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的南京,空气已经有些闷热。那天清晨,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房走廊里,有人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老王怕是撑不住了。”病房内,63岁的王近山已经极度虚弱,身边只剩下家人和少数老部下守着。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突然睁开眼睛,沙哑着嗓子问了一句:“现在前线,谁在那边?”听到儿子提到“李德生”三个字,他费力地点了点头:“李德生上去,我就放心了。”一句话,像是把几十年的战火岁月,又重新拉回了眼前。
很多年以后,人们提起这位开国中将,常常会想到电视剧里的“李云龙”。但相比艺术形象,真实的王近山生平,更加曲折,也更加锋利。他打的是恶仗、硬仗,骨子里那股“不怕死也不服输”的劲,一路从红军时代顶到了新中国成立后。
有意思的是,若把时间往回拨到半个世纪之前,很难想象这个在病床上连说话都费劲的老人,当年是怎样在枪林弹雨中“拎着脑袋打仗”的。
一、“王疯子”的刀口岁月
1915年,王近山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贫苦农家,本名王文善。家里地少人多,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很早就知道“穷”这个字到底有多沉重。村里老人说他是成吉思汗后裔,这话真假难考,但对一个黄土地里刨食的少年而言,这种说法更多是一种心里安慰:总得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1930年,红军来到黄安,一位姓詹的共产党员,跟村里青年讲穷人翻身的道理。那时的王文善,文化不高,听不懂那些复杂的理论,只记住一句话:“穷人要自己救自己。”他当场就要报名参军,还说:“要当就当打仗最厉害的那种人。”很快,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近山”。想法也简单:人要像山一样硬。
1933年秋,四川军阀刘湘发动所谓“六路围剿”,红四方面军被压得喘不过气。王近山所在的二十八团,伤亡极大。仗打到最紧的时候,他经常是第一个冲上火线,端着机枪往前趟火力点。在老战士记忆里,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打起仗来眼睛是红的,整个人像拧紧了的弓。
1934年夏,鹰嘴山一战,把他那股狠劲彻底打出来了。那天,红二十八团正面顶着十倍于己的敌人防守高地,敌军把山上的树砍倒,当成“云梯”,一波一波往上冲。子弹打到发烫,弹药眼看就要不够用,阵地边缘已经被冲烂了一块。有人劝他往后撤一段,重新组织火力,他却咬着牙吼:“打!越狠越好!”说完,扛起机枪就站到了最靠前的位置。
那一仗,二十八团伤亡很重,但阵地没丢。时任军长王宏坤后来评价他:“人是铁打的,阵地交给他,心里就踏实。”这话听着简单,在那种敌我力量极不对等的情况下,其实等于是一种生死托付。
一年后,战争把他推到更危险的地方。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江油一线与川军激战。战斗打到白热化时,第十师政委许世友紧急命令二十八团反击。王近山照样是“话不多,人先上”。刚冲到阵地前沿,就被一枪打中胸口,当场昏迷,被抬下火线。团里很多战士看到他被抬走,一度心里发虚,以为连队扛不住了。
不久之后,他在后方临时救护点醒过来,浑身是血,头上又挨了一弹,连抬担架的战士都吓了一跳。传说中,当时总指挥徐向前端着枪,对一片混乱的前沿阵地大吼“王近山,你给我站住!”这句半是命令半是气话,恰好说明在指挥员心中,他已成了“压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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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他已升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副师长,带队攻打川西大金川。在天全一带的战斗中,他亲自扛着机枪趟过河滩,在滩头卡位,硬生生掩护主力渡河。天全战役里,他一马当先冲入城市,打垮了号称刘湘“模范师”的郭勋祺部队。这一仗,红军歼敌两千余人,在长征史上,被作为典型战例反复讲述。
从黄安穷小子,到红军副师长,王近山前后不过二十出头。那些年,他身上的伤一个接一个地添,身上的“王疯子”名头,也越传越响。有战友说:“在他身后冲锋,比光往前跑,心里要稳。”
二、太岳伏击与“军令状”的较劲
