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宝鸡五兄弟挖出27件文物，省局奖励10万，市局：再拿10万

1985年11月的一天傍晚，陕西眉县杨家村北坡的砖瓦土场忽然乱作一团，数十人哄抢刚被刨出的十八件青铜编钟，最后四名村民因此锒铛入狱。那一幕，被村里人记了整整十八年。谁都没料到，这段灰色记忆会在2003年1月19日变成一张提醒人心的警示牌。

那天中午过后，冬阳照得黄土崖壁泛光。王宁贤、王勤宁、王明锁、王拉乾和张勤辉五个关系亲密的“兄弟”赶着拖拉机去北坡装土。位置仍是当年修西宝高速公路时用过的旧采土场，只是此刻空旷、静寂，连风声都带着黄沙味。干惯了力气活的几个汉子，谁也没想到脚下竟埋着一座三千年前的财富。

镐尖落下，黄土松动。下午四点半左右，轮到王拉乾挥镐，他猛一下砸出一个闷响，像敲在空鼓上。土一抖，手柄跟着发颤，露出拳头大的孔洞。借着斜阳，他透进去一看，冷不丁被一抹幽绿的铜光晃了眼。王明锁凑过来，又招呼兄弟们：“你们看，像是大鼎！”

“别乱动！”王明锁压低声音，“这要是文物，动不得。”短短一句提醒，把众人从惊喜里拉回到现实——村史里那场哄抢的结局，大家都历历在目。再三斟酌，他们用土块把洞口封牢，拉起衣襟抹了把汗，心里却像擂鼓。

天色渐暗，必须决定向谁报告。王宁贤踉踉跄跄跑回家拨电话，翻遍电话簿才在角落里找到“宝鸡市文物局办公室”八个字。17时30分，他终于接通。那头的值班人员叮咛：“现场止步，保持原状，我们立即赶来。”嘟——电话挂断，院里只剩母鸡扑棱翅膀的声音。

不到两小时，县文化馆先行抵达。考古队员刘怀君趴在崖壁洞口，用手电一扫，倒吸一口凉气：紧挨着黄土壁，三口大鼎肩并肩蹲着，周围摆满罍、鼎、盘、钫，一共二十七件，青绿斑斓，铭文清晰。眉县公安分局的民警也随即到场，警戒线拉起，村民好奇地围在远处却无人越雷池一步，这也是十八年前那次“教训”留下的自觉。

夜色彻底压下时，宝鸡市文物局局长张润棠和考古队长刘军社带人赶到。照明是难题，王家兄弟二话不说，把拖拉机电瓶卸下，又找来逆变器、灯泡，崖壁上亮起白炽灯。十几名乡亲排成“人龙”，手抖着却稳稳把沉甸甸的青铜器传到崖下。凛冽的寒风里，五兄弟守在队伍最前后，眼珠子紧盯着每一件青铜，直到装车离开才算放了心。

清点结果让人瞠目：青铜大鼎四件，镈钟、簋、簠、盉、盘等二十余件，件件带铭文，且多为西周宗庙重器。省内外电话连夜响个不停，考古界的重量级专家很快聚集宝鸡。一位老先生看过后感叹：“这份重器，足以改写部分西周礼制研究的注脚。”另一位学者则评价：“二十七件都有铭文，在全国考古史上都罕见。”

学术界兴奋，官方也迅速行动。陕西省文物局认定五兄弟为“发现并完好移交国家文物”的先进个人，决定奖励十万元。几天后，宝鸡市政府追加十万元，“不能失了地头人的功劳”，市长在会上拍板。对五个朴实农民来说，这算是人生头一次把名字写进省市红头文件。

荣誉紧跟而来。那年二月初二，杨家村庙会上临时搭起的大舞台上，锣鼓喧天。五兄弟胸佩大红花，一人一句话，向乡亲交代发现经过，掌声连天。随后又接到通知：国家文物局准备在北京举办“宝鸡眉县西周青铜器特展”，要他们去首都参加开幕式。

3月中旬，他们第一次坐上驶向北京的特快列车。刚下车，就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前门大街的出租车司机听说几位是“护宝功臣”，摆手拒收车费；天安门广场执勤警官见他们胸前的嘉宾胸牌，把原本不得携带摄像机入场的规定暂时搁置。故宫里，人们围着这几位戴花的陕西汉子合影，连国外游客也伸大拇指。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文化部大楼设宴款待，席间频频为他们夹菜、倒酒，并亲笔在王宁贤的残疾证上写下“国家珍贵文物保护功臣”八个字。

风光过后，日子回到土地。五兄弟依旧俯身黄土，拖拉机的噗呲声替代了京城的掌声。2009年夏，王宁贤突感咽喉作痛，被诊断为食管癌。治病花费迅猛，他只得退院借住医院附近的小屋。消息传出，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员工自发捐款，媒体呼吁，市、县两级政府紧急拨付救助金，一度将他送往西安大医院免费治疗。村里人说，这是“老王挖鼎的回报”，然而高昂的医疗费还是让这个质朴的农家最终举步维艰。2010年7月3日，57岁的王宁贤撒手人寰，临终前，他嘱咐子女：“别忘了，那堆青铜是国家的。”

王宁贤的遗像摆在自家土坯房的堂屋。吊唁的人排起长龙，陕西省文物局、宝鸡市文物局、眉县县委派代表送来了挽联。朴素的花圈下，村民私下议论：一堆泥土里翻出的宝贝，为国家留下了无价珍藏，却也没能留下足以抵挡病魔的积蓄。有人悄声叹气，有人眼圈发红。

从学术角度看，这批青铜器后来被定名为“杨家村窖藏”，为西周礼乐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实物，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鼎上的铭文记录了周王朝分封、祭祀和金属配方；铜盘铭文首次提到西周中期的重大事件；数件器物铸造精良，被评为一级文物。考古报告出版时，序言郑重提到五位发现者，并将奖励办法作为案例收录进全国文物系统培训教材。

细节值得玩味：五兄弟当晚在窖藏边放鞭炮，不是为了张扬，而是他们最朴素的庆祝方式。自家的黄土、祖宗的地盘，忽然给国家添了宝贝，这种“出大力还能立大功”的满足感，外人未必能体会。也正因如此，当省、市领导给他们发宣传画册、带他们上台领奖时，五个人只是轮流憨笑，连话都说不利索，却在心里默默记下一条：土里东西，交给国家。

如今的杨家村仍是静悄悄的小村，北坡那道崖被铁丝网围起，立着文物保护碑。过往的拖拉机声偶尔从公路上轰鸣而过，无人再敢随手凿土；孩子们放学路过，指着那块石碑说：“那是咱村的宝贝，被咱村叔叔们挖出来的。”他们未必了解青铜器对西周史的分量，但知道一件事——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动不得。

五兄弟当年临时决定的“堵洞口、打电话、不声张”，看似简单，却在层层诱惑前维系住了文明的底线，也为考古学界抢回了无可替代的原始信息。这份定力和担当，贵过千金。陕西的黄土地里还有多少秘密无人知晓，难以预料；但只要像杨家村五兄弟那样的人越来越多，历史就会少几分残缺，多几分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