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轮椅读完港中文硕士，他用行动诠释，命运不是用来打败的

从此

世界在我面前

新东方CEO周成刚老师2025年的全新力作《从此，世界在我面前》，书中收录了30个打破常规、向光而行的成长故事。

我们将在公众号持续分享，与您一起见证那些向光而行的生命轨迹。本期，带您认识这位爱开“地狱笑话”、肱二头肌发达的宝藏男孩。曾在ICU里担心作业的他，如今努力帮他人获取“新生”。

蔡文博

2000 年出生，湖北人

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前在武汉从事社会服务相关工作

通过短暂的帮助，确实可以缓解他们在现实层面的困境，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打破内心的限制。

——蔡文博

助人自助

聊天的时候，蔡文博把电脑放在了双腿上，带着我在电脑这头远程 “参观” 了他的家。他的家和普通的家庭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家具的选择上都会略矮一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蔡文博遭遇了一场意外，此后他的人生都需要在轮椅上度过，“当时我进了 ICU，我心里在想，完了，我作业没做完，收假回去老师会不会骂我。” 蔡文博一边说一边咯咯笑。

俊朗的外表，长期使用轮椅练就的强壮的肱二头肌，以及偶尔带着 “地狱” 色彩的幽默，是蔡文博给我留下的印象。

直到大四下学期，蔡文博才下定决心要去香港攻读硕士学位。

“我对社会工作专业比较感兴趣，大学期间也学了很多理论知识，但都说香港的社会工作比较成熟，所以想亲自去看看。”

社会工作，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蔡文博刚刚接触到和它有关的职业时，甚至连这个专业的名字都没听过。高中二年级时，爸爸经人推荐，给他报名了当地残联组织的生活重建训练营，他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有关残障人士的工作可以做。

训练营请到了很多受伤多年的同侪训练师来讲课，培训内容几乎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轮椅的使用技巧，到类似乘坐地铁的日常经验，还有集体出动的 “都市探险”。

“就是安排你在某一天集体活动，比如一起去某个大型超市完成购买任务，主要是为了锻炼我们的社交能力，让我们有勇气和外面的人交谈，接触社会。”

这种类似线下聚会的活动，对于残障人士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与身体上的困境相比，无法自如使用身体所带来的心理困境更难战胜。” 很多人受伤后，会因为种种原因刻意躲在家里，减少社交。但这种应对方式通常只会让人更加消极。而生活重建训练营中诸如 “都市探险” 这一类的活动，就是在帮助人们走出困境，融入社会，重新建立自信。

在四年级受伤之后，虽然蔡文博从此离不开轮椅，不过由于他初高中一直在普通学校正常读书，所以他在社交方面基本没遇到什么障碍或者困难。但即使如此，他依旧觉得自己收获很多，“参加完这个训练营之后，就感觉自己的自理能力变强了好多，思想上也有一些转变。”

但并不是所有参与训练营的人，都能让生活在短短十几天内获得转变。一些人受到训练营环境和氛围的影响，在活动期间变得更加积极和外向，但回到家后又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一方面可能是时间短了，另一方面可能就是需要进一步去巩固他们的想法”，蔡文博补充道。“我身边认识的几个伤友肯定是走出来了，但我听他们讨论，也有那种在困境里出不来的，最后得抑郁症自杀了。”

他说的没错，我查阅了 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数据，在残疾人群体中，轻度以上抑郁的占比达到了 51%，这一数据远高于普通人群，而自卑和孤独正是诱发他们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比如有些人因为住在楼上，又没有电梯，不得不缩小自己的社交圈，还有一些人因为是在中年时期受伤，社会地位等等都因此发生改变，在受到很大的打击后就会选择封闭自己，将自己困住。

“通过短暂的帮助，确实可以缓解他们在现实层面的一些困境，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打破内心的限制。” 因此，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蔡文博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因为它有个理念叫‘助人自助’，和当初残联举办的生活重建训练营的初衷是一致的。”

