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谈《光宣诗坛点将录》的笺证与传统注疏学的未来

王培军（蒋立冬 绘）

汪辟疆撰写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按照《水浒传》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的顺序，将晚清光宣以来的一百九十二个著名诗人排了位次。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培军所撰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对书中所涉及的诗人，征引相关文献，逐一作了笺证，并对汪辟疆的安排也作了扼要的评述。本书2008年初版，2025年校订再版。《上海书评》对王培军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谈了此书笺注的过程以及e时代传统注疏之学的命运和未来。

《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汪辟疆著，王培军笺证，中华书局，2025年6月出版，937页，168.00元

今年6月，您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以下简称“《笺证》”）由中华书局再版了，这是《笺证》的第二版，距2008年的初版，时间已过去了十七年，您有什么感想，现在对这部《笺证》还满意吗？

王培军：是的，时间很快，转眼过去这么多年，感想自然是有的。《笺证》本是我的博士论文，当时下了功夫，答辩效果也很好，答辩委员会的诸位学者都予以了一致肯定，《笺证》出版之后，亦有不相识的前辈，予以了较高评价，如黄裳先生等。所以我自己也还比较满意。但从现在来说，我对《笺证》当然也不能那么满意了。我记得2017年《笺证》获得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时，我在获奖感言中说：“十年以来，我的阅历渐次加深，读书也比那时要多，知识思想不无增进，人也正式步入中年，不复是当初的轻率和无畏，回视当年的那个《笺证》，就没有那时那么地满意了。”那个话是真的。其实我认为人对自己是不容易满意的，至少我本人是这样，当然也有学者对自己是没有不满意的，那是我所羡慕的。

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是近代一部有名的“点将录”，也许可以说是最有名的“点将录”，其影响大大超过它所仿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也为后来的钱仲联所撰写的《顺康雍诗坛点将录》《道咸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等所不能比，但无论如何，学者一般都认为它是游戏之作，不能太当真，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将此种游戏之作选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的？您不在意受到同行学者的质疑吗？有没有受到一定的压力？

王培军：我作《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写博士论文，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所以题目不能太大，又因为是博士论文，字数有规定，一般要有多少万字，所以题目也不能太小，太小是写不够字数的。我当时在考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曾经拟想过好几个值得写的题目，如“清代家学考”等，但都觉得“兹事体大”，不易着手，尤其是想写皖桐的乡先贤明清之际的大学者方以智，当时动手搜了不少材料，但后来终于觉得时间来不及，工作量也大，我不想敷衍成篇，自欺欺人，所以最后决定退而求其次，只做个比较容易的，即以笺注《光宣诗坛点将录》为博士论文。

当然，我之所以做《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更深层的原因，是我那时因为受到陈衍《石遗室诗话》的影响，诗学方面的兴趣较多地转到了晚清的“同光体”。我对晚近的同光体诗人发生兴趣，最早可以追溯至大学时代，可能是1991年，我买到一本陈声聪的《兼于阁诗话》，读了之后，我对于晚近名家如陈散原、梁节庵、李墨巢、夏吷庵、陈病树等，饶有兴味。像李墨巢、陈病树等，也是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提过的。后来又读了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及钱仲联的《梦苕盦诗话》《梦苕盦论集》等。1996年，钱先生的《石语》出版了，我又买来读了，对于里面的关于易顺鼎、曾广钧、郑孝胥等苛刻而又有趣的批评，更是为之绝倒。当然我最主要还是因为读了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而对于晚近的同光体有些耽嗜了。那时我认为无人不读、无人不能背几首的唐诗宋词，是用不到再读了，而同光体诗人则是一般学者所不甚知晓的。我那时候比较年轻，对于读书之事，以比别人知道得多一些为乐事，子夏说的“日知其所无”，在我那时是差不多做到的，而一般意中所有的，我那时也就不那么用力了。

至于说《点将录》是“游戏之作”，确是有人的。不过，从本质上说，文学本身不就是“游戏”吗？至少西方学者是有这样主张的，这是念过《文学概论》的人都知晓的。但是“游戏之作”也可以不作“游戏”看，而作为“诗史”看的，它是什么没关系，问题只在你想怎么看，你看出了什么？《西游记》可以看作“证道书”，《三国演义》可以看作“兵书”，《红楼梦》可以看作“阶级斗争史”，“六经”也都可以看作“史”。《点校录》之堪作为“诗史”，是毋庸置疑的。汪辟疆在其晚岁所增订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亦确有“诗史”的用意。我在《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的“前言”中，特别提出“诗史”之分“嬗变诗史”和“分布诗史”的说法，以为《点将录》的本质，就是“人物位次录”，所以正好可以作为“分布诗史”。我的那个提法，自以为还是有新意的。我为《点将录》作笺证，就是视其为具体而微的近代诗史的。

