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为何等了11年，才让戴笠把乾隆帝的九龙宝剑给蒋介石？

一、盗宝缘由

1928 年，孙殿英部队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这个时候，他的部队看似有了国民政府的编制，实则只是 “挂名而已”—— 南京国民政府刚完成形式上的南方统一，财政空虚，对非嫡系的杂牌军向来采取 “放任自流” 的态度，不仅不拨付正式军饷，甚至连最基本的粮食、弹药都不供应，孙殿英的上万部队，从根上就被南京政府 “抛弃” 了。

在这种情况下，孙殿英知道，如果自己不筹措军饷，手底下的士兵必然哗变，自己所有的积攒将一夕化为乌有。

那个时候，像他这种杂牌军队里大部分都是土匪，这些人可是有钱就是爹，为了维持自己的队伍开支，继续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孙殿英决定盗掘清陵。

但是七月份，盗墓之事就曝光，溥仪联合满清宗室、各界名流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不得已情况下，蒋介石开启军事法庭要审判孙殿英。

二、蒋介石为何害怕施压？

蒋介石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脑，清朝已经覆灭，为什么害怕一个已经覆灭王朝余孽的施压？

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是 1928 年中国唯一的「合法中央政权」，负有保护清室陵寝的法理责任。

1912 年清帝退位时，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室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件》，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其中明确约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此后北洋政府虽几经更迭，但始终遵守这一约定，为清东陵、清西陵配备卫兵守护；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击败北洋军阀，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成为《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定继承者，自然也承担着 “保护清室陵寝” 的责任。孙殿英作为国民政府序列下的军队（彼时孙殿英归属于蒋介石麾下的第六军团），公然盗掘皇陵，本质是国民政府 “治军无方”，违反了法理约定。

如果此时蒋介石不审判孙殿英，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否认自己的合法地位，同时也承认了自己治军无方，约束不了手底下的人，是无能的表现。

第二：蒋介石害怕盗案引发政权崩塌危机

①不想失去民心。1928 年 7 月东陵盗案曝光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处于最脆弱的阶段：1928 年 4 月，蒋才发动 “二次北伐” 击败北洋军阀张作霖，同年 12 月张学良才宣布 “东北易帜”，盗案发生时，南京政府仅完成了形式上的南方统一，北方仍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军阀掌控，党内还有汪精卫等政敌伺机发难，此时财政空虚、军心涣散、民心未附。

而东陵盗案不仅涉及皇陵被盗，更涉及军队公然犯法、尸身受辱，这种突破人伦和法律底线的行为，直接引起了全国性的舆论谴责，如果不处理，全国人民一定会倍加职责，失去原本就涣散的民心。

②需要士绅等阶层支持，不想失去北方。溥仪联合的不仅是满清宗室，还有大量北洋遗老、传统士绅和地方乡贤—— 这些人虽无军权，但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 “中坚力量”，在地方治理、舆论引导、社会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新兴政权，本就与传统士绅阶层存在隔阂，而东陵盗案让这些人彻底站到了蒋的对立面：他们将盗陵视为 “对传统礼教的践踏”，认为南京政权 “离经叛道、不可信任”。若失去这部分人的支持，蒋的政权将在北方社会彻底失去立足之地，而北方本就是阎锡山、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无异于 “把北方拱手让人”。

蒋介石此时必须通过彻查盗案，向传统士绅阶层示好，挽回他们的信任 —— 哪怕只是表面功夫，也能避免这部分势力与地方军阀勾结，加剧北方的动荡。

三、为何11年之久

在这种高压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当，孙殿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只是一个小军阀，蒋介石如果非要弄死他，简直跟捏死一只蚂蚁一般，所以他思前想后，决定拿钱消灾。

他把盗墓所得的朝珠、夜明珠、翡翠西瓜等送给了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但唯独九龙宝剑没有送出去。

而11年后，他才将九龙宝剑交给戴笠，让戴笠转交给蒋介石。

按理说当时孙殿英就可以把九龙宝剑给蒋介石，为什么非要等到11年后？

其实，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太过敏感。

盗宝刚曝光，九龙宝剑太过敏感，送剑等于 “自锤罪证”。九龙宝剑并非普通珍宝，而是乾隆皇帝的陪葬御用品，刻九龙、嵌宝石，是皇权象征的国宝级文物，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孙殿英盗掘皇陵的 “铁证”。此时若将九龙宝剑拿出送给戴笠，无异于主动向外界承认 “自己盗走了核心皇陵文物”，不仅会让军事法庭的调查无法敷衍，还会让蒋介石因 “收受赃物国宝” 陷入更大的舆论危机。

