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不孕嫁大 12 岁不育富豪，婚后三月孕吐，检查竟是双胞胎

楔子

我叫周晚晴，今年二十九岁，一个在江南小城长大的普通女人。

二十四岁那年，医生告诉我一个改变我整个人生的消息——我天生不孕。卵巢发育不全，子宫环境不适合胚胎着床，自然受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句话像一记闷锤砸在我胸口上，砸碎了我对婚姻、家庭、孩子的一切美好幻想。

从此我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自我折磨和逃避之路。我的第一段婚姻因为无法生育而破裂，我成了前夫全家眼中的罪人，那个“不会下蛋的母鸡”。离婚后我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接纳我这种女人，可命运偏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给我开了另一扇窗——我遇到了赵明远。

赵明远比我大十二岁，身家过亿的地产商人，在这座小城里算得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有数不尽的财富和最挑剔的眼光，却偏偏和我一样背着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他也是不育的。医生说他的精子活性极低，自然受孕的概率接近于零。

两个被命运判了“死刑”的人走到了一起，像两块残缺的拼图拼成了完整的画面。婚姻于我们而言，像是水到渠成的搭伙过日子，没有期待，也就没有失望。

然而结婚仅仅三个月后，我忽然开始呕吐不止，吃什么吐什么，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赵明远从国外飞回来那天，看到我消瘦的样子，一把抱起我冲进了医院。

检查室里，老医生摘下眼镜反复看了好几遍化验单，抬起头来看着我，又看了看赵明远，眉毛拧成了疙瘩。

“赵太太，你们这……是自然受孕的？”

我愣住了。

“而且，”老医生把B超图像转过来给我看，屏幕上有两个清晰可见的小圆点，“是双胞胎。”

赵明远当场站了起来，脸色白了又青，青了又红。他盯着那些小小的图像，一句话也说不出。

而我跪坐在椅子上，胃里的酸水翻涌上来，不是孕吐，是恐惧。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两个全世界公认无法生育的人，怎么可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这其中一定出了什么错。

我不知道的是，这场荒诞的怀孕仅仅是风暴的开端。接下来等待我的，将是婆家的猜忌、流言的轰炸、无情的质疑，甚至是一份足以摧毁一个新生家庭的亲子鉴定报告。

可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明明知道，我才刚刚鼓起勇气，接受命运安排好的一切啊。

我天生不孕嫁大12岁不育富豪，婚后三月孕吐，检查竟是双胞胎

一

我叫周晚晴，今年二十九岁，在这座江南小城里住了一辈子。我的故事要从二十四岁那年说起，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命运有多残忍。

那年我刚结婚一年，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两口子感情很好。丈夫张建国比我大三岁，在城东一个五金厂当车间主任，一个月工资撑死了六七千块，好在他踏实肯干，人也疼我。我们租住在城南老小区的一间两居室里，每个月交完房租能剩下的钱不多，倒也够花。

唯一的遗憾是这个肚子一直没动静。婆婆隔三差五就来家里打探消息，明里暗里问我和建国是不是没打算早要小孩。那眼神里的试探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让我觉得浑身不对劲。

结婚整整一年的时候，婆婆再也忍不住了。她张罗着让我去医院检查，说是妇幼保健院有个退休的老专家看得准，她花了好大工夫才托人挂上了号。张建国被他妈催着陪我去医院，一路上都皱着眉，大概是觉得一个大男人陪老婆去看这种科有点丢人。

妇科门诊的走廊很长，墙皮泛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我坐在冰凉的长椅上等着叫号，手心全是汗。张建国站在走廊尽头抽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

“周晚晴。”

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我站起来的时候腿都有些发软。妇科主任姓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

方主任看了我的一叠检查报告，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让我重新做了几项检查。那天下午诊室里的光线很暗，窗外梧桐树的影子透过百叶窗落在地面上，一道一道的，像牢笼的栏杆。

“周晚晴，”方主任摘下眼镜靠在桌上，叹了口气，“你的情况不太理想。你的卵巢发育不全，卵泡数量极少，而且子宫环境也比较差。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自然受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种情况属于先天性的卵巢功能衰退，医学上称为先天性卵巢发育不良。”

我听不懂那些专业名词，但我听懂了“几乎为零”那四个字。

“能不能治？”我的声音自己都听不太清。

“这种先天性的疾病没有什么特效药，”方主任摇了摇头，“你可以考虑试管婴儿，但成功率也不算高。我建议你和爱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接受这种方式。”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诊室的。走廊里人来人往，孕妇们挺着肚子经过我身边，有的在笑，有的在打电话报喜。那些声音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传进耳朵里，模模糊糊的。