您认为《光宣诗坛点将录》可作为近代诗史观，那么汪辟疆在《点将录》中的“点将”，都是公允切合的吗，您是否认为有不当处？

王培军：《光宣诗坛点将录》所拟大多是切的，如以王闿运为晁盖，以陈三立为宋江，以郑孝胥为卢俊义，都是至当不移的。以袁昶、范当世、樊增祥为五虎将，以晚清四大词人为水军头领，以宝廷为小旋风、李慈铭为扑天雕、曾广钧为浪子燕青、黄遵宪为武松、沈曾植为杨志、梁鼎芬为朱仝、康有为为戴宗等，也大体是得当的。但也有可议的。其中第一个可议的，是陈衍作“神机军师朱武”，朱武是地煞星的首座，在梁山位置固不低，但比起陈衍在晚清诗坛的地位，还是太不匹配了。钱锺书记《石语》中有一条，说见到汪辟疆，知陈衍以《点将录》中仅比之朱武，颇为不悦。钱先生加按语云：“余亦以为辟疆过也。”从钱的语气看是平允的，倒也不是因为与陈衍关系好，为作左右袒。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以陈衍为“智多星吴用”，那是极切合的。钱仲联的《点将录》1983年初刊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后又有改本，1986年收入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则易为“入云龙公孙胜”，中华书局本《梦苕盦论集》所收《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同于《三百年》本，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所收的《点将录》，则据的是初刊本。但就是拟作公孙胜，也是远胜于拟作朱武的，毕竟天罡、地煞，还是有根本不同的。《世说新语·品藻》中有一条，说温峤是当时名士的第二流之高者，每当名辈共说人物，第一流将尽之际，温峤脸上就挂不住。从这可见名士是如何重视等第的。陈寅恪先生讲学者须“预流”，其“流”字实即暗本于魏晋人的第一流、第二流的“流”。将陈衍贬为“地煞星首座”，陈衍对此不高兴，可以理解。当然，陈衍如气度更好些，也可付之一笑。其他可议之处，如林旭之为五虎将，其实是不够格的。林旭为“戊戌六君子”，只有二十四岁，其诗早熟，学后山，平心论之是做得好的，但边幅稍窘，体量也不大，只寥寥一卷诗，加上补遗、外集，也不过二百首，实在难为大家。比林旭小三岁的陈曾寿，林旭视之亦有不及，就不必说才情声名一时无两的易顺鼎了，易顺鼎也只拟作黑旋风，而陈曾寿只是小李广，林旭怎堪作豹子头？又如张佩纶、俞明震、夏敬观为地煞的宣赞、孙立、魏定国，而丘逢甲、程颂藩、蒋智由，却作天罡的雷横、解珍和石秀，都是抑扬失当的。无论如何，俞明震、张佩纶、夏敬观的诗，比起丘逢甲、程颂藩和蒋智由来，是要好得多、不可同日语的。但汪《录》之拟，较之钱仲联的《点将录》，大体又要正确得多。钱《录》是以黄遵宪为宋江、丘逢甲为卢俊义，这就从根本上错掉了，其以金和为大刀关胜，以苏曼殊为行者武松，也是一见即知其谬悠的。至以郑孝胥、汪精卫、梁鸿志、黄秋岳为铁叫子乐和、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及白日鼠白胜，那也都是从为人着眼，而无关乎诗学。其实“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王世贞论严嵩语，见《弇州续稿》卷二《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不一定人好诗就好，人坏诗就坏，且不说人的好与坏，有时有深刻的复杂性，正复难说。

《笺证》是您花三年时间完成的，后记中说翻阅的书近千种，还有大量近代的报刊杂志，这个具体的过程能谈谈吗？也就是说，当时您是如何找书、看书的？

王培军：我那时是用笨办法做的。我的第一步是把《光宣诗坛点将录》看熟了，《点将录》总共不过三万馀字，这个是容易事。第二步我就根据这个《点将录》，把《点将录》中所涉及的一百九十二位诗人，一一摘出来，然后据此名单，去看有关的目录书，主要是看三大册三千馀页的《清人别集总目》，——《总目》出版于2000年，定价三百八十元，我那时买不起，校图书馆也只有一部，只能在阅览室看，不能借——去把每一位诗人的诗集，从《总目》中钩摘出来，包括每种集子的藏地，也注于其下。《清人总集别目》著录经常不准，也有不少错误，它的编法，基本上是从目录到目录的，但它的体例不错，它不但著录别集的名字，也著录不同的版本及藏地。那时另外还有一种《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是柯愈春著的，也是三大本，也是可以参考的。就这样我自己编了一份近代诗人的诗集目录，我就根据这个目录，去图书馆一本一本调书出来看。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阅览室，那时还是纸质索书卡片，放在木制的抽屉中，排成一大排。在那之前，我曾把一百多个抽屉中的书目卡片，估计有数万张吧，连抽屉搬出来，放在桌上逐张翻看过。我所要看的一百九十二位《点将录》中诗人的集子，其十之五六，师大图书馆都是有藏的。我阅读起来颇为方便，只要从宿舍去图书馆，一本本填写索书卡，把要看的书调出来看就可以了。那时我几乎每天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起先我边读边做笔记，后来发现做笔记比较耗时间，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花了两千块钱，买了一个在当时可算先进的数码相机，把看到的要用的材料，用相机拍下来，晚上回到宿舍，再拷到电脑中，加以整理。这节省了我的很多时间。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同时亦深刻认识到，做学问必须花钱。我们小时候听惯的美国人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其实可以倒过来说：“金钱就是时间。”做学问是人世间最花费时间的一件事，但有时也可以用钱冲抵。我前后所拍的照片，大概有两万多张，那个相机在我的论文完成后不久，也就因为使用过于频繁而报废了。但是我还保存着那个坏掉的老相机，以为纪念。

看过华师大图书馆的部分，我就去看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书。在上海我主要看了这三个图书馆的藏书。看完了上海的，我就专程去北京，看国家图书馆的书，那大概是2005年的夏天。在北京我还看了科学院图书馆的书，那个图书馆的规定，非常过分，每次填单索一种书，都必须交手续费，几块钱我忘了。如果要拍照，以页论价另算，一页五块钱还是十块钱，我记不清了。国家图书馆拍照也要给钱，但便宜一些，可以勉强接受，但也不能拍得太多，只能尽量手抄。我在北京集中看了十多天，那个夏天相当的热，但我那时年轻，好像不觉得有什么。我是住在国家图书馆的本部边上，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北海那边，看老馆的线装书。因为每天都有发现，所以并不以为苦，反而有一种乐趣。后来我还去了杭州的浙江图书馆，但浙图要看的少，大概也只有十馀种了。

