小伙子谁啊？”

“我孙女婿。”赵大爷接过烟，就着汉子的火点着。

“呦，玲子要出门子了？啥时候办事？”

“开春。”

“好事啊。”汉子看看我，“山东的？”

我点头。

“山东人实在。”汉子拍拍我的肩，“好好干，赵师傅是实在人，玲子那丫头也好。”

等了约莫一个钟头，一辆卡车轰隆隆开过来，停在厂门口。司机跳下车，喊：“装焦炭，五个人，一人十块，干完结账。”

人群骚动起来，有七八个人围上去。赵大爷拉着我往前挤：“我俩！”

司机看看我们，点头：“上来吧。”

车开进厂子，到了一大片空场，堆着小山似的焦炭，黑乎乎一片。司机扔给我们一些铁锨：“装完这车，那边还有两车，都装完给钱。”

赵大爷脱了军大衣，露出里头褪了色的劳动布工作服。我也把棉袄脱了，学他的样子。他铲起一锨焦炭，扬进车斗，动作熟练。我跟在后面，一锨一锨铲。

焦炭很重，一锨下去有二三十斤。刚开始还行，干了半个钟头，胳膊就酸了。赵大爷不说话，只是铲，一锨接一锨。我也咬牙跟着，手上很快就磨出水泡，破了，沾了焦炭灰，火辣辣地疼。

装完一车，后背全湿了。冷风一吹，透心凉。司机看看我们，说歇会儿，抽根烟。赵大爷摆摆手，继续铲下一车。我喘着粗气，也跟着干。

三车焦炭装完，天已经擦黑了。司机掏出五十块钱，递给赵大爷：“赵师傅，还是你实在，不偷懒。那些小年轻，干一会儿歇半天。”

赵大爷接过钱，分给我二十五：“这是你的。”

我拿着钱，票子皱巴巴的，沾着焦炭灰。这是我到东北挣的第一笔钱。

回去的路上，天全黑了。路灯昏黄，雪地反着光。赵大爷走在前头，步子还是那么稳。手上疼，身上冷，肚子里空，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二十五块钱，在家乡，爹要卖一架子车白菜才能挣到。

“累不？”赵大爷问。

“累。”我老实说。

“累就对了。”他说，“男人活一世，就是受累的命。不受累，咋养家？”

到家时，玲子已经做好饭了。白菜炖粉条，贴饼子。看见我们一身黑灰，她赶紧打热水：“先洗洗，吃饭。”

我和赵大爷蹲在院子里，用肥皂搓手。水冰凉，手上的伤口针扎似的疼。玲子看见了，回屋拿了紫药水：“擦点，别感染。”

晚饭很香，我吃了四个贴饼子，两碗菜。赵大爷喝了二两白酒，话多了些：“建国，明天还去。厂里这活能干一阵子，一天十块，攒着，开春办事用。”

玲子低头吃饭，不说话。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玲子洗碗，我擦桌子。赵大爷坐在炕上听收音机，里头正唱二人转。

“今天...”玲子小声说，“累坏了吧？”

“还行。”我说，“能挣钱就行。”

她看看我的手，又看看我，眼神软了些：“我那有手套，明天戴上。”

晚上躺在西屋炕上，我睡不着。手疼，身上也疼，但心里更乱。这一天像做梦，早上还在想要断腿还是要娶媳妇，晚上就成人家孙女婿了，还挣了二十五块钱。

我想起爹娘，想他们知道我在这边要娶媳妇，会怎么说。想起妹妹秀英，她该上高中了，成绩好，老师说她能考上大学。想起离家时娘说的话：“儿啊，在外头好好的，别惹事，平平安安回家。”

现在，我惹事了，虽然不是我愿意的。而且，我可能回不了家了，至少不能像以前想的那样，挣了钱，风风光光回家。

窗外又下雪了，细细的雪沫子打在窗户上，沙沙响。东屋的灯还亮着，透过窗户纸，朦朦胧胧一团黄光。玲子还没睡，她在干什么？

我想起昨晚，她躺在我怀里，那么安静，那么软。想起今早她递给我的那缸温水。想起晚饭时她看我手的眼神。

这个姑娘，我要娶她了。往后几十年，我们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生儿育女，过日子。

这念头让我心里沉甸甸的，又有点说不清的什么，像种子落在土里，还没发芽，但已经在土里了。

迷迷糊糊要睡着时，听见院门响。我爬起来从窗户缝往外看，是赵大爷出去了，披着军大衣，手里拎着个袋子。这么晚了，去哪？

我没多想，躺下睡了。实在太累了。

后来才知道，赵大爷那晚是去胡同口的小卖部，给我爹娘发电报。电报上就一行字：“儿在哈平安，找到活，勿念。春节不归，开春办事。”

他没写办什么事。

/第二章 胡同里的日子

天还没亮透，赵大爷就来敲西屋门了。“建国，起了，干活去。”

我爬起来，穿好衣服。手还疼，水泡破了的地方结了薄薄的痂。玲子已经起了，在灶间忙活。早饭是小米粥，热腾腾的，还有几个窝头。她看我一眼，没说话，把粥碗推到我面前。

“今天冷，多穿点。”赵大爷说，递给我一副手套，是旧的劳保手套，指尖磨破了，但还能用。

我戴上手套，暖和多了。玲子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条围巾，深蓝色的，毛线织的，有些地方已经起球了。“这个给你。”她声音很低，把围巾塞给我，转身回屋了。

赵大爷看看我，又看看东屋，没说话。我拿着围巾，不知该不该戴。最后还是围上了，有股淡淡的肥皂味，和昨晚玲子头发上的味道一样。

去钢厂的路上，赵大爷说：“玲子那丫头，心思细，但嘴笨。有啥事不说不道，都闷心里。”

我没吭声。

“她爹娘去得早，跟我这老头子过，没什么朋友，也不爱出门。”赵大爷继续说，“上学上到初中，就不上了，说帮我干活。其实我知道，她是看家里难，不想我受累。”

雪停了，但风大，刮在脸上生疼。围巾很厚实，护着脖子，暖和了不少。

“你家里，知道你在这儿要成家不？”赵大爷问。

“还没说。”我说，“想写信，但...”

“我昨晚发电报了。”赵大爷说，“给你爹娘，说你在这平安，找到活，春节不回去，开春办事。没细说，等他们回信再说。”

我心里一紧。爹娘接到电报，肯定要问办什么事。到时候怎么说？说我在哈尔滨钻错了被窝，要娶人家姑娘？

“你放心。”赵大爷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等回信来了，我跟你爹说。这事儿是我做的主，不怪你。”

到了钢厂，还是昨天那地方，还是那群等活的人。老刘看见我们，招手：“赵师傅，今天有好事！”

“啥好事？”

“后勤科要清理仓库，找五个人，一天十五块，管午饭。”

赵大爷眼睛一亮：“干！”

我们跟着老刘进厂，到后勤科大仓库。仓库很大，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破机器、废铁、旧桌椅，积了厚厚一层灰。管事的姓王，是个胖子，戴着眼镜，说话慢悠悠的：“把这些东西分分类，能用的放一边，不能用的堆到门口，下午有车来拉走。中午食堂有饭，干完给钱。”

活不重，但脏。灰尘大，干一会儿就成土人。赵大爷有经验，找了块布蒙住口鼻。我也学他，用围巾捂住嘴。

分拣到一半，我在一堆废铁里发现个铁盒子，锈得厉害，但没锁。打开一看，里头有些纸张，已经发黄发脆。最上面是张奖状：“奖给先进生产者赵铁山同志”，落款是“哈尔滨钢铁厂革委会”，日期是1978年。

“大爷，这个。”我把铁盒子递给赵大爷。

他接过去，看到奖状，愣了愣。用袖子擦擦上面的灰，仔细看。“三十年了。”他喃喃道，把奖状小心折好，放进怀里。

“您以前在这儿干过？”我问。

“干了一辈子。”赵大爷说，环视着仓库，“从十八岁进厂，到五十五退休，三十七年，没挪过窝。炉前工，配料工，班组长，都干过。这厂子，当年红火着呢，万人大厂，生产的钢轨铺遍全国。”

他说这些时，眼睛里有光，像年轻人说到心爱的姑娘。可那光很快就暗了：“现在不行了，设备老了，产品卖不出去，工资都发不出。我退休那年，还欠我三个月工资，到现在也没给。”

中午，食堂的饭是白菜炖土豆，两个馒头。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周围都是厂里工人，穿着工作服，脸上带着倦容。他们说话声音不大，说的都是厂里的事：这个月工资又拖了，谁家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谁家老人生病没钱看。

