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能给女儿最好的礼物，是尽可能过好自己的人生”

“东亚母女”是近几年的热门。在东亚社会，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似乎尤为复杂，她们互相爱着，却总是彼此伤害。东亚女儿常说：“长大以后，我不想变成你。”

这可能是女性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特有困境。如果孩子出了问题

，将责任归咎于母亲总比归咎于父亲容易得多， “对母亲们而言，不用等专家定罪，她们就会自己低下头，送上自己的脖颈，准备接受惩罚” 。 母亲身上的责任感究竟来自何处？是所谓“母性本能”驱使母亲如此，还是社会环境使得母亲背负了过多的责任感，并最终演化为对女儿的过度控制？

下文中，心理学家斋藤环 细致分析了女性特质对母女互动的影响， 讨论了 母女关系中潜藏的支配与被支配机制 。 也许，完美的母亲并不存在。 “母亲能够送给女儿的一份伟大礼物，就是尽可能过好自己的人生。”

下文摘选自《母女关系的精神分析：被支配的女儿们》，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01. 无条件信赖“母性本能”的，

其实是孩子

究竟什么是母性？所谓“母性本能”真的存在吗？

以拉康派的精神分析为依据，我不承认一切 “本能”。所谓本能，是遗传基因层面上预设的行为模式，比如蜜蜂的舞蹈、鲑鱼的溯游，无须经验和学习就能完成，这种天生行为可称为本能。

“本能”一词最常被提及的领域之一，就是“母性本能”，指的是雌性动物为了养育或保护幼崽的自发性行为模式。那人类是否也有同样的行为模式呢？

法国思想史学家伊丽莎白·巴丹德对所谓的人类母性本能做过彻底批判：

母爱是本能吗，还是只是时代造就的观念？

追溯母亲对待子女态度的历史变迁，会发现一些奇妙的事实。十八世纪，巴黎每年出生的两万一千名婴儿中，只有一千名是生母亲手抚养的，另有一千名由住家奶妈照顾，其余孩子则被送到寄养家庭。其中很多孩子没有见过亲生母亲便夭折了。这种在十七世纪出现，十八世纪普遍化的弃婴现象，到了十九、二十世纪，转变成了母亲为了孩子奉献自我的主流叙事。

这种时有时无，或正或负，甚至归零的母爱，能称为本能吗？回顾过去的四个世纪，我们会发现，一百五十年来，从提倡母亲为孩子献身的卢梭，到只将母亲视为孩子的核心影响的弗洛伊德，都为塑造相似的女性形象做出了贡献。到了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展现自己的全面人格，母爱或许与父爱一样，并非本能，而是一种后天添加的爱。

——《爱之外》，1980

当然，就算巴丹德列举的数据是真实的，能否直接引导出“母性本能并不存在”的结论仍然有待商榷。这些数据可以导出结论——母性本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同样也能推导出相反结论——社会文化抑制了母性本能。

如果用统计数据构建人的心性，很容易得到类似亚当·斯密“经济人”的中空模型——一个无法引发任何共鸣的抽象概念。经济人也称实利人，是经济学中的人类模型，假设人类是只依据自己的利益得失行事的完全理性的存在。这种假设在经济学中是方便的，但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个模型与自己切身相关。

承认或否认母性本能，都必然会极具政治色彩。 女性主义者彻底批判“母性本能”这个词，因为它是长期以来压迫女性的一种本质主义的工具。

精神分析学的立场同样也以否定这种本能为出发点。说到底，精神分析本身就是尽可能地与基因和大脑保持距离来探索“人”是什么，所以选择这种立场也是顺理成章。

亚文化经常是怀疑的先行者。例如永井豪的漫画《小进大惊魂》便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惊悚名作。故事讲的是，某日大人突然开始杀戮孩子，母亲暴力打死孩子，警察向孩子开枪，学校老师杀死学生，场景中充满了哀号与绝望。

有一个场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群孩子试图逃离杀戮，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显然是优等生的眼镜少年认为人类是有母性本能的，其他少年反驳说，有谁亲眼见过母性本能吗？也许它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尽管如此，主人公小进仍选择相信母亲。他回到家，母亲面带微笑，毫不犹豫地朝他的脖子挥起了菜刀。