看完了诗人的别集、文集，我又回到学校图书馆，在近代期刊部专门看晚清民国的报刊。那时我所看的刊物，如《青鹤》《庸言》《甲寅周刊》《甲寅杂志》《国粹学报》《同声》《学衡》《国风报》《国史馆馆刊》《学海》《学术世界》《国学商兑》《国学论衡》《国学专刊》《国专月刊》《国艺月刊》《民彝》《文字同盟》《古今》《逸经》《雅言》《制言》《华国》《中和月刊》等，除非期数有缺，一般都是从头翻到尾的，当然也是边看边拍的。《甲寅周刊》《甲寅杂志》都是章士钊主编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最初是刊于1925年《甲寅周刊》第一卷五-九号的。1934年，《点将录》又再刊于陈灨一主编的《青鹤》第三卷二-七期。《青鹤》的名字来历很古，它是本于《拾遗记》的：“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之禽名青鹤。世语曰：‘青鹤鸣，时太平。’”陈灨一号甘簃，他的《甘簃诗文集》，收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我那时也是看过的，但没有徵引，未列于《笺证》后所附的参考文献。那时所经眼的文献，包括一百九十二位诗人之外的许多别集，有不少后来都没有用。《青鹤》所刊的东西很多，其作者亦多名流，那是《甲寅》所不能及的。《甲寅》和《青鹤》是我那时最先看的两种刊物。与《甲寅》齐名的《学衡》，所刊载的东西，也比《甲寅》要丰富，《笺证》采取的也更多。像《庸言》则是连载陈衍《石遗室诗话》的，《国学商兑》《国学论衡》《国学专刊》《国专月刊》等更是发表陈衍著述的阵地，那也都是较早去读的。因为《点校录》中有章太炎、刘师培和黄侃，那就不仅要看他们的著作集，也要去看章主编的《制言》《华国》和邓实等编的《国粹学报》。《雅言》是太炎弟子主编的，也多刊章、黄及刘师培的文字。钱仲联主编的《学海月刊》，多刊沈曾植、冒广生等人的著述，钱仲联本人注的《海日楼诗》，也是在此刊连载的。但华师大图书馆藏的《学海》，可惜是不全的。至于汪辟疆所参与的《国史馆馆刊》，则专门发表近人的传状和碑志，于我的《笺证》尤其有用，但此刊可惜仅出了五六期，后来就停刊了。我在黄稚荃的《杜邻存稿》中，还看到汪辟疆为编《馆刊》而与黄起争执的事。

我的《笺证》出版后，这些近代的刊物，有不少种都影印了，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甲寅杂志、甲寅周刊》《青鹤》，中华书局影印的《国风报》《庸言》，上海书店影印的《华国月刊》，广陵书社影印的《制言》《逸经》《古今》，凤凰出版社影印的《国专月刊》等等，可以方便地阅览。再到后来，这些期刊不但在国图网可以随时阅览，也有许多途径获得电本，那就更为方便了。但我那时条件没这么好。

笺证类的书，一般篇幅都较大，因为注释人物、事件、典章、典故等可无限深挖，您是如何确定注释的体例和边界的？

王培军：关于注书的体例，我已写于《笺证》前的凡例中了。当然还可以补充说一些。注《光宣诗坛点将录》，主要涉及的有三件事：一、诗人的生平；二、关于诗的批评；三、所涉及的本事。另外还有《点将录》中所用的典故，但这个不是重点，这与一般注诗是不同的。又因为是论诗的著作，所以基本不涉及典章制度。

关于诗人的生平，我所定的做法，是为每一位诗人写一个小传，简要叙述其生平、著作，并确定生卒年，有时也旁及交游。小传的写法，我自己定了条例，写哪些和不写哪些，都是经过仔细考虑，而绝非随意的。大概言之，小传内容要包括字号、籍贯、科第及仕途履历，这些都是客观性的，须字字有根据。在小传的最后，则必注明所据材料的出处，这是我尤为着意的。小传的撰写，我较多地用了钱仪吉辑的《碑传集》、缪荃孙辑的《续碑传集》、汪兆镛辑的《碑传集三编》、闵尔昌辑的《碑传集补》，及今人钱仲联的《广清碑传集》、卞孝萱编的《民国人物碑传集》《辛亥人物碑传集》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民国人物碑传集》等。这是使用碑传的情况。至于所用的史传，则主要用了《清史稿》《清史列传》和中华书局影印的十四大本的《清国史》。另外，还有许多近人所撰的年谱及文集中的碑传，年谱较多使用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和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其实，十之六七的诗人，尤其是名气大的诗人，是不缺材料的，而小部分的诗人，因为名气比较小，“名不见经传”，材料就很缺乏，小传的撰写，也就比较费力，必须多方去搜罗。对于这部分的小传，我除了要去翻查《清代硃卷集成》《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等，还搜览了大量的建国后修的县志，以及诗人所在县的《文史资料》。我的原则本不用白话文的传，但实在需要用时，只能破例。如陕西醴泉县（今作礼泉）的宋伯鲁，我本用了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及《清代人物传》中的《宋伯鲁传》，但是还不够，我还知道《礼泉文史资料》第七辑中有一篇《宋伯鲁生平大事年表》，但是那个《礼泉文史资料》，上海本地的图书馆没有藏本，后来只得请友人钟锦、李欣两位，在其回西安过年的时候，为我在西安的图书馆找到了，并复印了一本，花了四十多块钱。钟锦为此大吃一惊，觉得花这个钱复印这种书，实在冤枉不值。与宋伯鲁一起的还有陕西三原人陈涛、咸阳人李岳瑞，陈涛是吴宓的姑父，李岳瑞则是近代有名的人物，对于这两个人，我也用了建国后修的《三原县志》及《咸阳文史资料》。其实那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关于诗的批评，是《点将录》中最主体的部分。《点校录》之诗学的主要价值，亦在于此。汪辟疆对于《点将录》中诗人的批评，有三种形式，即：一、人物赞，二、论诗诗，三、给每人下的评语。人物赞和论诗诗都是押韵的，不仅寓有批评、本事，还包含典故。典故的注我后面再说。关于批评和本事，则不仅要读诗人别集，而且尤其必须要读晚近的诗话及笔记。晚近人的诗话，幸亏此前已经读过了张寅彭教授编的《民国诗话丛编》，那是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的，共有六大册，收近人诗话三十余种。那也是我参加点校过的书。寅彭教授手上所有的近人诗话，没有收入《丛编》，后来收入其所编的《清诗话三编》的，我也都从他那里借阅了复印件，如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潘飞声《在山泉诗话》、李之鼎《宜秋馆诗话》等。特别要提的是，那时还有一种大著作，就是钱仲联编的《清诗纪事》，我也细读参考了。《清诗纪事》是所有的《纪事》中最大的一种，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初版共二十二册，一万六千四百零八页。我见到钱有一张“著作双等身”的照片，钱拄着手杖，一边就是这个大部头的《清诗纪事》。后来2004年凤凰出版社出了缩印本，四大册。我在做《笺证》的时候，《纪事》是友人吴念庵先生借给我的，那时吴先生已六十多岁，从他的桂林路家骑自行车到中山北路华师大我的博士宿舍，把《清诗纪事》中咸同光宣等朝的六册借我使用。我对他是很感谢的。大概到了2009年，我才在复旦大学附近一个旧书店买到了第二版的《清诗纪事》，花了一千元。两年前，吴先生要散他的书，又把我喊去他的寓所，把那部初版的二十二册《清诗纪事》，又送给了我。所以目前我手上有两部《清诗纪事》。《清诗纪事》的体例是很怪的，它所有引的书，都是不注卷数的。这实在大大降低了其参考价值。据说钱仲联是为了恨别人抄他，故意不注卷数（钱仲联主编《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所刊的《〈清诗纪事〉一勺》，所引之书，均注卷数，可知本有卷数，后被删去了），你如果从《清诗纪事》转引，就不得不提它了。有的学者确是喜走捷径从他人转引材料，而又跳过不提，我的《笺证》出版后，也有人转引我，而不提一字。我从近代报刊中也发现不少近人诗话，后来辑成为《校辑近代诗话九种》、《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那都是我当时读近代报刊的副产品。

