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刘秀地名的生成与衍生现象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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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广义的中原地区，因光武帝刘秀生成的地名数量之众，实属罕见。刘秀从出生、成长、转战、称帝、定都到驾崩安葬，均有相关地名生成。其关联之处，正史往往有迹可循。围绕其“逃亡”经历，衍生出的传说地名数量更为丰富。这是历史、政治、文化与民俗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地名，强化了地方文化认同感，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当今地方经济的发展。刘秀地名的非遗价值，不但要得到认可和保护，更要激活其时代价值，并合理地予以传承和开发利用。

关键词：刘秀；地名；非遗；现代价值

中原地区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历史地理概念。《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豫州位于九州中心，称为“中州”，即后世“中原”的雏形。历代史书如《后汉书》《资治通鉴》常以“中原”代指洛阳、开封所在的河南腹地。现代地理学界延续这一传统，明确狭义的中原即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则涵盖豫、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皖北5省30市2县。《中国国家地理》与《辞海》均采用此范围，强调其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与历史政治中心的地理连续性。本文所说的“中原”，指广义的中原。

中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根主脉，更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的源头活水。“天下之中”的地理区位，使中原占据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文化优势，历朝历代各方豪强均不放过任何一次“问鼎中原”的机会，金戈铁马、逐鹿中原的战乱，无数次涂炭和蹂躏着中原地区的历史遗存。地名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历史事件的轨迹，也体现了民间信仰与地方文化的传承。本文以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切入点，分析与刘秀相关的地名（以下简称“刘秀地名”），探讨中原地名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刘秀踪迹地名及其分布

光武帝刘秀及其传说对中原地区地名的生成影响巨大。综合《后汉书·光武帝纪》等正史记载，刘秀（公元前5～公元57年），谥号光武，东汉开国皇帝。其父刘钦任济阳县令时，刘秀生于陈留郡济阳县济阳宫（今河南兰考堌阳）。然其籍贯为南阳郡蔡阳县舂陵乡（今湖北枣阳西南），系刘邦九世孙。9岁丧父后返舂陵，由叔父刘良抚养，耕读为业。王莽篡汉后，刘氏家族沦为平民。公元22年，刘秀与兄刘縯于舂陵起兵反莽，后加入绿林军，并于次年（公元23年）在昆阳之战（今河南叶县）中以少胜多，歼王莽主力。更始帝刘玄遣其巡抚河北，刘秀诛王郎、收铜马军，势力壮大。公元25年于鄗城（今河北柏乡）称帝，定都洛阳，改元建武。历时12年（公元25～36年）扫平赤眉、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史称“东汉”。在位期间，他推行一系列治国举措：轻徭薄赋，释奴婢，行“度田”整户籍；裁郡县、简官吏，强中央集权；尊儒学，建太学，倡节俭；以“柔道治国”“退功臣进文吏”，开创“建武盛世”。公元56年封禅泰山，次年崩于洛阳南宫，葬原陵（今洛阳孟津区白鹤镇铁谢村）。

按照刘秀出生、成长、转战、称帝、定都到驾崩安葬的顺序，下文依次梳理兰考县及周边、南阳一带（含湖北枣阳）、叶县及周边、河北柏乡、洛阳的相关地名。

（一）兰考县及周边地名

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东汉光武帝刘秀生于济阳宫，其父刘钦时任济阳县令。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刘秀出生时“有赤光照室中”，且同年济阳县出现“嘉禾一茎九穗”的祥瑞，故取名“秀”。济阳宫为西汉行宫，遗址位于今兰考县堌阳镇东北部，距县城约23公里。

兰考县有两个地名与刘秀相关。一是东昏故城：秦代称“东昏邑”，汉武帝时设东昏县（治今兰考县东北），王莽篡汉后改名东明县，刘秀称帝后复名东昏。此地与济阳宫同属兰考东北部，是刘秀出生地的核心标识。刘秀出生地济阳宫，《后汉书·光武帝纪》《东观汉记》均有明确史料记载。济阳县建制沿革清晰，可以确认。刘秀称帝后多次免除济阳赋税（如建武二十年免六年田租），凸显对出生地的特殊重视。二是考城县：东汉章帝为纪念祖父刘秀，将甾县改名“考城”。考城县改名，隐含着章帝对祖父的追念。其名沿用至1954年与兰封县合并为“兰考县”。考城故城位于今兰考县堌阳镇，清代因黄河水患迁至堌阳村。