赵大爷埋头吃饭，不说话。我看着他，突然觉得这个昨天还要打断我腿的老头，其实也是个普通人，有他的骄傲，也有他的无奈。

吃完饭继续干。下午三点多，活干完了。王胖子来验收，点点头：“不错，挺利索。”掏出七十五块钱，每人十五。

回去的路上，赵大爷在胡同口的小卖部停下，买了一瓶白酒，一包花生米。“今晚喝点。”他说。

到家，玲子已经把炕烧热了，屋里暖烘烘的。看见我们一身灰，她打水让我们洗脸洗手。晚饭是萝卜炖豆腐，还有一碟咸鸭蛋。赵大爷把酒倒上，给我也倒了一杯。

“玲子，你也坐下。”赵大爷说。

玲子坐下，低着头。

赵大爷端起酒杯，没喝，看着我说：“建国，今天十五号。到开春三月，还有三个多月。这三个月，你就住这儿，干活挣钱，跟玲子处处。处得来，咱们办事。处不来...”他顿了顿，“到时候再说。”

我看看玲子，她仍然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玲子，你的意思呢？”赵大爷问。

玲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我听姥爷的。”

“不是听我的，是你自己的事。”赵大爷说，“你十九了，不小了。往后几十年，是你跟他过，不是我。”

玲子抬头看我一眼，很快又低下。“我...我愿意。”

赵大爷点点头，把酒喝了。我也把酒喝了，辣得直咳嗽。玲子赶紧给我倒水。

那晚，我们说了很多话。赵大爷讲他年轻时的事，讲钢厂最红火的时候，讲他儿子——玲子的爹，当年是厂里最年轻的炉长，技术好，人实在。讲八年前那场事故，高炉检修，瓦斯泄漏，她爹冲进去救人，再没出来。她娘当时也在厂里，听到消息，心脏病发作，也没救过来。

“玲子那会儿才十一，趴在爹娘身上哭，拉都拉不开。”赵大爷说着，眼睛红了，又倒了一杯酒，“我白发人送黑发人，还得把玲子拉扯大。这些年，不容易。”

玲子在旁边抹眼泪。我听着，心里堵得慌。想起我爹娘，他们在老家，是不是也在念叨我？妹妹是不是还在灯下做作业？

“你家里，”赵大爷问我，“什么情况？”

我说了。沂蒙山里的村子，爹种地，娘操持家务，妹妹上学。家里穷，但和睦。我来东北，是想挣钱，让爹娘轻松点，让妹妹能继续上学。

“是个顾家的。”赵大爷点点头，又倒酒，“来，喝。”

那晚我喝多了，是玲子扶我回西屋的。她力气不小，架着我胳膊，把我扶到炕边。我躺下，她给我脱了鞋，盖上被子。要走时，我拉住她袖子。

“玲子。”我大着舌头说，“对不起。”

她站住，没回头。

“昨晚，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说，“我要是知道，打死我也不进那屋。”

“我知道。”她说，声音很轻。

“你放心，”我继续说，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我陈建国虽然穷，但不会欺负人。往后，我会对你好的，真的。”

她没说话，轻轻挣开我的手，出去了。门关上，我躺在炕上，看着黑乎乎的房梁，酒劲上来，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头疼得厉害。出屋，玲子正在扫院子，看见我，脸一红，低下头继续扫。赵大爷在劈柴，斧头抡得呼呼响。

“醒了？”他说，“锅里热着粥，吃了饭，今天不出工，在家干活。”

“干啥活？”

“修房子。”赵大爷指指房顶，“西屋漏雨，开春雪化了，屋里得成河。趁天冷，把瓦换了。”

吃了饭，赵大爷搬梯子，我跟着上房。房顶积了厚厚的雪，踩上去“嘎吱嘎吱”响。赵大爷指挥我递瓦，他一块块铺。玲子在下面和泥，用铁锨搅着黄泥，加麦秸。

干到中午，修了半边屋顶。下来吃饭，手冻得通红。玲子端来热水让我们洗手，又拿来冻疮膏：“擦点，别冻伤了。”

下午继续干。赵大爷年纪大了，在房顶上站久了腿发抖。我让他下去，我来铺瓦。他说：“你会吗？”

“看过瓦匠干活，差不离。”我说。

其实我不会，但总不能让他一个六十多的老人在房顶上忙活。我学着赵大爷的样子，铺瓦，抹泥，固定。玲子在下面递瓦，仰着头看我，眼神里有担心。

“小心点！”她喊。

“知道！”我回喊。

干到太阳西斜，屋顶修好了。下来时，腿都软了。玲子已经烧好热水，让我们洗脸洗脚。赵大爷很满意，拍拍我的肩：“小子，行，有点样。”

晚饭时，赵大爷说：“明天我领你去街道登个记，办暂住证。没证，查夜的一来，麻烦。”

第二天，我们去了街道。街道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姓李，戴眼镜，说话很和气。她认识赵大爷：“赵师傅，您怎么来了？这是...”

“我孙女婿，陈建国，山东来的。”赵大爷说，“来办暂住证。”

李主任看看我，又看看赵大爷：“孙女婿？玲子要出门子了？”

“开春办事。”

“好事啊！”李主任笑了，拿出表格让我填，“玲子那丫头，我看着长大的，老实本分。小伙子，你有福气。”

填了表，交了五块钱，李主任说证过几天来拿。临走时，她拉着赵大爷到一边说话，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几句：“赵师傅，您家那房子，产权的事...得抓紧办，不然以后麻烦。”

赵大爷点头：“我知道，正办着呢。”

回去的路上，我问：“大爷，房子产权咋回事？”

赵大爷叹口气：“这房子，以前是厂里分的宿舍，只有居住权，没产权。我退休时，厂里说给办产权，但一直拖。现在厂子不景气，更没人管了。李主任是提醒我，得赶紧办，不然以后拆迁或者啥的，没证，麻烦。”

“能办下来吗？”

“难。”赵大爷摇头，“得找人，得花钱。我一个退休老头，上哪找人花钱去？”

到家，玲子正在洗衣服，大冷天，手冻得通红。我过去：“我来吧，你歇着。”

“不用，快洗完了。”她说，但没拦着我接手。

我蹲下，搓洗衣板上的衣服。是赵大爷的工作服，沾满油污。水冰凉，手一伸进去就僵了。玲子进屋，拿来一副胶皮手套：“戴上，别冻着手。”

我戴上手套，暖和多了。玲子蹲在旁边，看着我洗。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会洗衣服？”

“在家常洗。”我说，“娘忙，我帮着洗。”

“你娘...”她犹豫一下，“对你好吗？”

“好。”我说，“就是唠叨，总说我这不中，那不中。”

“那是为你好。”玲子说，声音轻轻的，“我娘要是还在，也会唠叨我。”

我没接话，不知该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我问：“玲子，你想你爹娘吗？”

“想。”她说，眼睛看着盆里的肥皂泡，“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别人家都团圆，我和姥爷两个人。姥爷会多炒两个菜，还给我压岁钱，但我还是想他们。”

“我娘做的饺子好吃，韭菜鸡蛋馅的，我爹会包硬币进去，谁吃到谁有福。我总能吃到，后来才知道，是爹娘故意给我盛的。”她说着，笑了笑，但那笑让人看着心酸。

“开春办事，”她忽然说，“你家里能来人吗？”

我停下手里的活。“不知道。路远，又花钱。我写信问问。”

“要是来不了...”她低下头，“也没事，有姥爷在，有街坊邻居，也能办。”

洗完衣服，晾在院子里。铁丝上挂着一排衣服，在风里晃荡。玲子去做饭，我坐在屋檐下，看着这个院子。这是典型的东北小院，不大，但规整。东屋是玲子住，西屋现在是我住，正屋是赵大爷住。院子里有压水井，有柴火堆，墙角堆着白菜萝卜，用草帘子盖着。房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几穗老玉米。

这就是我以后要生活的地方吗？在离家乡两千里的哈尔滨，在这个胡同深处的小院里，和一个昨天还陌生的姑娘，一个昨天还要打断我腿的老人，一起过日子？

晚上，我写信。给爹娘的信，写了好几次，撕了好几次。最后，我这样写：

“爹，娘：我在哈尔滨很好，找到了活，一天能挣十块十五块。住在一个赵大爷家，大爷人好，对我很照顾。他家有个孙女，叫玲子，十九岁，人老实勤快。赵大爷说，开春让我和玲子办事。我知道这事突然，但赵大爷是实在人，玲子也是好姑娘。家里要是同意，开春能来人最好。要是不同意...我再想办法。儿建国敬上。”