一般说来，批评家对于诗人所下的批评，大抵无须加注，也无所施其注。亦即批评与学问其实是两件事，批评虽亦与学问有关，但用学问去对付批评，却不是一件易事。批评的本质是判断、悟性，而学问则是理性。谈诗有时颇类参禅，它不是义学，是不讲道理的，它首要的是心证。譬如说我们经常听见初学者问：“这个诗好在哪里？”其实就是个错误的提问。因为如此一问，明明就是没领略到诗的好，既然没领略到好，问好在何处便是无意义的了。所以好与不好，只在感觉与领略，它是一种判断，而无所用其注解。批评家的谈诗，只好比美食家的谈吃，全凭经验与判断，而不能加以推证。这就好比你绝不可能用语言分析的办法对一个没吃过或没觉得荔枝好吃的人证明荔枝是好吃的一样，而则天后说的那一句“食南海生荔枝，觉青李如嚼蜡也”，也只能是解者自解、不解者自不解了。不过，不是所有批评都是独立的、原创的，批评亦多有来历，批评家亦每受到有大力者的影响。这个是可以加注的。我的《笺证》中关于诗的批评，其用力之所在，就是注出其所本或所依傍之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关于诗人的批评，多可以考其所本，而其所本最多的，则为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和《近代诗钞》。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晚清诗人的部分也是如此。从这可见陈衍的诗学对后辈学人的深刻影响。此外，我的《笺证》还尽量辑录同时的不同意见的批评，以与汪辟疆的批评进行参照。钱锺书先生批评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说《集释》中“对付那些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往往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肯主持他们的会议”。我差不多也是如此，一般尽量节制，不去掺入我自己对诗人的批评，但还不至于“不主持会议”。大多时候，在每篇的后面，我会加一段总按语，以为简括之评议或小结。钱先生在《谈艺录》中补订任渊的山谷诗注，还说过：“略补数则，而评骘雌黄不以充数焉。”其言外之意，就是批评是当不得注的。这也是有的学者所不知晓的一个“义例”。

至于所涉及的本事，要想搞清来历，则不用说是多翻览近人的笔记，此外实无他法。例如梁鼎芬的那个赞：“其髯戟张，其言妩媚。梁格庄，小衙内。眼中事，心中泪。”梁鼎芬有一部大胡子，当时非常有名，号为“梁髯”，其事在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徐凌霄的《凌霄汉阁笔记》中都有记载，可引以为注。至于其梁格庄的事，倒是《清史稿》中就有的。而所谓的“眼中事，心中泪”，也与其妻龚夫人移情别恋文廷式并与之同居有关，梁鼎芬有自题其书室极有名的一联云：“零落雨中花，旧梦惊回栖凤宅；绸缪天下计，壮怀销尽食鱼斋。”“零落”句有感而发，即是指其夫人事。这是李肖聃的《星庐笔记》中提过的。举此一例，可以说明注本事是非读杂书笔记不为功。我当时读的近人笔记，最易得的较大规模的丛书是上海书店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两种加起来，所收的已有四五十种，如重要的徐凌霄一士兄弟的《凌霄一士随笔》、黄秋岳的《花随人圣盦摭忆》等，都在其中了。上海书店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字非常之小（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本字较大，但那时已难得了），但当时也都通读了，山西古籍社的点校错误多，但因为比较易得，看的时候，就看他们的本子，徵引则有时不得不换成别的本子，如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的影印本。《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实在是一部大书，共有三编、数千册，里面有很多稀见的材料，极便学人，我翻此《丛刊》也翻得很熟，不仅史料笔记，有不少的近人别集，我用的也都是《丛刊》本。那时华师大图书馆有个阅览室，有一部《丛刊》，开架陈列，师生可以随手取阅。如复旦大学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也是放在阅览室，可以任意看。当然还有不收于丛书的较零散的笔记，那是通过姚佐绶等编的《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检得书名，再去图书馆调阅的。

您撰写此书时，数据库检索远不如现在发达普遍，当时遇到什么困难，怎么处理的？

王培军：在过去时代，一般注书实较著书为难。如钱澄之即云：“注书之难，难于著书。著书者，己为政；注书者，役焉而已。”（见《田间文集·重刻昌谷集注序》）钱锺书先生也说过：学人从事文字著述，最容易的是编大部头书，其次是论文，再其次是注释，最难的是翻译（见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26页）。著与注的关系，就有些像藏物与找物。我的家乡有句俗语：“一人藏物，十人难寻。”是有道理的。陈衍《石遗室诗话》中有一处，记其与沈曾植各把自己的诗给对方看，各有不知所用的典，就像唐代的王勃与张说，“以所作相示，各有不知出处”。沈曾植的诗，陈衍有读不懂处，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陈衍作的诗，博学的沈曾植也有所不解，那就可见读诗的非易事了。注书当然也是如此，不一定你的学问好，就一定注得出来。今天有了数据库检索，情况又另当别论。

