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唯一被斩首的内阁首辅：严嵩死后才得以昭雪，他经历了什么？

嘉靖二十七年，内阁首辅夏言被斩首。

这位曾被嘉靖夸才识优裕的大红人，怎么突然之间，成了皇帝口中的大罪之臣？他又经历了什么？

权力巅峰的那一刻：夏言为何能成为嘉靖最倚重的大臣？

嘉靖十五年，明世宗下令，将礼部尚书夏言召入内阁。那一年，朝堂上不少大臣心里都咯噔一下。

能入阁的多是老成稳重者，而夏言恃才自负是出了名的。

从查革冒滥，到查勘庄田，他办事从不留情面，京城里那些仗势横行的宦官、勋戚皆被他查得抬不起头来。

这样的人，一旦入阁，不知要有多少人睡不着觉。

但这正是嘉靖朝所需要的人才。

世宗登基之初，正处于新政需求旺盛的关键节点——官场积习太深，吏治废弛，人才凋敝，科举僵化，宦官余威尚在，皇庄、勋戚庄田侵吞民地的问题更是积成了脓包。

民生凋敝的社会、腐败的朝政需要一个敢拍桌子、敢动真格、敢拆旧制度的狠角儿，而夏言正好符合这一切。

他不是温和能臣，而是破局型人物。

嘉靖十八年，他正式出任内阁首辅，权力达到明中期的黄金位置。

甚至连嘉靖皇帝，都曾赏他“上柱国”这一几乎等同于国之重臣的荣号，明代164位阁臣，只有他生前得到此殊荣。

夏言也确实做出了让皇帝拍案称快的实绩。

刚入阁时，他就开始整顿吏治。

他一口气罢掉了多名衰暮、欺诈、不称职的大臣。

他坚持崇廉抑贪，对官员严加考察。

而吏治的好坏，还在于他对科举与教育的调整。贵州单独开科、辽东广宁增设儒学……

这些改革使边远地区人才更容易被纳入国家系统，也让嘉靖觉得：夏言办事稳、准、狠，而且真懂得治国之本。

再加上查革冒滥省下的庞大开支、查勘庄田削弱的宦官势力，让嘉靖对他愈发倚重。

正因如此，夏言成为当时权势最大的大臣不是偶然，而是政治结构的必然。

嘉靖朝的三大焦点——礼制之争、吏治改革、削弱宦官——夏言每一项都踩在点上。

他主政内阁期间，将内阁从票拟机构真正升格为一个能够裁决政务的中枢。

换句话说，此时的夏言，不仅是嘉靖的首辅，更像是嘉靖的政治执行官。

然而，这种执行官式的强势角色，也为他埋下了最致命的种子。

因为夏言的权力越大、手段越硬、风格越直，嘉靖皇帝那条必须臣下臣服的情绪线就越被拉紧。

夏言自负、矜高、不避权贵，做事毫不掩饰锋芒；嘉靖疑心重、性情偏执、崇尚威权。两个人的性格，像两根注定会相撞的铁轨。

夏言的故事，也正是从他登上权力顶点的那一刻起，开始顺着另一条危险的轨道滑向深渊。

嘉靖与夏言——两条必然相撞的性格轨道

如果说夏言能够成为嘉靖眼前最亮的那颗星，是因为他能力强、办事狠；

那么他后来一步步被皇帝厌弃，甚至最终被杀，则是因为——他这个人，太像样了，却又太不像臣子了。

两人的性格，就像把火和油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总有一天要出爆炸声。

嘉靖皇帝少年登基，经历过大礼议那场震动朝堂的对皇权底线的挑战。

世宗自此变得独任己见、喜怒不常。

他不喜欢别人替他说话，更不喜欢有人压住他的风头。

嘉靖可以容忍大臣有才能，但绝不允许大臣锋芒盖主。

这是理解夏言结局的前提。

史料对夏言的性格评价非常具体：警敏善文、恃才傲物、矜高自负、豪迈强直。

换句更直白的话：

能力确实强，情绪也确实难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连皇帝的脸色也常常顾不上。

这类人做实事很有效，但做皇帝的第一臣则极其危险。

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是夏言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与皇帝关系逐渐出现裂缝的关键节点。

嘉靖十八年，夏言与严嵩陪嘉靖到承天南巡。

世宗拜谒显陵以后，严嵩坚持百官上表祝贺，夏言则坚持回京后再上表祝贺。自此，嘉靖渐渐不喜欢夏言。

也就有了后来的三逐三还。

而在这种情况下，严嵩正在默默等着嘉靖与夏言的矛盾走到无法回头的时刻。

严嵩的等待与反击——一场悄无声息的夺权战

同是江西人，同样出身书香门第，同样在嘉靖朝政坛上升起，按道理讲，夏言与严嵩应该是“同乡同气”的盟友。

可偏偏，这两个人走出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一个以“敢言”立身，一个以“青词”谄媚；

