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烈士之女，出生不到两月被送走，76岁借助高科技首次见到母亲

她第一次“见到”母亲，是在76岁那年。

不是照片，不是回忆，是在一个舞台上，一个用AI复原的影像，清晰地站在她面前。

那一刻，她没说话，只是一直看，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这事儿要是搁在几十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更没人会想到，她找这个“妈妈”，找了半辈子。

李继业，这个名字在历史档案里并不起眼。

但她的母亲——杨汉秀，却是重庆地下党情报线上牺牲最早的一批女烈士之一。

她们这对母女，从没真正见过。

但命运却让她们在人生的两个极端——出生和牺牲——短暂交汇了一次。

那会儿，孩子还不到两个月。

当时是1949年，杨汉秀刚刚被渣滓洞放出来，理由是“病重保外就医”。

但她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个暂时的喘息机会。

她必须重新投入龙潭起义的准备工作。

而那时候，她的小女儿李继业刚出生没多久，她没办法带着孩子上路。

于是她托了邻居一户人家照看。

只是短暂的，说好一个月就回来。

可她再也没回来。

那会儿，杨汉秀用的是化名——“杨稚华”。

她走得急，连真实身份都没来得及告诉邻居。

后来她还写过一封信，信上用了真名“杨汉秀”，可惜信丢了。

邻居记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名字——“杨益秀”。

这一个字的差错，把李继业的寻母之路，拉长了整整十五年。

说回杨汉秀。

她是杨森的侄女。

这事儿听着有些反差。

杨森，那个在四川军阀圈子里出了名的“狠角色”，生活荒唐，脾气暴躁，偏偏家族里出了这么一个“造反”的侄女。

1948年，她的身份暴露了。

杨森勃然大怒，亲手下令把她关进了渣滓洞。

渣滓洞，那地方后来成了烈士纪念地。

可那时候，它是个活地狱。

黑暗、潮湿、看守残暴，最关键的是，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

杨汉秀进了牢，也没闲着。

她用自己“杨森侄女”的身份，在狱里带东西，送吃的、送药，分给难友。

她特别照顾一位叫左绍英的女同志。

那人还有个大女儿，寄养在地下党袁尊家里。

可袁尊也被抓了。

左绍英急疯了。

“你放心，”杨汉秀跟她说，“我要是能出去，就把你女儿找回来，养着。”

她真的做到了。

1949年4月，她刚一出狱，就开始找左绍英的孩子王凯。

找到以后，为了不引起注意，她说孩子是她在街上“捡的”。

还改了名字，叫李凯，交给熟识的农民李自才抚养。

但她没时间管自己的亲生女儿。

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就这样被留在了邻居家里。

从那以后，母女俩的命运彻底错开了。

李继业长大后，听说自己是“抱来的”。

她不信，哭着问父母。

可他们总是沉默。

小学毕业那年，她在填写表格时看见“是否烈属”那一栏，下意识划掉了。

老师却说：“你是烈属，要填上。”她这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个烈士。

可问题是，她不知道这个烈士到底是谁。

邻居记的名字是“杨益秀”，她就去烈士陵园找，翻了一圈又一圈，没这个人。

她从中学找到大学，又从大学找到工作单位，都没人能告诉她更多细节。

直到1972年，她从养母口中听到一句话：“你妈妈，好像是杨森的亲戚。”

这条线索意义重大。

她开始去重庆各个档案馆查线索，拜访曾在杨家做过事的老人，问遍了能问的人。

有人第一次见到她就说：“你长得太像杨汉秀了。”她还半信半疑，又问一句：“杨森还有个叫杨益秀的侄女吗？”

没人知道。

后来，她在一个老同志家里翻出了一张旧照片。

她拿回家，给养母看。

老人一眼就认出：“这就是你亲妈。”

一切终于对上了。

她的母亲，是杨汉秀，不是“杨益秀”。

可那时候，人已经不在了。

她开始寻找母亲的遗体。

1952年，情报机关从一个国民党特务口中得知，杨汉秀已经牺牲，但没人知道埋在哪儿。

20多年过去，一点消息都没有。

直到1975年，歌乐山那边有个老农说，金刚坡碉堡里发现过一具戴手铐的女尸。

那地方，是渣滓洞的外围。

当年国民党溃败前，在那附近搞过几次清洗。

她赶去挖掘。

“几十年了，骨头都碎了。”她说，“只能一块块从泥里扒出来。”

她把母亲的遗骨装进一个纸袋，贴着胸口抱着，像小时候总想象的那样，靠着母亲的怀抱。

1980年，杨汉秀的遗骨终于安葬。

那之后，李继业一度沉默了很长时间。

她找到了母亲，也找回了自己的姓氏。

但她从没真正开口叫过一声“妈妈”。

2024年9月，重庆举办“青春红岩”主题活动。AI技术复原出杨汉秀的音容笑貌，站在台上，和200多名师生“对话”。

观众席上，76岁的李继业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终于说出了那声：“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