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后，为对抗中国，美国、苏联如何争相拉拢印度？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63年初，中情局驻台北负责人克莱恩在写给肯尼迪的备忘录中分析说，中苏同盟分裂确已发生。

从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数人的眼光来看，苏联和中国现在是分裂的两个大国，几乎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它们的利益都不同。莫斯科与北京关系的破裂对西方而言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

美国对华政策分析者相信，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中国急于向世人表明，中国的方法与经验是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最佳途径。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肯尼迪政府推测，中国的危险性还会增大。

美国为中苏渐行渐远而暗自庆幸之余，也为“裂变”中苏有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颊费脑筋。为遏制所谓中国对亚洲的“威胁”，肯尼迪等人加紧了对联印制华策略的讨论和实施。

肯尼迪认为，苏联为避免中国“煽动”起来的战争，会试图寻找机会重新建立其对中国的影响，因此有理由预测，更大的中苏分歧不可避免，“裂变”中苏将能够分化国际共运，并削弱共产主义阵营对其他国家的压力。他相信，中国将继续对苏联施加压力，执行一种更为“好战”的外交政策；它将继续对美国采取敌视态度，随着它日益强大，尤其是在其掌握了核能力后，中国将比现在更加积极地争取实现其目的；至少在未来10年内，苏联对美政策看上去更有可能比中国灵活，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温和的外交政策，承认西方在某些地区的利益。

他推测，苏联领导人当时也把中国列为了自己国家的一种潜在威胁。尽管60年代初中国采取了比原先较为谨慎的对外政策，但肯尼迪并不奢望中国在未来时间内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看法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认为，中国的“好战”政策将继续在远东地区给美国制造麻烦，乃至引发全面战争，美国对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阻止。

肯尼迪分析，中苏分裂的根源在于竞争共产主义阵营的权威地位，中苏分歧的加剧，鼓舞了许多地方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倾向。如果中苏论战继续下去，并各自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则国际共运中的多元化思潮将不可逆转地出现。

为了各自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更容易放弃甚至牺牲国际共产主义目标。西方扩大这种分裂实乃上佳之策。中国人对苏联外交政策感到担心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害怕苏联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同美国的妥协。所以，美国本着协调的精神与苏联谈判，只可能进一步激怒中国，激化中苏矛盾。总之，肯尼迪政府的官员认为，美国促使中苏矛盾尽可能持续并激化，将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并收到一箭双雕的功效。

如果苏联采取更为务实、温和的外交路线，只会驱使中国陷入战略上更加孤立的境地，损及它在第三世界树立起来的革命典范形象，从而为联印制华政策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1963年初，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就美国对华政策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到：

他认为，对中苏关系发展情况的分析应更加客观和细致，在此问题上不应有先入为主的结论。在他看来，中苏妥协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应该趁印苏接近而中国与它们关系恶化的时机，加深中苏之间的裂痕，同时阻止印苏关系的进一步密切。

尼赫鲁密切注视着肯尼迪上台前后的对印政策表态，他深知本届美国政府将会比此前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亲印，更加倚重印度来遏制中国，如果很好地利用肯尼迪的这种政策思想，印度就会在对华、对巴关系上赢得先手，并给苏联造成无形压力，索取尽可能多的东西。

所以，他投肯尼迪之所好，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鼓噪“中国威胁”。

1961年3月23日，肯尼迪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出访印度与尼赫鲁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尼赫鲁说：“他深信赫鲁晓夫并不想要战争，要不是北京阻挠，他早就想缓和紧张局势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侵略意图已处在极度膨胀期，形势相当危险。”

他暗示，苏联用武力传播共产主义的热情已经消退，并对中国的“好斗”政策感到担心。他还透露，中苏间的历史性冲突迟早会削弱两国现有的同盟关系。这种信息更强化了美国“裂变”中苏，并联合印度削弱中国的信心。

8月8日到9日，副国务卿鲍尔斯出访印度，其间同尼赫鲁有过一次私下会晤。

在这次秘密会谈中，尼赫鲁表示：中国现在非常傲慢、自大；中国国内越困难，问题越多，这种表现就越明显。他尽管认为，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中国不大可能向外发动战争，但是他觉得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中国人就会向那里渗透。

