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鬼，暗无天日——张集馨日记里的旗人高官们

道光年间，山西有个旗人通判，大字不识一个，却稳稳当当当了十几年官。他脾气暴躁，声名狼藉，还动不动诬告下属。

他的顶头上司张集馨在日记里骂他是“无赖市井，衣冠匪类”。可那又怎样？人家是旗人，照样高官厚禄。

张集馨后来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一堂鬼，暗无天日，不仅政由贿成也。”

翻译：满堂都是鬼，暗无天日，不只是政治靠贿赂成功。他笔下的满人上司们，目不识丁的齐克里诺布、昏庸无能的宝兴、腐败堕落的桂良……

这些人凭什么当官？凭他们是旗人，凭他们有关系，凭大清的制度就是为他们设计的。

张集馨是道光九年进士，二甲第二十二名，入翰林院，起点远高于杜凤治那种举人出身的基层官。他一生在山西、陕西、四川、直隶、甘肃、河南多地为官，从知府做到布政使，打交道的满人上司不计其数。

按说在大清体制内，“首崇满洲”是铁律，旗人天然高汉人一等。旗人整体能力差些，倒也正常。可你做到封疆大吏了，多少得有点本事吧？当不成国之柱石，至少也得有中人之姿吧？

可张集馨用几十年官场经历告诉后人：大清的旗人高官里，偶尔出一个能干事的，已经能被捧成“一代伟人”；剩下绝大多数，是昏庸、贪婪、粗鄙、无能凑成的一锅粥。

先从基层旗官看起，你就知道大清的吏治烂得有多均匀。

张集馨初任山西朔平知府时，手下就有两位满人属官，堪称旗官标配。

一位是同知祥山。张集馨给上司的禀报里用词极委婉：“心地欠明。”翻译成人话就是：脑子不清楚，办事糊涂，不堪大用。

另一位更绝——宁远直隶厅通判齐克里诺布。张集馨毫不客气，直接写他“目不识丁”，字都不认识！他在萨拉齐任上就声名狼藉，性情凶暴，屡教不改。

往上走到省级高官，荒诞更是升级。

张集馨任陕西督粮道时，同城有个满人盐道崇纶，捐纳出身，啥正经学问没有，唯独“工于结纳”。

上下属员被他笼络遍了，上司就吃他逢迎那一套，可一说到公事、例案，他两眼一抹黑，完全不懂。

这人靠着钻营，屡次代理布政使、按察使，还多次署理粮道，纵容家人无恶不作，粮仓亏空一塌糊涂。

等张集馨一走，崇纶直接接了他的肥缺，把烂摊子继续烂下去，后来西北出了大问题，要用粮时傻了眼。

真正触目惊心的，是四川那一任旗人总督天团。

张集馨笔下的宝兴却是：“诸事废弛，而于地方公事，漠不留心。”衙门里管事的、管财的，通通通匪，官府一要缉捕盗贼，盗贼提前就得到消息。

总督一心粉饰太平，下面官员心领神会，瞒报盗案，结果就是盗贼横行，生民涂炭。

就这么一个误国殃民的总督，照样步步高升，位极人臣。

道光二十九年，张集馨在甘肃当布政使。他的顶头上司是陕甘总督琦善。

这人就是鸦片战争里跟英国人签条约、私让香港的“卖国贼”——说起来，他也是个背锅的。张集馨替小旗人背锅，他这旗人大官，是替皇帝背锅。

去见琦善之前，张集馨心里是打鼓的。同僚告诉他，琦善“性情不能和平”，跟他共事“公事宜加倍留心”。

但见了面，聊了几句，张集馨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琦善问他缉捕“啯匪”的办法，他一一作答。琦善频频点头，说：“年来察足下器识才具，近今督、抚恐不多人。”——我看你的器识和才能，当今的督抚里恐怕没几个比得上。

张集馨心里一震。一个旗人老爷，居然这么识货？

后来他在日记里写琦善：“吏治可观，而人总畏其严厉。”“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延接属员，管教子弟，意在从严。”“摺奏不假他人手，诸事得体。”

更惊人的是，他还写琦善“自奉俭约，食贱衣贫，米薪琐屑，从无滥费”。说他在四川时“不但分外之钱一概不取，即向例陋规，亦不收受”，在甘肃时“更可干净”。

一个“卖国贼”，居然是个勤俭节约、不收陋规的清官？

张集馨在书里甚至评价琦善：“一代伟人。”