写完信，我看了很久，封好，贴上邮票。第二天，赵大爷带我去邮局寄了信。

寄完信，心里空落落的。我知道，这封信寄出去，就再没回头路了。爹娘会怎么想？会同意吗？会骂我吗？会来哈尔滨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只能等，等信来，等开春，等命运给我安排好的路，一步步走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我和赵大爷天天出工，有时在钢厂，有时在别处。哈尔滨的冬天真冷，白天最高也就零下十几度，晚上能到零下三十。但干活时一身汗，风一吹，衣服冻得硬邦邦。手上起了冻疮，又痒又疼。玲子每晚烧热水让我们烫手，还去药店买了冻疮膏，天天给我抹。

我和玲子的话也多了些。她不爱说话，但勤快，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饭也做得好吃。她还会做棉鞋，纳鞋底，一针一线，密密实实。她给我做了一双，黑色的灯芯绒面，棉花絮得厚实，穿在脚上，从脚底暖到心里。

“你手真巧。”我说。

“跟胡同口刘奶奶学的。”她说，“刘奶奶是裁缝，会做衣服，也会做鞋。我娘以前也会，我小时候的鞋都是她做的。”

“你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我娘手巧。”玲子说，手里没停，“会绣花，枕头上，门帘上，都绣。她绣的牡丹，跟真的一样。可惜，那些东西后来都不知道放哪去了。”

“你长得像你娘还是像你爹？”

“都说像我娘。”玲子抬起头，想了想，“但我眼睛像我爹，我爹眼睛大，双眼皮。”

我想起赵大爷给我看的照片，那对年轻夫妻，笑得那么开心。如果他们还在，玲子会是什么样？应该不会这么早嫁人，可能会上学，可能会工作，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但现在，她要嫁给我，一个山东来的穷小子，一个钻错被窝的陌生人。

腊月二十三，小年。赵大爷说今天不出工，在家收拾屋子，准备过年。玲子早早起来，蒸馒头，炸丸子，炖肉。满院子都是香味。

我和赵大爷扫房，把屋里的东西都搬出来，扫屋顶墙角的灰。玲子洗被子床单，晾了满满一院子。

中午，胡同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赵大爷也买了一挂鞭，让我去放。我点着引信，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红纸屑炸得满天飞。玲子捂着耳朵，站在屋檐下看，脸上带着笑。

放完鞭，吃饭。菜很丰盛，有鱼有肉，还有饺子。赵大爷倒上酒，说：“来，过年了，喝一杯。”

我们碰杯。玲子喝的是汽水，她抿了一口，被汽呛得直咳嗽。我拍拍她的背，她脸红了。

“建国，”赵大爷说，“你家里有信来吗？”

“还没有。”我说。信寄出去半个多月了，按说该有回信了。

“不急，快过年了，信慢。”赵大爷说，给我夹了块鱼，“吃鱼，年年有余。”

吃完饭，赵大爷去邻居家串门。我和玲子收拾碗筷。洗着碗，玲子忽然说：“要是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我停下手。“那就等。等到他们同意。”

“要是永远不同意呢？”

“不会的。”我说，“我爹娘虽然严厉，但讲理。我写信说清楚了，你是好姑娘，赵大爷是好人。他们会明白的。”

玲子不说话，只是洗碗，洗得很慢，很仔细。

晚上，赵大爷回来，带回一个消息：厂里要下岗一批人，名单里有玲子爹当年的徒弟，现在也四十多了，一家老小等着他养。

“这年，咋过啊。”赵大爷叹气。

我想起白天胡同里的鞭炮声，那些笑声，那些肉香。可也有人，在这个本该团圆喜庆的日子里，愁眉不展，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大爷，”我说，“我这些天攒了二百多块钱，要不...”

“不用。”赵大爷摆摆手，“各人有各人的命。你能想着帮人，是好事，但咱家也不宽裕。开春办事，处处要钱。”

是啊，处处要钱。办事要钱，以后过日子要钱，如果有了孩子，更要钱。我那二百多块钱，能干什么？

腊月二十八，我爹的回信来了。信很厚，我拆开时，手有点抖。

爹的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

“建国我儿：信收到了。你娘哭了三天，我也一宿没睡。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那个赵大爷是什么人？他孙女是什么人？你了解吗？就往一辈子的事上定？

但信里你说，赵大爷是实在人，他孙女是好姑娘。你从小到大，没撒过谎，爹信你。你说开春办事，爹和你娘商量了，路太远，车费贵，家里也忙，就不去了。你娘给你寄了二百块钱，是攒着给你娶媳妇用的，现在寄给你，办事用。不够的话，再写信。

儿啊，成了家，就是大人了。往后要担起责任，对人家姑娘好，对人家老人好。咱家虽穷，但不能让人看不起。办事时，该有的要有，别委屈了姑娘。

你的妹妹秀英问你好，她期末考了第一，老师说她能考上县一中。你要是在外头安定下来，就好好干，供妹妹上学。

父字。”

信里夹着二百块钱，是崭新的票子，用红纸包着。我捏着钱，眼睛发酸。爹娘没骂我，还寄了钱。他们虽然不能来，但认了这门亲。

我把信给赵大爷看。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看完，长出一口气：“你爹娘，明事理。”

又把信给玲子看。玲子识字不多，有些字不认识，我念给她听。听到“对人家姑娘好，对人家老人好”时，她眼睛红了。

“这钱，”赵大爷把钱推给我，“你收着，办事用。不够的，我这儿有。虽然不多，但也不能太寒碜。”

“大爷，这钱您留着。”我把钱推回去，“我有手有脚，能挣。”

“让你收着就收着。”赵大爷硬塞给我，“这是你爹娘的心意。办事时，用这钱给玲子买点东西，衣服，鞋，首饰，总得有一样。”

玲子小声说：“我不要首饰，浪费钱。”

“要买。”赵大爷说，“姑娘出嫁，哪能一样没有？建国，这事儿你记着。”

我点点头，把钱小心收好。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把爹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爹说，成了家，就是大人了。是啊，我不再是那个背着帆布包闯关东的毛头小子了。我要成家了，要当丈夫了，以后可能还要当爹。

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

但心里，也踏实了。爹娘同意了，这门亲事就算定了。剩下的，就是好好干活，攒钱，开春办事，然后，和玲子过日子。

窗外的雪又下了起来，纷纷扬扬。这个冬天，格外长，格外冷。但春天总会来的，雪会化，树会绿，花会开。

而我，要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这个胡同深处的小院里，开始新的人生了。

/第三章 年关

腊月二十九，赵大爷说该置办年货了。一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市场。市场在两条街外，露天的，摊贩顶着严寒摆摊，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凝成霜，挂在眉毛胡子上。

玲子挽着个篮子，我跟在她身边，赵大爷背着手走在前头。市场里人真多，挤挤挨挨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小孩的哭闹声响成一片。空气里有冻鱼的味道，有烤地瓜的甜香，有鞭炮的火药味。

赵大爷先买了对联和福字，红彤彤的纸，金灿灿的字。“今年咱家添人进口，得挑副吉利的。”他挑了半天，选了一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又买了鞭炮，二踢脚、挂鞭、小鞭。玲子挑了些窗花，是剪纸，有鱼，有莲花，有胖娃娃。她拿着窗花，问我：“哪个好看？”

“都好看。”我说。

“那就都买。”赵大爷掏钱。

买肉时，赵大爷挑了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又买了只鸡，两条冻鱼。玲子在干果摊前停住，看着糖炒栗子。摊主是个老大爷，脸冻得通红，吆喝着：“糖炒栗子，热乎的，不甜不要钱。”

“想吃？”我问玲子。

她摇摇头：“太贵了。”

赵大爷已经掏钱了：“称二斤，过年了，吃点好的。”

栗子用报纸包着，热乎乎的。玲子接过来，小心地捧着，像捧着什么宝贝。她剥了一颗，递给我：“你尝尝。”

我接过来，栗子肉又甜又面。“好吃。”我说。

她又剥一颗，给赵大爷。赵大爷摆摆手：“你吃，我不爱这甜的。”

玲子自己吃了一颗，眼睛弯起来，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她那样笑，不是抿嘴笑，不是低头笑，是真正的，开心的笑。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成月牙，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建国，”赵大爷说，“你带玲子去扯块布，做身新衣裳。我去买酒，一会儿在胡同口碰头。”