副总统约翰逊此前也于5月份对新德里进行了访问，加尔布雷斯大使向肯尼迪报告说，这次访问取得了“最圆满的成功”。他认为“约翰逊的访问团使印度人对美国新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肯尼迪政府是自由主义的，对印度富有同情心，也对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感兴趣”。他建议，美国可以趁此拉印度入伙，并借机加速“裂变”中苏。正因为美国传递出了联印制华的意向，印度才在西藏问题、边界问题的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藏问题与中印边界争端是印度反华政策的集中表现，它们同时也是中印两国之间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其核心与关键在于，中国对西藏是否拥有主权。虽然印度独立后奉行反帝反殖的外交原则，但在西藏问题上，它却不甘完全放弃以前英国人在西藏所拥有的权利。随着美国联印制华政策的逐步明朗化：加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印苏关系接近，以及中国国内的自然灾害，印度加紧了在边境地区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

尼赫鲁认为，印度的行动不会遭到中国的反击。

按照印度史学家的记述：

肯尼迪的联印制华信息，使尼赫鲁对国际局势和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自1959年中印边界发生武装摩擦以来，苏联一直拒绝支持中国的立场。当中印大规模冲突发生后，肯尼迪发现美苏在遏制中国问题上确实是站在一边的，双方彼此均能容忍对方在南亚某种程度上的存在，但却不能容忍北京介入。

有鉴于此，印度和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对中苏两国在中印冲突当中，立场不一而倍感欢欣鼓舞。中印边界冲突时期，肯尼迪开始更多地关注中苏分裂，防止中苏关系修复被认为是最优先的目标。赫鲁晓夫为换取肯尼迪对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承认，隐讳地向美国暗示他可以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共同遏制中国。

苏联官员表示：自己对发生在中印之间的战争感到异常担忧，一方是盟国，一方是友邦，坦率地说，这使苏联处于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苏联希望中印冲突能够及时解决。但肯尼迪政府则认为，除非中国改变原有立场，并且苏联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否则调解也难以奏效。

其实，它是希望中印冲突尽可能延续下去，这样，不只是印度，而且苏联都将越来越远离中国，与所谓“好战”的中国拉开距离，这恰好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必备条件。

古巴导弹危机刚一结束，赫鲁晓夫觉得完全可以抛弃中国了。1962年11月5日，《真理报》一改危机时期谴责美印的作法，重新表示苏联在中印冲突问题上持中立立场。赫鲁晓夫保持中立，意在取悦美国，因为他一心想谋划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肯尼迪政府由此认为，利用中印冲突分裂中苏愈发有成功的把握。11月17日，希尔斯曼分析：“苏联可能被迫要在对中国履行作为军事同盟及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义务，以及它苦心经营的同印度加强联系两者当中进行选择”。苏联希望尽可能保持中立并让双方谈判。

但是只要这场冲突持续下去，莫斯科可能就无法逃避这种困境。“中印冲突持续越长，它对中苏关系的分裂性影响就越持久、越强烈”。

说到底，希尔斯曼的主张就是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联印制华策略最终所期望达到的目标。

在遏制共产主义“侵略”问题上，美印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而借援助之机左右印度外交，恰好是尼赫鲁不愿或不敢接受的。因此，他对美国的入伙邀请一直心存疑惧，以各种理由抗拒着肯尼迪的拉力和压力。

1961年的最初几个月，肯尼迪与尼赫鲁互通了多次信件，信中除表示在中印冲突中支持印度外，也对尼赫鲁靠拢苏联的做法提出了警告。

在满足尼赫鲁大国领导人虚荣心的同时，肯尼迪暗示：印度应当归属自由世界，至少不应再与苏联走得更近。事实证明，美国并不能够保证印度在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就必然倒向西方。

尼赫鲁对中苏分歧非常关注，他试图以良好的印苏关系促使苏联束缚中国的行动，削弱中国的力量及国际影响；同时对抗美国借援助之机，压迫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让步的要求。1962年8月，他不顾肯尼迪的反对，同苏联签订了有关购买苏联先进军事装备的协议。

