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500元消费券拉动2万亿消费稳1400万岗

近期，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建议我国借鉴马来西亚等国经验，以身份证为依据，向全民无差别发放“通用型消费券”，取消行业与品类限制。刘永好举例表示如果全国每人发放500元，可拉动消费近2万亿元，支撑约1400万个第三产业（服务业）就业岗位。

此建议一出，立刻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其实近年来，为了应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曾有过类似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的做法，刘永好的建议绝非部分网友认为的“他山之石”或者“水土不服”，而是早已有所实践……

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国部分城市就开始发放消费券。

以杭州为例，杭州市政府在3月27日和4月3日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了350万套、总价值2.5亿元的消费券。研究发现，消费券极大地刺激了消费，杠杆倍数分别达到了3.5和5.8；消费券面额越大，拉动效应越强；拉动效果不会导致未来消费的下滑；消费券对不同行业和人群的消费刺激效果不同，但没有受到 “数字鸿沟”的影响；消费券越简单、使用限制越少，效果越好。

后续杭州市又在4月10日发放新一轮消费券，消费者在有效期内，平均核销金额41.2元，新增消费139.0元，边际消费倾向为3.4倍。具体到行业门类，餐饮服务、食品类和非耐用品类新增消费和拉动效应差别不大，但4月10日对服饰美妆和其他服务类的消费促进作用相比3月27日有明显提升。

由此可见，即使多次、频繁地发放消费券，对消费仍然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从多地商务局节后公布的信息来看，消费券起到了多倍于自身的消费拉动作用。

既然消费券对经济拉动那么明显，为何我国从未出现过刘永好设想中的全民无差别发放“通用型消费券”的情况呢？

要知道是，全民发放通用消费券需要庞大的财政资金支持。如果按照刘永好的建议，全国每人发放500元，14亿人共需发放7000亿元，这对财政来说，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能导致在一段时间内，财政可能处于“紧平衡”状态——如果用于发放消费券的财政资金规模减少，不妨碍正常的财政支出，又会出现类似全国每人发放50、100元的情况，对促消费、促就业毫无实际效果。

并且，要知道，中国因为地理地形的原因，是幅员辽阔，人口、经济分布极不均匀的国家，无法向马来西亚这样相当中国省级规模的国家那样发消费券，即全民无差别发放，可能无法精准惠及最需要的人群。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存在差异，无差别发放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无法最大程度发挥消费券的作用。而且在发放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人不需要消费券，而真正有需求的人却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的情况。

此外，全民发放通用消费券涉及到庞大的人口基数，需要建立完善的发放和核销机制，确保消费券能够准确无误地发放到每个人手中，并有效核销。这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和管理能力，以及巨大的人力成本，实施难度较大。

也正如刘永好设想的那样，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但其抗风险能力较弱。消费券通过精准滴灌，以定向投放和拓展消费场景的方式，为这些市场主体带来客流与营收，起到了纾困解难和助力发展的作用。消费的增长带动企业生产，生产增加提供就业岗位，进而促进就业，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在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套现、虚假交易等违规行为，需要加强监管力度，否则会影响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这样又会进一步增大消费券发放过程中产生的人力成本。

总的来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全民发放通用消费券能够刺激消费，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费的增加还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联动效应，推动经济的良性循环。

消费的增长会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特别是对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就业拉动作用明显，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稳定就业市场。通用消费券取消了行业与品类限制，让政策红利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和民生末梢，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但是如果消费券发放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加，引发通货膨胀，对经济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同时，长期大规模发放消费券可能会使财政陷入困境，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进而影响政府对其他领域的投入和支持。

总之，全民发放通用消费券是一把双刃剑，在实施前需要充分权衡利弊，综合考虑财政状况、市场需求、社会公平等多方面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方案，以最大程度发挥消费券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