我愣了愣，看向玲子。她也愣了，脸微微发红。

“去吧。”赵大爷掏出二十块钱塞给我，“挑块好料子，红的，喜庆。”

布摊在市场最里头，花花绿绿的布匹挂满了架子。摊主是个中年妇女，围着大围巾，看见我们，热情招呼：“扯布啊？做衣服？结婚用？”

玲子脸更红了，低下头。我忙说：“就做身衣裳。”

“结婚就得穿红的，喜庆。”摊主不由分说，扯出一块红布，缎面的，在光下泛着柔光，“看看这料子，正宗的杭州缎，摸着滑溜，穿着舒服。做件棉袄，配条黑裤子，好看。”

玲子伸手摸了摸，确实滑溜。她看向我，用眼神询问。

“喜欢吗？”我问。

“太...太红了。”玲子小声说。

“结婚就得红，红红火火。”摊主说，“这块布，我给你便宜点，三块钱一米，做件棉袄得两米，六块钱。再扯块黑布做裤子，两块钱一米，一米五就够了，三块钱。一共九块，再送你一对红头绳。”

我看看玲子，她还在犹豫。我说：“那就这块吧。”

扯了布，摊主仔细包好，递给我。玲子接过布，抱在怀里，又去挑黑布。挑了一块藏青色的斜纹布，比较厚实，适合做裤子。

“你会做吗？”我问。

“会。”玲子点头，“我跟刘奶奶学过裁缝，简单的衣服能做。”

我们又买了些零碎东西：针线，纽扣，松紧带。从布摊出来，玲子抱着布，我跟在她身边。市场里人还是那么多，挤来挤去。我怕她被人撞到，伸手护在她身后。她感觉到了，回头看我一眼，没说话，但脚步慢了些，和我并肩走。

到胡同口，赵大爷已经在了，拎着两瓶白酒，一包花生米，一包糖块。看见我们，他笑了：“买好了？走，回家。”

回到家，玲子把布摊在炕上，仔细看。赵大爷也凑过来看：“这红布好，正。玲子，这两天你就做衣裳，别的活不用你干。”

玲子点头，开始量尺寸。她用皮尺量自己的肩宽、胸围、衣长，记在纸上。量到一半，她停下，看我。

“怎么了？”我问。

“你...你也得做身新的。”她说。

赵大爷一拍大腿：“对，建国也得做。我这脑子，光想着玲子了。明天再去扯块布，给建国也做身。”

我说不用，我有衣服穿。赵大爷不同意：“结婚是大事，不能凑合。新郎官穿旧的，像什么话？”

下午，玲子开始裁布。她把布铺在炕上，用粉笔画线，然后拿起剪子，小心翼翼地剪。赵大爷坐在炕沿上抽烟，看着她忙活。我在旁边打下手，递个剪子，拿个尺子。

“玲子手巧。”赵大爷说，“她娘手就巧，她随她娘。可惜她娘走得早，没看到闺女出嫁。”

玲子手顿了顿，没说话，继续剪。

天黑时，棉袄的裁片都剪好了。玲子开始缝，一针一线，细细地缝。煤油灯下，她的侧脸很柔和，睫毛长长的，在脸上投下小小的阴影。她缝得很认真，偶尔抬起头，发现我在看她，脸一红，低下头去。

“建国，”赵大爷叫我，“来，帮我贴对联。”

我们熬了糨糊，搬了凳子，在门口贴对联。上联贴左边，下联贴右边，横批贴门楣上。贴好了，赵大爷退后几步看，点点头：“嗯，正。”

又贴福字，倒着贴，寓意“福到了”。窗花也贴上，红艳艳的，一下子有了年味。

屋里，玲子还在缝。煤油灯的光晕染开，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放得很大。穿针，引线，拉紧，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娴熟，那么安静。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很踏实。这个陌生的城市，这个胡同深处的小院，这个我差点被断腿的地方，现在成了我的家。我要在这里过年，在这里成家，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年三十，天还没亮，赵大爷就起了，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噼里啪啦的响声把整个胡同都叫醒了。玲子也起了，在灶间忙活，准备年夜饭。

我也起了，帮着挑水，劈柴，打扫院子。赵大爷在正屋摆上供桌，供上祖先牌位，摆上苹果、馒头、肉。他点上香，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大概是请祖先保佑，家里平安，添丁进口。

我也跟着磕了头。虽然不知道赵家的祖先认不认我这个外姓人，但心意要尽到。

中午，简单吃了点，就开始准备年夜饭。玲子主厨，我和赵大爷打下手。菜很丰盛：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红烧鲤鱼，锅包肉，酸菜白肉，还有几个炒菜。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玲子擀皮，我和赵大爷包。我不会包，包得歪歪扭扭，玲子看了直笑：“你这饺子，一下锅就得散。”

“你教我。”我说。

她拿起一张皮，放上馅，手指灵巧地一捏，一个元宝似的饺子就成了。“这样，捏紧，不然煮的时候漏馅。”

我学着她的样子，包了几个，还是丑，但至少不露馅了。赵大爷包得快，一会儿就包了一盖帘。他包的饺子个大馅足，一排排摆着，像胖娃娃。

“我老伴在的时候，”赵大爷忽然说，“就爱吃我包的饺子。她说我包的饺子实在，一口咬下去全是肉。”

我和玲子都停下看他。他很少提起去世的老伴。

“她走得早，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三个月就没了。”赵大爷继续包饺子，动作没停，“那会儿我还上班，她在家带孩子。等我退休了，想带她出去走走，她却不在了。”

屋里很安静，只有炉子里的火噼啪响。

“人这一辈子啊，”赵大爷叹口气，“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遇到个知冷知热的人，是福气。遇不到，也得好好过。”

饺子包完，天也黑了。玲子把菜端上桌，摆了满满一桌子。赵大爷打开酒，倒满三杯：“来，过年了，都喝点。”

玲子也倒了小半杯。我们碰杯，赵大爷说：“新年新气象，祝咱们家，平平安安，和和美美。”

“平平安安，和和美美。”我和玲子跟着说。

菜很香，饺子很鲜。赵大爷喝了几杯，话多了，讲他年轻时的事，讲钢厂里的趣事，讲玲子小时候的糗事。玲子听着，脸红红的，不知是酒劲还是害羞。

“玲子三岁的时候，”赵大爷说，“她爹给她买了双红皮鞋，她喜欢得不得了，睡觉都抱着。有一天，鞋丢了一只，她哭了一下午，饭都不吃。后来在床底下找到了，原来是被猫叼去玩了。她抱着鞋，笑得可开心了。”

玲子抿嘴笑：“姥爷，您又说我。”

“说说咋了？”赵大爷也笑，“建国又不是外人。”

是啊，我不是外人了。我是这个家的一分子，是赵大爷的未来孙女婿，是玲子的未婚夫。这个认知，让我心里暖洋洋的。

吃完饭，收拾了桌子，我们坐在炕上看电视。电视是黑白的，十四寸，雪花很大，但还能看。春晚开始了，歌舞，小品，相声。赵大爷看着看着睡着了，打着呼噜。玲子给他盖上被子，把电视声音调小。

“困吗？”玲子问我。

“不困。”我说。

“那...出去走走？”玲子小声说。

我看看赵大爷，他睡得很沉。我点点头，穿上棉袄。玲子也穿上她那件红棉袄，我们轻轻出了门。

院子里很静，雪停了，地上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响。天很晴，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钻石。远处有鞭炮声，此起彼伏，还有小孩的欢笑声。

“冷吗？”我问玲子。

“不冷。”她说，呼出的白气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我们走到院门口，看着胡同。胡同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贴着红对联，挂着红灯笼。偶尔有人出来放鞭炮，火光一闪，噼里啪啦一阵响，然后又归于寂静。

“以前过年，”玲子说，“就我和姥爷两个人。姥爷会做一桌子菜，我们俩吃不完，他就说，剩了好，年年有余。可我知道，他是想多做点，显得热闹。”

“以后不会了。”我说，“以后我们三个人，不，以后还会有更多人。”

玲子转头看我，月光下她的眼睛很亮。“你...喜欢哈尔滨吗？”

我想了想。“说不上喜欢不喜欢。但这是我以后要生活的地方，我会试着喜欢它。”

“哈尔滨的春天很美，”玲子说，“松花江开了，树绿了，丁香花开了，满城都是香的。夏天也好，去江边游泳，吃马迭尔冰棍。秋天，太阳岛的枫叶红了，一片一片的，像火一样。冬天...冬天你也知道了，冷，但雪好看。”

她说这些时，脸上有光，那是说到心爱的东西时才会有的光。这个城市，是她的家乡，有她所有的记忆，快乐的，悲伤的。

“你呢？”她问，“你想家吗？”

“想。”我老实说，“想我爹娘，想我妹妹，想我们村，想沂蒙山。但我知道，我回不去了。至少，不能像以前那样回去了。”

“等开春办事了，”玲子说，“我跟你回去看看。看看你爹娘，看看你家乡。”

我心里一热。“真的？”

“嗯。”她点头，“媳妇总得见公婆。虽然...虽然我们是这样认识的，但该有的礼数得有。”

我看着她，这个才认识一个多月的姑娘，这个我要娶的姑娘，这个在月光下说着要跟我回家乡的姑娘。忽然觉得，命运真的很奇妙。如果那天晚上我没钻错被窝，如果赵大爷打断了我的腿，如果我没有留下来...现在的我会在哪里？也许在哈尔滨的街头流浪，也许已经回了山东，也许...