我在注《点将录》时，只有注典故是用了电子检索版的《四库全书》。《笺证》中典故的注，其实是相对容易的，而且也不是《笺证》的重点所在。因为我注《点将录》，主要的目的是将之视为近代诗史的，是要为汪辟疆的批评及所涉及的本事，考出其渊源，而非解释他的字句、词语，或者换言之，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而不是为读不懂文本的读者做普及工作。但有些典故确也是要注的。那时已经有了可检索的《四库全书》，乾隆以前的古书，大抵可以方便地检索而得。在没有可检索的《四库全书》之前，注典故免不了也要查书，那就是传统的工具书。在清代以前，就是类书，如《太平御览》《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潜确居类书》《渊鉴类函》及《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今图书集成》是大家都知晓的存世最大的类书，有一万卷、一亿四千四百多万字，是陈梦雷编的。在今天当然已经没什么人用它了，似乎已经过时，但在民国时期，学者都还是极重视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其家乡有人以低价售此书，他的母亲就借钱为他买到了。可见其为胡适所重视之程度。胡适非常重视工具书的使用，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大列工具书如《史姓韵编》《中国人名大辞典》等，而为吕思勉所笑。其实吕先生有些误会了。陈寅恪也使用类书，而且很熟，这只要看他的《柳如是别传》中引《佩文韵府》比勘程嘉燧诗的那一节，就可见一斑了。我还记得朱自清有一篇《论逼真与如画》，也是用了《佩文韵府》，转抄其材料，其《论雅俗共赏》的序中就老实供认了。我在做学生时，有次在一门古文字学课上，有位老师提起《佩文韵府》，说你们用不了《佩文韵府》，因为它是据韵部编成的，你们不熟平水韵！这位老师不知道上海书店影印本的《佩文韵府》，第四册就是索引，只要会四角号码，就能检用。我当时心里是有些吃惊的。后来我知道有许多学文献学专业的学者，连四角号码也不会，也就心下释然了。我还买过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的《锦绣万花谷》《海录碎事》，以及《喻林》《壹是纪始》《三才图会》等中小型的类书，当然也买过大部头的《太平御览》《渊鉴类函》。至于《古今图书集成》，我自己就为它编过一个索引，固然也并没有用过。我当然知道早就有英人翟理斯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日本泷泽俊亮编的《图书集成分类索引》，但索引是以自己编的为好，别人编的未必适我之用。这也是陈援庵的治学经验谈，我认为是可以效法的。

我在使用《四库全书》检索时，仍是借径了类书如《太平御览》《佩文韵府》等，即并不是输入一词，让它在《全书》中广搜，而是先搜《太平御览》等。前人诗文所使的普通典故，包括词语，其实均可在类书中找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以为说明。《点将录》曾广钧篇有一首论诗诗，其语云：“奥缓光莹称此词，涪翁原本玉溪诗。君家自有连城璧，后起应怜圣小儿。”此诗开头的“奥缓光莹”，是本于曾国藩诗的，其详见《笺证》下册第400页、重印本下册第406页，此处姑不讨论；其最后一句的“圣小儿”，我初以为就是指“圣童”，当时王闿运最称赏的两个后生，一为易顺鼎、一为曾广钧，并号之为“圣童”“仙童”。如王闿运《与易实甫》：“昨与子大言两‘仙童’之说，托其转达，想未能尽言也。今海内有如祥麟威凤，一见而令人钦慕者，非吾贤与重伯耶。”又《题环天室诗集》：“重伯圣童，多材多萟，交游三十馀年，但以为天才绝伦，非关学也。”可以注其本事。但后来读到易顺鼎的《病榻借樊山先生为余禳天诗韵、自述生平成长句一篇呈樊山先生、示由甫六弟兼谂亲友及海内知我者》：“五岁聪颖纯厚，能作韵语，人已呼为圣小儿。”也用了“圣小儿”三个字，才恍然此三字也有来历。于是便用《四库全书》中的《太平御览》一搜，果然，在《太平御览》卷六百十四“学部八”幼学类中就有，是祖莹的故事。元人编的《韵府群玉》中也有此条。据《太平御览》，可以再检《魏书》卷八二、《北史》卷四七《祖莹传》，此三字的出处就找到了。过去的人，没有检索版的《四库全书》，也是可以检得到此事的，因为1998年印本《辞源》下册2531页、《汉语大词典》第八册665页，也都收有此词。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工具书，可供使用，如搜考近代的人物，也要用工具书。那时查得最多的是关于人物传记的索引，有些近代不太有名的人因名不见经传，考起来很不容易。如查近代的碑传文，有陈乃乾编的《清代碑传文通检》、王重民等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周骏富编的《清代传记丛刊索引》；有的人物是有年谱的，则可以查杨殿珣编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谢巍编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来新夏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如果查室名别号，那就有杨廷福、杨同甫父子编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陈玉堂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人物的生卒年，则那时有江庆柏编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刚出版，正好用。等等。就是近代报刊的篇目，也早有人编过《国闻周报总目》、《东方杂志总目》、《申报索引》及上海图书馆编的多卷本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这且不说《越缦堂日记》，在民国时期，就有专在近代四大日记上下功夫的金梁编过三册《索引》。不过今人多不大留心，不知道使用罢了。

陈援庵论注书，以为有两种注法，一是“外进法”，一是“内进法”。所谓“外进法”，是不顾本书，但找外面相关材料按条列入，如黄汝成的《日知录集释》、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是。所谓“内进法”，则是读本书不懂时即向外查考之，他所教的“史源学”就是。见《中国史学名著评论》89页、《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107页。援庵对于“外进”是不以为然的。援庵为学长于考证，他所教人的“史源学”，即是以检书为能事。援庵在为中华书局本《余嘉锡论学杂著》作的序中，有一段说得好：

凡读书博的人，常常不能深入；凡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肯勤查书。季豫先生读书博，而又能用功勤。看他每天在书斋中搬书查书，不厌其烦，因甲书而牵涉乙书，因一句话而检查大部头的书，他总是乐此不疲，持之以恒。