在兰考及相邻的民权县，还存在一些无正史记载的地名，它们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记忆。如牧马坡，传说刘秀起兵初期在此放牧战马，马匹啃食青草形成坡地，后谐音演变为“秣坡”。兰考、民权交界处流传“王莽赶刘秀”故事，衍生出扳倒井（相传刘秀逃亡途中以剑扳斜井壁取水）、圈马沟（传说刘秀在此拴马休憩，其马竟致井泉枯竭）地名。

此类传说多属后世附会，因为史实中的王莽并未亲自追击刘秀。但这些故事反映了民间对刘秀“神助脱险”形象的塑造，并将其“位面之子”（即运气好得出奇）的“神助脱险”叙事进行了地方化的重构。

（二）南阳一带地名

汉代南阳郡比今天的南阳区域要大，包含了湖北枣阳一部分区域。作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祖籍地、起兵地与早期活动核心区，留存了大量与其生平相关的地名，可分为以下四类：

1．故里与起兵核心区

瓦店镇（古称小长安），位于今宛城区，汉代属淯阳县。此处为刘秀出生地与成长地，现存明代石碑，如“汉光武帝故里碑”“贵人（指刘秀之妻阴丽华）乡碑”。据《水经注》及碑文记载，刘秀与兄刘縯于公元22年在此起兵反莽，后爆发“小长安之战”，刘秀亲族多人战死于此。

八里铺村（古白水村）：隶属瓦店镇，刘秀旧宅所在地，因临白河古称白水而得名。村南曾建光武祠（唐代称世祖庙），后改泉庄寺，明嘉靖碑文明确记载此地为“光武帝车马所居之处”。

界中村：咸丰年间石刻的“气接舂陵”石匾，指向北侧八里铺村，证明了白水村与舂陵侯家族的关联，印证着刘秀家族自湖北舂陵迁居南阳的史实。

2．重要战役及亲属纪念地

汉冢乡：系刘秀长姊刘元墓所在地，位于宛城区东南，因刘元葬于此得名。公元23年“小长安之战”中，刘元被王莽军杀害，刘秀称帝后追封其为新野节义长公主，并立衣冠冢（今汉冢小学院内）。

由此，周边还衍生皇姑街（纪念刘元而后命名的街道）、走马岗（相传刘秀在此上马突围，存世“汉光武上马石”碑）、焦古营（汉莽激战地，因战鼓声得名）、新野县前高庙乡棘阳故城（刘秀起兵初期与绿林军合攻的战略要地，出土汉代车技画像砖等文物）等一系列地名。

3．逃亡传说相关地名

民间广泛流传“王莽赶刘秀”故事，衍生众多神异地名。方城县有四个地名：一是荫山（隐山）：传说刘秀遇险时天降山峦庇护，故称“荫山”；二是沙山村：刘秀倒靴成沙丘，风沙阻追兵；三是圈马沟：刘秀拴马休憩处，传说自此井泉枯竭；四是马蹄桥：木桥留马蹄印，助刘秀迷惑追兵。南召县鹿鸣山：传说群鹿齐鸣惊醒刘秀避追兵，山上有“刘秀床”石台及“蛤蟆洞”。社旗县赊店古镇：刘秀逃亡时赊酒旗招兵，践诺称帝后赐名“赊旗店”，成为信义文化象征。

内乡县伏牛山也被刘秀赋予了神奇的色彩。传说刘秀被王莽追赶时，大青牛吞其避祸，后应刘秀请求化为八百里山脉阻隔追兵，留下了“吃陕西，屙河南，青牛化作伏牛山”的民谣。内乡县扳倒井，方城县圈马沟、马蹄桥、沙山村，南阳宛城区荫山（隐山）都是传说中与刘秀关联的地名。

