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8年4月14日拂晓，长春城东关大街的空屋里传出粗暴呵斥，一名被捕的印刷工被推倒在阴湿地面。提灯的人正是保密局长春站处长项乃光。那天的抓捕，城内四千余人被铐，而这只是他在东北最后疯狂的缩影。
军统档案记下，当日长春气温零下二度，寒风卷尘。值得一提的是，冷到指尖的并非天气，而是那个从共产党地下组织走出的叛徒的心。几个月后，随着辽沈战役逆转，他换了平民衣裳逃出城门，留下满地血迹与档案夹。
时间拨回1939年深秋。老河口江面雾气腾腾，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纸材质普通，措辞却异常自信：“本人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愿晤面详谈。”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正是这封信，揭开了中共情报网在第五战区的大裂口。
韦永成起初以为军统设局，因为鄂光旅社本就是特务窝点。他派人暗中接触，确认写信人确有其人，还顶着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一七九师中校参谋主任的外衣。项乃光被接出旅社后，整整三昼夜伏案，把所知情报写成数十万字材料，堪称“知无不言”。
为何叛变？两种说法流传：一说他嫌党纪严，想寻“自由”；一说他怨未婚妻调离延安，感情破裂。史料比对，另一条线更能解释动机——他私携何基沣交给新四军的军饷，惧怕败露，干脆携款投敌。钱袋子的分量，远胜理想信念。
叛变后的项乃光，被戴笠收编进“特种政治研究室”，换了个“金钊夫”的化名，授少将衔，配专车专寓。从重庆到徐州，从鄂北到长春，他负责的永远是同一件事：用共产党叛徒对付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在徐州盯住了何基沣，直接把这位老上级监视到“明升暗降”。
1947年冬，他奉命赴东北，接管长春站。长春战线紧张，他和袁晓轩、马绍周纠集土匪地主，编成“吉黑义勇总队”，混迹警备司令部外勤。短短一年，二百余名地下党员、青年学生遇害，更多联络点被毁。长春市委旧址墙缝里的密码本，就是在那时被翻出的。
辽沈战役打到白热化，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断言“突围徒增伤亡”，项乃光当众破口大骂。10月17日晚，他同李寓春组织小股突围，却碰上解放军火网，无奈退城。次日凌晨，他换平民布衫，用马车混出南门。长春受降小组对此失察，东北局总结：“重要特务项乃光漏网，教训深刻。”
逃到北平，他又甩掉袁晓轩单独南下，1949年底随败军退抵台湾。此后十余年，他先在台南站，后赴香港，仍干着“反渗透”老行当。1975年，台湾当局推行“感化”政策，请他为政治犯开课；听课的李敖暗暗嘀咕：“这算什么人物？”
1992年深秋，原长春市长尚传道赴大陆参加纪念活动，项乃光托其转话：“想回长春看一看。”市委回信两字：“欢迎。”遗憾的是，他再无勇气踏上那片土地。1993年，项乃光病亡台北。墓碑上只刻“少将处长”，没有一个亲友敢提起他的另一个身份──叛徒。
人生如棋，悔不当初四字写来轻巧，落到身上却千钧。项乃光从理想走向背叛，再由背叛跌入惶惶不安，最后连故乡也只敢托人转述。档案不会遗忘，他在老河口交出的那沓密密麻麻的供词，一直静静躺在馆藏里，像一面冷镜，照见人心至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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