此举的目的之一固然有借助苏联向中国施压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希望表明印度保持中立主义，不打算加入西方阵营以及在印巴关系中妥协的意图。

印度在60年代初最想得到美国的F-104战斗机和“响尾蛇”导弹，但由于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对，美国最终并未答应印度的请求。印度于是转向苏联求购同一档次的米格-21战斗机。肯尼迪对尼赫鲁的这种举动非常不满，并希望与英国一道阻止印苏关系的接近势头。他建议印度以优惠条件购买美国的C-130运输机，此外美国还可以补贴印度引进英国战斗机。但尼赫鲁对此毫无兴趣。

中印冲突结束后第三天出访印度的哈里曼向肯尼迪报告说，印度希望与美国友好的同时，继续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将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实质性的、在方式上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他建议，美国不应谋求印度与美国或西方建立形式上的总体联系，西方形式上的保证有可能破坏印度实质性的努力，并且可能迫使它断绝与苏联的关系，致使苏联重新同中国走到一起。

但需要指出的是，分裂中苏与拉印度加入西方阵营这两个目标之间矛盾的地方开始突显出来了。其实这是美国联印制华政策的两个不同层面，也是一个二者不可得兼的两难选择，只不过当时肯尼迪赋予了“裂变”中苏更优先的地位。为此，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事实上极不情愿地容忍了印苏关系的发展。

鉴于苏联在印度影响的扩大，国安会特别提请肯尼迪注意，赫鲁晓夫在冲突当中的表现使印度人觉得可以单独依靠苏联抑制中国，同时苏联也可向其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并指望其在联合国支持自己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对此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这种提醒明确告诉肯尼迪，在对付中国时美国并非印度的唯一选择，这就使肯尼迪更急迫地实施联印制华战略，他试图赶在苏联之前赢得印度的民心，因为印苏接近的势头对美国而言并非吉兆。

他相信，从长远来看，中印战争只可能使莫斯科陷于左右为难的困难境地，从而使美国坐收渔人之利。他的这种想法在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中得到证实。“苏方官员向美国政府一再表示，苏联对发生在中印之间的冲突感到异常担忧与难堪。坦率地说，苏联希望美方能够发挥作用，使冲突得以尽快解决”。

肯尼迪等人认为，对中印冲突的处理，美国如果作壁上观，或者说向印度施加压力，暗中阻挠和破坏问题的最终解决，那么就将使苏联在作为盟友的中国和作为朋友的印度之间进行选择，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并且苏联正在苦心经营与印度的关系。因此，事实上苏联很有可能会保持中立，并敦促双方进行谈判。“但是，只要冲突继续下去，莫斯科就不可能摆脱掉上面提到的两种困境。并且冲突越激烈，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对中苏关系就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他们因而认为，中印边界战争既是巩固美印关系的契机；也可以扩大中苏之间的裂痕。

很快在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当中居于优势地位。美国决定不再阻挠印度采购苏联战斗机，在反驳英国的不同意见时，加尔布雷斯说，莫斯科希望避免长期夹在中印之间，而米格飞机是让苏联继续挂在印度，引发中苏冲突的鱼钩。

在1963年初参联会的一次会议上，美国驻苏大使指出，中印冲突对苏联而言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棘手问题。对此，苏联领导人甚至试图采取对双方都支持的做法。但是，印度从苏联获得的东西远比中国所获取的丰富得多；尤其是苏联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这不仅具有军事作用，而且还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心理影响。

苏联对美国借中印冲突“裂变”中苏，以及在南亚地区排挤苏联影响的做法一直非常提防，所以赫鲁晓夫在拉拢尼赫鲁的同时，也在尽力阻止印度靠向美国。正如苏联驻华大使所说：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苏联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

肯尼迪政府的许多官员相信，苏联在中印冲突时采取的非马克思主义“中立”立场，以及继续向印度提供战斗机等大量武器装备，以便后者在未来与中国边界冲突中使用的作法，实际上包含着浓厚的亲印反华意味。