在他的计划里，毕业后的他也想参与到这样的社会工作中，给更多同伴带来帮助和服务。

社会的不同面

本科毕业后，抱着对香港社会工作的好奇，蔡文博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读研。

这是蔡文博第一次离开武汉独自生活。初到香港，他就被香港的氛围和环境上了一课，用他的话来说，香港的平权和多元性 “掀翻了他的天灵盖”。

“学校的宣传标语里就会写‘我们致力于多元性’，宿舍楼下也会有宣传栏，写着24 小时心理热线，如果你觉得心理不舒服，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还可以提供六种语言的服务”。

课堂上的体验也和在武汉完全不同，“本科学的比较偏理论，但在香港，我们隔三差五就要去外面参观学习。” 而且蔡文博留意到，很多香港本地人会选择一边从事社会工作一边读这个专业，所以为了配合他们的上课时间，港中文的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基本都是在晚上进行。“社会工作是一定要实践的，他们这种工作 + 学习的方式我觉得蛮不错。”

在香港的学习和生活，让他深度体验了香港和内地针对特殊群体开展的工作的差异。从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说，以无障碍通道为例，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7 年的百城调研数据显示，国内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为 40.6%，其中还有很多不符合无障碍设施规范，比如坡度较大，通道过窄等等。

“可能还是缺乏一定的规范化”，蔡文博想到自己平时出行所看到的问题，“比如现在投入了很多无障碍公交，虽然有踏板，也可以从后面上去，但因为没有给司机统一培训，所以就好像形同虚设。”

比较起来，香港地区在这方面发展较早，所以各方面的设施和制度也更加完善。

“社工组织会定期到香港每一个区的公共场合走访，看那边的盲道、无障碍卫生间、升降电梯这些设施的情况，然后会出具报告说明哪些做得好，哪些做的不好，这个东西还是蛮有力量的。”

而且，不同于内地的是，香港的大部分社工组织都是民营企业，工作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而在内地，社工工作基本都是各地政府的责任范围。“这种体系的不同其实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自下而上的方式，活力肯定会强很多。”

蔡文博的另一个观察是，香港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关怀观念也和内地有所不同。读研的时候，老师曾带领他们到台湾参观学习，第一天到达时，学校找来的大巴没有无障碍设施，有些出行不便的同学只能被抱上去，“当时的领队老师和同学感觉十分难过，觉得是他们没有考虑周到”。类似的事情在去便利店时也出现过一次，“里面的店员看到后就冲出来连连道歉，说是门口还没有改造好，给大家造成了不便。”

“他们会觉得提供无障碍设施是应该做的，如果没做到就会很自责。” 但如果再回头看自己在老家时的经历，非机动车道常常会被各种机动车占用，电梯上也不会有人主动避让轮椅先行，甚至有时候自己动作慢了点都会被抱怨，聊到这些时，蔡文博总结说，“这可能就是大家理念上的不同”，但他也慎重地补充了一句，“但我所在的城市并不具有十分的代表性。”

聊起各地区对待残障人士的方式和无障碍建筑设施等等的不同时，蔡文博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他知道内地与香港的差异来源于很多原因，比如体制、比如历史遗留、比如经济发展的前后阶段、比如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但作为一个从小成长在武汉的孩子，作为一个曾经受益于社会工作的人，在感受过各种不同态度和理念所带来的差异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做社会工作的决心。

轮椅、台阶，与人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蔡文博用这句话解释他所理解的 “助人自助”：帮助他人拥有自我帮助的能力。体现在社会工作上，就是通过为受助者链接各种社会资源，提升他们的能力，让他们在离开帮助之后也能找到方法去解决困境。

“有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他受伤后父母就离婚了，自己跟着爷爷住。刚来残疾生活训练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经过两周后变化很大，自己还去上海学手艺，然后回广州创业。”

