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些国央企、公务员系统的朋友交流,一致认为:
现在的体制、泛体制内,提拔晋升的逻辑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举个栗子,都说体制、泛体制是人情世故的重灾区是吧,甚至有“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破格任用”的说法。
特别是一些国央企,由于干部的选拔任用、人员的进出、奖金绩效等等都掌握在领导手里,
导致有些人为了生存、进步,无原则地听命于领导,具有比较浓厚的人身依附色彩。
而这些人,往往也能得到领导重用。
不过现在来看,这种风气是有一些变化的。
一方面,存量时代,领导一样要干事创业出业绩,否则自身难保。
大家都知道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归根到底是增量不够用了,大部分行业、地区和从业者都只能去争夺那点存量。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从有限的存量资源中“抢”到更多的份额,谁能想办法多创造一点增量,谁才能活得更好、更久一点。
国央企也是一样,上行期增量够多,很多行业、体系都处于“躺赚”模式,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对于这些企业的领导来说,乘着时代的东风一路扶摇直上,没什么考核压力,容错率也很高,因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成为了众多国央企的一大痼疾。
而存量时代的逻辑又不一样了,相当一部分国央企面临增长压力、转型压力,
这些压力分解下来,首当其冲就成了各层级领导目标责任书上的营收/利润指标、回款指标、成本/费用控制目标、关键节点进度控制目标...
为了自己的KPI着想,领导也不能不重用一些真正能给自己带来业绩、政绩,帮助自己完成任务目标的人。
另一方面,领导自己头上的“紧箍咒”,也在收紧。
首先是权力的收紧。
就拿一个一级子公司一把手来说,可能连提拔一个中层的权力也没有,还得经过上面层层审批。
这就减少了下面各个层级的寻租空间,以前托人找关系能办成的事,现在得找更高的层级,还不一定办得了,
如果“关系”的综合条件、能力太过拉胯,对于领导来说还可能给自己招致不可预测的风险。
因此即便是“找关系”,候选人自身的能力素质也还得过得去,至少满足基本的硬件要求。
其次是考核的收紧。
对于现在的国央企领导来说,“帽子”、“票子”的考核都在收紧。
“票子”方面,高层绩效年薪一般要占到年度总薪酬的60%以上。
也就是说,一年收入的至少60%是和你的KPI强挂钩的,
那些营收、利润、成本费用控制...等等指标,如果完不成,年薪是拿不满的。
“帽子”方面,现在干得不好,是真的有可能面临“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
以前很多国央企的考核就是走形式,要么排排坐吃果果,大锅饭,你好我好大家好,
要么按“关系”分配,考核徒有一个形式,实际还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不行也行”。
但现在,一些企业的考核的确动了真格,这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也面临发展、转型压力,再不改革大家都没饭吃了;
另一方面“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推行,也让一些管理人员的退出有了制度依据。
举个栗子,根据陕西省国资委数据:
2025年,省属国企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全面推行,累计调整退出1430人,占到管理人员总人数的8.73%
综上,现在的提拔晋升,考量的是包括能力、品行、实绩、口碑、综合条件、关系背景、“自己人”与否等在内的综合因素,而不是某一个单一维度。
不过,人情世故不可能完全根除,
一方面人情世故并非完全只有消极的一面,某些时候它也是工作的润滑剂、是增进信任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国央企体系太大了,越是一些基层单位,越是非市场化相对封闭的体系,“人情”、“关系”的影子越重,观念、惯性越难以扭转。
但无论如何,整体来说,在提拔晋升的天平上,
“能力”、“实绩”的比重在增加,“人情”的比重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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