4．信义文化与纪念建筑

贵人乡：瓦店镇别称，因阴丽华曾居此得名。刘秀称帝后遣使迎其入洛阳，印证白水村为刘秀家族居所。

叶邑镇昆阳城汉光武庙：虽位于平顶山叶县，但关联南阳起兵集团。汉明帝为纪念昆阳之战所建的高台，唐代诗人刘希夷题诗颂之。

南阳的刘秀地名体系以历史事件（小长安之战、舂陵起兵）为经，民间传说（王莽追刘秀）为纬，结合实物遗存（碑刻、墓葬、古建）共同构成。其分布集中于宛城、方城、新野、南召等地，既反映了刘秀集团早期活动的轨迹，也体现了后世对“柔道治国”“重诺守信”精神的在地化纪念。

这些地名，虽含附会成分，却是中原汉文化记忆的活态载体。

汉代属于南阳郡的湖北区域，因光武帝刘秀而生成的地名，主要集中在刘秀祖籍地枣阳（今属襄阳代管）及周边，这些地名多源于刘秀的出生、起兵、传说及后世纪念活动，并通过正史《后汉书》等记载得到印证。

比如，核心地名“舂陵乡（后升章陵县）”：刘秀家族世居南阳郡蔡阳县舂陵乡（今枣阳市吴店镇）。其曾祖刘买封舂陵侯，家族迁居此地；刘秀在此成长并起兵反莽。《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诏将舂陵乡升格为章陵县，并免除赋役：“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豫。”刘秀五次返乡祭祀祖庙，并宴请宗亲。

还有一个地名白水村（皇村）：刘秀旧宅所在，因宅旁白水（今滚河）得名，后世称“皇村”。李贤注《后汉书》云：“光武旧宅在今枣阳县东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水经注》载：“光武帝旧宅在城东南40里即白水村。”白水村有白水寺，系后人为纪念刘秀，在其故里白水村旁狮子山建寺，取“龙飞白水”典故。还衍生出一个无量台：传说为刘秀舂陵起兵时的点将台和祭天台，元代又成为郭守敬观测天象处。《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刘秀“将宾客还舂陵”起兵，此地与起兵地点吻合。

枣阳还有一些传说中的地名。如六两河：传说王莽追刘秀至此，刘秀以六两银酬谢船夫助其渡河，并嘱勿载追兵。后刘秀称帝，命名河流为“六两河”，村庄为“六两河村”。虽为民间传说，但反映了刘秀在襄阳流亡的历史背景。《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其“避吏新野”“卖谷于宛”，离不开这个背景。再如鹿门山：刘秀与近臣习郁同梦神鹿，遂命习郁刻石鹿立祠，苏岭山更名“鹿门山”。《襄阳记》载：“习郁随光武幸黎丘，君臣梦苏岭山神，刻二石鹿，号鹿门庙。”《襄阳记》记载了许多神话和传说，不是正史。这些记载，只能作为传说来理解。

（三）叶县及周边区域地名

平顶山叶县一带流传着大量与东汉光武帝刘秀相关的传说，这些故事多围绕“王莽赶刘秀”展开，形成了丰富的地名文化遗存，但其焦点，还是公元23年的昆阳之战。

昆阳城（今叶县叶邑镇）：刘秀在此指挥著名的昆阳之战，以少胜多歼灭王莽主力，奠定了东汉基业。现存昆阳大战残碑及刘秀庙（汉明帝所建），庙内银杏树传为刘秀姐姐湖阳公主所植。

叶县东南倒马沟：传说刘秀突围时战马中箭倒地，部将刘贵让马予刘秀后战死，此地遂名“倒马沟”。叶县刘贵庄刘贵冢：刘贵为救刘秀战死后葬于此，村庄因此得名，现存墓葬及清代石碑。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展现的军事才能和过人胆略使其获得了人心、得到了拥护，并在统一天下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除了军事原因，山水地名也与刘秀建立了关联。如，平顶山示范区西部马跑泉（传说刘秀战马刨地出泉解军渴，泉水汇成湛河源头，村名由此而来）、石龙区扳倒井（刘秀以剑掘井，扳倒井壁使水流溢）、郏县茨芭等地均有类似传说。宝丰县马跑泉村有湛河源：传说刘秀坐骑刨出泉水，形成湛河源头，村中至今有泉眼群。鲁山昭平湖景区有招兵台山（刘秀避王莽追杀时在此招兵，后称“昭平台”，取平安之意。现存插旗石孔遗迹）、鲁山熊背乡晒衣山（刘秀晾衣于酸枣树，树刺从此朝下生长，山与村皆因此得名）、鲁山与南召交界处雁鸣关（刘秀在雁群鸣叫指引下脱险，关隘及村庄雁鸣庄由此命名）、鲁山张店乡黑山（刘秀遇险时天降异象，日落西山后回光照亮山路助其脱困，形成“黑山回照”奇景）。