张建国还在走廊尽头站着，手里的烟换了一根又一根，地上全是烟头。

“怎么样？”他掐灭了烟走过来，“医生怎么说？”

我看着他的脸，半天说不出话来。其实我想过很多次该怎么跟他说这件事，甚至排练过好几种说辞，但真正面对他的时候，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建国，医生说我……”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顺着脸颊往下淌，“我可能生不了，自然怀孕的机会基本没有了。”

他皱了皱眉，“不是说还能做试管吗？”

“医生说成功率不高，要花很多钱，而且不一定能成。”

张建国愣住了，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变得僵硬。我看到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几次，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又咽了回去。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两个人吃了一顿沉默的晚饭。谁都没说话，电视机开着，声音也没开，就那么播着无声的画面，像一出默剧。我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听到他在阳台上给婆婆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

“……医生说不太好……先天性的……做试管也说不准……妈你别跟别人说……”

他能说什么呢。他也没办法说什么。

后来的一段日子倒是过得平静了些。婆婆没再催小孩子的事，张建国也不怎么提这茬，日子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张建国开始经常加班，有时候夜里十一二点才回来，回来倒头就睡，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我们之间能说的话越来越少。

我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身边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心里酸得像吞了一把陈醋。

果然，这种表面平静的日子没撑过那年冬天。

那天张建国喝了很多酒回来，满身的酒气熏得整个屋子都是。他摇摇晃晃地推开门，我没来得及扶他，他就一头栽在了沙发上。我去厨房给他倒水的时候，他忽然从背后抱住了我，脸埋在我的肩窝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像是在哭。

“晚晴，我妈说……让我跟你离婚。”他的声音闷在我的肩窝里，带着浓浓的鼻音，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因为眼泪。

我手里的水杯没拿稳，碎在了地上，滚烫的开水溅到脚背上，疼得我嘶了一声。但那点疼跟心里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我忍着脚上的灼痛蹲下去收拾碎玻璃，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指尖被割破了也不知道。

“她说她不死心，说你要是实在不能生，就让我们离了算了，”张建国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她给在杭州的娘家那边物色了一个姑娘，说是能生的，三十岁不到……”

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哭，大概是这一整天受到的冲击太大，大脑还没来得及处理那些情绪。我只是蹲在那里一片一片地捡碎玻璃，把碎渣拢在手掌心里，指缝里渗出红黑色的血来。

“晚晴，我……”张建国站起来，伸手想拉我。

我没有接那只手。

那一夜北京的风很大，刮得窗框子哐当哐当作响。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半躺半坐，想了一夜，把什么都想透了。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他昨晚酒醒后就出了门，在宾馆住了一夜——电话里我只说了一句：“好，我答应离婚。”

我不怨他。真的不怨。

哪个男人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呢？哪个婆婆不想抱孙子呢？我周晚晴不是那种会死缠烂打的人。既然生理上的缺陷自己改变不了，那就放手吧。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问了几句，看我们态度都很坚决，就没再多过问。签字的时候我看了看张建国的侧脸，他还是那副木木的表情，不知道是如释重负还是别的什么。这都不重要了。

从民政局出来那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北风灌进脖子里冷得人直哆嗦。我和张建国在门口分开，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谁也没回头。

我回了出租屋收拾东西。说来也讽刺，结婚一年多的日子，我这一百多斤的行李竟然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完了——一个小行李箱，一个大编织袋，就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生活的全部家当。

临走之前我在桌子上压了一张纸条：水电费已经结清到月底。好好过。

二

离婚后我在城南的城中村租了一间小单间，月租四百块，带一个小卫生间，厨房就摆在走廊上。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阿姨，看我的眼神充满同情，大概是把我想成了被男人抛弃的可怜虫。

上班的地方在城东的一家会计事务所，是我娘家那边一个亲戚介绍的工作。工资不算高，到手四千出头，好在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除了房租水电也花不了什么钱。日子过得平淡如水，上班、下班、回屋刷剧，偶尔跟同事出去吃个火锅唱唱歌，看起来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但我心里清楚，那层名叫“不孕”的阴影，像一张大网一样罩在我头顶上，怎么都扯不开。我有时候会做一个梦，梦里自己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漂浮，四顾茫茫，看不到岸，也看不到任何一艘船。醒来的时候总是枕头湿了一片，不知道是梦里的海水还是眼泪。

