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他是如何败光八套洋房，住进贫民窟的

1949年前后，在上海江苏路一带的棚户区里，有一间不足14平米的小屋。屋里只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个小柜子，厨房、厕所都在公共过道上。搬运工挑着行李上楼时问一句：“张先生，这就这些啦？”屋里那位戴着旧眼镜、穿着洗得发白长衫的中年人，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他叫张志沂。十几年前，他在虹口曾一度拥有八幢洋房，靠收租即可过相当体面的生活。到了这一年，连一间像样的卧室都维持不住，只能和妻子蜗居在“鸽子笼”式的屋子里，这样的落差，很难不让人心生感慨。

有意思的是，提起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想起另一个人——张爱玲。她是民国之后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而这个住在棚户区里的落魄中年人，正是她的父亲。

一、名门之后，闲散遗少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几十年，张志沂到这般境地，确实很难想象。

他出身于一个典型的晚清显宦之家，父亲张佩纶是晚清名臣，母亲一系又和李鸿章家族相连，张志沂是李鸿章的外孙。这种出身，在旧时代意味着什么，很容易理解：体面、门第、人脉、遗产，一样不少。

从小他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八股文章读得不少，真正走到社会上时，却已是民国年间。那时候科举已废，旧路走不通，而不少官宦之后，仍习惯按老规矩过日子。靠着家族荫蔽谋个闲差，平日里看看戏、喝喝茶、会会朋友，不用操什么心。（背景补充：民国初期，大批晚清遗少在新旧交替间，往往依靠祖产和旧人脉维持体面生活，缺乏谋生技能。）

张志沂也是这样一路长大的。他19岁时，家里安排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新娘黄逸梵，出身书香家庭，会外语、读新书，算是当时“新女性”的一类人。两人婚后定居在租界里，衣食无忧，很快便有了女儿张爱玲，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张子静。

那几年，外人看来，这个家庭算得上是标准的“中上层人家”。男主人不愁吃穿，女主人关心子女教育，孩子在洋学校里读书。只不过，家里暗潮涌动，新旧观念的裂痕，早就埋下了。

二、夫妻异路，婚姻“崩盘”

黄逸梵受过较多新式教育，做好太太、好母亲的同时，还颇有自己的主张。她希望丈夫戒掉旧习，重视家庭和子女，将来能找点实事做，而不是长期沉迷“旧社会那一套”。

张志沂的想法却并不相同。凭着祖上留下的田产、在上海和天津的房产，他基本不用为生计发愁。空下来的时间，他更多花在社交、玩乐上，很快沾上了那个年代不少遗少都染上的恶习——抽大烟。

鸦片在一些旧式家庭里，一开始只是“消遣”，但上瘾极快，花费也极大。为了凑烟资，他开始频繁出入烟馆，又慢慢把场子搬回家里。更麻烦的是，他陆续纳妾，把钱花在风月场所和各种吃喝玩乐上。家里少不了争吵。

“你这样下去，家里的钱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吗？”有一次，黄逸梵气得发抖。

张志沂则不太在意：“祖上的家底，哪那么容易散。再说，男人在外头应酬，也很正常。”

说到底，在他眼里，这是“男人享福”的常态，只要有钱，一切都不是事。而在黄逸梵看来，这简直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矛盾越积越深，终于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大约在1920年代初，28岁的黄逸梵选择了一个在当时颇为惊人的做法——她离家出走，准备去国外留学。这件事很快登上了报纸，一些进步人士把她称作现实版的“娜拉”，认为她勇敢地走出了旧式家庭；传统观念较重的人则指责她“不守妇道”，抛下丈夫和孩子。舆论议论纷纷，张家在社会上也成为话题焦点。

这次出走，对孩子们的冲击非常大。张爱玲还只有十来岁，父母关系紧张，她都看在眼里。黄逸梵走后，张志沂的生活表面上似乎没什么改变，烟照抽，妾照纳，但家里“正常人家”的样子已经支离破碎。

多年后，黄逸梵回国，夫妻之间又有过一番周旋，最终仍以离婚收场。这段婚姻从最初的体面匹配到后来的决裂，其实是新旧家庭观念正面冲突的一个缩影。

三、父女之间，一时的温情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婚姻破裂前后，张志沂与女儿张爱玲之间，一度还是有些温情片段能够维系。

