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淑君 | 琉球弃明投清与多重认同的形成

在明帝国与日本决裂之前，琉球与日本曾同为中华世界帝国的臣属，故琉球与日本曾有交邻式的对等往来关系，但不同的是，日本并不愿在政治上臣服明朝，而是衍生出文化至上主义的“神国意识”，即所谓的“日本型华夷秩序”。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的足利将军，位阶上等同于同样由明朝册封的琉球国王、朝鲜国王，使日本天皇的位阶高于足利将军、琉球国王、朝鲜国王，似与中华世界帝国皇帝居于相等地位。因此，当琉球使者赴日交聘时，日本设计了从属性质的使者来朝礼仪，使这种看似对等的往来竟出现了“假想的朝贡”。由此可见，明帝国建构的封贡体制及其秩序原理，可以说是明清以来的东亚国际关系的主体，但与此同时，东亚各国也有自身历史环境形成的文化优越感，进而形成自体特有的国际秩序观，并与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同时存在，互相重合，却不与之冲突。

在与明朝决裂、萨摩藩入侵琉球之后，日本君临琉球的姿态更为明显，并以琉球国王尚宁去世为契机，萨摩藩扶持了曾在萨摩充当人质的尚丰，还割去本属琉球的奄美五岛，由大岛代官负责管理，作为傀儡政权的琉球国王尚丰只能被迫接受。萨摩藩割去奄美五岛，使琉球政府的税收大为减少，再加上土地丈量、收取年贡等手段，使萨摩藩不用派兵驻防琉球，却能控制琉球内政外交。1626年(宽永三年，天启六年)，后水尾天皇(1596-1680)巡幸二条城，琉球国王尚丰派出金武王子尚盛(尚丰之弟)以“异国”使者身分，赴京都参与活动。1630年(宽永七年，崇祯三年)，萨摩藩得知明帝国即将派出册封使，正式册封尚丰(崇祯六年始派杜三策赴琉)，遂要求琉球必须在国王袭封、幕府将军袭职时，派出使节，赴江户庆祝，可以视为日后琉球派遣谢恩使、庆贺使的先例。此后,每当琉球王位更替之际,琉球王世子不但要向中国派遣报丧使与请封使，请求中国皇帝册封新主，同时要向日本江户幕府派遣谢恩使，而江户幕府将军袭职之时，也比照中国皇帝即位的模式，琉球必须派遣庆贺使，前往江户表示祝贺(日本稱為江戸上り或江戶立)，营造出幕府将军即日本国王的印象，架空日本天皇的权力基础。

1634年(崇祯七年，宽永十一年)琉球国王尚丰派出金武王子尚盛为谢恩使、佐敷王子尚文(尚丰次子)为庆贺使，前往江户，谒见幕府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报告尚丰已正式袭封琉球国王。根据《中山世谱》附卷的内容，1634年至1850年期间，琉球总共向江户幕府派出了18次的庆贺、谢恩使，远少于琉球贡使朝觐中国皇帝的次数。由此可知，通过不定期的使节派遣，琉球被纳入了幕藩体制之中，并确认了江户幕府－萨摩藩－琉球三者间的从属关系。萨摩藩也比照福州的琉球馆，设置萨摩琉球馆，用以接待前来庆贺或谢恩的琉球使节，并作为萨摩藩接待琉球留学生的场地，尽可能加强日本对琉球在文化上的影响。 1636年(崇祯九年，崇德元年，宽永十三年），江户幕府禁止琉球国王使用“中山王”的称号，改称“琉球国司”，形成国王(幕府将军)－国主(国持大名)－国司(大名)的等差位阶与从属关系。

为了避免明帝国的干涉，江户幕府要求萨摩藩谨慎处理琉球问题，尽量隐蔽萨琉关系，再加上过去已有“假想的朝贡”的惯例，于是琉球使节必须身着汉服，梳中国发式、蓄中式胡须、沿途用唢呐、喇叭、铜锣、铜角等乐器奏乐，并打着中山王国的旗号，以“异国”使者的身分，给幕府将军的谢恩书也以汉语书写、采函封形式，祝贺江户幕府将军袭职，向日本官民展示外国使节向幕府将军朝觐进贡的场景，藉以提高江户幕府的威望。萨摩藩也要求琉球向奄美诸岛派遣官员，让奄美诸岛在形式上仍保有琉球的统治，避免引起中国册封使的怀疑。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日本正德二年)，为了强化琉球的异国形象，萨摩藩废除了“琉球国司”的称号，仍沿用“中山王”称号，使琉球国王的权力逐渐恢复，也使琉球在中日两国之间得加强其自我认同感。