还有一些衍生的村落传说类地名。如，鲁山熊背乡宿王店（传说刘秀与王莽同夜分宿村东、西，刘秀因蚊虫叮咬早醒逃脱，村庄得名“宿王店”）、鲁山熊背乡麦庄（村民以未熟麦粒煮汤救助刘秀，原名“麦仁店”，后演变为麦庄）、汝州米庙镇石槽王村（刘秀避难时受王姓村民以石槽喂马相助，称帝后赐名“石槽王”）、鲁山梁洼镇犁掩沟（农夫犁地掩埋刘秀助其躲过追兵，地名由“犁掩沟”音变为“连沟”）等。

这些地名虽多属民间附会，但生动地反映了当地人对刘秀“柔道治国”“知恩图报”的推崇，并因此成为中原汉文化记忆的载体。

（四）河北柏乡地名

柏乡县，隶属于河北省邢台市，历史悠久。春秋时期称鄗邑，西汉设柏乡侯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此称帝，隋代设柏乡县，史称“槐阳福镇”。有三个古地名，见诸于正史。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六月二十二日，25年8月5日），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鄗县随之改为高邑县。

千秋亭，是公元25年刘秀设坛称帝建立东汉王朝的地方，位于柏乡县固城店镇十五里铺村北约100米处（旧名光武庙村）。《后汉书·光武帝纪》有明确记载：“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补充：“汉世祖，一名坛亭，县北十四里，鄗县故城南七里，即世祖即位之千秋亭也。”

鄗城（古鄗城），今柏乡县固城店镇，战国时期赵国战略要地。刘秀登基时，鄗城为临时都城，次年改名“高邑”，但治所仍在鄗城旧址。《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鄗为高邑。”明清方志及现代考古，均确认古鄗城遗址位于柏乡固城店村。

五成陌：在鄗城南郊，是千秋亭所在地的具体标识（今属十五里铺村）。这是当年刘秀登基仪式的精确地点。《后汉书·光武帝纪》明确坛场设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纪念性地名。一是位于柏乡县城北5公里处汉牡丹园（相传刘秀曾避难于此，园内汉代牡丹被视为刘秀称帝的祥瑞象征）；二是光武庙村（十五里铺村旧称），千秋亭遗址所在地。因后世在此修建光武帝庙而得名，清代康熙曾拨款重修。前者虽未直接见于正史，但地方志与《后汉书》中刘秀在河北流亡的记载（如避王郎之乱）相契合。后者也有实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后于此立庙”，唐代已在此立庙祭祀。

至于传说地名，周边地区数量繁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五）洛阳一带地名

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光复天下，年号建武，幸南宫却非殿，正式在洛阳建都。《后汉书·光武帝纪》有“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的记载。这就有了第一个地名“南宫却非殿”。此殿是刘秀入城后首个理政处，也是东汉初期的政治中枢。刘秀因“汉为火德，忌水”，改“洛”为“雒”，定都后称“雒阳”，至曹魏复改“洛阳”。第二个地名“雒阳”，自然也与刘秀直接关联。刘秀驾崩后，葬于原陵（汉光武帝陵），位于今洛阳市孟津区白鹤镇铁谢村，北临黄河，南依邙山。《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刘秀葬于“原陵”，20世纪50年代考古确认陵园布局，现存隋唐古柏1458株。原陵西侧，为祭祀刘秀的祠庙光武祠。虽然是1997年重建的，但基址与《孟津县志》记载的历代祭祀位置吻合。

以上四个地名与正史吻合，没有异议。还有一些不见于正史的民间传说与附会地名，数量不小。方志与口述传统延续千年，反映刘秀在河洛地区的文化影响，如孟津区白鹤镇、宝泉观、紫岩寺、扳倒井、望花楼、临平亭、王莽寨、寒水村等村地名，均与刘秀有关。