这固然是对余嘉锡的一个极佳写照，同时也完全可以视之为援庵本人的治学法。1956年3月，援庵的弟子柴德赓，在与援庵书札中，请其夜间勿进书库查书，援庵答其书云：“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则有危险。与其睡不着，无宁危险。”（见《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594页）正是一个绝佳说明。吕思勉中岁作《章句论》，其序中有云：“考证之事，贵于详密，必能遍读群书，搜集证据，乃可以无遗憾。此篇之作，仅凭记忆所及，翻检得之，其不能无挂漏错误，固不待言。”则可见吕先生虽读大书，无人可及，但却是不太喜翻检的，所以吕先生的考证，亦不能及陈、余二人之精。钱锺书先生博览群书，但亦不以考证为长，亦是为此。读书与为了考证目标明确的查书，并不是一回事。

我在注《点将录》时，如援庵所说的“外进法”“内进法”，其实是同时并用。我也不同意援庵轻视“外进法”，因为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就正用的是“外进法”。我的大范围去看书，以所得材料注《点将录》，也得到了汪说之所本，同时，其他的批评材料，即非汪说之所本，也足与汪说比观互印，这也是大有裨益的。当然，我也用了“内进法”，尤其是在注典故的时候，必须从本文出发，去向外搜检查考。总之此二法并不矛盾，可以互补。

两版《笺注》之间，有什么大的增删改动吗？

王培军：此次新订版，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因为兴趣的退减，只是有节制地补订了几十处，所增的页码，较初版只多了八页。其实，《笺证》在博士答辩时的定稿是六十万字，2007年寄给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方面嫌字太多，篇幅太大，要求缩减，不然成本太高，因为我并无经费资助，所以也只有删削一途，最后删为四十五万字。初版版权页的字数作六十五万字，其实所交稿的word本《笺证》正文是四十五万字，加上前言、附录，可能是五十万字。《光宣诗坛点将录》初本的《甲寅》本，是七千馀字，后来定本是三万馀字。

我在《笺证》出版后，其实就将其束之高阁，不去管它了。一方面是我对于晚清的同光体诗人，已经是太熟悉了，所以有些厌倦；一方面则是高校的工作多，有许多事要对付，可支配的时间少。我自己读书则多是无目的的“博览”，或者说就是“杂览”，正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屡诫的“杂览”有害于八股文，“杂览”也有害于学术研究，尤其现代的学术研究，是以专家为第一义的。像我这样的读书漫无归宿，当然不能有成绩。不过，我有时读书，看见有关的或可以补订的材料，也去取出《笺证》，批注于书页边上。当年遍觅不获、还有印象的，有时想起也去用数据库网搜一下，当然也另有一些，是友人告知的。我这次所补订的，基本上出于此，并未作大规模的补订。可以举几个较有趣的例子说。如被拟为大刀关胜的袁昶，汪辟疆评云：“渐西村人诗，硬语盘空，遣词命意，不作犹人语。或有议其僻涩者，要非定论。句如‘大千人为物之盗，十二辰虫如是观’，知‘为’训母猴，则不嫌生造也。”这里所引的袁昶一联诗，是本于《近代诗钞》所附的《石遗室诗话》，这在当时是注出了的，但此联见于何诗，则当时曾将袁昶的《渐西村人诗初集》《安般簃集》等翻了几遍，也都没有找到，所以我在那条注中，就说“‘大千’句，今不见袁集”。因为当时确是翻了几遍，所以语气很肯定。后来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看到爪部“为”字下，有“为，母猴也”，我立刻想起我的《笺证》中是把“为，母猴也”四字注作了“见宋罗愿《尔雅翼》”的。我没有通读过《尔雅翼》，此注是从《四库全书》中检索来的，之所以没有检到《说文》，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四库全书》中的《说文解字》，把“正文”排作了小字夹注式的“注释文字”，所以无论搜“为、母猴”，还是“母猴”“猴”，都是搜不到的。这个错固亦事出有因，但也很令人惭愧。我因经此一刺激，觉得有必要去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搜“大千”一联，结果发现，此联赫然见于袁昶《安般簃集诗续》丁集《观蚕池口旧胡神祠中所藏鸟兽虫豸数百具、胡巫以药絮装渍、毛骨未腐、植立如生、亦异观也、戏缀以诗》八首之二，而且是我翻了半天书也找不到的，网搜只一秒。

不过，近代文献有大多是网上没有的，不能“网搜”。如《笺证》中胡翔冬篇，《点将录》附载整理者程千帆之父程康的《读胡翔冬自怡斋诗》，最后有几句云：“胡为辟疆谑，但恐翔冬骂。美女杀亲夫，忍俊君诗价。”千帆所加的小字注云：“余年弱冠，负笈白下。时彭泽汪先生说诗中央大学，和州胡先生说诗金陵大学。余既受业于胡先生，又以世谊从汪先生问，因亦师事焉。余之专力于诗始此。二师诗派虽异，交谊顾笃。六一翁所谓资谈笑、助谐谑者，往往于觞咏间遇之。胡先生尝入牛首，一事吟咏，月夜大醉，坠于崖腹，幸为树枝所格，得不死，然犹伤其胁。汪先生调之曰：‘此所谓“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也。’又尝云：‘翔冬诗又漂亮又狠，可方美女杀亲夫。’故先君诗中并及之。”这一段小注，备载当日掌故，读来妙有意思，但是汪辟疆调胡翔冬的“又漂亮又狠”，其实是胡翔冬本人的说诗语，见《斯文》第一卷八期佘贤勋《翔师谈诗述略》。而“美女杀亲夫”一句，尤语有所本，整理者既不之知，我当时也没能注出来。大概是2015年，我读裴景福的《河海昆仑录》，在卷一读到：“许仙屏中丞工书，深于柳诚悬。抚粤时，告予曰：‘曾文正尝言：“作书要似少妇谋杀亲夫。”人多不解，公曰：“既美且狠。”可谓形容尽致。’予曰：‘不独书法，诗文亦然。古今大家美且狠者，唯杜与韩。昔长安名优十三旦演《蝴蝶梦》，桂云演《双钉记》《杀皮》，均极美而狠之态。不见此等角色，安知文正措语之妙。’”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汪辟疆的那个话，不就是从这里来的吗？我记得当时就写了篇札记，刊于《上海书评》。“又漂亮又狠”，就是“既美且狠”的翻译，“既美且狠”四字，则又是本于《左传》的。《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六年》：“大子痤美而很。”（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本，1196页）“很”即“狠”字。