第二年春天，事务所接了一个大单子——给本地一家著名的地产集团做财务审计。

那家地产集团叫明远集团，在我们这个小城里算是头一块招牌。老板赵明远，据说是做建材起家的，十几年的时间就把生意做成了横跨地产、物业、酒店的一个庞然大物。关于他的传闻在小城里流传甚广，有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工地上搬砖，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也有人说他祖上就是有钱人家，不过是搭上了房地产那阵春风。

真正第一次见到赵明远是我上班不久后的一个下午。

那天组长让我送一份紧急文件去明远集团的总部大楼，说必须董事长本人签收。我推开门走进那间位于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的时候，差点被落地窗外那一片壮观的城景晃了眼。整面落地窗占了整整一堵墙，阳光从外面灌进来，把办公室照得像镀了一层金色。

赵明远站在落地窗前打电话，背对着我。

“嗯，我知道，跟那边说再谈，”他的声音低沉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成本不能超过预算，如果谈不下来就换供应商。”

挂了电话，他转过身来。那张脸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看起来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模样。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肌肉。五官不算特别英俊，但眉骨很高，双眼深邃，看起来有一种和年龄不太相符的沧桑感。

“你好，我是明远集团赵明远，”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一弯，“你是哪个部门的？”

“不不不，我不是你们公司的，”我连忙摆手，脸都红了，“我是审计事务所的，来给赵董事长送文件签收的。”

他笑着接过文件，翻了翻，在签名处龙飞凤舞地签了自己的名字。递回来的时候他多看了我两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让我很不自在的好奇。

“你是本地人？”他问。

“嗯，城西的。”

“二十几了？”

“二十五，”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下个月就二十六了。”

他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我拿着签好字的文件几乎是逃出了那间办公室，心跳快得像擂鼓。我在电梯里看着镜子里自己红透了的脸，暗暗骂自己没出息——长这么大了，到了见个陌生男人还脸红的程度。

往后的日子里这种“脸红”反复发作。因为审计工作要持续几个月，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去明远集团跑一趟，有时候送文件，有时候核对数据，有时候参加项目会议。每一次去都躲不开要跟赵明远打照面，那个男人的目光像是长了牙齿一样，总能在人群中精准地把我咬住。

那段时间事务所里就开始有了风言风语，说“明远集团的赵总对咱们周晚晴有意思”。我当然是全盘否认的，但心里那点小鹿乱撞的感觉骗不了自己。我开始在每次要去明远集团之前花更多的时间收拾自己，换几套衣服才满意，涂个唇釉都要反复调整好多次。

那年中秋节的晚上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事务所的领导在明远集团旗下的酒店包了个厅搞聚餐，我本来不想去——我这种小喽啰在这种场合也没什么存在感，去了也是一个人坐着喝饮料。但组长非拉着我，说这次的审计项目咱们部门做得好，领导点名表扬，大家都得去。

那天赵明远也出现在聚餐现场，毕竟是他家的酒店。他穿着一身深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人群里格外显眼。他端着酒杯轮流跟各桌敬酒，走到我们这桌的时候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

“周小姐，”他叫我，“还喝饮料呢，不来一杯？”

我摇了摇头，“我不会喝酒。”

“那吃块月饼吧，”他冲服务员招招手，“酒店今年的月饼味道不错，给周小姐带两个回去尝尝。”

我当时真觉得这不过是客套话，谁知道聚餐快结束的时候，服务员真给我提过来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里面有四块月饼，还有一个保温杯和一把折叠伞。礼盒上印着明远集团的logo，看起来值不少钱。

聚餐结束后我提着礼盒走到酒店停车场取车，深秋的夜晚凉意袭人，今年的第一阵寒流刚刚席卷这座江南小城。我刚走到我那辆小破电动车旁边，还没来得及把礼盒放好，就听到身后有人叫我。

“周晚晴。”

我转过身，赵明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身后，手里拿着自己的车钥匙。

“还没走呢，赵总？”我有些尴尬地跟他打招呼。

“我也刚结束，”他看着我和那辆小破电动车，“你现在回去？要不要我送你一程？今天晚上太冷了。”

“不用不用，我骑电动车就行了，”我连连摇头，“没多远的地方，十来分钟就到了。”

他没强求，站在那里看着我用电动的打火，可那该死的天气太冷了，冻了一晚上的电动车启动不了，马达空转了几声就没反应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反复打了几次火都没用，脸都红了。