宜阳县花果山乡刘秀沟，相传刘秀遭王莽追杀时途经此沟。《宜阳县志》载，该地名始于唐代，1987年独立设村，为现存最直接以刘秀命名的聚落。嵩县车村镇黄柏村的皇拜村，相传刘秀避难时获村妇赠米，称帝后封此地稻米为贡米。《嵩县志》称，“黄柏贡米”始于宋代，但关联刘秀的传说载于清代《厚重车村》。还有“六两河”，属于跨区附会——即同一核心故事在不同地区流传，并与当地地名结合。湖北有“六两河”传说（刘秀酬谢船夫），但类似故事在洛阳伊河流域亦有流传，体现民间叙事的扩散性。

伊川县拉马店、乐志沟、寻马沟、鸦岭村、吉章村、王莽村（原王马村）和高村，义马市的座子沟，宜阳县高村镇演礼沟村，洛宁县西王村，嵩县道回村，栾川县东北50公里的潭头镇重渡沟，吉利街道，汝阳县蔡店乡的蟒庄，均因“王莽赶刘秀”的传说细节而得名。再往西延伸一点，三门峡卢氏县木桐乡的得名，湖滨区高庙乡大安村的得名，也是同一类型。这些地名背后，是王莽篡位、刘秀起兵的真实历史，民间传说虽经艺术加工，却折射出那段历史的烟云。

二、其他区域的刘秀地名

根据时间线梳理与刘秀出生、成长、征战、缔造王朝及安葬洛阳相关的地名可见：一些地名，有正史记载，可信度比较高；另一些地名，有历史的痕迹，但故事属于事件的具象化；还有的是无中生有的传说故事。“王莽赶刘秀”的民间故事之多，流传区域之广，更是一大人文景观和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以下再以横向视角，考察上述区域以外与刘秀相关的地名。

（一）河南其他区域地名

除兰考、南阳、平顶山（叶县）、洛阳以外，河南很多区域都有与刘秀相关的地名。刘秀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这片土地见证了他从地方势力成长为一代帝王的传奇历程。因此，与刘秀有关的地名传说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这些地名不仅记录了刘秀的足迹，也承载了人们对这位英雄人物的敬仰与怀念。从他起兵反莽的壮举，到登基称帝的辉煌，再到治理国家的种种举措，刘秀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些地名传说便是他传奇一生的生动注脚。

郑州区域，譬如位于惠济区大河村西一公里处的花岗。该岗南北长600多米，东西宽500多米。相传，西汉末年，王莽赶刘秀到此，刘秀惊恐之余，见岗上苍棵（一种中草药，一年生草本植物，果与棉花近似）密布，误认为棉花，不禁称赞说：“美哉花岗！”然后挥师南下······人们为了纪念他曾到过此岗，便把这个大岗称为花岗。

平顶山汝州许坊：清嘉庆《鲁山县志》沿袭前志记载“许坊保，去县北二十里”，并详述“相传光武帝避王莽军经此，谒灶君庙许愿，即位后立坊降香，故名许愿坊，简作许坊”。鲁山县青龙泉：西汉末年，刘秀避王莽之乱途经此地，与姊刘黄失散。刘黄于玉皇店凤凰山发现一古井，苦于无法取水时祈天：“若得饮此水，当封井为青龙泉，山为凤凰山！”言毕清泉喷涌，刘黄得以解困。后刘秀称帝，遵诺封此井为“青龙泉”，山为“凤凰山”。

再如沙门：新莽时期，传说王莽和刘秀在郑州北部黄河南侧打过仗。战前，刘秀见当地沙多，就命士兵利用大沙丘隐蔽起来，用40个沙丘摆成“黄沙阵”。战鼓擂响，刘秀军躲在沙丘后作战，王莽军则逆风而战，因风沙迷眼而战败。最北边的沙丘，就是如今沙门村的位置。沙门，也就是风沙之门，是“黄沙阵”的大门口。