但没有如果。我留下了，我要娶她了。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

“玲子，”我说，“我会对你好的。”

她笑了，低下头，用脚尖在雪地上划着。“我知道。”

远处传来钟声，是火车站的大钟，敲了十二下。新年到了。胡同里一下子热闹起来，鞭炮声震天响，烟花在夜空绽放，红的，绿的，黄的，把雪地都映亮了。

“新年快乐。”玲子说。

“新年快乐。”我说。

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烟花。赵大爷醒了，披着棉袄出来，看见我们，笑了：“俩孩子，外头多冷，快进屋。”

进屋，玲子煮了饺子。年夜饭的饺子，寓意“更岁交子”。我们吃了饺子，赵大爷给我和玲子一人一个红包。

“压岁钱，平平安安。”他说。

我捏着红包，很薄，但很重。这是我在赵家过的第一个年，也是我离开家过的第一个年。这个年，我没有和家人一起过，但有了新的家人。

夜深了，赵大爷去睡了。我和玲子坐在炕上，一时无话。煤油灯跳动着，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挨得很近。

“那个...”玲子从怀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给你。”

是个荷包，红色的缎子，上面绣着两朵莲花。针脚很细，绣工精致。

“我绣的，”玲子小声说，“绣得不好...”

“好，很好。”我接过荷包，上面有她的温度，暖暖的。“谢谢你。”

“里面...”她脸红了，“我放了点东西。”

我打开荷包，里面是一缕头发，用红绳系着。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平安”。

“我的头发，”玲子声音更小了，“姥姥说，把头发给心上人，就能一直在一起。”

我看着荷包，看着那缕头发，看着“平安”两个字。心里有什么东西满了，溢出来了。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小，很凉，但在我的手里，慢慢暖了起来。

“玲子，”我说，“我会好好收着，一辈子。”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泪光，但嘴角是笑的。

那晚，我睡得很踏实。梦里，我回到了山东老家，爹娘在村口接我，妹妹跑过来喊哥。但玲子也在，她就站在我身边，穿着那件红棉袄，笑得像春天的花。

我知道，从今往后，我有两个家了。一个在沂蒙山里，一个在哈尔滨的胡同里。我要在两个家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担起自己的责任。

而这个年，这个在雪地里开始的新年，会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年。

/第四章 开春

正月十五一过，年就算过完了。雪开始化，房檐下的冰溜子滴滴答答往下滴水，院子里到处是水洼。天还是冷，但已经不是那种刺骨的冷了，是带着湿气的、绵软的冷。

赵大爷说，该准备办事的事了。

“三月十八，日子我看好了，宜嫁娶。”赵大爷翻着老黄历，戴上老花镜，仔细看，“还有一个月，得抓紧。”

办事，就是结婚。在哈尔滨，结婚要办酒席，请亲戚朋友，热热闹闹。可赵家没什么亲戚，玲子的爹娘都不在了，赵大爷的老伴也去世多年，只有些远房亲戚，多年不来往。朋友倒是有几个，胡同里的老邻居，钢厂的老同事。

“酒席就在院里办，”赵大爷说，“摆上几桌，请街坊邻居吃顿饭。菜不用多，实在就行。烟酒我准备，你俩去置办点糖果瓜子，再买点红纸，写请柬。”

“请柬...怎么写？”我问。我初中毕业，认字不多，写字更不行。

“我写。”赵大爷说，“你俩去买东西就行。”

第二天，我和玲子去百货大楼。这是哈尔滨最大的百货商店，三层楼，里面什么都有。人很多，挤挤挨挨的。玲子紧紧跟在我身边，生怕走散了。

我们先去买布，给我做新衣裳。玲子挑了一块藏蓝色的中山装料子，厚实，挺括。“这个颜色好，稳重。”她说。

又买了白衬衫的料子，黑裤子的料子。算下来，花了十五块钱。玲子有些心疼：“太贵了，要不...”

“不贵。”我说，“结婚一辈子就一次，得穿好的。”

她看看我，笑了。

又去买糖果瓜子。柜台里琳琅满目，水果糖、奶糖、酥糖，用漂亮的玻璃纸包着，在灯光下亮晶晶的。瓜子有原味的，五香的，奶油的。玲子每样都称了一点，花了八块钱。

“再买点花生，”她说，“花生寓意好，早生贵子。”

我脸一热，她也脸红了，赶紧低下头挑花生。

买完糖果瓜子，又去买红纸。卖文具的柜台有红纸，一大张一大张的，鲜艳得很。我们买了两张，又买了毛笔和墨汁。

东西买齐了，拎着大包小包往外走。经过卖首饰的柜台，玲子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柜台里的金戒指。戒指很小，很细，在绒布上闪着光。标价：四十八元。

她只看了一眼，就往前走。我拉住她，走到柜台前。

“同志，看看戒指。”我对售货员说。

售货员是个中年妇女，看看我们，又看看我们手里的大包小包，大概猜到是要结婚，热情起来：“结婚用？这个好，24K金的，成色好，样式也新。”

她把戒指拿出来，递给我。我接过，给玲子：“试试。”

玲子犹豫着，我把戒指戴在她手指上。她的手很小，手指细，戒指戴在无名指上，有点松，但很好看。

“喜欢吗？”我问。

她点点头，又摇头：“太贵了。”

“不贵。”我说，掏出钱。这钱是我这些天挣的，加上爹娘寄来的，一共三百多。四十八，我能负担。

“建国，”玲子拉住我的手，“真的不用，有这个钱，不如买点实用的...”

“这就是实用的。”我说，对售货员说，“就要这个，开票吧。”

付了钱，玲子看着手指上的戒指，眼圈红了。“谢谢你。”

“谢啥，”我说，“应该的。”

从百货大楼出来，天已经中午了。我们在路边小摊吃了碗面条，热乎乎的，身上暖了。玲子一路都在看手上的戒指，时不时摸一下，像怕它丢了。

“真好看。”她说。

“你戴什么都好看。”我说。

她脸又红了，但笑得很甜。

回到家，赵大爷看见戒指，点点头：“该买。结婚哪能没个戒指。”他又看看我们买的其他东西，“布选得好，糖果瓜子也够。红纸我下午就写请柬，明天你们去送。”

下午，赵大爷裁红纸，写请柬。他的字很工整，一笔一划：“谨订于公历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为孙女赵玲与陈建国举行结婚典礼，敬备喜酌，恭请光临。赵铁山敬上。”

写了二十多份，晾干了，叠好。晚上，赵大爷拿出一本旧笔记本，里面记着人名和地址。“这些是必须请的，”他说，“老邻居，老同事，还有几个远房亲戚，虽然多年不走动，但结婚是大事，得知会一声。”

第二天，我和玲子去送请柬。第一家是胡同口的刘奶奶，就是教玲子做衣服的那位。刘奶奶快七十了，头发全白，但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看见我们，她笑了：“玲子要出门子了？好啊，好啊。这小伙子精神，配得上我们玲子。”

她拉着玲子的手，上下打量我：“山东人？实在。好好待玲子，她是个好姑娘，命苦，但心善。”

我点头：“刘奶奶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刘奶奶从怀里掏出个手绢，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二十块钱，“拿着，奶奶给的，买点喜欢的。”

玲子推辞不要，刘奶奶硬塞给她：“必须拿着，这是规矩。”

