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捕4年后，邓小平从电视屏幕中见到了她：久违了，江青女士

1980年11月20日15时，北京西郊的一间监控室里，几台黑白显示器嗡嗡作响，屏幕另一端的特别法庭正准备开庭。椅子刚拉开，邓小平已端坐在前排，目光紧盯画面。距离江青被捕，整整过去了四年，而今，一场向全国直播的审判即将把尘封的往事摆到聚光灯下。

时间拨回到1976年10月。当晚，中央警卫局的卡车在中南海红墙外疾驰而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先后被控制。“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如风飞传，街头报亭数小时内售罄。民众拍手称快，但如何处置这几人，却是一道比捉人更难的考题。

1977年至1979年，名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接连召开。参与者多是元老加法学专家，讨论焦点不是“杀不杀”，而是“怎么审”。有人主张密审保密，有人坚称公开才能昭示法治精神。会场里，烟雾缭绕，争论激烈；文件一摞摞递到邓小平、华国锋案头，批注密密麻麻。

有意思的是，一向果断的邓小平在程序问题上却显得格外谨慎。他提醒与会者：“别忘了，我们是在为今后几十年树样子。”这句话后来被记录在案，成为特别法庭的立论依据之一。公开审判方案由此加速成型，一审终审，法庭阵地设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礼堂，中央电视台全程转播。

距离开庭还有三天，法庭布景紧急调整——被告席高度降低十厘米，以免摄像机俯拍时留下“指高气扬”的视觉误差；旁听席则增加了声控麦，确保观众听得清、看得真。细节之处，暗藏着新中国对“程序正义”的初次尝试。

开庭当日，人潮在大会堂外排起长龙。许多老干部凌晨四点就守在入口，甚至有人带来小马扎和干粮。屋里屋外，议论声音此起彼伏。“他们到底判几年？”“要不要枪毙？”每个人都怀揣一份复杂情绪：愤怒、好奇，还有隐隐的不安。

画面切入法庭，审判长江华口令简洁。被告依次入场，王洪文、姚文元面色蜡黄，步伐沉重。紧随其后的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神色木讷。下午15时15分，通道尽头出现一抹深蓝色风衣——江青来了。她抬下巴，双眼直视主席台，几步踏上被告席。监控室里气氛突然凝固，邓小平轻声嘀咕了一句：“久违了，江青女士。”旁边同志悄声插话：“老邓，这下要公审了吧？”“当然，公开才有说服力。”对话仅此几句，却道尽政治沉思。

庭审最具戏剧性的瞬间，发生在法庭播放录像取证时。银幕闪回“批林批孔”大会，江青高呼口号的身影与今日被告席上的她同框对照。旁听席爆发窃窃低语，法警敲击桌面维持秩序。此刻，人民看见的不再是口号，而是法律书写的证据链。

量刑讨论阶段，检察员提出对江青“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建议，理由概括为三条：罪行重大、态度恶劣、但考虑到年龄及政策留有余地。辩护人则辩称其“有病史”。辩护被视为例行程序，却成为法治进程的关键一步——再罪大，也要有人辩护，这是底线。

屏幕另一侧的监控室里，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一言不发。庭审持续七天，中央领导每天午后赴监控室观看，甚至连茶水都不换。第四天下午，邓小平向众人提了个小要求：“请调高一点音量，公众必须听得清。”如此细节，透露他的用意：让法律自己说话，而非政治口号替代审理。

12月25日，特别法庭正式宣判。江青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等人分别获无期或20年以上有期徒刑。宣判书全文当晚通过广播、报纸同步发布。街头巷尾，枪毙与不枪毙的争议仍在发酵，但更多人第一次感受到法律条文比口号更具体、更冰冷，也更可靠。

1981年元旦，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楼会见江华、黄火青等人。他没有夸奖，只问一句：“定案稳不稳？”江华回答：“证据经得起推敲，程序也合规。”邓小平点头，话锋一转：“以后办大案，就照这个路子。”这句话后来被视作八十年代法制建设的开幕信号。

1983年，《刑法》《刑事诉讼法》经过再度修订，公开审判、辩护权、法庭直播等制度被正式写入实践条款。可以说，江青案不仅是对动乱年代的司法清算，更像一次大型法治演练，为之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稳定环境。这一点，连一些西方记者也承认“出乎意料的规范”。

至于江青本人，1983年刑期减为无期；1987年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自缢，一生划上句点。消息公开后，社会反应远不及当年审判那般轰动，人们的关注焦点已转向经济特区和股息红利。历史的脚步没有停留。

四十多年的风云过后，当年那幕“久违了，江青女士”的画面仍偶尔出现在纪录片中。屏幕里的邓小平神情平静，像一位旁观者审视又一位旁观者。那一刻，政治和法律相遇，似乎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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