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的一天,一份来自中央的通报送到了南京军区的机要室。
许世友坐在办公室里,听秘书念完那段话后,只说了四个字:“直接枪毙。”
几秒钟的沉默。
屋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谁都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那是他亲生的二儿子,许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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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传得不快,但传到军内几个关键人物耳朵里的时候,大家反应都差不多:太狠了。
可再想想,又觉得,这话从许世友嘴里说出来,好像也不奇怪。
许建军到底犯了什么事?按当时中央的说法,是“涉嫌走私、贪污受贿”。
事情不算小。
在1979年那个节骨眼上,中央已经开始严抓经济纪律,尤其警惕以权谋私的“高干子弟”。
许建军的身份又太敏感,父亲是开国上将,现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动他,风险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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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央还是动了。
没留情面。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先说说那时候的背景。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完,整个国家正在从“文革”的废墟里往外爬。
新的经济政策、新的干部考核制度、新的整风任务,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急事。
干部子弟中,确实有不少人开始“活动”——有的是为了调动,有的是为了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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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开始变了,中央急需要一批“反面教材”来立规矩。
许建军被查,就是这个大背景下的典型案例。
而许世友的反应,比中央还快。
按常理,这种事一旦牵扯到高级将领的子女,相关部门一般都会“先通报,再请示”。
给个面子。
可这次没走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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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军出事后,中央直接下令逮捕,军内也没有任何异议。
许世友收到消息,第一反应不是震惊,是下令“立刻配合调查”。
更狠的是,他不仅没替儿子说一句话,还明确表示:不需要通报结果,处理完再告诉他。
说实话,这样的反应,在当时的军队系统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
那会儿,许世友已经73岁了。
身体不太好,脾气还是老样子,火爆、直来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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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种出了名的“不讲情面”的人。
年轻时在河南练少林拳,后来参加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几乎没一仗缺席。
打仗拼命,治军严厉。
部队里的人都知道,他说话不拐弯,不讲关系。
但外人不知道的是,他在家里其实挺有感情的。
比如他那封写给女儿华山的信,现在还留在档案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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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她在军校,苦得不行,写信回家想退学。
许世友回信说:“如果你觉得活不到毕业那一天,那你就要准备死,争取活。”
话听着狠,可后来他让秘书李文卿给她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你爸爸其实特别想你,你三岁时戴绒帽的照片,就挂在他床头,他一睁眼就能看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能狠心说出“直接枪毙”四个字。
这不是没感情,是把感情压在纪律下面。
比起养育之情,他更看重的是一个军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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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之前就有过类似的事。
他哥哥的孙子,想让他帮忙找份工作。
他一句话就打了回去:“我不是许家的将军,是人民的将军。
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乱用。”
这事儿后来传开了,村里人都知道。
那孩子也没再闹腾,老老实实回家种地,几年后还当上了村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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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这一脉,家风就是这么立起来的。
而许建军的事,是这套家风最沉重的一次考验。
当时南京军区内部气氛很紧张。
很多人都在等,看司令会不会动手保人。
结果没人等到那一步。
后来有人回忆,许世友当时只是问了一句:“调查清楚了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点了点头,说:“党说他有罪,那就是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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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纪律办。”
没再提。
许建军最终没有被判死刑。
但案件处理得很严,材料被送到军委办公厅备案,作为整顿军风的案例之一。
那之后,许世友在公开场合几乎没再提过他的名字。
1985年10月,许世友因病在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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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葬礼很简单,按上将规格举行。
他留下的遗物中,有几本旧书、一把砍得卷刃的钢刀,还有一堆写给孩子们的信。
据说从那以后,军区里没人再敢拿“首长子弟”这四个字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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