赵明远站在旁边看了十几秒，终于忍不住低声笑了：“周晚晴，上车吧。电动车就放这儿，明天我让人给你送到你们事务所去。”

我最后还是上了他的车。

他的车是一辆黑色的奥迪，里面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车载香水的气味是淡淡的木香，和窗外萧瑟的秋风隔在玻璃两边。他开着车送我回城中村，路上两个人谁都没说话，车载收音机里放着一首不知道名字的英文歌，旋律很好听但听不懂歌词。

到了城中村的入口，那窄窄的巷子连三轮车都进不去，更别说是轿车了。我让赵明远在巷口停下，说了声谢谢就想下车。

“周晚晴，”他在我身后喊住我，“你是不是一个人住？”

我顿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说实话。转念一想我们都离婚好久了，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嗯，我一个人住。”

“你没结婚？”

“结过，离了。”我的语气很平静。

他没说话。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表情，眉头微微皱着，嘴唇紧抿，像是在想什么事情。安静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了一句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

“周晚晴，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赵明远那句话。再找一个人？一个身家过亿的富豪对我说这种话，是几个意思？我想了一整夜也没想出答案。

三

中秋过后我对赵明远的暧昧态度已经越来越确定了。

他开始在周末给我发消息，问我要不要出来喝杯咖啡。我开始还能找理由拒绝，但这个理由用得多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敷衍。他是个很聪明的男人，心思细腻，知道怎么把一个女人的防备一层一层地剥下来。

那时候快过春节了，事务所放了假，我一个人回了趟娘家。我妈知道我离婚之后一直愁得茶饭不思，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都怪妈把你生得不好了，让你过不上正常女人的日子”。每次听到这话我都心里堵得慌，但还是得笑着安慰她说没事，以后会好的。

在娘家的第三天晚上，我接到了赵明远的电话。

“周晚晴，过年了，给你拜个早年，”他的声音隔着手机传来，带着笑意，“你现在在哪？”

“在我妈家，在城西这边。”我压低了声音，怕被我妈听到。

“城西？那正好离我不远，我在城西这边有个项目，这几天都在考察，”他顿了顿，“明天有空吗，我想去看看你。”

他这么一说我倒紧张了。我还没把跟赵明远来往的事告诉我妈，毕竟以我的条件，跟一个亿万富翁来往这种事情说出来谁信？我怕我妈以为我被人骗了，更怕她知道真相后失望。

可赵明远第二天大年初二真来了。他开着一辆低调的白色奔驰，后备箱里塞满了高档烟酒和保健品，大包小包的东西堆了一地。我妈开门看到这一幕眼睛都瞪大了，嘴巴张了合合了张，半天没说出话来。

“阿姨，过年好，”赵明远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我是晚晴的朋友，今天特意来给两位老人家拜个年。”

“哎哟我的天，快请进快请进，”我妈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把他往里迎，“这孩子的朋友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家里什么都没准备啊！”

我爸从厨房探出头看到这一幕也愣住了，老两口对视一眼，谁都没搞懂这是哪一出。我这个小城普通家庭的独生女，一向没有什么有钱的朋友，突然冒出这么一号人物来，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吃饭的时候我妈给我使眼色使了好几回，我去厨房帮她端菜的时候她压低声音问我：“这人谁啊？多大岁数了？做什么的？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一个客户，就是我们事务所之前做审计那家公司的老板。”我只能这么搪塞。

“老板？看着岁数不小了，该有四十了吧？”

“三十七。”

“比你大一轮呢。这孩子结过婚没？”我妈继续盘问。

“不知道，”我咬着嘴唇，“妈你别问了，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没别的关系。”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大过年的跑家里来拜年，拎这么多东西？”我妈一脸狐疑。

我无话可说了。因为我也不确定我们算不算普通朋友，赵明远从来没有明确表白过，但那些暧昧的暗示、那些关心的举动，又远远超出了普通朋友的界限。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让我心里没底。

那顿饭吃得表面愉快实则暗流汹涌。

赵明远跟我爸喝了好几杯酒两个人聊得十分投机，从酒聊到菜，从菜聊到房地产，从房地产聊到社会形势。我爸还没退休之前是个乡镇企业的普通职员，一辈子没见过什么世面，但跟赵明远聊起来倒没什么隔阂。

“小赵，你们房地产现在好不好做？”我爸给他倒上一杯酒。

“这两年不太好做，但总体还能运转，”赵明远笑了笑，“我们本地企业比那些大房企还是要踏实一些，步子迈得没那么大。”