抗日战争时期,王近山辗转多个战区,到了1943年秋,他已经是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归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指挥。这一年,八路军奉命抽调部队回防陕北延安,他所带的三八六旅十六团,有一项特殊任务:沿着太岳根据地外围,一路护送、一路打击日军。
10月24日清晨,太岳根据地外围的韩略村还笼在黑暗里。侦察兵报告:村边公路是日军经常通过的路线,地形狭窄,又有田埂掩护,非常适合伏击。王近山看地图看了一会,决定就地“打一仗像样的”,把这条路上的敌人狠敲一记。
六个连,分散潜伏在公路两侧田地里。天刚亮,只听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三辆小汽车、十三辆卡车在昏暗的晨光里晃动着驶入埋伏圈。等车队完全进入预定区域,他挥手发出攻击命令。负责断后的六连先打头一枪,紧接着,手榴弹、炸药包一起砸向车队。
慌乱之中,日军军官和士兵从车上跳下来,想组织防御,却发现四面八方都是机枪火力。等八路军吹响冲锋号,近距离刺刀战一展开,这支所谓“观战团”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抵抗能力。三个多小时后,战斗结束,敌军一百八十余人全部被歼。
战后清点战场时,缴获的文件显示,这支被端掉的队伍,是冈村宁次设立的“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战场参观团”,其中有一百二十多名军官,包括少将旅团长、联队长等人。冈村本想借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在太岳战区大做文章,没想到第一批来“观摩”的部队,就栽在了王近山手里。
如果说太岳伏击战,体现的是他利用地形、抓住战机的一面,那么三年后的“军令状”,则完全把他那股不怕死的脾气暴露出来。
1946年夏,内战已经全面爆发。蒋介石集中十四个师、三十八万兵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压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打完陇海战役后,人困马乏,手里只有四个纵队五万余人,武器装备远逊国民党军。当时,整编第三师孤军深入,是国军的王牌部队,装备精良,师长赵锡田出身黄埔一期,背景不小。刘邓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吃掉”整三师,扳回主动权。
问题在于:拿五万疲惫之师,硬撕一支装备顶尖的国军主力,难度极大。各纵队首长心里都有顾虑,觉得这仗打不好,很可能全盘皆输。有的只是沉默,有的委婉表达不安,会议一时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站了起来,话不多,却句句扎心:“我们纵队打。打整三师,我王近山立军令状。打到只剩一个旅,我去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去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真要都打光了,那就这么给党、给太行山的老百姓交代。”
这番话,说得不客气,也不讲客套。邓小平一向慎重,当场却被这股劲头打动,拍着桌子说:“好!”刘伯承也随即表态:“你去打,放心去打!”
后来的皮定均、陈锡联等人都记得这次会议。多年以后,邓小平回忆时仍然感叹:“这不是胡闹,这是革命英雄气概。”在那样的形势下,如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把这口“硬骨头”咬下,中原战局未必能扭转。
三天后,中原战场上的炮火,替这份“军令状”做了注脚。六纵与兄弟部队一同围歼整三师,作战极其激烈,但最终胜出。这一仗,把大批武器装备握在了人民军队手里,也让蒋介石的“中原会战”计划遭到沉重打击。
三、“撒山攻城”与李德生的“刀劈三关”
时间到了1948年夏,中原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关键阶段。7月2日,中原军区发起襄樊战役,王近山率部担任攻打襄阳的主力。
襄阳这座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北、城东紧靠汉水,形成天然屏障;城南、西侧又有凤凰山、羊山等高地相连,地势险要。国民党守军在这里重兵构筑工事,城墙以石为主,高约三丈、宽约二丈,在老百姓眼中,简直就是铁桶一般的“铁襄阳”。
接到任务后,王近山整整一个上午关在屋里,盯着地图不出门。历史上,历次攻打襄阳,通常都是先夺外圈高地,再围城猛攻。国民党军在这里也照搬这个思路,以山为依托,把工事修得密不透风。如果还按老路子走,进攻部队就得在山地硬啃一层又一层火力点,伤亡难以预料。