豫东地区，开封市尉氏县大桥乡有麦仁店村，相传刘秀在被追赶的途中，饥饿难耐，喝了村妇的麦仁汤，登基后寻找救他一命的农妇，命名该村为麦仁店。这个村名被保留至今，村子归尉氏县大桥乡行政管辖。周口项城市的扳倒井、南顿城仍有汉代历史遗迹。民权龙塘：据传，西汉末年王莽乱政，刘秀起兵南阳，到河北招兵募马经此，被莽军围困于岗陵坡塘之中，躲藏在坡塘的水草中脱了险，刘秀登基后赐名龙塘。

豫北沁阳王召村（如今已分为“东王召”“西王召”村）、沁阳西王曲村、温县城西南贾村、封丘县城东17公里留光村······这些地名，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也见证了刘秀的辉煌事迹和他对这片土地的深远影响。

这些地名多源自刘秀遇险时出现自然异象或神迹相助的故事，共同构成了一种“正义必胜”的民间叙事模式，承载了民众对这一主题的理解与传颂。

（二）河南省外区域地名

安徽阜阳界首市的光武镇，以皇帝谥号命名，全国比较罕见。刘秀曾在此与王莽激战，留下“象鼻子井”传说：刘秀人马渴极，玉佩落地涌泉成井，井口倾斜如象鼻便于饮水。东汉时期，刘秀在平定王莽之乱时曾活跃于中原及江淮地区，皖北、豫东一带是其重要战场。地方志和民间传统将地名与刘秀关联，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清代《颍州府志》《阜阳县志》等地方文献记载了光武镇传说，称刘秀曾在此驻军，并留下“象鼻子井”等遗迹。此类记载属于地方性历史记忆，但缺乏更早的文献或考古证据支持。至于阜阳市五星集，相传刘秀迷路时见五星聚天，视为吉兆，后建村名“五星集”，属于真正的民间传说。

河北省除了上文论述的柏乡县之外，《深泽县志》等方志记载的“王莽赶刘秀”传说系列，还涉及许多山川，主要包括太行山、五马山、津沱河、王莽沟、拖枪河（泥河）等。传说涉及的地名与村名有：深泽县的小直要、大直要、小堡、大堡、枣营、西北留、北濯头、南濯头、秀武村、乘马、营里、息马、西河、苦水、中佐、东北马、西北马、水冻等；辛集市的旧城等；晋州市的冻河头、射佛兔（头）、营里等；赵县的停住头、贤门楼、望汉台、换马店等；灵寿县的倾井、狗台、护驾疃等；平山县的南滚龙沟、北滚龙沟；鹿泉市的郭庄、牛山、马山；井陉县的刘秀洞、护国院；元氏县的万年村、北子沟；安国市的中阳村、流霜村和马固村；高邑的东良庄、西良庄、榆林、千秋台（柏）、狗刨泉、凤仙桥等。在赞皇、栾城、正定、藁城、行唐等地，同样广为流传。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些地名可能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有些地名在现代仍然可以找到，成为当地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是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

山西省平顺县有老马岭村（相传刘秀坐骑踏地涌泉解渴，泉名“马趵泉”）、塌地驮（山体崩塌阻断追兵，刘秀脱险后称“塌地驮”）、花园村桃花洞（刘秀藏身洞中时寒冬桃花盛开误导追兵，洞称“桃花洞”，村名“花园村”）、西沟乡消军岭（刘秀伏击歼灭王莽主力，此地得名“消军岭”）。既有“王莽赶刘秀”的传说由来，也有战争故事。

苏北徐州区域流传着大量与光武帝刘秀相关的地名传说，这些传说主要围绕其军事活动、逃亡经历及亲属纪念展开。有关军事活动的地名，如“御避山”和“皇姑窝”（传说刘秀被王莽追击时曾藏身于此山，因而得名“御避山”。山下村庄则因刘秀义妹战死于此，得名“皇姑窝”，刘秀称帝后还为其修建了“皇姑坟”）；下邳古战场（今徐州邳州市），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亲征割据势力董宪及叛将庞萌，并以下邳（今邳州）为指挥部。当地墩集村现存“刘秀喂马槽”遗址，相传为其驻军时所留。逃亡经历的地名，如班井村，原名“搬倒井村”，传说刘秀逃亡时人马饥渴，井水难以汲取，遂感叹“若井能扳倒便好”，井身随即倾斜出水。