有人可能会说：会不会是他看走了眼？毕竟琦善赏识他，他自然说好话。

还真不是。张集馨在书里特意补了一笔——时任山东布政使崇恩，也是旗人，也评价琦善是“我国家数十年来仅此一人”。

两个不同背景的官员，不约而同给出同样的评价。这当然不是琦善多么有才，只是矮个子里拔高个。大家见惯了不靠谱的，突然冒出一个能干事的，就觉得是“一代伟人”了。

你看，多么讽刺。整个大清旗人高官集团里，只出一个办事严厉、懂业务、有能力的，就已经是“数十年来仅此一人”“一代伟人”。

不是琦善多好，是其他人太烂。烂到让一个“卖国贼”都显得像个清官。

再看把张集馨坑到革职充军的旗人高官——桂良。

桂良，满洲正红旗，恭亲王奕訢岳父，直隶总督。咸丰三年，张集馨任直隶布政使，因军务受胜保调遣，便被桂良记恨。桂良直接参劾他：“不听调度，滥用帑金”，把他打成“劣员”，最终革职发配。

张集馨对桂良的评价刻薄到极致：“胸中蕴蓄如草芥，口中吐属如市井。”一肚子草包，说话像个粗鄙市井之徒，却靠着身份和姻亲，稳坐封疆。

后来张集馨听朋友说，桂良公开卖官鬻缺，“候补道员的价格是500两银子，部选人员也要200—300两”，明码标价，毫无顾忌。

张集馨路过保定，不得不备礼拜见，送了一堆见面礼。桂良坑过他，所以很谨慎 —— 收了五样，退回三样。姿态做得滴水不漏，贪婪却藏都藏不住。

一个堂堂总督、亲王岳父，治国无能，整人有术，卖缺受贿，堂而皇之。这就是晚清旗人高层的常态。

西北的旗官总督，更是把荒诞演成了闹剧。陕甘总督乐斌，这人尤其荒唐。宗室出身，同样大字不识几个，别的本事没有，就爱秦腔，还抢了手下的仆人老婆，养在衙门里当二奶奶。

总督衙门常年开戏，各级官员必须到场捧场。张集馨一个江苏人，听不懂秦腔，也得硬着头皮去。

更荒唐的是门敬规矩。张集馨按陋规给门子送五十两白银，门子当场拿秤一称，少了一两，直接把银子扔在地上。

张集馨无可奈何，只能再多补十两，才得以进门。总督门子都敢如此嚣张，总督本人是什么成色，不言而喻。

读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规律：在晚清官场，能力不重要，政绩不重要，清廉不重要。

只要你是旗人，有身份，有人脉，哪怕目不识丁、昏庸贪暴、沉湎酒色，照样高官厚禄，稳坐钓鱼台。

张集馨是汉官，他不敢明着反满，也不敢公然骂朝廷，只能在日记里一点点记录这些旗人上司的言行。他不煽情，不夸张，只是把事实摆出来：

他笔下没有激烈的控诉，可字里行间全是绝望。他看到的不是几个贪官，而是一个统治阶层整体性的腐烂。

旗人们靠着祖上入关的功劳，世享荣华，占据要职，却既不读书，也不理事，既无才干，也无敬畏。他们把官场当成名利场，把权力当成敛财工具，把百姓当成鱼肉。

政由贿成，已是常态；昏庸当道，习以为常；凶徒为官，无人过问。

如果说杜凤治的日记写的是州县官怎么搞钱，那张集馨的日记写的就是：大清靠一群什么人在治国。

这样的统治阶层，撑着这样一个王朝。内有盗匪遍地，民不聊生；外有列强环伺，坚船利炮。没有意外。

当一个国家的高层，大半由昏庸、贪婪、粗鄙、无能之辈组成，当能干之人成了稀有品种，当正直之人动辄被革职流放，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到头了。

张集馨没有活到辛亥革命，但他早已在日记里写尽结局：

一堂鬼，暗无天日。这样的天下，不乱才怪；这样的朝廷，不亡才怪。

今天也一样。一个单位里，如果升上去的都是会送礼、会站队、有关系的人，能干的人反而被排挤，这个单位离垮就不远了。一个王朝是这样，一个公司也是这样。历史从来不会骗人，它只是换了个马甲，在每一个时代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