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城跑司令化装逃跑，云南口音让他当场露馅，幸好有个好侄子

1948年10月15日下午，锦州东南的娘娘宫镇检查站前挤满了败退的国民党军士兵和逃难的老百姓，队伍缓缓向前移动，三个穿黑棉袄的男人挪到了前面。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照例询问了几句。中间那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子低着头答话，口音又硬又直，带着浓重的云南口音，在东北显得很是突兀。

战士心里起疑，抬起了枪口。他们随后扣下的这个人，正是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五天前，他把守的锦州城被解放军攻克。此时，正是这改不掉的云南昭通家乡话，堵上了他最后一条逃跑的路。此时远在云南，他那位任省主席的侄子卢汉今后的命运，也意外地和他联系在了一起。

卢浚泉是云南昭通炎山人，彝族，生于1899年，彝名为“达史余忍”。年轻时离家到昆明读书，才取了汉名。1922年，他考入云南讲武堂第十八期。那是滇军高级将领的摇篮，学校里训练十分严格。

毕业后，他从排长做起，一路晋升，但始终在滇军体系中。抗日战争爆发后，滇军被编为第六十军开赴前线。1938年台儿庄战役时，卢浚泉已升任团长，率部在禹王山坚守二十多天，经历了真正的恶战。后来他历任旅长、副师长，仍在滇军内任职。1945年日本投降前，他升任暂编第二十师师长。

日本投降后，国内形势骤变，地方杂牌部队的命运也随之改变。1945年秋，滇军主力被调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随后接到命令，直接开赴遥远的东北。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一步调虎离山之计，意在让这支地方军队远离根基云南。

1946年4月，卢浚泉率第九十三军从葫芦岛登陆。东北天气寒冷，人生地疏，上面还有杜聿明等中央军将领督视。然而卢浚泉的官职却一路攀升。1947年11月，他升任第六兵团司令；第二年1月，兼任锦州警备司令；6月，又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坐镇锦州。

锦州是连接关内关外的咽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1948年9月，东野发起辽沈战役，首战目标就是锦州。到10月初，城外据点全部失守，锦州被围得水泄不通。

卢浚泉手中虽有第九十三军、新八军等部，约十万人，但各部队没有满编，士气低落。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电报，严令其“坚守待援”。虽称东西两路均有援军，但解放军炮火日益逼近，援军却始终没有看到踪影。

总攻锦州在10月14日上午打响。解放军的炮火密集覆盖，城东阵地很快失守。电话里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撑到傍晚，卢浚泉明白城已守不住。他找来参谋长李汝和与副官张文，决定化装成平民逃跑。

几人匆忙脱下军装，换上准备好的黑布棉袄，又用锅底灰抹在脸上和脖子上。夜里十一点左右，他们从隐蔽处溜出，混入乱哄哄的人群，向东南方向摸去。起初较为顺利，他们避开主路，在15日天亮前出了城。

走到杏山镇附近时，迎面遇上一队解放军后勤人员。对方盘问时，卢浚泉自称是沈阳来的商人。对方没有多追问，只让他们去后方娘娘宫检查站登记。在检查站，他那口地道的昭通话引起怀疑。当站内干部盯着他，突然问“你是不是卢浚泉”时，他怔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

被俘后，卢浚泉被押送到东野前指。负责干部在他面前摊开地图，讲解东北战局的整体情况。谈话提到长春，被围的国民党第六十军是滇军的老部队，军长曾泽生还是他的老同学。

干部提出，如果他愿意写信劝曾泽生起义，就能减少伤亡，也为数万云南官兵寻一条出路。卢浚泉起初并没有答应。两天后，他确知锦州守军全军覆没，许诺来援的部队也被击退，这才彻底认清国民党在东北大势已去。想起长春城内可能白白送命的云南同乡，他最终松口。

他的信是写给同学曾泽生和师长白肇学的，内容很直白，如实说明锦州失守、援军没有希望的情况。信末写道：“望兄等为我滇军三万官兵计，另寻出路。”这封信设法送进了长春城。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起义。这封信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历来看法不一，但对卢浚泉个人而言，这事成为他明确记录的“立功表现”。

此后，卢浚泉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长期改造生活。那里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写材料。起初他沉默寡言，学习讨论时也常不开口。

有一次管理所要砌一堵墙，管理干部问谁懂泥瓦匠手艺。卢浚泉举手说，他年轻时在家乡干过。他喝灰、砌砖，手脚麻利很快就把墙砌好。时间一长，一同改造的人私下称他“砌墙司令”。这些体力劳动似乎让他心情也轻松了一些。

也是在这里，他从报纸上看到重要消息：他的侄子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他拿着报纸，看了很久。后来他在思想汇报中写道：“如果当时我能早点看清形势，锦州那一战，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1959年秋，管理所开始评审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标准有几条：历史罪行轻重、改造表现好坏、是否曾有立功。卢浚泉的情况较为特殊。他是被俘的高级将领，但为长春起义写信一事记录在案。

同时，他的亲侄子卢汉已是重要起义将领，正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卢汉在起义后，始终对这位叔叔的处境很关心，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表示卢浚泉在关键时刻为促成六十军起义出过力，希望组织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予以考虑。

卢汉的亲自说情，在评审特赦名单时被慎重考虑在内。管理人员多次与卢浚泉谈话，仔细核对当年写信劝降的细节，并了解他日常改造情况。评审材料称他“劳动踏实，思想认识有转变”。

9月17日，特赦大会召开。听到自己名字时，卢浚泉愣了一下，才站起身来。当晚，他在本子上只写了六个字：“得了新生，要努力。”

特赦后，卢浚泉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负责审阅和撰写军事历史资料，特别是涉及辽沈战役和滇军的部分。他工作十分仔细，常为一个具体时间或地名反复查阅多份档案。有年轻编辑询问当年战事，他会放下笔，慢慢讲述部队番号、行军路线，甚至当天天气。

1966年，他获准回云南探亲。在昆明，他见到了卢汉。叔侄二人对坐，聊的多是家乡旧事，昭通的山水、昆明的气候，谁也没有提锦州之战。

1978年，组织同意他回昆明定居。分给他的房子带一个小院。偶有老朋友、老部下来访，说起往事，他大多静静听着。有人问起当年，他常常沉默片刻，然后说一句：“那个年月啊，很多事，个人做不了主。”1979年9月20日，卢浚泉在昆明去世，终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