《点将录》中的严复，是拟为“地满星玉幡竿孟康”的，其赞云：“锦□珠，美无度。”孟康是“监造大小战船”的头领，严复早年肄业于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后派赴英国入海军大学，学习海军战术，回国后又任马江船政学堂的教习，《点校录》所拟就是着眼于此。但另有一个合处，则当时注《点将录》时，未能得其证，即严复颜貌亦佳，后来读了吕碧城的姐姐吕美荪的《葂丽园随笔》，其中有一条：“几道喜以美玉饰冠，虽逾中岁，渥颜不衰，亦若其文章之美也。”而《水浒传》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解释孟康为何叫“玉幡竿”，亦有一段：“邓飞道：‘我这兄弟，姓孟名康，祖贯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只。（中略）因他长大白净，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起他一个绰号，叫他做“玉幡竿”孟康。’”这真是所谓斗榫合缝、非常之巧了。而那个六字赞，亦有所指，那就是《海藏楼诗集》卷六《几道见和留髭诗易韵答之》的：“窥君珠饰帽，绝叹美无度。”自注：“几道帽檐常缀以珠。”赞中的“锦□珠”，中间一字为方孔，想是整理者不能识，我本以为是“缀”字，后读《礼记·王制》，有“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见《礼记正义》，483页），以为必是本之。与严复相反的是吴士鉴，吴之被拟为“丑郡马宣赞”，则是缘于貌寝，郑逸梅《艺林散叶》中有一条：“吴士鉴书法甚腴美，王蘧常曾见吴于钱塘，谓貌奇丑，五官无一端正者。”可以为证。这都是当时没注出的。

以上是较大且亦较有趣的补订。其他如个别人物的生卒年，以前不知道的，这次也考出了一些，如陈宝琛的弟子黄懋谦（1877-1950），是从1987年《西南古籍研究》所刊的夏敬观《疑年录六续》获知的。又有些人物的生卒年，则当时写错了，如沈曾植生于1850年，初版误写为1851年，这是许全胜教授告知的。又如李拔可是沈瑜庆的弥甥，当时误为沈葆桢的弥甥，这是据陈祖壬《墨巢先生墓志铭》及《硕果亭诗》卷上《读涛园祖舅手书、语意深重、念及弱体、感赋呈寄》《哭涛园祖舅》订正的。所谓的“弥甥”，就是外甥之子亦即姊妹的孙子，与外孙为女儿之子有别。钱锺书先生以为是沈瑜庆的外孙，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32页按语云：“沈涛园名瑜庆，有《涛园诗集》，民国九年外曾孙李拔可为印行。此承钱默存先生见告。”《编年事辑》增订本又改作“外曾孙”。那也都是搞错了的。诸如此类，我也补订了若干处。但钱先生说过，“笺注家干的是细活儿”，首要的是细心。我自知细心不够，所以不敢保证此类错误都扫除尽净了。

如今数据库应用极为普遍，且互联网检索也非常方便、迅捷，是不是已可以取代笺注类的工作了？或者说，您当年手工笺注，与e考据的工作有什么差别？

王培军：我认为目前还不能取代，但无论如何，笺注的门槛已被大大降低了，这从近一二十年来所出版的古籍注本的数量、体量和质量，就可以看得出来。与八九十年代的学者相比，为古籍作注的学者，显然目前在数量上要多得多了，所出古籍注本的量也大得多，并且注本的体量也大，注本动辄十几册，在目前是常见的。以前像钱仲联注的八本《剑南诗稿校注》，都是吓人的大部头，但现在如从册数看，则显然是平平的了。在以前，作注的人第一是不多的，其次能作注的，也都是那时功力较深的学人，如余嘉锡、胡道静、王利器、杨明照、瞿蜕园、王蘧常、钱仲联、夏承焘、邓广铭、王仲闻等，一般的学者，是不大敢作注的。我当时要做《笺证》，古籍所也有个人反对，其理由就是：“我们念书的那个时候，只有刘永翔能注《清波杂志》，我们其他人都不敢。”我相信其所说的是实情，也很能理解其心情。有了数据库检索，现在情况自又大为不同了，甚至可说是情势逆转，有很多在以前根本没资格或不敢做笺注的人，也都可以做了，而且注出来的卷数，还可以轻松赶超钱仲联。其次，这些新出的注本，虽然使用了数据库检索，但其实问题依旧很多。网上有一位“温陵蘧庐”，读了很多书，而专跟今人过不去，专门挑今人注本的错，接二连三写成札记，发于其公众号，就其所指摘的误注看，大多是不太难的典故，有的是熟烂之典，在过去的老辈学人，是不大可能注错的，这也就说明，不少注者的水平，确实堪忧，虽然使用了数据库，装备很高级，也可以解决较难的典故，但容易的典故，反而要犯错。这就说明，使用高级装备的人，本身的能力是有问题的。好比你拿着一把冲锋枪，与射箭的古人对决，却被射箭的人一箭射穿了，这岂不是持枪的手太劣了？

我做的《笺证》，前面已经说过，所能用的也只有《四库全书》，而在时间上，《光宣诗坛点将录》在《四库全书》之后，所以《四库全书》不可能用来注《光宣诗坛点将录》。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专用数据库注古书，多少是有些杀风景的事。文史的学问，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不但要正确，也还要有趣、有兴致，要有博雅的气质。用数据库注古书，多少是无趣的，使人没兴致，更是对博雅的伤害。

