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四川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

四川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

抗日战争中,四川作为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曾用四句话高度概括四川的重要作用,即:抗战最后根据地;联结西北和西南的枢纽;两个民主运动中心;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四川提供了坚实的大后方战略支撑,为抗战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前线,川籍将士都书写了英勇奋战、血战到底的英雄壮歌。中共四川组织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苦难而又光辉的历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位于成都市人民公园东广场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2023年9月2日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一、四川是全民族抗战大后方的主要基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川凭借独特的战略区位、优越的资源禀赋与深厚的民族担当,成为全国持久抗战的后方基地。这一时期,四川接纳安置了大批内迁的机关、工厂、学校、科研机构和难民,成为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保存国家实力、发展抗战力量、迎接最终胜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成为战时政治中心

1937年,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作长期抗战的准备。12月,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办公,拉开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帷幕。此时,各国驻华使馆迁至重庆,全国大部分的政治团体、著名政要人物、社会活动家齐聚,四川成为全国政治风云际会之地。特别是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加强中共组织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的各项工作,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不断推动了抗战向前发展直至最后胜利。

(二)成为战时经济中心

四川资源禀赋优越,成为战时工业内迁复产适宜之地,1937年至1940年底,内迁复工企业达184家,约占全国内迁复工企业的60%,这些企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不仅为前线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等各类军事物资,还为大后方人民生产了大量生活必需用品,为日后民族工业的复兴与发展保存了有生力量。全面抗战时期的8年里,国民政府总支出为14640余亿元(法币,后同),四川负担约4400亿元,占30%以上,四川成为抗战最艰苦阶段全国经济的坚强支撑。

(三)成为战时文化中心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许多科研、文化机构和高等院校内迁四川,大批进步文化团体、爱国文化人士、专家学者云集四川。宜宾李庄“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电文倾情相邀,国立同济大学辗转内迁李庄。受此影响,“中央研究院”等文教科研机构陆续迁驻于川。据统计,当时内迁至四川的高等院校达48所,占战前国统区高校的44%。为战时中国的学术传承与科技发展保留了珍贵火种。尤其是广大进步文学艺术家和新闻工作者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把抗战作为创作和宣传的主题,抗战文化在四川得到空前繁荣,极大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抗战时期部分迁川学校情况表(蓬州闲士摄于“伟大胜利 川渝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

二、四川是结西北和西南的枢纽

全面抗战阶段,对交通线的控制和争夺成为中日双方交战的重点。随着南京、武汉、广州的沦陷,中国国际国内的交通线被切断。此后,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四川,大力建设交通网络,成为联结西北和西南的枢纽,充分发挥资源运输调配的战略通道作用。

(一)保障兵员运送

抗战期间,作为全国重要兵源地的四川,每年都要向前线输送大量兵员。四川地区的轮船公司大力支持军事运输工作,特别是民生公司等川航企业,舍生忘死地参加抢运工作,从1937年至1942年,共计运送兵员200多万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到抗战前线。以四川为起点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也承担着重要的军事运输任务,据记载,从1942年10月20日到30日的10天内,“驼峰航线”上就运送兵员1.3万名,这些兵力不仅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场,也直接投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二)保障人员、物资内迁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沦陷区的人员、物资涌向四川,川江航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参与运输,为内迁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通告迁都重庆至1940年,通过川江航运,抢运技工万余名,连同家属号称十万工业移民,还抢运机构庞大的机关、学校6万余人,之外还有国家文物9000多箱运至重庆,7000多箱运至宝鸡,后再分别转运乐山、峨眉。

(三)保障国际救援

抗战期间,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建立起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际联络通道。陆路方面,四川修建了川滇东路、乐西公路、西祥公路,与国际通道滇缅路相连接。航空方面,中国航空公司迁至重庆,欧亚航空公司迁至昆明,两地成为大后方航空中心,合作开辟西南多条国内外航线。国际通道的建立,保证了救援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四川和抗日战场,保证了中国能够积极地参与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

(四)保障党的红色交通线

南京沦陷不久,周恩来就已预见到四川将成为连接西南和西北的枢纽。1938年11月,周恩来提出将四川重庆作为西北、西南和海上三个方面的联络中心的构想,并领导大后方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建立起了这一南北交通网,成为大后方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的纽带。

1944年8月14日,成都一机场工人和技师在修理P-47战机(图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三、四川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