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闯王李自成(1606-1645)率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史称“甲申之变”。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以讨贼复仇为名，率八旗精锐入关，击败李自成，并为崇祯皇帝发丧祭祀，迎顺治皇帝福临，即位北京，宣告明清易代之局。崇祯皇帝死后，明室仍有半壁江山，尚有可为，旧臣集结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1607-1646)，是为南明政权，并迅速得到江南各省的响应，使中国呈现南北分治的两个政权局面。对中华世界帝国的历史而言，明清易代并未能打断其历史的连续性，但对汉人王朝来说，明清易代却是天翻地覆的断裂，而明清易代对于中国周边诸国亦是“华夷变态”之剧变。对中国政权分裂的情况，依靠中国制衡日本的琉球，不得不考虑现实利害，在南明与清廷之间择一站队，如何搜集情报、选择效忠对象，如何依据旧例、进行朝贡与请封，如何能在明清之际的大变局中，继续延续中琉宗藩关系，便成为琉球立国的重大问题，也是遏制萨摩藩吞并的间接手段。

崇祯十三年(1640)，琉球国王尚丰去世，其第三子尚贤继承王位，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派遣金应元等人赴华朝贡，并向明帝国报告其父尚丰薨逝，兼请袭封王位，却目睹明清易代之变局，遂联络南京的福王政权，欲朝觐弘光帝、请派册封使，却因福王政权覆灭，于1646年(顺治三年，绍武元年)改朝隆武帝，再回本国。而弘光帝即位时，曾派福州左卫指挥花煾赍敕至其国，诏告其登极事，故王世子尚贤派遣毛大用、都通事阮士元及郑子连担任庆贺使，随花煾赴华朝贡。弘光政权覆灭后，郑芝龙(1604-1661)奉立唐王朱聿键(1602-1646)，即位福州，称隆武帝，又有鲁王朱以海(1618-1662)于绍兴宣布监国，不听隆武帝之命令。隆武帝即位时，同样也命令指挥闵邦基赴琉诏告登极事，尚贤派遣王舅毛泰久、长史金思义等一行人，赴福州祝贺隆武帝登基称帝。然而，在清军的威逼下，南明政权仍不思进取，反因党争倾轧、诸王纷立而内部不稳，使清军能里应外合、各个击破。因此，在毛泰久到达福州之前，清军已突破防线，攻陷绍兴﹑金华﹑定海等浙东之地，郑芝龙亦不顾郑成功苦谏，不战而降清，清军得以快速扫平福建，俘隆武帝，隆武帝绝食而亡。隆武帝被害后，桂王朱由榔(1623-1662)称帝，却放弃广东，逃往广西梧州，导致人心尽失，清军得以各个击破，南明政权大势已去。

清军甫一入关，以雷霆之势扫荡中原，并遣使诏谕琉球，命其归顺，要求琉球交回前明颁给的诏敕和王印，表示琉球改奉清政权为正朔。琉球原本以各种理由，迟迟不肯交出前明诏敕与王印，但当琉球贡使团见到南明政权的颓势后，决定见风转舵，改投清政权。琉球长史金正春、都通事郑思善、火长陈初源等人竟脱弃明服，剃发留辫，至清军拜谒大将军贝勒带德，表白琉球归附清朝之意。当琉球贡使团一行人愿意投诚后，火长陈初源曾请王舅毛泰久到福州，但贡船却被海贼攻击，财物被洗劫一空，贡使团失去了船只、水梢及方物等，只好将毛泰久安置在琅崎，其他官伴、水梢被迫乞食，或陷入三日一食、殆至饿莩的窘境。贝勒带德得知其遭遇后，便于1647年(顺治四年)引领毛泰久等一行人赴北京觐见顺治皇帝，代表琉球向清政权归诚请封。顺治皇帝并未答应其请求，乃因礼部以“前朝敕印未缴”为由，反对授封。不过，顺治皇帝仍相当礼遇毛泰久等人，赐以衣帽、缎布，同时颁给敕谕，令其回国招谕国王，缴还前明的封诰印敕，方准照旧封锡。同样的敕谕亦送达安南、吕宋两国，招谕来归，令其缴还前明敕印，再派敕使、赍诏敕与王印，重新册封。

琉球接到这一诏敕后，却没有立即回应，反而以其王世子尚贤的名义，文书年号署隆武五年(1649)，向福建布政使司发咨询问毛泰久率领的贡使团情况及其去处。由此可见，毛泰久等人归降清朝，纯属自发行为，并非出于琉球国王的指示，而琉球方面也不知毛泰久贡使团已归降清朝，故发咨询问。福建布政使司于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649.7.2)回复琉球，说明毛泰久率领的贡使团遭海贼劫杀，只剩官伴50多人，丧失船只、财物，无以为继。现今贝勒带德携毛泰久一行人于顺治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647.1.13)赴京，顺治四年四月十七日(1647.5.21)到京。礼部谕福州土通事谢必振招抚琉球，并遣琉球长史金思德等五十一名琉球官员归国。谢必振一行人抵达琉球后，琉球先遣都通事梁廷翰护送谢必振等人抵达福州，再派遣王舅何榜琨、正议大夫蔡锦等奉表入贡，但因其船漂没，未能抵达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尚贤也派遣蔡祚隆向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进贡，并向萨摩藩报告与鲁王接触情形及南明与清朝交战的相关资讯，突显出琉球对萨摩藩收集中国情报的功用，也让江户幕府再通过萨摩藩、能了解中国的动态。由于鲁王以监国权知国事、绍续明朝正统，故琉球继续朝贡南明、奉永历年号，透露其延续明琉君臣名分的期待，也透露琉球对清政府的敷衍态度。