我们又去了几家，都是胡同里的老邻居。张大爷，李婶，王哥...他们有的给钱，有的给东西，一包红糖，一块布料，一条毛巾。都说同样的话：玲子是好姑娘，要好好待她。

走到钢厂宿舍区，找赵大爷的老同事。大多是退休老人，看见请柬，都感慨：“老赵的孙女都这么大了，要结婚了。时间真快啊。”

他们给的钱不多，五块，十块，但都是心意。一位姓孙的老爷爷，是赵大爷的徒弟，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啊，赵师傅是好人，当年在厂里，没少照顾我们。玲子那孩子，我们看着长大的，老实，勤快。你娶了她，是福气。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一一应下。

送完请柬，天快黑了。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拎着大家给的东西，心里沉甸甸的。这些不只是东西，是情分，是祝福，是期盼。

“玲子，”我说，“这么多人关心你。”

“嗯。”玲子点头，“我爹娘走后，都是街坊邻居帮衬着。刘奶奶教我做饭做衣服，张大爷帮我修房子，李婶给我做棉袄...没有他们，我和姥爷过不到今天。”

“以后，我们好好报答他们。”

“嗯。”

回到家，赵大爷在炕上抽烟，面前摆着个木盒子。看见我们回来，他招手：“来，看看这个。”

我们过去，木盒子打开，里面是一些旧东西：一对银镯子，已经发黑了；一个银锁，上面刻着“长命百岁”；还有几张照片，一些信件。

“这是玲子姥姥的嫁妆，”赵大爷拿起银镯子，用袖子擦了擦，“她走的时候，说留给玲子。我一直收着，现在该给你了。”

他把银镯子递给玲子。玲子接过，眼圈红了：“姥姥...”

“这个银锁，是玲子满月时，她姥姥打的。”赵大爷拿起银锁，摩挲着上面的字，“本想等她结婚时给她，可惜，她没等到。”

他又拿起一封信，已经发黄了，字迹模糊。“这是玲子爹娘留下的，写给我和玲子姥姥的。说要是他们有什么不测，让我俩把玲子带大，看着她出嫁，成家。”

赵大爷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清清嗓子，继续说：“现在，玲子要出嫁了，我也算对他们有个交代了。这些东西，都给你们，留个念想。”

玲子哭了，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我搂住她的肩，她的肩很瘦，在微微发抖。

“不哭，”赵大爷说，“结婚是喜事，该高兴。你爹娘在天上看着呢，他们一定高兴。”

三月，天真的暖和了。雪化尽了，地上露出黑土，湿漉漉的。树枝上冒出嫩芽，一点点绿，看着就让人心里欢喜。

玲子给我做的新衣裳做好了。中山装很合身，穿上精神不少。白衬衫，黑裤子，新布鞋，一身新。玲子自己也做好了红棉袄，红裤子，还做了双红布鞋。她穿上，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

“好看吗？”她问我。

“好看。”我说。是真的好看，红棉袄衬得她脸白里透红，眼睛亮晶晶的。她本来就是个清秀的姑娘，这么一打扮，更好看了。

赵大爷看着她，眼睛湿润了：“像你娘。你娘结婚时，也穿的红棉袄，也是这么好看。”

婚期一天天近了。赵大爷开始准备酒席的菜。他去市场买了半扇猪肉，两只鸡，一条大鲤鱼，还有各种蔬菜。邻居们也都来帮忙，李婶来炸丸子，张大爷来炖肉，刘奶奶来蒸馒头。院子里支起大锅，烧着柴火，热气腾腾，香味飘出老远。

三月十七，婚前一天。按规矩，新郎新娘不能见面。我住在西屋，玲子住在东屋，中间隔着一个院子。但我们都睡不着，我在炕上翻来覆去，听着东屋的动静。东屋也亮着灯，玲子大概也没睡。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东屋窗纸上，玲子的影子，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她在想什么？想明天的婚礼？想以后的日子？想她爹娘？

我站了一会儿，回屋了。躺在炕上，看着黑乎乎的房梁，心里乱糟糟的。明天，我就是有家的人了。我要娶媳妇了，在离家乡两千里的地方，娶一个一个月前还陌生的姑娘。

这像梦，可又不是梦。玲子的笑声，玲子的眼泪，玲子做的饭，玲子缝的衣服，都是真的。这个院子，这个胡同，这个城市，都是真的。我要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老去，在这里生儿育女。

天快亮时，我才迷迷糊糊睡着。刚睡着，就被赵大爷叫醒了：“建国，起了，收拾收拾，一会儿接亲的该来了。”

我爬起来，穿上新衣裳。赵大爷端来一碗面条，上面卧着两个鸡蛋：“吃了，顺顺当当。”

我吃了面，赵大爷又给我梳头，用梳子蘸了水，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精神。”他拍拍我的肩。

院子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邻居们都来了，帮忙摆桌子，摆凳子，洗菜切菜。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嬉笑打闹。炉子烧得旺旺的，大锅里炖着肉，咕嘟咕嘟响。

九点，接亲的队伍来了。其实没什么队伍，就是几个年轻人，赵大爷的徒弟，还有胡同里的小伙子。他们穿着干净衣服，脸上带着笑，拥着我往东屋走。

东屋门关着，刘奶奶和张大爷守在门口，伸手要红包。我早就准备好了，一人一个红包，里面包着两块钱。他们接过，笑了：“开门！”

门开了，玲子坐在炕上，穿着红棉袄，盖着红盖头。她身边坐着几个姑娘，是邻居家的闺女，做伴娘。她们笑着，闹着，说要为难我，让我唱歌，让我说好听的。

我哪会唱歌，憋了半天，说：“我会对玲子好，一辈子对她好。”

姑娘们哄笑：“这不算，重说！”

还是刘奶奶解围：“行了行了，别闹了，吉时到了，该出门了。”

我走到炕边，玲子伸出手，我握住。她的手很凉，在微微发抖。我握紧了些，小声说：“别怕。”

她点点头，红盖头轻轻晃动。

我抱起她，很轻，像抱着一片羽毛。走出东屋，院子里鞭炮响了，噼里啪啦，红纸屑满天飞。邻居们鼓掌，叫好，孩子们尖叫。

我把玲子抱到正屋，放在炕上。赵大爷坐在主位，穿着新衣服，脸上带着笑，但眼睛红红的。刘奶奶主持仪式，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拜高堂时，赵大爷的眼泪掉下来了。他赶紧擦掉，笑着说：“好，好。”

夫妻对拜时，我和玲子面对面站着，我看着她，虽然隔着红盖头，但我知道她在看我。我们同时弯腰，头碰在一起，很轻的一声响。大家都笑了。

仪式结束，开席。院子里摆了四桌，坐得满满的。菜一道道上来，炖肉，炖鸡，炖鱼，炒菜，凉菜，摆了满满一桌。赵大爷拿出准备好的酒，给大家倒上。

“今天，我孙女玲子出嫁，”赵大爷举杯，声音有点抖，“感谢各位来捧场。我老了，能看到玲子成家，这辈子就圆满了。建国是个好孩子，实在，勤快。我把玲子交给他，放心。来，干杯！”

大家举杯，祝福声一片。我敬酒，一桌一桌敬，说感谢的话。玲子不能出来，在东屋等着，有姑娘陪着她。

酒喝到一半，赵大爷的徒弟，那个姓孙的，站起来，举着杯：“建国，我敬你一杯。赵师傅是我师傅，玲子就像我亲侄女。你今天娶了她，往后就是一家人。好好待她，不然我们这些叔叔大爷可不答应。”

我干了，酒很辣，但心里热。

另一桌，李婶也站起来：“建国，玲子命苦，从小没爹没娘，跟着赵师傅长大。她是个好姑娘，勤快，懂事，就是话少。你多担待，多疼她。”

我又干了。

一杯接一杯，我喝了很多，但没醉。心里清楚得很，这些祝福，这些叮嘱，我都得记住，都得做到。

酒席吃到下午，客人们陆续散了。帮忙的邻居收拾碗筷，打扫院子。我和玲子送客，送到胡同口，一遍遍说“慢走”“谢谢”。

最后一位客人走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夕阳西下，把院子染成金色。赵大爷喝多了，被扶到正屋休息。我和玲子站在院子里，看着满地的红纸屑，看着还没撤走的桌子凳子，看着贴满窗户的喜字。

“累了？”我问玲子。

“嗯。”她点头。

“进屋歇会儿。”

