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初,天山北麓已是霜降时节,一支屯垦小分队在巡逻途中救下了两名被乌斯满匪帮抢掠后的牧民。“他们连毡房都不放过!”牧民哽咽的话,瞬间点燃了官兵的警觉——新疆的匪患远未平息。几天后,罗少伟副师长遇袭牺牲的噩耗传来,漫长的剿匪战由此急转直下。
新疆和平解放仅一年多,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十六师担负伊犁、阿山一线清剿任务。匪势的源头在乌斯满部。乌斯满早在1930年代就举旗反对盛世才,其后在三区革命武装中保留了私人武装,被任命为阿山专员。职位到手,他却惦记刀枪。1947年接受国民党拉拢后,打着“自治”旗号,自封“巴图尔汗”,成为西北最大的游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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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乌斯满纠集七百余骑突然围攻伊吾。十六师四十六团二连守军仅百余人,连续鏖战两昼夜,硬是把县城墙根蹬成血泥。伊吾没丢,但罗少伟看得清:不把这一股土匪连根拔掉,边地就安不了垦区,牧场也栽不下地界桩。于是3月26日,他驱车百余公里赶到前沿阵地,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部署反击。
4月1日清晨,罗少伟带着参谋、警卫三人前往七角井踏勘。那里是伊吾通往阿山的咽喉,植被稀疏、沟壑纵横,正适合埋伏。半途突起尘烟,二十多名匪徒夹枪声扑来。枪声前后不到五分钟,罗少伟胸口中弹,随行人员全部倒下,32岁的副师长牺牲,遗体被匪徒焚烧后弃于乱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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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送到伊犁,王震脸色沉到极点。有人小心地提醒:“部队刚进疆,是否缓一缓?”王震挥手打断:“缓什么?不能让战友白白流血!”随即命令:第六军十六师与十九师全线出动,同时抽调第四军坦克团41辆T—34及一架侦察机配合,限期剿灭乌斯满部。
由装甲和航空牵制,步兵迅速穿插。地形开阔处,坦克成楔形突进;峡谷地带,则由骑兵连侧翼抄插。乌斯满部大多是临时拼凑的骑枪队,火力吃紧,难以抗衡。伊吾西北60公里的色日克河谷成了决战场。仅三日,3000余匪徒被全歼,缴获迫击炮17门、各式轻重机枪百余挺。乌斯满趁夜突围,只带走十几条枪。
表面上匪帮覆灭,新疆却没有马上太平。乌斯满散匿其间,与残匪、特务互通声息,沿青、新、甘边界流窜,抢粮劫畜,屠村杀官,一度搅得海道—星星峡公路频繁断线。公安、民兵、部队、群众一起织网,追踪足迹。1951年1月,侦察科在酒泉戈壁截获一名跑腿的密信,信上写着“二月初七在阿尔金山会合”。这条线索最终锁定了乌斯满藏身的巴丹吉林边缘盐井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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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上旬,甘肃军区一个加强连在向导带领下夜行百里,包围盐井滩的破庙。凌晨三点,“出来!”一声呵斥。瘦削的乌斯满匆忙夺门,刚迈一步就被顶了回去。押回迪化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于4月29日举行万人公审大会,乌斯满被依法处决,至此西北最大的游匪势力彻底覆灭。
从战例看,王震用兵有三条耐人寻味。第一,打快仗。罗少伟牺牲到总攻,仅用了十天。不给敌人喘息空间,碎片化的匪队来不及重组。第二,火力集中。两个师加坦克、航空,形成压倒性优势,在高原戈壁也能快速机动。第三,依托群众。无论是牧民递送情报,还是伊吾干群固守县城,都是作战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过,匪患的形成也有历史根源。清末到民国,新疆政权频繁更迭,地方武装与宗教势力交错,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留下大量散兵游勇。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将“生产建设兵团+地方军政合一”作为治理新疆的新方案,既要镇匪,更要屯垦。罗少伟牺牲时,伊犁河谷的第一批开荒地仅万余亩,而到1953年底,兵团已垦荒上百万亩,匪踪被赶进深山,边防公路开始向帕米尔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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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外国情报机构曾寄望乌斯满继续搅局,但他们低估了人民军队的反应速度和情报网络。当坦克履带碾过塔城—伊犁公路时,新疆与内地的距离被彻底缩短,乌斯满们再无立足之地。
罗少伟的名字,如今镌刻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伊吾县城北侧那段斑驳的老城墙仍在,守城的老兵回忆当年,总爱加上一句:“罗副师长没白来,他替咱们赢了一整片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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