久未获回信的清政府怀疑琉球不愿归顺。因此，顺治八年九月初八日(1651.10.21)清政府第三次向琉球赍敕往谕，并在诏书指出过去琉球因前明敕印未缴，未获册封，现今去使没有消息，故询问琉球是否因海道险阻或有何难言之隐、未能赴华，再令滞留琉球的通事谢必振回报清政府。顺治皇帝虽再三遣使赍敕，欲索还前明敕印，而通事谢必振也于顺治九年七月十五日(1652.8.18)修书致琉球国长史司，促其派遣庆贺使，携前明敕印，赴北京庆祝顺治登极，同样未获答复。在清政府一再催促的情况之下，琉球终在顺治十年(1653)琉球王世子尚质(1629-1668，尚贤之弟)派遣庆贺使马宗毅、蔡祚隆赴北京、贡方物、献表文，祝贺顺治登极，并交出“明朝敕书贰道，印信壹颗”，解释琉球先前因风汛不便、冲险难行、沿海盗贼充斥等原因，许久未回复清政府的命令，现乞请顺治皇帝下赐敕印，表示归顺，还希望贡船能进闽安镇湾、泊内港，庶免盗贼之虞。此外，遵照江户幕府与萨摩藩的命令，尚质向清帝国隐瞒了琉球为中日两属之地的事实，避免与清帝国发生冲突。顺治十年闰六月二十五日(1653.8.17)，清政府终于接获琉球缴回前明的诏敕与印信，遂于顺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1654.6.2)，顺治皇帝赐琉球王世子尚质及其妃蟒缎、彩缎、闪缎、织锦钞罗等物。

顺治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654.7.28)，礼部发咨同意尚质袭封国王，给予诏印，更准其贡期二年一贡，如有贸易货物应照会典定例，不准买卖违禁货物，其余听其自由贸易，使琉球仍和明代一样被纳入中华世界帝国的封贡体制之中，也让中琉宗藩关系并未因明清易代而嘎然中断，最终以琉球入贡清帝国得以延续。清政府令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行人司行人王垓担任册封正副使，着一品麒麟服，赍捧敕印，赴琉球册封王世子尚质，但因郑成功(1624-1662)等前明将领仍频频骚扰福建、浙江沿海地区，使张学礼一行人不得不滞留福州，后返京缴回敕印。直到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去世，台湾内部纷乱，海氛稍靖，故清政府仍命张学礼等人赴琉册封，康熙二年(1663)始能成行复命。当时，琉球获颁的诏书乃顺治十一年所颁，敕书为康熙元年所颁，新王印为驼纽镀金银印，与明代所获相同，与后来的安南、暹罗、南洋诸国所得者亦相同，新印之印文为“琉球国王之印”六字，使用“左满右汉”两种文字。

琉球虽与清帝国恢复中琉宗藩关系，但因清帝国尚未收回台湾、厉行迁界禁海政策，使琉球无法进行朝贡贸易。康熙七年(1668)，康熙皇帝掌握大权，迁界禁海政策稍稍放松，才逐渐恢复中琉之间的朝贡贸易，但琉球进贡船有时会遭到郑经(1642-1681)船队的袭击与抢掠，可见琉球接受清帝册封、转投清朝后，与明郑关系陷入僵局、渐成水火，使琉球朝贡贸易尚无法恢复到过去的盛况，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中琉朝贡贸易才真正稳定。此外，根据郑梁生对清代琉球国王、王妃、贡使团所获赏赐的统计，可知在清帝国的属藩之中，朝鲜最获优遇，琉球所获赏赐仅次于朝鲜，远多于安南、暹罗诸国，但值得注意的是，琉球贡使团所携附载方物皆有免税优惠，而朝鲜则除了本国物品外都要课税，可知琉球在清朝封贡体制中的地位位居第二，仅在朝鲜之下。

由于中琉朝贡贸易的恢复，琉球的财政注入活水，解除困窘，使江户幕府下令限制朝贡贸易的金额(渡唐银)，进贡船为13400两(银804贯，1贯＝100两银)，接贡船为进贡船的一半金额(银402贯)，藉以控制琉球的朝贡贸易规模。但琉球仍试图隐匿货款，避开萨摩藩的限制与监视，多次将“隐投银”带往中国，购买大量货品，或假借漂流船的名义，进行走私贸易，可见琉球扩大朝贡贸易的努力，欲重新夺回朝贡贸易的控制权。正因为朝贡贸易的利润甚大，再加上萨摩藩施加的压力，使琉球王国考虑现实利益，仍与清朝保持着宗藩关系，同时也向日本萨摩藩遣使进贡，维持过去的两属情况。借着与清帝国、日本外交关系的稳定，琉球利用清帝国优遇琉球与萨摩藩的隐蔽政策之势，持续推动中央集权与中国化的改革，使王权得以集中，以应付琉球内困外患的处境。尤其是琉球积极引入儒家经典及其礼仪秩序，使琉球能在萨摩藩的控制下仍保有琉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