这也正是美国联印制华难以有实质性进展的根源。1963年5月，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印度后谈到自己的观感时说，尼赫鲁将坚持不结盟政策，这是为了在与中国的斗争当中得到苏联的帮助；如果失败，尼赫鲁就会同中国讲和。印度计划于1963年7月1日派技术代表团访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授意印度对此次访问大肆宣扬，有意让中国人知道。

到1963年下半年，肯尼迪“裂变”中苏、联印制华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暴露无遗，即中苏关系恶化的同时，印苏关系却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更加接近，这使他延长中印冲突，拉印度入伙，在南亚共同遏制中国的计划破产。

在印苏关系发展的前提下，美国指望印度会接受它的冷战战略是不现实的，甚至在理论上也是矛盾的。有了苏联的支持，印度不仅可以长期与中国对抗或随时与中国讲和，还可以在印巴关系上回应美国的压力坚持强硬立场，同时避免对西方的过分依赖和失去中立主义外衣。

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尼赫鲁一方面请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也大力呼吁苏联介入冲突。他在第一时间通知苏联驻印大使，印度绝对不会向西方要求超出“击退中国侵略的限度”的武器援助。尼赫鲁力图最大限度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也试图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

1962年11月9日，赫鲁晓夫在会见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时表示，他同意苏联军方与印度商谈有关军事援助的细节问题。

考尔稍后打电报给尼赫鲁汇报说：赫鲁晓夫虽然表示苏联不会向中印任何一方提供武器装备，但强调他将履行同印度的合约，向印度出售飞机及其件并提供训练；赫鲁晓夫还明确暗示，印度不会有像苏联这样伟大或更加真诚的朋友了。

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赫鲁晓夫否决了部分高级主管官员的反对，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完全站到印度一边。他于11月24日再度召见考尔时表示，同意向印度提供它所需的一切装备。印苏关系在中印冲突期间迅速发展，这决定性地影响到美国的决策。

就美苏竞争而言，肯尼迪自然不愿意看到苏联在印度的影响扩大，但为了达到分裂中苏这一更具战略意义的目标，他自然不得不以接受这种扩大作为代价。印苏关系的加强同肯尼迪联印制华的战略目标存在着矛盾，印度虽然没有步巴基斯坦与中国接近的后尘，但它同苏联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这同肯尼迪对印度的期望实在是相去甚远。

另外，肯尼迪在援助印度对抗中国时，也一再利用各种机会向其施压，促使其解决与巴基斯坦的矛盾，并且在印度军事上遭受重挫之际还拒绝了尼赫鲁希望美军直接参战的要求。

肯尼迪威胁说，如果印度不关心东南亚等亚洲他地方的共产主义“扩张”行动，继续陈重兵于印巴边界，美国就不可能全面积极参与印度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肯尼迪的步步施压使印度人有一种替别人火中取栗的感觉，对美国的援助动机产生了很大的疑虑。

对尼赫鲁而言，只有在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印度才可能放弃中立主义外交；而且美国趁人之危的做法，又使其很难接受。相对来说，美国在处理与苏联、印度、中国的关系时，政策转圜余地不大，而印度则比美国超脱。当美国不再对它有求必应时，它对美国的态度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在“裂变”中苏及联印制华政策实施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印度的配合，自然就达不到预期设想。

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副国务卿波尔给新总统的备忘录对中印冲突的前景发表了如下意见。

从他这番话语中，二方面不难体会到，他对联印制华的政策作法并没多少成效而流露出某种失望心理；另一方面，他实际上也是在暗示约翰逊，因为中印冲突的结束，此项对华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具备了，所以不会有多大成功的把握。由于约翰逊继任后，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东南亚，他对把南亚作为遏制中国重点地区的政策并没有很强的兴趣。

他基本上是维持肯尼迪的原有作法，没有再往前走。尽管肯尼迪生前支持为期五年的对印内部军援计划，但约翰逊和军方却持反对意见，他们担心愤怒的巴基斯坦可能会因此完全倒向中国，从而危及美国在巴基斯坦的空军基地和情报站的继续存在。他们于是采取拖延战术，最终使该计划胎死腹中。到后来，对美国日益失望的印度转而越来越向苏联靠拢，苏联与印度的军事联系日趋密切。这一切都是美国事先曾经有所预料，但又不愿面对的。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