我们回到新房，也就是西屋。屋子重新布置过，贴了喜字，挂了红帐子，炕上铺着新被褥，红彤彤的。玲子坐在炕沿上，我坐在她身边。我们都没说话，屋里很静，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我伸手，轻轻掀开她的红盖头。她抬起头，看着我。她今天真好看，脸上擦了粉，抹了胭脂，嘴唇红红的。眼睛亮亮的，像有水光。

“玲子，”我说，“从今天起，你是我媳妇了。”

她点点头，眼泪掉下来了。

“怎么哭了？”

“高兴。”她说，抹抹眼泪，“我就是高兴。”

我搂住她，她靠在我肩上，小声哭着。我拍着她的背，像哄小孩。窗外的天慢慢黑下来，星星一颗颗亮起来。胡同里传来狗叫声，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像在祝福。

这个春天，这个三月十八，我结婚了。在哈尔滨，在这个胡同深处的小院里，我有了妻子，有了家。

夜深了，玲子睡着了，躺在我身边，呼吸均匀。我睡不着，看着窗外。月亮很圆，很亮，照在院子里，一片银白。

我想起爹娘，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也许在念叨我，也许在为我祝福。我想起妹妹秀英，她该准备中考了，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县一中。

我想起那个雪夜，我跌进这个院子，钻进这个屋子，上错了炕，搂错了人。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渴醒，如果我没出门找水，如果我没滑倒，如果门没开...我现在会在哪里？也许在哈尔滨的另一个角落，也许已经回了山东，也许...

但没有如果。我在这里，在这个炕上，身边躺着我的妻子。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也接受了。

我轻轻握住玲子的手，她的手很软，很暖。她动了一下，往我怀里靠了靠，睡得更沉了。

窗外，月亮慢慢西斜。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第五章 日子

结婚后，日子好像没什么不同，又好像全都不一样了。

我还是和赵大爷一起出工，玲子还是在家做饭收拾屋子。但晚上，我回的不再是西屋，而是我和玲子的新房。炕上铺着新被褥，枕头上绣着鸳鸯，窗户上贴着喜字。玲子会把洗脚水端到我面前，会在我衣服破了时默默缝好，会在我晚归时留着灯。

赵大爷对我也更亲近了，不再叫我“建国”，而叫“小子”，或者干脆叫“孙女婿”。吃饭时，他会给我夹菜，会说“多吃点，干活累”。喝酒时，会让我陪他喝两杯，说“男人嘛，喝点酒，解乏”。

邻居们也改了口，不再叫我“山东小伙”，而是叫“玲子家的”，或者“建国”。胡同里见面，会问：“建国，今天去哪干活？”会叮嘱：“玲子那丫头，多照顾着点。”

日子一天天过，平淡，但踏实。我渐渐熟悉了哈尔滨，熟悉了这个胡同，熟悉了这里的人。我知道胡同口小卖部的老张头喜欢下棋，知道他孙子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知道隔壁李婶的儿子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次。知道张大爷的老寒腿，一到阴天就疼。知道刘奶奶的闺女嫁到了佳木斯，半年来看她一次。

这些都是玲子告诉我的。晚饭后，我们坐在院子里，玲子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讲胡同里的事。谁家和谁家有矛盾，谁家孩子有出息，谁家老人身体不好。她说得很细，像在说自家的事。

“玲子，”有一天我问，“你从来没出过哈尔滨吗？”

“出过，”她说，“小时候爹娘带我去过太阳岛，去过松花江边，还去过一次沈阳，看姥姥。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我都记不清了。”

“想出去看看吗？”

她想了想，摇头：“不想。哈尔滨挺好的，有姥爷，有街坊邻居，有家。外头...外头有啥好的？”

我没说话。我想起山东，想起沂蒙山，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想起夏天漫山遍野的花，秋天金黄的麦浪。我想家，很想。但我知道，我现在有家了，在哈尔滨，在这个胡同里。

四月底，松花江开了。赵大爷说，该去江边看看，这是哈尔滨的习俗，看开江。

星期天，我们三个人去了江边。人真多，男女老少，都穿着厚衣服，站在江堤上，看江。江面已经化开了，巨大的冰块互相撞击着，发出“轰隆隆”的巨响，顺流而下。阳光照在冰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真壮观。”我说。

“每年都这样，”赵大爷说，“冰一开，春天就真的来了。江里的鱼也肥了，过两天，去买条开江鱼，炖豆腐，鲜。”

玲子紧紧挽着我的胳膊，江风很大，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看着江面，眼睛亮亮的。“我爹以前常带我来，”她说，“看开江，吃开江鱼。他说，吃了开江鱼，一年都顺当。”

“今年我们也吃。”我说。

“嗯。”

在江边站了一会儿，我们往回走。路过中央大街，看见有人在拍结婚照。新娘穿着白婚纱，新郎穿着黑西装，在摄影师指挥下摆姿势。周围围了好多人看，指指点点，说说笑笑。

玲子停下来，看着。我看看她，她眼睛里有羡慕，但只是一闪而过。她拉拉我：“走吧。”

“玲子，”我说，“我们也拍张照片吧。”

“拍啥照片，浪费钱。”

“不浪费。”我说，“结婚照，得有一张。以后老了，能看看。”

赵大爷听见了，说：“拍，该拍。我出钱。”

最后，我们没在中央大街拍，太贵。在胡同口找了个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合影。我和玲子并肩坐着，我穿着中山装，她穿着红棉袄，都坐得笔直，表情严肃。摄影师说：“笑一笑，结婚是喜事。”

我们努力笑，但笑得僵硬。最后照片洗出来，两个人都是抿着嘴，眼睛瞪得老大，像在受刑。但玲子很喜欢，看了又看，用相框裱起来，摆在炕琴柜上。

“真难看。”我说。

“好看。”玲子说，“多精神。”

五月，天真的暖和了。树绿了，丁香花开了，满城都是香的。胡同里的孩子们脱了棉袄，在院子里疯跑，踢毽子，跳皮筋。玲子把冬天的被褥拆洗了，晾了满满一院子。阳光很好，晒过的被子有太阳的味道，香喷喷的。

一天晚上，吃饭时，玲子忽然捂着嘴跑出去，在院子里干呕。我跟出去，拍她的背：“怎么了？吃坏东西了？”

赵大爷也跟出来，看着玲子，眼睛一亮：“玲子，你...你这个月那个来了没？”

玲子脸一红，摇头。

赵大爷一拍大腿：“好事啊！建国，你要当爹了！”

我愣住了，看着玲子。玲子低着头，手放在小腹上，不说话。

“真...真的？”我声音发颤。

“八九不离十。”赵大爷笑得合不拢嘴，“明天，去医院检查检查。”

第二天，我们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玲子怀孕了，两个月。医生是个中年妇女，很和气：“恭喜啊，要做爹妈了。注意营养，注意休息，定期来检查。”

从医院出来，玲子一直不说话，手紧紧握着检查单。我扶着她，走得很慢。赵大爷走在前面，哼着二人转的小调，脚步轻快。

“玲子，”我小声说，“你...不高兴？”

玲子摇头，眼泪掉下来了。

“怎么哭了？不舒服？”

“不是，”她抹抹眼泪，“我就是...就是有点怕。”

“怕啥？”

“怕当不好娘。”她声音很低，“我娘走的时候，我还小，啥都不懂。我不知道怎么当娘，怎么带孩子...”

“不怕，”我握紧她的手，“有我呢，有姥爷呢。我们一块儿，肯定能带好。”

她点点头，靠在我肩上。

回到家，赵大爷就开始张罗。他把炕重新烧热，说孕妇不能着凉。他去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说给玲子补身子。他把家里的重活都揽过去，不让玲子动手。

“玲子，”赵大爷郑重地说，“从现在起，你啥也别干，就好好养着。这是咱老赵家的大事，可不能马虎。”

玲子说没事，她还能干。赵大爷不让：“听我的，好好养着。建国，你也是，多照顾玲子，别让她累着。”

我点头，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我要当爹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胡同深处的小院里，我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这孩子会是男孩还是女孩？会像我还是像玲子？会健康吗？会聪明吗？

无数个问题在脑子里打转，但没有答案。我只能等，等孩子出生，等时间给我答案。

玲子怀孕后，变化很大。她变得爱睡觉，常常说着话就睡着了。胃口也不好，吃什么吐什么，只有酸菜能吃下点。赵大爷就天天给她做酸菜，酸菜炖粉条，酸菜饺子，酸菜汤。玲子吃得不多，但总算能吃下。

