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5月,霍巴特的海风仍带着寒意,港口旁的木质教堂里传出微弱的哀号——那是73岁的楚格尼尼最后一次呼吸。当晚,一名助手对博物馆馆长低声说:“抓紧,别让骨头坏了。”短短一句,决定了这位最后一名纯血塔斯马尼亚人的归宿。
塔斯马尼亚岛本是座孤岛乐园,冰期结束后与澳大利亚大陆隔绝,将近4万年的独立生活让岛民形成极具特色的口簧歌、火石斧和沿海迁徙习惯。因为远离外界,他们甚至未学会制作渔网,靠近岸边便能捕到丰盛鲍鱼,日出打猎,日落点篝火,生活自给自足。可在18世纪末,孤岛失去了天然壁垒——白帆由北而来。
1770年,库克船长在悉尼沿岸插下米字旗;1788年,新南威尔士罪犯殖民地成立;1803年,首批流放犯搭乘“海豚号”渡过巴斯海峡,在今霍巴特摊开行李。从那一刻起,塔斯马尼亚人不得不面对迥异的邻居——铁器、火枪、绵羊,以及毫无休止的土地丈量。
殖民当局要农场、要木材、要矿石,于是绵羊群与袋鼠混杂奔跑,兔子与狐狸被顺手带进岛,原本稳定的食物链被撕开。土著猎场被篱笆分割,井然的迁徙路线被开垦的麦田截断。塔斯马尼亚老人记得,1804年霍巴特河谷爆发第一场冲突,三名妇女遭枪击,只因她们在河边捡贝壳。
暴力很快制度化。1824年乔治·亚瑟取代前任副总督,上任文件里出现“驱逐”字眼。殖民地官报公开发布悬赏:“缴获任何武装土著可领5英镑。”同一年,岛内土著人口估计只剩4000人,再过六年,不足900。那段时间后来被称作“黑战”,可对塔斯马尼亚人而言,这只是无奈的逃亡。
殖民者还带来一种更阴冷的侵蚀——“科学”。人类学兴起,伦敦、巴黎的学术沙龙关注所谓“进化阶梯”,塔斯马尼亚人被扣上“原始活化石”标签。解剖尸骨成了资本与好奇心的交易,研究者甚至向捕猎队按头颅计价支付赏金。1828年伦敦《医学季刊》刊登短讯:“塔斯马尼亚颅骨,两金盾即可购得。”
1830年,传教士罗宾逊组织“黑线”,试图一网打尽并转移土著。当时参加行动的白人超过2000人,携带火枪、猎犬,排成绵延300公里长的人墙。结果抓到的原住民不足百人,却在丛林留下一地尸骨。“黑线”失败后,罗宾逊改口要“保护”幸存者,把200多人带到弗林德斯岛。那片沙洲风浪大,淡水少,食物全靠配给。短短15年,保护区内人口降至11人。
1869年3月,最后一位纯血男性威廉·兰尼病死。夜里,他的棺材刚钉好,数名医生就截走了头颅和四肢,皮肤被剥下制成“对比标本”。同城报纸居然以《珍贵遗骸到手》作标题,行文中透着炫耀。一名护士后来回忆:“他们说这不是偷尸,而是为科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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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格尼尼目睹丈夫被切片,自知结局难逃。她多次请求政府允许火葬,却被拖延。1876年5月她病情恶化,霍巴特政府指派两名助手驻守病房。老人最后的愿望只有一句:“请把骨灰撒进德恩克烈克斯托海峡。”回答是沉默,窗外海鸥哀鸣,木门咔哒锁死。
她的尸体很快被送进解剖室,30余块骨骼被编码,涂防腐剂,接着组装成一具“完整展品”。同年10月,塔斯马尼亚博物馆推出收费陈列,每张门票一先令。广告海报写着:“濒绝人种,世界罕见。”参观者络绎不绝,孩子们好奇触碰指节,绅士淑女为稀有度鼓掌。没人提那条海峡。
随着时间推移,展架换了又换,镀金玻璃柜、旋转回廊、聚光灯都为这副骨架服务。1910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塔斯马尼亚州议会曾讨论移除展品,却因“公众兴趣”被否决。二战期间博物馆因经费紧张售卖纪念册,封面依旧是楚格尼尼的侧影。她被展示足足98年,直到1974年舆论压力巨大,骨骼才被悄悄收回仓库。
回顾这条渐变的时间线,人口从6000到0,仅用了七十多年;文化被连根刨除,却花近百年才肯把标本归还大地。殖民扩张、科学猎奇、利益诱惑交织,塔斯马尼亚人连亡故的权利都被榨取殆尽。一位现代学者统计:1803—1876年间,官方档案明确记载的正式屠杀事件不下115起;而针对尸体的学术“采样”同样不计其数。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塔斯马尼亚政府终于同意将楚格尼尼的遗骨火化,当年4月30日清晨,一艘小船驶向德恩克烈克斯托海峡。海面平静,只留下灰尘般细小的骨灰随浪花消散。负责撒灰的护林员轻声自语:“希望她能回家。”那句简短的话,比百年前木门后的冷漠,来得迟,却也算给历史留下一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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