山东诸城境内与光武帝刘秀有关的地名有汉王山、马武寨、姚期岭、岑彭岭、龙宿等。刘秀地名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中原地区。

尽管有些地名由来属于附会，但这恰恰凸显了徐州作为“帝王之乡”在两汉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其实，南阳、河北柏乡、洛阳等均称“帝都”。可见，刘秀对中原地名的影响之大。

三、大量刘秀地名产生的原因

刘秀地名的大量涌现，是历史、政治、文化与民俗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背景看，刘秀作为东汉开国皇帝，其一生的奋斗与经国事业主要在中原地区展开。他的流亡经历、创业轨迹以及政治活动，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其在河南、河北、山西、湖北等地的活动，为地名传说提供了具体的时空坐标。这些真实事件成为民间叙事的附着点，促使相关地名得以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生成与发展。政治层面，刘秀通过一系列地名的命名与改名，强化了其政治合法性和统治权威。文化与民俗层面，刘秀作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其形象被广泛神化。祭祀场所的神圣化则使得光武祠、原陵等周边村落多以庙得名。这些地名虽然缺乏正史实证，却因方志的记录而成为地方性知识的载体，体现了民俗学“口头传统空间化”的规律。

此外，地名的传播与保留也得益于地方志的记载以及口头文学与官方叙事的合流。地方志的系统性记录，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名的传播与固化。同时，地名在传播过程中不断雅化，兼顾了历史性和吉祥寓意，使其更具生命力。这些地名不仅承载着历史文化记忆，更成为地方认同构建与道德教化的载体，反映了当地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意识。

四、刘秀相关地名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与刘秀相关的地名，对各个地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涵盖了文化认同、历史记忆、道德教化、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凝聚力等多个层面。这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标识，更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强化了地方文化认同。通过将本地与历史人物刘秀联系起来，当地居民能够感受到与历史的紧密联系，从而增强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例如，枣阳因刘秀的“帝乡”身份而自居，立“古帝乡碑”，这种标识不仅彰显了地方的历史地位，还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征。居民借由这层历史关联，体会到本土文化的独特价值，进而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此外，刘秀早年落难，经过多年努力成为帝王的奋斗史，也契合了民间对于个人奋斗的价值追求。民间所说的“王莽赶刘秀，听起来没个够”，正是乡村津津乐道的传说，为刘秀地名抹上了厚重的人文色彩。同时，通过参与刘秀相关的祭祀活动、传说讲述等方式，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次，承载了历史记忆。这些与刘秀相关的传说和故事，借由地名得以在民间代代相传。例如，“王莽赶刘秀”的传说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广泛流传，相关的地名如“刘秀沟”“皇拜村”等，成为民间记忆的关键坐标。这些地名通过口头传说与地方志记载等方式，将历史事件与人物形象化、具象化，使得地方历史在民间长期保存和传承。

再次，具有道德教化功能。许多与刘秀相关的传说都蕴含着鲜明的道德寓意，如“善有善报”“正义必胜”等。例如，在“掩龙村”的传说中，农夫巧妙利用芦苇帮助藏身土中的刘秀呼吸，助其脱险，彰显了百姓的智勇与善良。这些传说通过地名这一载体广为流传，成为地方社会的道德教化工具，引导居民形成积极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

此外，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现代文旅融合的背景下，这些地名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例如，赊店古镇因“赊旗之诺”得名，而会馆碑刻所强调的“赊酒赊旗不赊义”，更是将这种信义精神升华为商德图腾。这种文化资源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还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成为区域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一些地名还与地方特产相结合，如“掩龙贡油”。通过品牌化，地名所蕴含的历史信誉被转化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催生出以文化品牌为核心的地方特色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综上所述，刘秀相关地名对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名不仅根植于中原文化的沃土，更在齐鲁、燕赵、秦晋、荆楚等文化区域内广泛传播与演化。它们不仅是地方历史的活态见证，更是构建文化认同、实施道德教化、驱动经济发展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唐代政治家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所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原文化的繁荣兴盛，是历史的传承，更是时代的使命。因此，研究古地名，保护古地名，用好古地名，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铁肩担当”。

作者：朱 锋

来源：《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5年第6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江 桐

校对：贺雨婷

审订：杨 琪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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