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叛徒，没有价值后被敌人枪决，临刑前却大喊：共产党万岁

1951年2月10日，重庆雪线尚未消融，歌乐山刑场冷风穿骨。行刑队列中，冉益智被反绑双臂，脚步踉跄。突然，他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四周一片愕然，随后枪声骤然响起，山谷回荡着回声。这一幕，成为许多人眼中最讽刺的结局——一个以出卖同志换取苟活的人，在生命最后一刻高唱“忠诚”。

时间拨回到1947年盛夏。抗战硝烟犹在，国共两党已在暗处角力。重庆，山城狭巷纵横，特务、秘密交通员、学生、工人交织其间。中共南方局着手整合川东地下网络，由涂孝之兼任下川东地委书记，长驻万县。那年，冉益智被抽调进市委，并被任命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会场上，他戴着细框眼镜，眉宇间满是老成，三言两语便博得年轻同志敬重。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老同志”曾在酉阳县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挂名干事，早年就学过特务技俩。

1948年4月的《挺进报》事件爆炸般掀开了风暴。因报纸刊文痛斥官府黑暗，国民党重庆行辕震怒，决意斩断这条“红色喉舌”。16日深夜，多路特务挤进纸厂和印点，版房废纸里尚残留着油墨味。许建业、刘国定等人当场被捕。仅隔一天，冉益智亦在北碚落网。

被押进旅社的那夜，他遭到“夹竹筷”。疼痛像火钻，逼得他翻滚呜咽。带队特务掐着他的下巴冷笑：“开口就活。”冉益智狂点头：“我说，我全说！”这短短一句，为重庆地下党掀开了血腥裂痕。

特务拿到第一份名单，如获至宝。刘国定的名字赫然在列。紧接着，工运骨干李忠良、学生领袖余永安被捕。十几天后，万县再传噩耗，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在街角被擒。涂孝文经不住电刑，反咬同仁，连夜领着特务奔走，江竹筠的住所亦被搜出。十名刚入党不久的青年，在微亮的清晨被推上囚车，铁门合拢，万县地下组织等于被连根拔起。

江竹筠抵达白公馆之前，耳畔已充满鞭梢破空之声。西南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亲自坐镇，屋内灯泡昏黄，照见老虎凳与电刑机。徐远举压低嗓门：“交出组织，就放你走。”江姐直视前方，只抛下一句“我不知道”，再无多言。捣碎的竹签扎进指缝，她依旧紧咬唇，鲜血顺着指尖滴落。一个多月过去，特务两手空空，只留下记录本上一连串作者不明的问号。

此时的冉益智已成“王牌线人”。他带路、签字、指认，一次次站在刑房门口旁观。在白公馆暗潮涌动的日子里，他向宪兵夸口：“把他们全掏空，跟剥葱一样。”然而，1949年春夏战局急转，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捷报频传，解放军逼近长江，重庆已成孤城。冉益智渐觉不安，他的价值随时可能归零。

1949年11月14日黄昏，灯火阑珊的渣滓洞忽然戒备重重。看守踢开铁门，点名转移死囚。江竹筠知道自己再无重见天日之望，换上蓝旗袍与红色毛衣，抚平额前发梢。行前，她对狱友轻声一句：“望大家坚持到底，重庆很快就会解放。”当晚，歌乐山枪声数响，年仅29岁的生命在山风中定格。

与此同时，特务机关开始粉碎档案、焚毁卷宗。冉益智四处打听出路，无人再接他的电话。刘国定躲在重庆郊外，终日惶惶。1949年11月底，人民解放军入城，空荡街巷号角连空，一纸通缉令张贴街头。两人东躲西藏，不到半年悉数落网。

公审设在曾家岩体育场。阳光灼人，数万市民围观。检察官宣读罪状时，冉益智垂首不语，唯在听到“导致江竹筠等烈士遇难”时抖动几下。判决枪决。1951年2月刑车开赴歌乐山，他突然情绪激动，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人群哗然。有人叹息，也有人侧目。枪声响过，尘埃落定。

翻检案卷，人们发现，这位“老资格”在1940年代本可平平常常为党工作。他受过帮助，也曾被信任。却因个人私利，因惧死，堕入无底深渊。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堕落并非一朝一夕。早在华蓥山秘密交通站，就有人察觉他汇报失实、花销无度。组织数次找他谈话，提醒、批评，但他外圆内方，表面谨慎，内心却已摇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苗头，特务施压时才一击即中。

刘国定的走向同样发人深省。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与戴季陶私交甚笃，本可安然度日。可他在经济问题上手伸得太长，挪用公款填补家庭开支，又借贷不成怀恨在心。当个人利益与生死相撞，他先是“只承认是候补党员”，转头就出卖同志。这类人，外表斯文，心底却暗流涌动。正因如此，组织上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口经常强调“成分不重要，立场才重要”。

1948年至1949年，重庆地下党牺牲逾千人，绝非偶然。特务酷刑固然可怖，更致命的却是内部的裂缝。渣滓洞、白公馆里的刑讯，比山城酷暑更炽烈，可仍有数百名共产党员挺立。江竹筠、宋振中、黄昭堂……他们在滚烫的钢鞭、电线缠指间死死咬牙，至死不屈。叛徒的黑影只是瞬间，信仰的火种却由此更加炽烈。

1950年代初，中央有关部门对叛徒问题展开彻底清查，西南地区审理委员会逐案过堂。冉益智和刘国定最终被定性为“自首变节、屡建奇功以弥罪而无悔改表现”，执行枪决。行刑报告称：“枪决后群情激奋，群众愿以热血洗刷汉奸余孽之污。”木讷的文字背后，是难以复原的鲜血和眼泪。

人们好奇：为何在生命尽头，两名叛徒还要呼喊“共产党万岁”？一部分史家认为，这是临死前的求生本能，幻想以最后的喊声挽回局势；亦有人指出，他们曾亲眼见识共产党人以死相搏的坚贞，心底或生愧疚。“喊声”并不能抵偿背叛的代价，却在山城密林中留下讽刺注脚。

抗争时代已远，那些隐秘战线的悲欢聚散仍值得倾听。暗夜之中，有人握紧信仰不放，也有人贪生怕死改旗易帜。历史清账从不遗漏，旗帜的光芒亦不会因人心摇摆而黯淡。重庆解放后，烈士英名被镌刻纪念碑，而冉益智、刘国定的墓碑无从寻觅。风吹过歌乐山，松涛依旧，唯有那声“共产党万岁”飘散在空中，提醒世人：信仰若成交易，终必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