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东京审判作出重要贡献的两位民革先贤

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暴行的法律清算，以法理和正义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其成果值得人类文明和有良知者的永远珍惜、铭记。

在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团队中，也有一些民主党派先贤参与和亲历其中，本文介绍的两位民革党员向哲濬、周锡卿就是其重要代表。为充分尊重历史真实，本文作者查阅了大量档案史料，其中有部分内容属首次披露。

本文为本报独家刊发，敬请关注。

2026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经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告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甲级战犯在日本东京进行审判。1946年5月3日，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庭审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南京大屠杀等反人道罪行被公之于众，充分揭露并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

东京审判是公理与正义的重大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定论捍卫了二战的胜利果实，清算了侵略历史；东京审判丰富了国际法实践，从法理上划分了战争与和平的法律边界；东京审判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成为地区和平得以维系、历史正义能够彰显、人权得到尊重的重要标志。在长达两年半的艰苦庭审中，中国团队克服千辛万苦、据理力争，终于使28名战犯均受到了惩罚，其中7名被判处绞刑，其余则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2025年8月29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第一场记者见面会召开。5位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介绍了对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认识，以及对弘扬抗战精神的深入思考，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出，二战胜利之后有农工党党员经历了东京审判，并且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路简要介绍了农工党老一辈的党员、担任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的裘劭恒同志亲历的这场正义审判。据现有资料显示，参加东京审判的17人中国团队中，有2位后来加入了民革——向哲濬、周锡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也有资料写作向哲浚，濬通浚）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同中国法官梅汝璈居于核心地位。这段为国家、民族作出不朽贡献的经历也是民革的光荣。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前排左起：桂裕（顾问），倪征燠（顾问），向哲濬 ，吴学义（顾问），郑鲁达（翻译），张培基（翻译）；后排左起：周锡卿（翻译），刘子健（秘书），杨寿林（法官秘书），鄂森（顾问）。（高文彬摄）

就学从政的简要经历

向哲濬与倪征燠在东京的住处庆祝胜利

向哲濬（1892—1987）原名向哲文，字明思，湖南省宁乡市金洲镇全民泉塘向家塅（原宁乡全民乡泉塘向家塅）人。根据向哲濬本人填写的履历表，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预科，1917年9月进入美国耶鲁大学，1920年7月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向哲濬和在美留学生一道，通电正在巴黎的中国政府代表陆徵祥，强烈抗议在和约上签字。1920年8月-1921年7月以及1922年8月-1923年11月期间，他在耶鲁大学攻读法科。期间1921年8月-1922年7月他休学一年，原因是华盛顿会议期间从事留美学生会工作。1924年2月-1925年2月，他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法科，最终获得法学士学位。

1925年向哲濬回到北京。因为在美国认识蒋梦麟的缘故，得以在北京大学担任英文讲师，聘期两年。民国时期，大学教师通常“多点执业”。比如同一时期，交通大学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留美的查良钊聘请向哲濬教授国际公法；河北大学代理校长周学章也登门聘请向哲濬在保定的河北大学教授罗马法、行政法。在北京期间，向哲濬还于1926年1月-10月兼职于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担任秘书职务。著名外交家王宠惠亲自面试向哲濬，还邀请他随同出席国际会议。王宠惠很赏识向哲濬，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结束运行后，又邀请向哲濬到自己领导的督办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担任文职，这段任职时间为1926年11月-1928年6月。当时教育界变动很快，河北大学停办，交通大学每隔数年才有国际公法课程，所以向哲濬离职南下。

到南京后，因为王宠惠的推荐，向哲濬1928年8月-11月先在国民政府司法部，后因为机构改革于1928年11月-1932年12月在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担任秘书职务，负责文牍及交办事件。期间，1929-1930年在王宠惠担任院长的司法院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担任委员，1932年2月-12月，接受兼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也作罗文翰）邀请，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担任秘书兼条约委员会委员。1932年12月-1933年9月，在罗文干的力荐下，任江苏省吴县地方法院院长。1933年9月-1941年12月，得益于罗文干的关系，担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和在北京期间一样，1928年10月至1931年7月，他在中央大学法律系担任法理学教授，后因在司法机关的工作繁忙而辞职。

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向哲濬先后在司法行政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最高法院湘粤分庭检察处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10月，向哲濬被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年底旋即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调派，担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由1946年2月工作到1948年12月。1948年底，向哲濬从日本抵南京，此时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已成定局，他拒绝了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的任命，也没有去台湾，留在大陆后来加入了民革。

周锡卿（1915—2004）原名周世正，字仲瀛，祖籍宁乡东湖塘镇许家坝村，父亲是同盟会元老周震鳞。1930年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预科、本科，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36年9月-1938年1月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系，1938年2月-7月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终学位是经济学硕士。