张爱玲从小就爱读书，特别迷《红楼梦》。张志沂同样熟悉这部书，两人有时会一起讨论细节，谈起贾宝玉、林黛玉，话题竟然相当投机。对许多父亲“远离子女世界”的家庭来说，这算是难得的交流。

他偶尔也会带女儿上街，去点心店。张爱玲记得，有一次她想吃小蛋糕，却被父亲不由分说点了香肠卷，还说：“这个更好吃。”她嘴上不敢多说，心里却牢牢记下了这个小细节。

这些被后来记载下来的细节，使人多少能看到“另一面的张志沂”——他并非完全冷酷无情，和女儿还是有过一段相对亲近的时光。不过，这种温情没能改变家庭的大走向。

婚姻走到尽头后，张爱玲由父亲抚养，少年时期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复杂的家庭气氛对她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从作品中对破碎家庭、冷暖人心的细腻描写，隐约可见童年生活的影子。

而对张志沂来说，婚姻的结束，并没有立刻敲响警钟。他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因为这场家庭变故而转向收敛，反而在另一段婚姻里，把享乐的步子迈得更大。

四、离婚之后，短暂的“正经日子”

婚变之后，收入的问题开始变得现实起来。单靠祖产和房租，已经不太足够支撑他惯常的生活开销。这个时候，他也尝试过一小段相对“正经”的日子。

大约在1930年代初，他经人介绍进入上海住友银行任英文秘书。会英文，是他早年接受部分新式教育的结果，在洋行或外资银行做事，也是当时不少没考科举的一代读书人的出路之一。

在银行上班的几年里，他上下班有了规律，每月拿工资，对账、翻译文件，工作并不算太重，但毕竟要打卡，要听人吩咐。对一个从小习惯“少爷生活”的人来说，这种日子多少带着些拘束。虽然如此，这几年的收入，加上仍在出租的房产和一些股息，账面上看起来还算过得去。

不过，这段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并没有坚持太久。一方面，他对这种“被约束”的感觉始终不太认同；另一方面，更大的诱惑在等着他——再婚后的全新享乐舞台。

五、再婚奢华，别墅与名车

离婚后的几年里，张志沂结识了孙用蕃。孙用蕃本身就活跃在上海的交际圈，和一些文艺界、名媛圈人物都有来往，有人说她与陆小曼是闺中好友，在圈子里颇为引人注目。这段姻缘由她的哥哥牵线，很快促成。

再婚之后，孙用蕃并不满意原本的住处。她嫌房子小、格局一般，非要换地方。于是，两人搬进了位于虹口的一幢大别墅——足足有二十间房。

搬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装修才是重头戏。孙用蕃亲自打点，从欧式家具、窗帘布料到餐具、灯具，每一项都要“精致”。装潢完毕，她邀亲友、尤其是各路“闺蜜”前来参观。大厅里点心、蛋糕、水果一应俱全，大家一边看房子，一边聊天，热闹非凡。

交通工具当然也要相称。张志沂把原先的车换成英国进口的名牌轿车，雇佣了一位白俄司机，停在别墅门前尤为显眼。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配置，已经是相当体面的“阔气生活”象征。

吃喝方面也极尽讲究。他只吃咸鸭蛋黄，蛋白一律弃之不用；春天要用香椿芽炒蛋；夏天吃海瓜子；餐桌上常有进口火腿、罐头芦笋。烟则仍是离不开的大烟，夫妻俩都抽，烟具讲究，烟膏也不差钱。

（背景补充：1930年代的上海，尤其是租界区域，形成了一套以洋货、洋楼、洋车为标志的消费文化。部分上层和遗少阶层，把进口商品和奢华生活当成“身份”的象征，在经济总体不稳定的背景下，这类消费显得格外张扬。）

这样过日子，哪怕有几幢房产收租，也经不起长期折腾。可在当时，张志沂显然没有这样算过账。

六、从八幢洋房，到股东“空壳”

有一条时间线很值得注意：1935年前后，张志沂在上海虹口一带，一度拥有八幢洋房，靠收租生活。按当时的物价和租金水平，仅靠房租收入，就足以支撑一个较大户人家的体面开支。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时代的风向开始急剧变化。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会战打响，上海局势迅速恶化。租界虽然仍保留某种特殊地位，但经济、金融环境已完全不同于此前的“黄金十年”。