这个时候，对于九龙宝剑，蒋介石既不敢收，孙殿英更不敢暴露这柄剑的存在。因此他只能将九龙宝剑秘密藏匿，仅拿出夜明珠、翡翠西瓜、普通珠宝等 “次一级珍宝”，这些宝物虽贵重，但无 “皇权象征” 的特殊属性，既可以堵住高层的嘴，又不会成为 “实锤盗墓” 的致命证据，是彼时最稳妥的 “行贿选择”。

第二、主要是戴笠权力不够大，给不了太多

孙殿英把自己盗墓所得送给宋美龄等高管，是需要中间人的，他自己没这个人脉，而这个中间人就是戴笠，但是，戴笠这个时期权力不够大，在蒋介石面前的话语权不够重，把九龙宝剑拿出来给戴笠，戴笠允诺不了太多东西。

1929 年时，戴笠还只是国民党情报系统的中层干部，尚未组建军统，在蒋介石集团中话语权有限，此时他能为孙殿英做的，只是 “疏通司法程序、拖延审判”，远达不到 “为孙殿英争取军权、提供长期庇护” 的程度。对孙殿英而言，九龙宝剑是 “终极政治筹码”，要送就必须送给 “能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或通过 “最核心的中间人” 送到蒋介石手中。

这个时候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显然有些浪费。

第三、孙殿英想以九龙宝剑为退路。

从 1928 到 1939 年，他始终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各方势力间反复摇摆，核心目的是 “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

1930 年中原大战，他先投靠阎锡山、冯玉祥反蒋，后又倒戈向蒋；

1933 年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蒋介石担心孙殿英加入，才让戴笠拉拢他，许以察省主席职位；

1936 年西安事变后，孙殿英又一度与西北军、东北军联络，观望局势。

对这样的 “墙头草” 而言，九龙宝剑是他留给自己的 “终极退路”：如果与蒋介石集团闹翻，他可以拿着这柄剑投靠其他势力（如阎锡山、甚至日伪），作为 “投名状”；如果始终留在蒋系，这柄剑则是 “深化与核心靠山关系” 的最后底牌。

第四、生死关头

1939 年是孙殿英一生最艰难的生死关头，也是他必须送出九龙宝剑的核心契机。

此时他驻军豫北林县，身处日军、国民党军、八路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中，处境岌岌可危：

日军不断威逼利诱，要求其投降，否则将出兵剿灭；

蒋介石对他始终心存猜忌，仅给予 “暂编第五军” 的虚名，不拨付军饷、武器，让其 “自生自灭”；

八路军在豫北开展游击战争，孙殿英的地盘不断被压缩，双方摩擦频发。

此时的孙殿英，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蒋介石，

所以他这个时候才打算把九龙宝剑给戴笠，让戴笠转交给蒋介石。

他不亲自交给蒋介石，也是有原因的，最主要的是他没这个机会，蒋介石岂能是他相见就见的？

所以他只能通过戴笠。

此时的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的特务头子，既可以向蒋介石为他争取军饷、武器、正式编制，又能通过军统的情报网络，为他提供日军、八路军的动向，甚至在他与蒋介石产生矛盾时，为他 “说好话、打掩护”。

而这个时候，这把宝剑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也敢收了。

因为1939 年已是抗战时期，全国舆论的焦点是 “抗日”，对 11 年前的东陵盗案关注度大幅降低，此时送出九龙宝剑，政治风险远低于盗宝初期，蒋介石和戴笠也无需再担心 “舆论反噬”。

所以这就是为何孙殿英盗宝11年后，才将九龙宝剑转交给蒋介石。

只是很可惜，九龙宝剑最终也没能到蒋介石手里。

1939 年孙殿英将九龙宝剑交给戴笠后，戴笠本计划亲自将剑送往重庆，交给蒋介石，但因当时抗战局势紧张，豫北到重庆的路途凶险，戴笠便将剑交给自己的亲信马汉三暂时保管，待时机成熟再转交。

不料马汉三见宝起意，将九龙宝剑私藏，后又为了保命，将剑送给了日伪特务头子川岛芳子；直到 1945 年抗战胜利，戴笠抓获川岛芳子，才追回这柄剑，此时距离孙殿英赠剑已过去 6 年。

1946 年 3 月，戴笠携带九龙宝剑乘飞机前往南京，准备将剑正式交给蒋介石，却在南京岱山遭遇飞机失事，机毁人亡，九龙宝剑也随飞机残骸焚毁，仅剩烧焦的剑柄和剑鞘，这柄象征皇权的国宝，最终落得 “剑毁人亡” 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