反复推演后,他冒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想法:不跟你争山头,直接“撒山攻城”,把主攻方向放在襄阳西门。这个思路,一方面避开敌人设防最重的高地,另一方面利用夜战和机动,抢时间、打突然。
计划上报后,刘伯承听完,眼睛一亮,说:“襄阳有门了,这个王近山,脑子不糊涂。”邓小平也点头称赞,特别提到了他身上的两点:一是关键时刻敢请战,二是硬仗也讲究打法,既有胆子也有脑子。
要走西门这条路,前提是打开三道重要关口: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这三处高地互相支援,是守军重点经营的防线。王近山把这项最难的任务交给了十七旅旅长李德生,让他打出一条路来。彼时的李德生不过三十出头,却已经历过多次血战,是六纵里出了名的“硬茬子”。
战前动员会上,王近山开门见山,列出了三项任务:俘虏一万名敌军、缴获化学炮、活捉守军司令康泽。他把话说得很直:“这三条不够,就不能算全胜。”士兵们听得心里直打鼓,但也明白,这不只是“喊口号”,而是对整个战役目标的清晰要求。
7月9日夜,李德生率部悄然逼近敌军外线防御圈。琵琶山是第一道坎,山势不算最高,却是整条防线的“眼睛”。激战一夜,阵地反复争夺,双方都有不少伤亡。到天色微亮时,解放军终于把旗子插在了山头。接下来是真武山,再往后是铁佛寺。三日之内,十七旅硬是在枪弹雨里“刀劈三关”,把整个西线防御撕开了大口子。
山开了,城也就暴露在解放军面前。7月15日20时30分,攻城总攻开始。襄阳守军两万余人死战一夜,终究抵挡不住城内外夹击,到次日凌晨基本崩溃。守军司令康泽被俘,国民党在鄂西北苦心经营的关节点,就这样在短时间内失守。
襄樊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电贺中原局和刘邓首长,朱德元帅把这场战斗称为“小型模范战役”。在当年的解放区报纸上,“六纵”“王近山”“李德生”等名字频频出现。对前线官兵而言,这些名字背后,是一座座攻下来的山、一段段炸开的城墙,更是一次次从生死线上趟过来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系列恶战中,王近山和李德生之间,结下了非常特殊的战场信任。多年以后,当他在病榻上虚弱地问出“谁在那边”的时候,儿子提起的名字,其实正是当年那个在襄阳西线“刀劈三关”的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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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后人生与最后的那句话
新中国成立后,战争烟火慢慢远去,王近山的人生却并没有就此变得平静顺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第3兵团奉命入朝作战,他担任副司令员兼原中野六纵改编而来的军长,亲身经历了五次战役,也参与了后来上甘岭等硬仗的组织指挥。
在战场上,他依旧延续着那股“宁肯硬顶,也不服输”的路数。朝鲜战场地形复杂,美军空中优势明显,志愿军每推进一步都极其艰难。王近山在给部队部署任务时,总爱强调一句:“人要顶上去,阵地不能丢。”从红军到解放战争,再到朝鲜,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抗美援朝结束后,他先后在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在公安部任副部长。很多人以为,枪声既息,这样一个惯于冲锋的将军,也会慢慢学会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开会、画圈批示。但不得不说,他身上的战场棱角并没有磨平,反而在和平时期暴露出另一面。
最典型的,是他的婚姻问题。年轻时,他与韩岫岩结婚,两人一起扛过战争岁月。到了和平年代,感情裂痕逐渐显现。后来,他与韩岫岩的妹妹韩秀荣之间产生了感情,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观念里,都很敏感。
关于这一段,史料中多有记载。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很快传到中央领导那里,毛泽东把问题交给刘少奇处理。战友、领导轮番做工作,有的劝他“别闹离婚”,有的委婉暗示“真离了,组织上不好办”。有一次谈话中,有人说:“就保持现状,不往前走,也别往后退,这样对谁都好。”王近山当场回绝:“我是个直的人,这个婚非离不可。组织怎么处理,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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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态度,等于主动把自己放到风口浪尖上。1964年,他与韩岫岩正式结束婚姻关系。此后的一段时间,他离开了熟悉的军队岗位,调往地方从事农业战线工作。对一位在部队里打了一辈子仗的将军来说,这种转折不能不说有些沉重。