她的肚子慢慢大起来，像揣了个小西瓜。晚上睡觉时，我能感觉到孩子在动，一下，又一下，像小鱼在吐泡泡。玲子会把我的手放在她肚子上，让我摸。有时候，孩子会踢一脚，很有劲，隔着肚皮都能感觉到。

“他在动。”我说。

“嗯，”玲子笑，“淘气，白天睡觉，晚上精神。”

“是男孩吧，这么有劲。”

“女孩也有劲。”玲子说，“我希望是女孩，女孩贴心。”

“男孩女孩都好，”我说，“我都喜欢。”

玲子怀孕五个月时，我接到爹的信。信是妹妹秀英写的，字很工整：

“哥：家里一切都好。爹娘身体也好，就是惦记你。知道你结婚了，爹娘很高兴，说开春要去看你，但家里忙，走不开。娘给你做了两双鞋，纳了鞋底，说东北冷，让你穿厚点。我考上了县一中，秋天就去上学了。哥，你要当爹了，真好。给孩子起名字了吗？如果是男孩，叫陈什么？如果是女孩，叫陈什么？哥，你在哈尔滨好好的，对嫂子好。等放假了，我去看你。妹：秀英。”

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是爹娘和秀英的合影，在村口老槐树下拍的。爹娘老了，头发白了，但笑得很开心。秀英长高了，梳着两条辫子，眼睛很大，像我。

我把信和照片给玲子看。玲子仔细看了很久，说：“你妹妹真好看。”

“你更好看。”我说。

她脸红了，继续看照片：“你爹娘...会喜欢我吗？”

“会，”我说，“你这么好，他们肯定喜欢。”

“等孩子生了，”玲子说，“我们带孩子回去，看看他们。”

“嗯。”

玲子怀孕七个月时，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都费劲。赵大爷不让她出门，怕摔着。我也不敢出远工了，只在附近找点零活，早点回家陪她。

一天晚上，玲子忽然肚子疼，一阵一阵的，额头上都是汗。我吓坏了，要去叫医生。赵大爷有经验，说：“还早，是假性宫缩。别怕，躺着，休息。”

我把玲子扶到炕上，给她擦汗，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在发抖。

“建国，”她小声说，“我要是...要是...”

“别说傻话，”我打断她，“你和孩子都会好好的。”

“我怕，”她眼泪流出来，“我娘生我的时候，就难产，差点没过来。我怕我也...”

“不会的，”我紧紧握着她的手，“现在医学发达了，有医院，有医生，不会有事的。玲子，你坚强点，为了孩子，为了我，为了姥爷，你得坚强。”

她点点头，咬着嘴唇，不说话了。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一直守着她。赵大爷也没睡，在正屋抽烟，一根接一根。天快亮时，玲子的肚子疼轻了些，睡着了。我松口气，出去洗脸。

赵大爷在院子里，看见我，说：“建国，有件事，得跟你商量。”

“啥事？”

“玲子生孩子，得去医院。医院花钱，得准备着。”赵大爷说，“我这儿还有点钱，但不多。你那儿呢？”

我算了算，我这几个月攒了三百多块钱，加上结婚时剩的，一共四百多。“我有四百多。”

“加起来，八百多，应该够了。”赵大爷说，“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大爷，这钱不能让你出，”我说，“我能挣。”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赵大爷摆摆手，“玲子是我孙女，她生孩子，我出钱应该的。你挣的钱，留着以后过日子用。”

我鼻子一酸，没说话。这个老人，从最初要打断我的腿，到现在把我当亲孙子，出钱出力，毫无保留。这份情，我记一辈子。

玲子怀孕九个月时，我们提前住进了医院附近的招待所，怕突然要生，来不及。赵大爷托了关系，找了医院里的熟人，是个妇产科医生，姓王，是赵大爷以前同事的女儿。

王医生四十多岁，很干练，给玲子检查后，说：“胎位正，条件不错，能顺产。别紧张，放轻松。”

但我们还是紧张。玲子紧张得睡不着，吃不下。我紧张得手心都是汗。赵大爷表面镇静，但抽烟抽得更凶了。

预产期那天，玲子没什么反应。又过了三天，还是没动静。王医生说：“正常，有的推后一两个星期。别急，等着。”

等到第十天，玲子终于有反应了。早上起来，她说肚子疼，一阵一阵的，很有规律。我们赶紧去医院。王医生检查后，说：“开两指了，进产房吧。”

玲子被推进产房，我和赵大爷在外面等。产房的门关着，里面什么声音也听不见。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我们两个人。赵大爷坐不住，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坐在长椅上，盯着产房的门，眼睛都不敢眨。

时间过得很慢，一分一秒都像一年。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我想抽烟，但医院不让。只能干坐着，等。

一个护士出来，我们赶紧围上去：“怎么样了？”

“还早呢，才开四指。”护士说，“产妇状态不错，别担心。”

又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赵大爷的烟抽完了，去外面买烟。我继续等，脑子里乱糟糟的。想玲子在里面疼不疼，想孩子好不好，想万一...不敢想。

中午，赵大爷买了包子回来，让我吃。我吃不下，他就硬塞给我：“吃，不吃饭哪有力气？玲子出来，还得你照顾。”

我勉强吃了半个，再也吃不下。

下午三点，产房里传来玲子的叫声，很痛苦。我心里一紧，站起来，想进去，被护士拦住：“家属不能进，在外面等。”

“她怎么样？”我问。

“正常，快生了。”护士说完，又进去了。

玲子的叫声一阵高过一阵，像刀子割在我心上。我攥紧拳头，指甲陷进肉里。赵大爷拍拍我的肩：“别怕，女人生孩子都这样。玲子坚强，能挺过去。”

又过了半小时，产房里忽然安静了。我的心提到嗓子眼，怎么了？出事了？

正胡思乱想，产房门开了，王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笑着说：“生了，女孩，六斤二两，母女平安。”

我腿一软，差点坐地上。赵大爷扶住我，问：“玲子呢？”

“产妇有点虚弱，但没事，观察一会儿就出来。”王医生说，“孩子很健康，哭得可响了。”

我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又哭又笑。赵大爷也哭了，抹着眼泪：“好，好，母女平安就好。”

过了一会儿，玲子被推出来，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看见我，她虚弱地笑了一下。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很软。

“玲子，”我说，“辛苦了。”

她摇摇头，看向旁边的婴儿床。护士把孩子抱过来，小小的，红红的，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闭着眼睛，睡得正香。

“看看，你闺女。”护士把孩子递给我。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么小，那么轻，像没有重量。我抱着她，不敢动，怕摔了，怕碰了。她忽然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又闭上了。那一眼，让我心里某个地方化了，软了，暖了。

这是我的闺女，我和玲子的闺女。她会在哈尔滨长大，会叫我爹，叫玲子娘，叫赵大爷太姥爷。她会在这个胡同里跑，在这个院子里玩，在这个城市里生活。

“起名字了吗？”护士问。

我和玲子对视一眼，玲子说：“叫陈念，念想的念。”

“陈念，”我念着这个名字，“好，就叫陈念。”

玲子看着我，眼神温柔：“念你，念家，念我们。”

我把孩子轻轻放在玲子身边，玲子侧过身，看着孩子，眼神柔软得像水。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孩子的小脸，孩子动了动，抓住了她的手指。

“她抓住了。”玲子小声说，笑了，笑得那么满足，那么幸福。

赵大爷在旁边看着，眼泪又掉下来了。他转过身，擦了擦，说：“我去给家里报喜，再去买点吃的，玲子得补补。”

他走了，脚步轻快。我和玲子留在病房里，守着我们的孩子。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病房里，暖洋洋的。远处传来汽车声，人声，生活的声音。

“建国，”玲子轻声说，“我们有孩子了。”

“嗯，”我握住她的手，“我们有孩子了，有家了。”

“你会一直对我们好吗？”

“会，”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一辈子对你们好。”

她笑了，闭上眼睛，睡了。很累，但睡得很安稳。我坐在床边，看着她们母女，心里满满的，满满的。

从那个雪夜，我闯进这个院子，到现在，不过一年。这一年，我从一个闯关东的穷小子，变成了丈夫，变成了父亲。这一年，我有了家，有了牵挂，有了责任。

这条路，不是我选的，是命运推着我走的。但我不后悔，一点也不。因为这个家里，有玲子，有念儿，有赵大爷。有热乎乎的炕，有热乎乎的饭，有热乎乎的心。

窗外的丁香花开了，香气飘进来，甜甜的。春天真的来了，一切都刚刚开始。

而我，在这个离家乡两千里的哈尔滨，在这个胡同深处的小院里，开始了我的，我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