战事前后，张志沂辞去了住友银行的工作。紧接着，他与几位熟人合资开办钱庄，希望借助自己的人脉和一些家资，在乱世中“另辟财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转向——从依靠祖产和工资，转为投身金融投机领域。

（背景补充：抗战时期，尤其是在沦陷后的上海，一些钱庄、银号利用币值波动进行投机，有人抓住机会积累了财富，也有人因判断失误或管理混乱很快破产。整体上看，经营风险远大于战前。）

起初，他还参与管理，坐在柜台后头，见客、签字，摆出一副“东家”的气派。可随着时间推移，他对具体业务越来越不上心。钱庄在账面上盈利时，他拿分红；一旦家里开销紧张，他就开始透支公款来补贴生活。

一笔、两笔，慢慢就上了数。其他合伙人起初碍于他的名头，没有多说，但账目终究要算。等到大家发现他透支的额度越来越大，而且并非用于扩大业务，而是用在家庭消费、烟资、应酬上，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张先生，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你合股？”据传有合伙人忍不住当面对他说过类似的话。钱庄最终难以为继，他从“股东”变成了名存实亡的“空壳股东”。

为了弥补窟窿，他开始动用更核心的资产——变卖安徽的田产，还有上海的部分房产。田地卖掉后，来自乡下的稳定收入断了；洋房卖出去几幢，房租自然相应减少。1930年代中后期到抗战初期，他的家底已被掏空了一大半。

1942年前后，情况已经不容再拖。八幢洋房的局面不复存在，张志沂和孙用蕃只得从大别墅搬出来，搬进华山路附近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相对之前的二十间大宅，这已经是大幅“缩水”。

从表面看，他们还是住在上海不错的地段，生活也未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但对比从前动辄摆宴、车进车出的排场，已经判若两人。遗少坐吃山空，走到这一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只是很多细节当事人未必愿意正视。

从这里往后看，张志沂身上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愈发明显：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新经济形式，也曾短暂做过职业人士和钱庄东家，但始终没有真正形成一种“靠本事吃饭”的观念。更习惯的，还是在既有资源上做文章，或者说，消耗现有资源，而非创造新的收入。

七、币制改革，最后一击

真正让他彻底从“缩小版体面生活”跌入贫困的，是1948年的币制改革。

抗战胜利后，中国经济长期处于高通胀状态，法币贬值惊人。到1948年，物价几乎是按天，甚至按小时往上窜。国民政府在8月推出金圆券，企图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的方式，稳定币值，并配合物价“限价令”。

（背景补充：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20日开始限价，各地却因执行力不足和财政恶化，造成严重的市场混乱和信心崩溃。）

这时，张志沂手中已经剩不下几套房产。他咬牙卖掉上海最后一处较体面的房产，拿到一笔美钞和黄金。在那个背景下，持有外汇和黄金，被不少人视作保值手段。遗憾的是，他在关键一步上做了一个极冒险的决定——把这些美钞和黄金，几乎全部兑换成了金圆券。

短时间内，他成了“纸面上的有钱人”。金圆券刚推出那会儿，政府宣传得很厉害，不少人还真以为币值能稳定下去。有人劝他不要把实物资产完全换成新币，他却觉得：“政府总不会说话不算吧。”

结果大家都知道。金圆券刚发行时，物价被强行按限价压住，可市场上东西越来越少。不到几个月，这种纸币就开始大规模贬值。上海街头，一担米早上一个价，傍晚就是另一个价，从几百万涨到几千万，不足为奇。有人回忆，当时一担米最高涨到四千四百万元，一块肥皂从四十万跳到六十万，买火车票时，售票员点钞要点上好一阵子。

街头巷尾不时传来叫卖声，“卖银圆——”“换金条——”，有人赶着把手里有限的银元和金条换成实物粮食，也有人一夜之间发现，一叠金圆券只够买几斤米。

对张志沂来说，那一笔房产换来的金圆券，贬得尤其快。刚换来的时候，按牌价还能买不少东西，过上几个月，成了几乎不值钱的废纸。祖上几代积累下来的厚实家业，到这一步，被这次错误的金融选择彻底“清空”。