一个靠政绩取信，一个靠揣摩帝心得势。

两人最初并非势不两立。甚至可以说——严嵩的仕途，是搭着夏言的梯子上去的。

夏言当权时，正是他提拔严嵩入阁，让这位看似温吞老成的礼部尚书有了靠近权力核心的机会。

严嵩当时写青词、修典籍、谨慎从事，看上去极为恭顺，完全不像后来那个目空一切的大奸相。

但恭顺是假象。他真正敏锐的，是皇帝的情绪。

夏言把政务当政务，把制度当制度，把官僚系统当成需要修补的机器；而严嵩把政治当舞台，把嘉靖皇帝的喜怒哀乐当成自己升迁的天梯。

嘉靖喜欢道教，他就写青词；嘉靖需要人顺着他说，他就把话说到皇帝心里；
皇帝疑心大，他就暗示有人居心叵测。

夏言是直线的，严嵩是曲线的。

夏言说话只对事实负责，严嵩说话只对嘉靖负责。

所以，随着嘉靖年岁渐长，兴趣越来越转向修道、斋醮、闭宫静思，朝政繁琐琐碎，他对夏言这种直来直去的风格越来越不耐烦。

更致命的是，夏言恃才。

他对严嵩有忽视，对其他大臣有傲态，对皇帝偶尔也有不合时宜的坚持。

而严嵩，永远不会给皇帝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于是，皇帝的天平悄悄倾斜了。

在政治里，杀人最狠的方法，就是让皇帝自己想明白。

等嘉靖心里确定不再信夏言的那一刻，严嵩再递出一把刀。

河套案——压死夏言的最后一根稻草

夏言这一生，前面所有的刺皇帝逆鳞，都只是累积怨气；

真正让他从首辅宝座掉进东市刑台的，是一个军事判断＋政治暗斗混合的炸点——河套案（曾铣案）。

夏言这一生做过许多大事，但真正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是他原本认为“能安边百年”的一件事——收复河套。

河套之地，自宣德、正统以后，被鞑靼与瓦剌反复骚扰，是北方防线的一块脓疮。

嘉靖在位多年，对边患始终忌惮；大臣们要么畏战，要么拖延，谁都不想为此负责。

直到曾铣上奏出兵收复河套，夏言眼睛一亮——这是能彻底解决北方隐患、建立真正功业的机会。

于是夏言力主支持。他不是拍着脑袋冲动，而是看到了全局：

如果能把河套这块关键之地恢复屯牧，就能把蒙古诸部压到更远处，彻底建立一道稳固的防线。

夏言的判断是基于长期积累的边情调研，绝非空谈。

问题出在嘉靖。

皇帝对这件事的态度一直游移不定。

他想功业，却更怕失误；想北边稳定，却不想承担政治风险。

夏言为了推动这件事，反复上奏、再三陈述利害。嘉靖被他说得动心，但始终保留疑虑。

这恰好给严嵩提供了机会。

一旦皇帝犹豫，严嵩就能靠顺着皇帝来推进他的计划。

仇鸾的角色在这里显得尤为关键——他不断向皇帝上急奏，渲染边军数败、粮草不继、曾铣无能。

这些急奏不一定完全属实，但它击中了嘉靖的恐惧：皇帝最怕的是有人隐瞒军情。

当嘉靖怀疑曾铣可能欺君，严嵩便轻轻推上最后一把——暗示幕后主使，很可能是夏言。

严嵩

逻辑很简单：

如果曾铣的奏报被认为属实，那夏言是知人善任；

但只要嘉靖认为曾铣夸大战果、隐瞒损失，那夏言就成了支持用兵、欺君误国的始作俑者。

这就是明代政治的残酷：功与罪，往往只隔着皇帝心意的一个转折。

嘉靖越想越不安。

这时严嵩再补上一句夏言独断专权，皇帝心里的那根弦就断了。

曾铣被抓、被杀，夏言的罪名自然就定了。

皇帝觉得自己不是在错杀忠臣，而是在清查边务，是在维护国家根本。

这一切在嘉靖看来都是合理的，毕竟——是他亲自决定的。

当圣意下达后，没有人再敢替夏言辩。

那些曾依靠夏言整顿冗员、整顿宗室田庄的官员，立刻噤声；

那些被夏言裁掉羽翼的太监，暗中庆祝；

那些曾被夏言得罪的权贵，甚至觉得这是天道轮回。

于是，嘉靖二十七年的那个秋天，夏言被押上了刑场，成为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公开斩首的内阁首辅。

而严嵩，则在夏言倒下的那一刻，正式掌握了嘉靖终生最强烈的信任。

严嵩权势达到极点的时候，朝中没有人敢提夏言。
提，就是与严嵩为敌。

但嘉靖四十一年以后，严嵩父子逐步衰落。

当权扣得太紧，反而会把所有的敌意都攒到某个节点。

最终在嘉靖四十二年，严嵩被一纸圣旨革职。

严世蕃被逮入狱，后在狱中被处死。

严氏父子的倒台，就像一扇被堵了十几年的门突然被打开，积在背后的空气嘶嘶冒出。

那空气里，有愤怒、有恐惧、有悲凉，也有积压已久的四个字——
夏公无罪。

但直到明穆宗继位，夏言才得以赵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