时间拨到1969年,中央召开“九大”前夕,已经在农业战线工作了近十年的王近山,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两封给许世友,让许代为转呈,其中一封是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表达了回到部队效力的愿望,希望还能在军队里干点事情。
那段时间,许世友正在北京开会。趁着汇报的机会,他直接对毛泽东说:“主席,打仗时有两个人很能打,现在日子过得都不太好,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刘志坚,您得管一管。”这番话,说得既直又重。毛泽东听完没有多说,但此后相关部门开始研究他们的去向。
几经周折,王近山终于重返部队,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那一年是1969年,南京盛夏闷热,火车站月台上挤满了迎接的人。肖永银、尤太忠、吴仕宏三位老部下,在站台等了许久。列车进站后,他们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老人,提着旧木箱,另一只手拎着三只鸡,神情略显局促地走下车。三人迎上去,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眼圈就红了。
这种场景,说穿了,其实很朴素:当年的纵队司令,回到士兵中间,身份不再那样显赫,气势却依旧。
从1969年到1974年,他在南京军区工作,日常事务繁杂,却依旧保持着习惯的作风:说话直,安排任务不绕弯,有时也免不了得罪人。1974年11月,他突然咳血,被送进医院检查,很快确诊为胃癌。那时他才五十九岁,正是一个将领经验最丰富、精力还算充沛的年纪。
住院期间,很多老部下和战友前来探望。有的问他:“老王,后悔不?”他摆摆手:“哪条路不是自己走的?”这话听上去有点硬,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他一贯的性格——事情过去了,就不再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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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恶化到后期,他已很难长时间清醒。偶尔醒来,也会本能地问一句:“现在敌人在哪?咱部队怎么样?”旁边的医生、护士听了都有些发愣。对他来说,“有没有敌人”“部队在不在状态”,似乎一直是放不下的心结。
临终前那天,他的二儿子俯在他耳边,轻声回答:“那边是李德生叔叔。”老人费力地眨了眨眼睛,嗓子里发出一句已经接近嘶吼的低语:“李德生上去,我就放心了。”说完,他的呼吸慢慢变得微弱。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逝世,终年63岁。1992年3月,军事科学院编印纪念文集,邓小平亲笔题写“一代战将”四字,江泽民也为他写下“杰出的战将,人民的功臣”。这些评价,来自战友,也来自后来的领导,既是对他战功的肯定,也是对他那种“宁肯硬顶也不服输”性格的注脚。
试想一下,从1930年黄安参军算起,他在枪火中度过的时间,超过二十年。红军长征中的天全、江油,抗战时期的太岳伏击,解放战争时的中原决战和襄樊一役,再到朝鲜战场的残酷鏖战,每一阶段都留下了他亲自参与的痕迹。个人生活中的起伏、人际关系里的碰撞,并没有改变他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那个“硬骨头”的形象。
有些将领,晚年更愿意讲道理、谈经验;王近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仍旧是“前线”“敌人”和“谁在那边”。他嘴里的“李德生”,不仅仅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更是代表着一种接续——接续那一代人习惯的打仗方式、带兵风格,以及对军队的信任。
也正因此,他的那句“李德生上去,我就放心了”,不仅是对晚辈将领的信赖,更是对那个战火年代的一种干脆收束。对他而言,该打的仗打了,该扛的阵地扛过,该说的话也都说过,留下的,是一段被刻在战史里的锋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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