“你今年三十七？”我爸问道。

“是的，叔。”

“三十七了，成家了吧？”

桌上安静了两秒。我在桌底下拽了拽我爸的衣角，但他没理我。

赵明远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顿了一下才说：“还没成家。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忙生意，耽搁了。”

“三十七在家里也不算大，晚婚晚育正常的，”我妈接了话茬，笑得意味深长，“事业有成最主要，这不比那些小年轻强多了？”

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

当天晚上赵明远告辞之后，我妈拉着我的手把我拽到房间里严肃地开了个会。她说这人不简单，要我小心着点，但听口气又充满了希望——这么一个有钱的城里老板，看起来人还不错，如果真能处成对象，我这个“有病”的女儿说不定能有个好归宿。

我妈的话还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我哭着说：“妈，你别想多了，人家那么大个老板，凭什么看上我？我的事他又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的情况，肯定跟张建国一样！”

我妈叹了口气，轻轻拍着我的背，过了好一会儿才问：“他知道你离婚的事吗？”

“知道。”

“那他怎么说？”

“他什么都没说，就说‘没关系’。”

我妈沉默了。

我跟我妈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难以言说的东西——那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希望，像冬天在炉子里捂着一盏蜡烛的火苗，怕风把它吹灭，又怕自己把它捂熄了。

春节后赵明远来找我的频率越来越高，某一天下午他就直接问我能不能做他的女朋友。

那天我们在一家商场的天台上喝咖啡，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洒下来，整个城市的屋顶像一片灰色的海，海浪是水泥浇筑的，听起来倒是很宁静。

赵明远坐在我对面用吸管搅着杯子里的冰拿铁，冰块碰撞在一起发出细碎的声响。他没有看我，而是望着远处正在施工中的一片高楼地基。

“晚晴，”他忽然转过身来看着我，目光沉甸甸的，“你做我女朋友吧。我是真心的。”

这话来得太突然，我手里的咖啡杯差点没拿稳。

“赵总你开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他的神情非常认真，认真得不像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在表白，“周晚晴，我想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结婚凑合过日子，不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我就是喜欢你。”

我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然后忍不住笑了：“大哥，我才二十六，你比我大一轮，你又是有钱有势的大老板，你什么女人找不到，缠着我这个小会计干嘛？”

他苦笑着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你要是觉得我在开玩笑你可以慢慢考虑，我等你。”

“那我要是认真考虑完也没答应呢？”

“那我就接着追呗，”他挑了挑眉，“周晚晴，我知道你觉得我赵明远是在闹着玩，但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我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被他这副赖兮兮的样子弄得又气又笑。

那天之后我确实动摇了。我开始认真地审视这段关系，认真地想我和赵明远之间的可能性。他比我大十二岁，他有数不尽的财富和资源，而我只是一个离过婚、有不孕之症的小城普通女人，我拿什么和他匹配呢？

可赵明远一点都不在意这些。他继续约我吃饭，约我看电影，约我去郊区的农家乐钓鱼。他像一块牛皮糖似的粘着我不放，我推也推不掉，拖也拖不走。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坐在江边的长椅上，晚风吹过来带着早春暖融融的温度，江面上有轮船走来走去，汽笛声呜呜咽咽的，像谁在远方吹号角。

“赵明远，”我扯着自己的裤腿，低着头，“我有件事要提前跟你说清楚。”

“说吧。”

“我天生就不能生孩子。医生说我的卵巢发育不全，子宫环境也不好，自然受孕的概率几乎为零。做试管婴儿的希望也不是很大。”

赵明远没说话。冬天的江风吹着他的头发，城市的光在他的眼睛里闪烁不定。

“所以你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来找我，那你就找错人了，”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神坚定而绝望，“我不想再经历一次被嫌弃的感觉了。如果你接受不了这件事，那我们现在就到此为止。”

赵明远看着我的眼睛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我的手拉过来握在他温热的掌心里。

“晚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自己的孩子，”他的声音低沉得像是从深渊里浮上来的，“但比起你说的这个理由，我更想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风雨。你不能生育，那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我检查过，医生说我的精子活性极低，生育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我整个人僵住了。

原来我们两个不是两块互相吸引的磁铁，而是两块残缺的铁片因为彼此的温度和重量拼合成了一张完整的拼图。两个被命运判了“死刑”的人在这座小城里不期而遇，彼此治愈，互相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