类似这种成功案例总是可以让蔡文博看到社会工作的意义。

很多人在受伤后，是没有自助能力的。这并不是说客观条件或者外界环境不允许他们帮助自己，而是人们在脑海中已经形成了惯性依赖，“觉得我就坐在轮椅上，所以我什么事都做不了，然后就习惯性向别人求助，让别人帮助自己。” 但其实他们完全有自助能力，只是没意识到而已，蔡文博想要做的，就是让更多和他一样的残障人士意识到，自己能做的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多。

但光是帮助残障人士融入普通人的社会生活是不够的，在蔡文博看来，还要帮助普通人了解残障人士的真实需求。比如在武汉马拉松上，每年都会有很多轮友报名。“轮友” 是他们圈子里特有的称呼，因为大家都要靠轮椅出行，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蔡文博的一个朋友就是参与武汉马拉松的轮友之一。

“他第一年的时候，每次跑一点就会有个人来推着他往前跑，然后他回头说‘不用了，谢谢’，结果没过两分钟，换了个人又来继续帮忙。”

蔡文博笑着说，这种时候总让人感觉欣慰又无奈，所以第二年再去参加的时候，这位轮友就在自己的椅子后面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谢谢，请勿擅自帮助。

这让我想起了视障学子张炜军的经历，作为视障人士，每次过马路时，他都会用他们的特殊技巧来记路，但总会有人热心肠地来把他拉过去，导致他脑海里记的路全乱掉了，当时张炜军也提到，“除非我们主动请求帮助，其他情况下都不用帮助我们。”

他还聊到了大家对残障人士的刻板印象，“大家都会觉得我们‘不能参与运动’、‘需要很多帮助’、‘要对所有与身体有关的避而不谈’。” 但蔡文博更希望大家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就好。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学搬新家，我和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去玩，那个同学就给他们拿鞋套，另一个朋友就开玩笑说让他也给我拿一个。”

蔡文博讲起来乐得不行，我也受他影响开怀大笑。我想起了史铁生在《扶轮问路》中最广为流传的那个 “地狱笑话”：“自从我残废了，家人很少在我面前提起腿；只有余华，带着我去踢足球，还让我当守门员，他不仅没把我当成废人，还没当成人！” 真正的平等或许就是如此，蔡文博和他的朋友们也是这样。

采访的那天下午，他和我分享了他打羽毛球的经验 ——“普通打一下没问题，但你想扣杀的时候就不行啊！你跳不起来啊！” 他提到了自己的 “战绩”——“有时候我早上会去公园滑个五公里、十公里，如果有人一起比赛，我甚至可以滑进五分钟！” 他的语气里，全是洋洋得意。

“其实有很多事是我们自己就能做的。” 他乐完之后，这样说着，然后轻松地转动自己的轮椅，向我展示了他的翘轮技巧，这是他在 2016 年参加训练营的时候学到的，“之前一些小坎都上不去，上下车还要我爸抱我，现在 20 厘米以下的台阶我如履平地。”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好像不是在说轮椅与台阶，而是在说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人和他们所面对的人生。

2024 年硕士毕业后，蔡文博回到了武汉。他考了一个社会工作的编制，负责老年人群体。在我们对话的时候，他浅浅地吐槽了一下，“感觉接待的领导比来的老年人都多。” 半年后，我和蔡文博又一次聊了起来，他发给我一张图片，上面是 “国家辅助器具华中区域中心”，蔡文博说，他在年后终于离职了，他的新工作是给残障人士提供培训服务，就像他 16 岁时所参与的那样，他说他终于能干点真正帮助伤友们的事了。

看着我们的聊天记录，我的眼睛定格在了蔡文博的头像上，那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表情包，里面的猫咪表情复杂，我不太看得懂年轻人的流行，但能大概知道他应该在搞笑，这符合他一直以来的人设。我很感叹，他在那么年少的时候失去双腿，却依然保持着幽默与乐观。

“命运不是用来被打败的，而是用来被认识的。”

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如此写下，我在想，蔡文博应该也有着同样的理解，就像轮椅困不住史铁生向往星空的眼睛，就像台阶拦不住蔡文博渴望攀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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