在您看来，e考据能否取代传统的注疏之学？

王培军：我想是可以的，且毫无可疑，只是目前还需要些时间。一切都不过是时间的问题。e考据的本质是电子检索，电子检索是工具，如果它仅只是工具，那么它还不能取代“注疏之学”。因为“注疏”的任务是“阐释”，“阐释”的前提是“理解”，若没有理解力，“阐释”是无以进行的。但e考据本身在发展，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至一定阶段，它的性质也就会“跃迁”，那么取代“注疏之学”，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比方我们的手机，其初始不过是“移动的电话”，但不过一二十年，它就功能跃迁，“面目全非”，早已不仅仅只是“电话”了。可以说，手机不但像钢笔取代毛笔那样的取代了电话，也“越俎代庖式”的取代了别的许多东西，如一般的照相机、录音机、收音机，甚至电视机、电影院，目前其实也在取代着人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钱。e考据的未来，我想可以作如是观。

目前e考据不能取代“注疏之学”，另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也须一提，那就是“电子文本”的问题。一般而言，“电子文本”是不及纸质文本正确的，而电子检索的基础，又是“电子文本”，不是纸质文本，那么，电子检索之所得，就只能是从“电子文本”来了。“电子文本”是从纸本“转写”的，既经“转写”，必不能无校勘。但“电子文本”的校勘，质量又是较低的，这就像近代的石印本、铅印本，校勘之精总是及不上刻本，道理是一样的。凡是弄考据的人，在其徵文考献之际，必不能据石印、铅印本，这是大家所知晓的。而e考据之为“电子文本”所制约，不能无漏无误，不能发挥至于最佳，其文献上的“困境”，则是“先天的”问题。不妨举一个例子看。去年我写了篇《读陈援菴、柴青峰史学讲义二种札记》，其中有一条，是关于柴德赓《清代学术讲义》说的“《（十七史）商榷》中可能没有提到钱大昕”“钱大昕著作中不提王西庄，王西庄亦很少提竹汀”的。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我是从头细读过的，我记得提了钱大昕多次，绝非“不提”。而且王鸣盛也提了许多别的人，不止钱大昕一个。我就先据《商榷》数，是提了钱七次，我怕有漏掉的，于是又去检索“基本古籍库”。我知道王鸣盛的行文习惯，他于钱大昕是直呼名的，我所搜的为钱名“大昕”二字，结果只有六次，少了一次。改为钱的字号“晓徵”“辛楣”“竹汀”搜，一个也没有。那个搜不到的，是误作“钱大蝗”了，是“电子文本”的一个错字所造成的。其实在电子检索版的《四库全书》中，也多有漏脱的，我以前所发现的最大的一个，是没有杜牧的《樊川文集》！在纸本的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樊川文集》是在第1081册。

再举一个我常和学生讲的例子。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不能依赖“电子检索”，尤其是注解古诗，要多读书才好。王安石有一篇《寄蔡氏女子》的诗，就是写给那个嫁与蔡元度、不怎么念家的女儿的，其中有两句名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这两句讨论的人很多，据《西清诗话》说，东坡极为倾倒这两句，大赞道：“自屈、宋没世，旷千馀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王安石听了很得意，自己也说：“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与俗子道也。”陈衍《宋诗精华录》、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对这两句也都极称赏。今人程千帆《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见《古诗考索》，370-371页）借助物理学中的光学知识，对此也作过分析，解释为什么好。但于东坡说的“无复《离骚》句法”，都未理会，想来必是以为东坡那么说不过是指用了“兮”字，那就太皮相了。其实，所谓“《离骚》句法”，除了用“兮”字（“兮”字人人能用，此何足为奇？东坡通人，安石亦通人，安能如是共语），主要在“积李”“崇桃”。如检电子版《四库全书》，就会发现，“积李”“崇桃”在《佩文韵府》中，各有一条目，其所注出处，就是安石这首诗。换言之，“积李”“崇桃”二语，乃是安石所造的。但是宋人不同于以前的古人，宋人讲究的是“无一字无来历”，连轻视文字的理学家，也说“文才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处”（见《象山语录》卷下）。宋人任渊注《山谷诗》，在开卷第一篇的《古诗二首上苏子瞻》注中就引孙莘老云：“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处。”所谓的“无两字无来处”，也就是“才上二字，便要有出处”。换言之，宋人所用的两个字的词，一般是不能“生造”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自铸伟辞”本身也是“自铸伟辞”，但又不是人人可以“自铸伟辞”的。所以宋人主要反对“生造”，而要求“有来历”。安石的“积李”“崇桃”，正是仿《楚辞》而“自铸伟辞”的。在安石之前，从没有人用过“积李”“崇桃”，但它又是“有来历”，而非无来历的“生造”。《楚辞·云中君》：“桂櫂兮兰枻，斫冰兮积雪。”《招魂》：“光风转蕙，氾崇兰些。”“积李”是仿“积雪”的，“崇桃”是仿“崇兰”的，这就是二语之所本。“积”字不须解释，“崇”字据王逸注：“崇，充也。言天雨霁日明，微风奋发，动摇草木，皆令有光，充实兰蕙，使之芬芳而益畅茂也。”（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楚辞章句》，210页）“崇桃”之“崇”，安石如此用法，有《楚辞》的这个来历，才不是“生造”的，而东坡的那个惊赞，也就可以理解了。我对安石诗下的这个注，是古人如李壁、沈钦韩等没有注的，也是今人补注荆公诗所未涉及的，我想也是e考据暂时所做不到的。网上的“百度词条”：“崇桃，谓桃树结实繁盛。”出处则以为是“见杨万里《诚斋集》卷五八《答贺吉水王县丞启》”。不知从哪本俗书抄来，那实是错得太离谱了的。

最后，想补充再多说一点，就是e考据将来取代了“传统的注疏之学”，或者说取代了“传统学问”，“注疏之学”或“传统学问”中，我认为还会有少许的部分，作为一种“负隅势力”，抵抗新技术，不会被全部“取代”。就好比钢笔取代了毛笔，从实用的角度说，如记账、写文章、做笔记等，今天当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使用毛笔了，但如果是讲究书法，爱好写字，则仍是非用毛笔不可，因为书法取决于毛笔，毛笔所有的那一种“精神”，是钢笔所不能有的，所以毛笔虽被“取代”了，却也并没有“消亡”。“注疏之学”乃至“传统的学问”，我想亦可以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