可以说，前面十几年的挥霍、透支，已经让他的家底所剩无几；1948年的这一“投机”，则像是最后一刀，把仅存的脂肪也割干净了。

八、住进14平米小屋，戒烟节用

1949年初前后，他不得不再一次搬家。这一次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只能与孙用蕃一起，搬进江苏路一带的一间约14平米的小房间。房间狭小，屋里放下床和桌子就几乎没有空间走动，厨房和厕所要同其他几户人家共用。

对一个曾在二十间房别墅里摆宴请客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落差，确实不轻。过去家中佣人伺候，如今连最基本的家务都要自己动手。更重要的是，多年来难以割舍的大烟，他也不得不戒掉。

一来买不起，二来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每日粗茶淡饭，他和孙用蕃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省吃俭用”。有时候他们坐在屋里，听着外面楼道里各种脚步声和说话声，沉默半天，也说不上几句安慰的话。

为了维持生活，孙用蕃出去做一点零工，帮人打杂，偶尔也有人念在旧日交情上，给一点活计。收入不高，却是家里为数不多的现金来源。张志沂因为身体不好，再加上年纪已经不小，基本无法外出谋生。

这时候，他想到了远在外面的儿子张子静。张子静在中央银行工作，算是有一份固定职业，也常出差各地办事。张志沂便时不时给儿子写信，希望他“多寄一点钱回来”，或者在出差路过上海时，能顺道给家里带些生活费。

有一次，张子静出差路过上海。单位给的差旅费有限，他精打细算留出一部分，准备交给父亲。当他把钱递过去时，略带犹豫地说：“这是我路上的经费，一半给您，一半我还要赶路用。”

张志沂没有多说，接过钱时只是点头。第二天，张子静准备继续上路，却发现父亲已经把这笔钱全都用掉了，有的是补交欠账，有的是添置日用品。儿子进退两难，只好再设法向同事借钱。

从表面看，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但也透露出一个细节：哪怕生活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张志沂对“钱”的感受，依旧停留在一种比较模糊、甚至带着旧式“自然会有”的期待上。他习惯于向家里人要，而不太会从“如何节流、如何规划”的角度思考。

这一时期的他，不再是当年的闲散遗少，也不再是钱庄股东，而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甚至略显落魄的老年人，挤在上海的棚户区里，靠亲属接济和妻子零工维持生活。

九、从享乐到清空，一条缓慢下坡路

回头看张志沂的一生，从名门之后到住进贫民窟，看似是几个关键事件叠加：早年的享乐、鸦片恶习、婚姻破裂、再婚后的奢侈、钱庄经营失败、1948年金圆券改革的冲击。实际上，这是一条缓慢下坡路，一步一步走得并不突然。

很多晚清遗少，在民国初年都有类似的背景：家里曾经显赫，有田产、有房产、有旧人脉。关键在于，当时代环境大变时，他们如何应对。有的人转向实业或专业职业，慢慢站稳了脚跟；有的人仍沿着旧有的“少爷生活”惯性一路走下去，期望祖产足够支撑一辈子，结果很快发现，新的经济浪潮并不会为某个姓氏停下。

张志沂算是后者的一种极致。早年的鸦片和纳妾，是生活方式上的失控；钱庄时期的透支，是对经济现实的误判；在币制改革中把美钞、黄金全换成金圆券，则是在风雨飘摇中做出的错误决策。这些行为叠加起来，最终把八幢洋房、田产地产，全部消耗干净。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也并不是什么惊世大恶之人。他疼过女儿，会陪她读书，会记得她爱吃什么；在某些场合下，他也想通过开钱庄、进银行来“做点事”。只是这样的努力，往往半途而废，加上享乐的习惯始终没有改变，最终让他在时代激流里愈走愈偏。

等到1949年前后住进江苏路那间14平米的小屋时，这位曾经的晚清名臣之后、李鸿章外孙，所有可以依仗的外在光环，都已经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一个在战乱、通胀和时代变动中被彻底削去棱角的人。

他一生的起落，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评语概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八幢洋房到贫民窟，这条路既不是一夜之间的变故，也不是单纯的“时运不济”，而是个人选择与时代浪潮交织后结出的一个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