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春的名字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名单上，为何未能出席奥运会？

1983年3月25日凌晨，北京同仁医院寂静的走廊里传来一句压低的声音——“刘先生，走了。”短短六个字，经值班护士之口飘散开去，很快被体育界的人士证实：那位在半个世纪前只身横越太平洋、第一次把中国旗帜带进奥林匹克赛场的短跑名将，永远闭上了眼睛，终年七十四岁。

第二年春天，当中国奥委会将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代表团名单上报国际奥委会时，刘长春的名字依旧被郑重地列在顾问、特邀嘉宾一栏。那是一种象征性的敬意，更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握手。只是，这份名单寄到洛杉矶时，人们心里都清楚：那位老人再无法在加州的阳光下抬头看一次奥运圣火了。

为什么还要把一位已逝去的老运动员写进花名册？原因不复杂。其一，他与洛杉矶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渊源；其二，中国人回到奥运大家庭不过短短数年，体育主管部门希望用刘长春的故事提醒年轻选手，这一切来之不易。

时间拨回到1909年，辽宁大连近郊的黄土地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少年刘长春每天赤脚奔十里去学校，为的是少磨破一双只能逢年过节换新的布鞋。谁也没想到，这段为了节省鞋底而产生的狂奔，会打下中国短跑史最初的底子。

1929年，沈阳华北运动会上，刘长春连夺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冠军，10秒8的成绩与当年的奥运冠军持平。看台上，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当场做出决定：全额奖学金，外加专属教练。德国名将布奇被请到沈阳，只负责一件事——让这位中国小伙子学会更科学的摆臂和起跑。

然而训练场外，战云密布。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人扶植伪满洲国，并妄图把刘长春包装成“满洲国代表”送上洛杉矶奥运会，借此给侵略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刘长春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开声明：“余心尚存，热血未冷，绝不为伪国作牛马。”短短二十六个字，一时传遍关内外。

1932年7月1日，东北大学毕业典礼现场，张学良当着上千名师生宣布：“刘长春代表中华民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旅费我出八千银元。”掌声震耳。可距离奥运会开幕只剩二十九天，办护照、买船票、适应时差，全部得在一口气里完成。

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横渡太平洋用了十八天。刘长春抵达洛杉矶时，已是开幕前一夜。唐人街的华人自发打出横幅：“中国来了！”第二天开幕式，他孤身举旗绕场，观众席上有人感叹：“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全部吗？”答案是：在那个年代，的确如此。

缺训练、缺装备、缺恢复，直接反映在成绩上：百米预赛11秒35，小组第五；二百米依旧未能突破。有人遗憾，有人嘲笑，可更多人看见了一个国家最初的呐喊。

以后几年，刘长春仍坚持训练，却两次奥运征战皆无奖牌。1937年退役时，他才二十八岁。抗战全面爆发，奥林匹克的荣誉被硝烟覆盖，他把精力转向教学，辗转长春、大连、北京几所院校，培养了许多省级短跑冠军。

1952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赫尔辛基奥运会邀请电报前夜才送到北京。刘长春深夜与国家体委几位官员商议，建议“先组成小规模代表团，无论如何把五星红旗挂上去”。当年的仰泳选手吴传玉虽然止步预赛，却成了新中国第一人，跟刘长春一脉相承。

1979年蒙特卡洛的会议室，国际奥委会正式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那一次，中国代表团里出现了刘长春——他作为顾问，表情平静，却反复叮嘱年轻人：“机会到了，别再让别人替我们说话。”

进入八十年代，国家体育投入猛增，少年队拔地而起。1983年春节后，刘长春还在大连工学院操场边指导学生做30米加速跑。三月的早晨，他忽觉胸口发闷，被家人送医后再也没能醒来。

1984年，中方代表团共225人奔赴洛杉矶。许海峰、李宁、周继红这些新名字走进聚光灯。代表团出发前的合影里，队员们把一张印有刘长春头像的黑白照片摆在前排中央。有人轻声说：“老先生，这次一起去。”

许海峰在射击赛场的569环拿下中国奥运第一金那天，北京的办公楼里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体育报编辑部的墙上贴着两行字——第一行是天津《新青年》1908年的“三问”，第二行是刘长春1932年的誓言。

刘长春没能出席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因为生命在一年前就停在了医院的白色走廊里。然而，他的缺席恰恰让人们明白：历史不会在一条跑道终点戛然而止，它会沿着新生代的脚步向更远处延伸。

今天再提起那份1984年代表团名单，排在“顾问”一栏的刘长春仿佛仍在招呼年轻队员：“起跑时，别抢，稳住第一步。”那句再普通不过的叮嘱，在半个世纪里跨过了战火、贫穷与孤独，也回答了题目里的疑问——他无法出席，却从未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