在前线,川籍将士浴血奋战,在后方,四川人民积极支援。英勇的四川儿女参战规模之广、负担之重、牺牲之巨,在全国各省中尤为突出。

(一)用血肉铸就钢铁长城

抗战烽火中,川籍共产党人舍生忘死、身先士卒,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抵抗侵略。赵一曼在东北组织艰苦抗战,被俘后受尽酷刑、英勇就义,留下的绝笔家书彰显了家国大爱。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川籍共产党高级将领遍布抗日战场,率部与日军进行了无数次殊死血战,为抗日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川籍共产党人陈修文、陈一华、凌则之、彭为工等在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柴意新、解固基等参加正面战场作战为国捐躯。抗战期间,川军总计340余万人开赴前线,平均每16个四川人即有一人上前线,正面战场平均每5人即有一名是四川籍。他们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等28场重要战役,予敌沉重打击,誓死捍卫国土。川军将士在抗日战场上伤亡高达64万余人,涌现出王铭章、乐以琴等大批知名抗战英烈,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大,居全国之首,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二)用脊梁扛起军需重任

为了保障抗战军粮的供应,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交纳了沉重的赋税。从1941年至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谷物8408万石,占全国征收谷物总量的1/3以上。四川各地群众积极参加了献金救国活动,为抗战捐钱、捐衣、捐飞机,展示出四川人民“人人争先献金、爱国但恐人后”的赤诚与热情,为支撑抗战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

(三)用血汗造就特种工程

为了保障抗战运输通畅,四川动员500万民工投入战备基础设施建设,先后抢修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条公路干线,新建扩建空军基地33处。1943年12月,四川动员29个县的50万民工,仅用半年时间抢修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个战略轰炸机机场和凤凰山、太平寺、温江、德阳、华阳5个驱逐机机场,这些机场立即在抗战中派上用场。滇缅唯一陆路交通线被日军阻断后,藏族同胞用数以万计的骡马,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一拉萨—成都的骡马陆路运输线,担负起战时物资的运输供给。

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社论《感谢四川人民》(蓬州闲士摄于“伟大胜利 川渝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

四、四川是党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型区域

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并积极推动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四川组织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将不同阶层的力量汇聚到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谱写了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光辉篇章。

(一)团结地方实力派,推动川军出川抗战

在早期兵运工作基础上,中共中央着重开展对刘湘为首的川军将领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推动,先后派出张曙时、李一氓、罗世文等人在川军及各界上层开展统战,最终促成川军将领出川参战。中共党员张秀熟代出川将士起草的《告四川各界人士书》经党组织同意后,交予刘湘认可,以《告川康军民书》为名在《华西日报》发表,成为川军出川抗战的宣言书。1937年9月,以刘湘率部出川抗日以及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立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正式形成。

(二)团结争取进步力量,赢得社会广泛支持

团结联络国际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和进步人士,是中共四川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最为典型的一个代表,是位于当时少城公园旁的“努力餐”饭店,其经营者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凭借其旧川军军官的身份与丰富的人生阅历,构建起一个广阔的人脉网,在“努力餐”里做起了“革命饭”,“努力餐”实际上成为党组织与大后方社会各界名流的重要联络站。

(三)充分动员广大群众,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推动下,四川涌现出大量抗日救亡团体,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四川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其中,西充抗敌后援会召集一批青壮年组成一支800多人的义勇壮士队出川抗日,抒写了“八百壮士一人归”的壮歌。卢沟桥事变当天,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为骨干的天明歌咏团一接到消息,立即高举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上街游行,行动之迅速,全国罕见。

五、四川是党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区域

抗战后期,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四川组织广泛团结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民主宣传、政治动员与群众斗争,不仅有效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更推动形成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浪潮,为战后中国民主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坚持隐蔽斗争,抗击反共逆流

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现了新的极度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共四川组织坚决贯彻中央“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成功挫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成都“抢米事件”阴谋,领导组织了抗议成都“市中事件”、重庆“胡世合惨案”的群众运动,推动大后方形成了成都、重庆“两个民主运动的中心”。

(二)团结民主人士,推动民主进程

面对国民党强化反共措施的政治形势,南方局高举抗战与民主两面旗帜,团结和争取广大的爱国党派和爱国人士,取得了中间党派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推动和帮助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并积极支持推进宪政运动,成为抗战中正确处理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一个典范。

(三)筑牢舆论阵地,凝聚民主共识

中共四川组织把《新华日报》的宣传发行作为宣传抗日主张、凝聚民主共识的重要工作,《新华日报》大量报道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理论观点、歌颂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驳斥反动势力的污蔑和抹黑,受到广泛订阅,其发行量在四川陡增到万份以上。此外,四川还有《四川日报》《大声周刊》等近20个由中共党员担任主笔或采编人员的进步刊物,对广大读者进行了深刻的民主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来源:《四川档案》2025年第5期

撰稿: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执笔:袁斌 王皓 孔令洁)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