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太狠了，扣着巴勒斯坦钱不放，140亿谢克尔够建多少学校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金融扼制，是定居者恐怖主义的孪生体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深陷债务泥潭。这两者都是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领导层所发动的经济与心理消耗战的一部分。

以色列每个月都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手中窃取数亿谢克尔。这些钱包括：运往巴勒斯坦、经由以色列港口通关的进口商品关税，以及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出售的燃料、香烟和水泥所征收的税费与关税。按规定，以色列本应将这些收入移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财政部门官员，但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这笔钱存进某个以色列账户。

被窃取的资金目前已累计约140亿谢克尔，约合48亿美元。对这个“高科技国家”来说，这或许只是小钱。它用一枚精确制导炸弹，就能在几秒钟内摧毁黎巴嫩人、伊朗人和巴勒斯坦人几百年建立起来的东西。谢天谢地，以色列还有很多炸弹。但这笔钱对于实现我们的目标至关重要：无论总理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还是纳夫塔利·贝内特，都要在河海之间建立绝对且排他的犹太统治。这笔钱未必会让以色列更富有，但扣住不放，足以让巴勒斯坦家庭和整个巴勒斯坦社会更加贫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深陷债务泥潭，欠着银行、商品和服务提供商以及公共部门雇员的大量债务。

与过去不同，这一次，农业和在以色列务工都救不了巴勒斯坦经济，因为以色列下令禁止了这两条出路，或几乎完全禁止。拉姆安拉市中心的一处市场。以色列正在扼杀当地经济。窃取巴勒斯坦人的钱，是以色列最古老的“行当”之一，多年来只是不断变换形式。这一次，是在官方层面展开的大规模、有组织、公开化掠夺，而且赃款每个月都在增加。窃贼不戴面罩，不开一枪，也不需要破解保险箱密码。

因为保险箱本来就在他们手里，他们想什么时候伸手进去拿都可以。被掠夺的，是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收入。教师、医生、维修工人的工资，药品采购，学校建设，当然还有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人员的薪资，都要靠这笔钱支付。而恰恰是这支安全部队，经常得到以色列军方官员的称赞。后者称其在维持约旦河西岸“平静”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那里每天都有军事突袭，其中一些还造成致命后果；尽管每天都有持武装的犹太平民发动袭击；尽管贫困和失业还在加剧。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财政收入的掠夺，分三个阶段推进。这三个阶段也显示出司法改革的推进轨迹：围绕这一问题的决定，越来越集中到单一权力主体手中，议会和法院都不再参与。最早提醒我注意这一点的人，是经济学家穆阿亚德·阿法内赫。他是巴勒斯坦财政部顾问，长期以来一直警告局势的严重性。第一阶段发生在2018年。当时，是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决定没收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放给巴勒斯坦囚犯、前囚犯及其家属，以及死者家属的工资和津贴大致相当的资金，而这类支出每天都在增加。

当时也有辩论，结果其实早已注定，但至少表面上还保留了一个尊重权力分立的程序。这项法律从2019年开始实施。2023年10月，内阁决定扣押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划拨给加沙地带金额相当的财政收入。其中大部分是发给那些传统上反对哈马斯的家庭的津贴。也就是说，这笔钱主要是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公共部门雇员的，他们大多忠于法塔赫，并按照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命令，自2007年起停止工作，直到退休。

这笔金额还包括：为加沙地带居民在境外和约旦河西岸接受医疗所支付的费用，以及约1500万立方米饮用水的费用。战争初期，以色列一度关闭供水，在遭到国际批评后，才向加沙供水。这些水远远无法满足当地人口需求，而且由于管道受损、坦克持续摧毁基础设施，究竟有多少水真正到达配水站，也不得而知。但这里最关键的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这些水向以色列付款。

2025年11月，定居者在纳布卢斯附近的拜塔袭击巴勒斯坦农民、记者和外国活动人士。到了2026年5月，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又凭一己权限决定，在完成所有扣押、并扣除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出售服务的相关费用之后，库中剩余的所有资金也一并扣押。这样做，是为了惩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向国际机构申诉，要求制止种族灭绝，并要求以色列遵守法律。这三个阶段表明，集体报复的冲动没有上限。

对巴勒斯坦财政收入这种有组织、系统性的抢夺，与那些虔信上帝的定居者恐怖行为如出一辙。两者都是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领导层所发动的经济与心理消耗战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一场使用炸弹、酷刑和监狱饥饿政策的消灭战争。

这场消耗战有两个臂膀：一个是官方的、政府的臂膀；另一个则近似海盗武装，也就是定居事业的恐怖军队。两者目标相同。官方臂膀用法治和打击巴勒斯坦人反抗占领的名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那个近似海盗的臂膀，则公开且毫不避讳地谈论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这片土地。这正是财政部长“决定性计划”的第二阶段，只不过他用了一个更委婉的说法，称之为“自愿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