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最近“第四权”这个词再度走红，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纷纷讨论，为什么国内有些媒体和自媒体，总是显得那么“抽象”？
有人直言，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背后，藏着比表面看到的更深刻的根源。
所谓“第四权”，是个外来概念，指的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舆论监督力量。
它通常指代非官方的媒体，承担着监督公共权力、传递民众声音的职责。
但观察中国的实际情况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许多标榜自己践行“第四权”的“赛博国师”们，拼命想被体制认可，获得某种权力，却往往得不到理睬。
最终，他们大多走向两条路：要么转向对立面，要么沦为纯粹的情绪发泄工具，这种现象的根源，深埋于两千年的历史教训中，而非简单的“民众信任政府”。
2000年前的汉朝：第四权雏形的致命反噬
严格来说，中国对第四权的运用雏形，从汉朝就已经开始。
当时汉朝面临一个西方至今都没解决的难题：用大政府模式管理超大规模国家。
大政府的核心是责任无上限，从抵御外敌到年轻人不婚不育，只要没做好，百姓都会把矛头指向政府。
可做事就会挨骂，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
再加上当时生产力和管理技术落后，很多本利于民生的事也可能因操作不当激起民怨，比如秦修长城、隋挖运河。
汉朝摸索出“霸王道杂之”的解决方案：先用能做事的官吏，哪怕不择手段也要把必须做的事做成。
比如汉武帝，哪怕民怨沸腾也要出兵灭匈奴，只为换取万世之功，至于民间产生的民怨，就交给儒生去安抚。
儒生有两个核心职能：一是监督官吏，防止他们借施政之机搞过分的事情；二是通过教化，把百姓的信任转移到政府身上。
这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行使第四权。
但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
古代的知识分子也是精英阶层，他们不追求钱财，却极度渴求名声，放在今天就是追求流量。
而民间的批评，永远比赞扬更容易收获流量，到最后只有极端的意见领袖才能脱颖而出。
刻意诋毁、恶意抹黑成了博眼球的捷径，像桑弘羊这种真正做事的官吏很容易被“大V”搞臭，再被政敌趁机整死。
西方现在的极端动保、环保那套操作2000年前咱们早就经历过了。
更致命的是，儒生会截留民间的信任，把自己的名声转化为仕途上的权力。
汉朝的察举制，刚好给了他们这样的通道，最终，顶流“大V”王莽出现，并在公元9年篡汉称帝。
王莽新政用2000万人的生命证明：获得第四权的人只会批判，不对现实负责；只会夸夸其谈，没有治国能力。
这种无责任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王莽称帝后的各种乱政，对国家和百姓的伤害比战争还要巨大。
喊口号和真正做事，完全是两码事——嘴上喊着分配公平、给富人加95%的税听起来十分解气。
可具体怎么执行？不及预期该怎么调整？出了意外该怎么应对？这些实际问题，直到现在也没哪个第四权“大V”能正面回答。
外儒内法：断了第四权掌权的根基
王莽的教训让后世统治者警惕。
既然第四权掌权会出大问题，又不能没有监督纠偏的力量，后世便摸索出“外儒内法”的逻辑。
这套逻辑从根源上断了国内第四权效仿西方、获取权力的念想。
“内法”指的是官员必须会做事、有政绩，完全符合绩效论；“外儒”则指官员还要能教化、安抚百姓。
隋唐之后，科举制取代了察举制彻底堵死了意见领袖靠博眼球上位的路径。
这套筛选机制对官员的要求极高：不能做事是没能力要被撤职；被百姓骂也是没能力同样要被撤职。
筛选出来的官员比那些只会骂人的意见领袖强太多，渐渐消灭了西方那种“第四权获得超然权力”的群众土壤。
这并不是说民众会无条件信任政府，网上对政府的质疑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是大家都明白，绝大部分的执政者也比只会找茬的“大V”靠谱——只会喊口号的人，可能连一只猫都养不活。
外儒内法把安抚权和行政权绑定，要求官员对绩效负责，解决了第四权绝对腐败的问题但也存在明显硬伤。
监督权和安抚权都与政府绑定，容易出现过度集权，监督纠偏的作用被削弱；而且本质上还是精英行使监督权，两个精英群体很容易同流合污。
比如明朝的东林党，邀清名十分积极真正做事却一塌糊涂。
先锋队逻辑：把监督权还给每一个人
历代王朝在兴废中不断轮回，直到新中国引入先锋队逻辑这种局面才真正得到好转。
这里的先锋队不是单指党员，而是整个国家作为广义上的先锋队。
民众被迫把监督权外包给知识精英的底层逻辑是知识垄断，那我们就把历史、地理、政治这些曾经的“帝王之术”纳入义务教育，让全民从小就掌握相关知识。
国家作为先锋队启蒙民众，再让被启蒙的民众反向监督政府。
外儒内法下的政府，只要勤政再加上能忽悠民众就行；但先锋队体制下的政府，还要启蒙民众，让他们不容易被忽悠能给自己找茬。
这样一来，执政难度直接拉到了地狱级。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见证”，从庙堂到江湖，全民对政治和国家管理的理解从小学就开始积累。
这种认知深度和其他国家不在一个维度，内网的“抽象选手”放到外网都算是人间清醒。
政府不会刻意处理那些阴阳怪气的意见领袖，这本身就是自我监督、自我纠错的一种手段，但那些想效仿西方第四权的“赛博国师”注定会失望。
在中国，意见领袖可以赚名声、赚大钱，但绝不能染指权力——这不是民众无脑信任政府，是2000多年用人命换来的惨痛教训。
可惜看懂这个道理的“大V”不多，他们要么因爱生恨，刻意诋毁国家和政府，最终沦为反贼；要么放弃理性思考，成为失败者的情绪发泄工具。
这种想效仿西方却求而不得的欲求不满，才是国内各路“第四权”相关主体显得“抽象”的真正原因。
历史不是简单的轮回而是经验的沉淀。
两千年的试错告诉我们，有效的监督永远不能外包给一个不对结果负责的群体。
真正的进步源于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也源于每一个被启蒙的公民清醒而审慎地行使自己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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