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当兵，我奉命给所长送了23张支票，所长看到后却哭笑不得

1979年冬天，我入伍到了杨村的一个空军雷达修理所，成了一名战士。我是山东青岛人，说话带着很重的青岛口音。到了部队以后才发现，所里几十个干部战士，哪儿的人都有，有说四川话的，有说湖南话的，也有说广东话的，还有五台山那边来的兵，说话更难听懂。差不多过了半年，我才慢慢能从大家五花八门的方言里，看着对方嘴型，连猜带蒙，大概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我曾经跟着班长和技师去天津出过两次任务。当地人说话虽然和部队里的方言不太一样，但天津话属于北方话，听起来还算好懂。可后来有一件事，让我真正领教了方言能闹出多大的误会。
那是1981年5月的一天，我和班长还有几个战友正在车间里修雷达装备。指导员走进来，跟班长说派一个人去天津给所长送支票。班长看了看我们几个，就对我说：“小宝，你准备一下，跑一趟天津吧。”我马上应了一声。

我跟着指导员到所部，财务室的刘助理也过来了，把一沓支票交给指导员。指导员转手递给我，说：“小宝同志，你跑一趟天津百货大楼，把这些支票交给在那儿等着的李所长。”刘助理在旁边提醒我，说这里有二十三张现金空白支票，是所长要的，让我一定安全送到。
他后面说的话，让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刘助理告诉我，别看这些空白支票现在跟白纸一样，只要在上面填上金额，那就是钱，想填多少就能从银行取多少。要是落到坏人手里，人家想填多少就填多少，说不定能把部队存在银行里的钱全取走。
听完这话，我头上的汗马上就下来了。我当时一个月的津贴才八块钱，部队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部队训练、生活所有的钱都存在里头。这下我觉着肩上像压了千斤重的东西。
每张支票有四张不同颜色的单据，二十三张加起来就是将近一百张，厚厚的一沓。放在军装上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放裤兜里又怕不小心弄丢了。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藏这些支票才安全。
刘助理看我紧张的样子，就给我出了个主意，说实在不行，可以把支票用别针别在内衣上。我想了想，觉得这办法行。回到宿舍，我脱了军装，找了好几个别针，把支票结结实实地别在左腋窝下面。为保万无一失，我又去找卫生员要了绷带，把左胳膊吊在脖子上，装成受伤的样子。这样一来，左手就一直搭在那儿，正好能捂住腋下。

从部队驻地到天津百货大楼有三十多公里。先要坐公交车到市区，然后再换乘别的车才能到。我把挎包从右肩斜挎到左胳膊下面，从外面把支票部位遮住。收拾停当之后，我就出了营区，挤上了去市区的公交车。
车上人不少。乘客看到我这个“受伤”的军人，有两个年轻姑娘连忙站起来给我让座。我心里清楚自己是假装的，哪好意思坐人家的位子，只能说不用了，站着就行。我挤到车厢后面，没想到最后面一个大叔和一个小姑娘也站起来让座。我挺感动的，就拉着他们一起挤着坐下了。
到了市区之后，我换乘去百货大楼的公交车。市区里的人更热情，看见我的样子，又有人让座。这次我没再坐，一路上用右手抓着扶手，眼睛留意着四周。
在百货大楼站下了车，我赶紧往大楼门口走。远远就看见所长站在那儿，正朝公交车站这边张望。他看我出现，老远就冲我招手，但等看清我这一身打扮，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小宝，你胳膊这是怎么啦？”他问。
我把所长拉到一边没人的地方，解开军装，从腋下把包得严严实实的支票取出来，递给他：“所长，你要的二十三张支票全在这儿了。”
所长一听，愣了一下，接着哭笑不得地说：“我哪里要二十三张支票了？”
这时候我才弄明白。原来所长打电话回修理所说要买器材，接电话的是四川籍的指导员。指导员把所长说的“两三张”听成了“二十三张”。所长说，你们指导员这是什么耳朵啊？
不过，所长对我这一路护送支票的做法倒是很满意，说我挺会想办法，人也机灵。我这次“乔装打扮”送支票的事，在所里传了好一阵子，大家都说我办事小心、肯动脑筋。

后来指导员还专门给全所上课，用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在部队一定要讲普通话，要把话听准、问清楚，别闹出这样的误会。
有时候，一句没听准的话，就能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好在有惊无险。这件事让我明白，在部队里，沟通清楚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关键事情上，多问一句、确认一下，能省去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