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北京医院冷藏室的门被反复打开又关上。
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却始终没能推进那场迟迟未开的追悼会。
这不是因为组织上准备不周,而是因为一位老太太死死拦在那儿,反复说着一句话:
“再等等,再等等,说不定他们能回来……”
老太太叫曹秀清,已经快八十岁。
她等的人,是她和杜聿明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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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那些孩子此时都在台湾。
杜聿明是谁?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说起来,杜聿明年轻时候,那可真是国民党里头数得上的人物。
黄埔一期出身,抗战时在缅甸打过日军,后来又在东北、淮海战场上和解放军对了好几年。
尤其是1948年淮海战役,他带着几十万大军,在陈官庄被围了个死,最后亲自化妆成士兵想逃跑,结果还是被村民认出来了。
抓回来的时候,他没说真名,一开始报的是“团副”,可用的卫生纸一拿出来,就露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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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解放军战士连纸都舍不得用,他却用进口卷纸。
怎么可能不被怀疑?
后来送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一开始他特别硬,根本不信共产党会真心善待他们,天天闹,甚至扬言“放我出去,再打一仗”。
可没过几年,他身体出了问题,得了胃病、肺结核、肾结核,整个人差点挺不住。
那时候周总理亲自下令,找来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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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药了,就连每天一杯牛奶,都没人少过他。
功德林里的管理员吃窝头,他却能喝牛奶、吃鸡蛋、补身体。
慢慢地,他开始变了。
他在读书笔记里写过一句话:“人非木石,孰能无感。”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共产党不是靠打赢了才建国,是因为老百姓选了这个方向。
1959年,他被特赦。
成为新中国特赦战犯中最早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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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周总理特意安排杜聿明出席接待。
那会儿他已经不是敌人,而是一个“历史人物”了。
可是这些年里,他一直有个心结:他老婆孩子还在台湾,蒋介石当初把他们强行带过去,说杜聿明早就死了。
曹秀清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丈夫还活着,只能在台北县租房子过日子,带着五个孩子,靠国民党那点可怜的生活费。
说句不好听的,日子过得比很多普通家庭还难。
她大儿子成绩特别好,考上了哈佛,可是交不起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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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找蒋介石借钱,被拒绝了。
后来孩子吞了安眠药,死在了宿舍里。
这事儿,曹秀清一辈子都忘不了。
她的大女儿杜致礼在美国,嫁给了杨振宁。
杨振宁得诺贝尔奖之后,台湾当局反应特别快,专门给曹秀清她婆婆办了高规格葬礼,说白了就是想拉拢杨振宁,让他来台湾效力。
蒋经国找上曹秀清,说:“你去美国劝劝他。”她点头答应,但其实她心里清楚得很——这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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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带着担保人,坐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一走不回头。
到了美国,刚下飞机,女儿和女婿就来接她。
母女抱头痛哭,眼泪都擦不干。
这时候杜致礼才告诉她:“爸还活着,在北京。”
她当场愣住了。
过了几个月,曹秀清回到了大陆,北京街头,几十年没见的丈夫在那儿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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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俩就站在人群里,谁也没说话,眼泪先掉下来了。
之后她就留在了北京,跟杜聿明一起生活。
这段团圆,没过几年。1981年5月,杜聿明病重去世。
中央本打算尽快举行追悼会,把他安葬在八宝山。
可曹秀清不干,她说:
“我要等孩子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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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亲自起草电报,发给黄埔同学会、蒋经国,请求让孩子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她等了整整18天,北京的天气开始热了,冷藏室的管控越来越紧张,可她还是不愿意放弃。
“哪怕一个人回来也好。”
郑洞国听说后也坐不住了。
他和杜聿明是老战友,也是当年一起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战犯”。
他公开发声,说这事儿做得太绝,太伤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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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台湾方面没给任何回应。
最后只说一句:“允许在台北设灵堂。”
等不下去了。5月25日,杜聿明入殓。
那天,曹秀清穿着一身黑衣,拄着拐杖,嘴里一直在念:“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
谁都看得出来,她是真的撑不住了。
第二年,在香港,她终于见到了那几个阔别多年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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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劝她回台湾养老,她摆摆手说:
“他不在那儿,我也不去了。”
1984年,曹秀清在香港去世,终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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