国共合作抗战起，周震鳞便嘱咐次子周锡卿尽快回国。1938年夏天，周锡卿回国后，因为父亲周震鳞的社会关系得以进入湖南省政府工作。1938年10月-1940年6月，先后担任公路局科员、抗战统一委员会设计组副组长、长沙行署秘书、省政府专员职务，先后兼任国民日报经理等职务。1940年-1945年间，担任湖南省桂东县、汉寿县、湘乡县县长，以及湖南省干部训练团区县训练指导处处长。

1945年12月，向哲濬被委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举荐裘劭恒（后来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为检察官秘书、方福枢为法官秘书。次年，为了进一步收集日本侵华罪证，选拔了一批翻译，包括高文彬、杨寿林、刘继盛、郑鲁达等，周锡卿也在其中。周锡卿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时间为1946年5月-1947年2月，随后经过招聘就任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从事经济组专员、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技术专员，在朱世明、商震等领导下工作。

中国检察官团队打赢法律战

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首次发言驳斥乔治·山冈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各盟国需推选检察官与法官出席审判。中国历经14年抗战，山河破碎，百废待兴。受命赴日的中国代表团规模之小，令人扼腕——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仅17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70余人，美国代表团百余人，而由日籍和美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更是高达130人。

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Chief Prosecutor Joseph Keenan

Photo Credit: Nutter U.S. Army Signal Corps

Harry S. Truman Library & Museum.

1946年4月29日，是国际检察局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的日子。东京审判实行“首席—陪席检察官”制度，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名的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担任首席。向哲濬领导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理所当然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向哲濬之子向隆万说：“父亲晚年曾回忆道，起诉书列举了55项罪状，其中与侵略中国有关的就有44条之多。大量人证物证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中国检察官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正如向哲濬在电报中所言“人少事繁”。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的研究，一方面，庭审大量案件涉及中国，而在战火初平的中国搜集和制作符合法庭要求的书面证据存在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开庭前和开庭初期是检察官团队工作最为吃重的时候，但最初只有向哲濬和秘书裘劭恒两人。

检察官团队在关键的法律问题上取得了两场胜利。第一，罪行的起始时间界定问题。有人主张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算起，向哲濬等人据理力争，主张将罪行的起始时间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15国共同签署的《非战公约》作为重要法理依据，将起诉起始时间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这一关键定性，不仅为中国漫长的抗战史正了名，更为整个东京审判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第二，甲级战犯名单问题。1946年2月7日，向哲濬抵达东京当天，便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其中，土肥原贤二的主要罪行是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曾因证据不足而未被列为被告人。正是由于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努力和坚持，才把对这个特务头子及日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控诉争取到由中国检察官负责。

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极度依赖证据与法庭交叉质证。唯有将确凿的证据呈上法庭，才能让战犯服法；唯有经得起对方律师的反复质证，才能让历史不容篡改。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投降前后严令销毁侵华证据，中国老百姓也缺少保留证据的意识和条件。加之时间匆促，寻找和举证非常艰难。1944年成立的“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积累了海量侵华日军在华战争罪行证据材料，但多不符合英美法庭的质证格式与证据链要求。国际检察局不得不专门来华进行补充调查，而中国检察官团队则承担了繁重的翻译、整理、格式转化与逻辑重构工作。比如周锡卿担任中国检察官翻译期间，在东京的宿舍里几乎足不出户，日夜伏案，成功挖掘出日本军部严禁士兵回国后谈论在华暴行的密令，并在法庭上公之于众，有力戳穿了辩方律师“日军纪律严明、未犯暴行”的谎言。另外一名翻译高文彬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室中日夜翻找，终于在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发现了一份剪报，标题为《百人斩杀人竞赛》，上面赫然刊登着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砍杀中国平民数量进行“竞赛”的照片。

向哲濬舌战法庭

1948年2月24日，中国陪席检察官向哲濬在法庭上宣读被告板垣征四郎案件的总结陈词

证据的搜集只是第一步。在跨国辩护律师团的“围剿”下完成举证、陈词与讯问，是对检察官实战能力的终极考验。根据庭审记录，中国检察官团队有5名成员在法庭上发言。其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有20次讲话，中国检察官顾问倪征燠有16次讲话，在庭审记录中分别占306页和626页之多。

1946年5月14日，日本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日本战犯作无罪辩护，声称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向哲濬当即举证反驳：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百万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七七事变”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让无数无辜平民死于非命。他用铿锵有力的口气反问：“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曾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却被向哲濬、倪征燠等在3天时间里诘问近500次，其颠倒是非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读最终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另有1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中国代表团以严谨的法理、翔实的证据、坚定的信念，在人类司法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印记。

法律的胜利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建立在国家实力与民族尊严的基石之上。倪征燠先生曾将东京审判形容为一场“殊死之战”，向哲濬也曾说过，他们检察官团队“昕夕从公，未敢懈怠”。这些参与东京审判的前辈，家国情怀是融在血液里的。经此一役，向哲濬、倪征燠的友谊也进一步巩固。后来，向哲濬评价倪征燠“法学优长，办事能干，我和他共事廿年，深得切磋观摩之效。”

光荣的民革家庭

向哲濬是周震鳞的女婿，周锡卿是周震鳞的次子。周震鳞（1875-1964），字道腴，湖南宁乡人。1902年，与黄兴共同毕业于两湖书院。1903年11月，与黄兴、陈天华、张继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湖南支部长，追随孙中山、黄兴，为推翻清朝腐败统治而奔走。1905年徐特立成为周震鳞破格录取的学生。1911年10月22日长沙光复后，避居宁乡的周震鳞扶病至长沙，11月3日在长沙金盆岭召集新旧两军开会，他代表同盟会和黄兴号召团结，宣传革命，充分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

抗战期间，周震鳞与于右任、居正、程潜等往来甚密。相谈之间，提到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以及民生疾苦，国事日非，周震鳞即怒骂不止。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37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国民政府，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政权。8月7日，周震鳞与唐生智等104人联名发表通电，积极响应。周震鳞的族侄周世钊是毛泽东的好友，自然周世钊也常常把周震鳞从事的革命活动向毛泽东提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批示湖南省委请他们派人护送周震鳞进京。抵京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欢迎周震鳞，在场的有刘少奇、李济深、章士钊、王季范、邵力子等。毛主席紧握周的手，欢迎他的到来，大声说：“您老人家真健旺，还有蛮大的劲啊！”然后又风趣地说，徐特立是我的老师，道老（周震鳞字道腴）是徐特立的老师，这么一说，道老可算是我老师的老师，是我的祖师了。毛泽东请周震鳞与其他民主人士要加强联系，多做一些原国民党人士的工作，为统战事业尽一份力，并挽留周在北京定居，把家搬来。周家举家北迁，从湖南移居北京，住在东单水磨胡同16号。

周震鳞加入民革后，担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按照政协和民革历史研究工作的安排，周震鳞写了一批回忆文章，经常发表对台广播讲话，撰写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他1956年撰写的《爱国侨胞应尽的责任》一文中，向海外侨胞讲述了自己晚年所受到的优厚待遇和愉快心情，提出了“早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的建议。1964年春节后，老人患肺炎住进北京医院治疗，医治无效，于3月28日清晨4时病逝，享年90岁。民革中央时任副主席张治中、程潜、熊克武等都送了花圈。周震鳞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向哲濬大约在1954年前后加入民革。向哲濬之妻周芳（1909—2002）是周震鳞的二女儿。向哲濬和周芳结婚时，介绍人是章士钊先生，证婚人是程潜先生。1949年2月，向哲濬被上海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聘为教授。1952年10月，由华东教育部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兼任教授，1956年8月起专任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1958年，调上海社会科学院。1960年，任上海财经学院英文研究室主任，直至1965年退休。1987年8月，向哲濬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2002年，周芳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周锡卿1954年回国定居，曾得到何思源先生（何鲁丽的父亲）帮助。1956年加入民革，就编入何思源所在的民革支部，每月一次支部开会就在周家的东单水磨胡同16号四合院里。这段时期，谢冰心、吴文藻夫妇对周锡卿的帮助也较大，冰心夫妇比周锡卿早一年从日本回国定居，把回国时的体会、经历都和周锡卿分享，帮助他更加深刻认识到祖国的巨大变化。在交通部工作的民革成员唐鸿烈（湖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唐伯球的长子、曾任原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详细介绍了民革和其中成员的进步情形，使周锡卿感到“予我很大启示”。著名无党派人士、曾任国民党长春市长的赵君迈也是周锡卿的好友，多次鼓励周锡卿“多运动、保持革命的乐观精神”。周锡卿长期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主要译著有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井上靖的《日本现代史》《日本妇女史》等。1992年，周锡卿获国务院“早期回国定居做出贡献”专家津贴。晚年，周锡卿担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民革中央顾问、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市民革“四化”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参事等职。2004年3月16日，周锡卿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震鳞长女、周锡卿的长姐周世贤（1907—1988），字芷斋，曾用名芷，是一位书画家，民革党员。周锡卿的儿子周用和加入了中国致公党。

作者 _ 项汾舫

审核 _ 李可

监制 _ 周福志

本期编辑 _ 李筱 李艳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