这部作品带来的震撼因人而异，其程度取决于观众对母性本能这种幻想依赖的深浅。我自己在二十多年前读到这部漫画，几乎形成了一种创伤性体验，至今都清晰记得情节和主要场面。

无条件信赖母性本能的，其实是孩子自身。 孩子作为一种极其脆弱的存在，只有坚定不移地相信血缘关系的绝对性，相信母亲无条件的爱，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从我的经验来看，这种对母性的依赖，男性比女性更为强烈——也许这是日本特有的现象，毕竟日本是恋母大国。相比之下，女性在更早阶段便对母性产生了怀疑。

实际上，母性的意象并没有太久远的历史。 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让 - 雅克·卢梭在塑造近代母性意象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卢梭认为，“人类最初的教育依赖于女性的照料”（《爱弥尔》），他彻底批判母亲的自私自利，并将教育和管教孩子的责任完全归结到母亲身上。

理想的母亲形象，本质上包含着奉献、受虐倾向和被动性。 那些不专注于抚育子女或拒绝成为母亲的女性，其存在本身都遭到了否定。卢梭要求所有母亲都为孩子完全奉献，无形中在许多女性心中植入了罪恶感。

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现代化从“嫌恶母性”到“嫌恶女性”的契机（巴丹德随后还批判了弗洛伊德，她对弗洛伊德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化，我不能完全同意）。实际上，正是在弗洛伊德 - 拉康的理论框架下，母性本能才首次得以彻底否定。

02. 接受母女关系就是

认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大家读到这里可能察觉到了，母女关系的问题总是以女儿视角来进行描述。从双方角度谈一段关系自然是理想的，却并非易事。一般来说，母女关系总带有不对称性。说得偏执一些，母女关系呈现出的图式，总是“母亲 = 加害者，女儿 = 受害者”。如果这里有问题，那么大多是受害者提出控诉也是可以理解的。

女儿因为母亲的控制而苦恼，母亲往往对自己的支配行为毫无自觉。 所以，母女之间的问题看上去只能从女儿的视角才能被观察到。

说到底，“我生了你”“我是你生的”这两种意识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是不对等的。前者拥有身体感知（你让我那么疼过），能做出理所当然的宣言；后者未必有这种感知上的自明，“我是你生的”这种自觉并非来自身体感知。

有人说，一个人可以明确地知道自己是母亲所生，但是不是父亲的孩子，则始终模糊。 从孩子的角度看，实际上差别不大，父亲或母亲的身份都是被告知的事实，缺乏确凿证据。

“这个人是我母亲”的确信，必须通过“是我生了你”的反复宣告才能建立。 所以，接受母女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接受不对称性，认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指出，母子关系难道不一样吗？不一样。儿子总是能够站到支配母亲的立场上。儿子作为“致孕的性别”，甚至可以让母亲为自己生下孩子，这种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始终存在。女儿则不具备让关系发生反转的可能性。 女儿能做的，最多是“反抗”，或者“离开”。

当然也有在茧居的事例中，女儿通过暴力支配母亲。不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支配蕴含着悖论。比如女儿通过幼童式的退化行为让母亲言听计从，这种行为实际上强化了依赖关系，从而间接承认了母亲作为支配者的地位。

儿子也可能存在类似关系。但儿子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无须退化就实现对母亲的支配。 如果女儿试图真的“报复”母亲，就只能站在母亲的立场上，用同样方式支配自己的女儿，如此延长支配的连续性。

显而易见，每个母亲也都是女儿。一个母亲生下自己的女儿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对我来说一直是谜，让我非常感兴趣。

哈丽特·勒纳在《妈妈的意义：孩子如何改变你的一生》一书中，基于自己的经历，细致分析了女性生下女儿的体验。作为一名儿童教育方面的心理学者，尽管她深刻理解“成为母亲”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却依旧不得不给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有孩子之前，根本无法知道孩子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引发怎样的变化。”

勒纳在实际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的苦恼便是 “控制”，这是母女关系很多冲突的发生根源。作为母亲，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孩子，围绕着这一点，勒纳写道：

“母亲感受到的痛苦和悲伤，大部分源于我们坚信自己应该控制孩子。”

而怀孕和分娩是无法控制的事。“关于是否要孩子，我们无法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断。女性可能因为非理性和下意识而选择要一个孩子”，因此，“怀孕是学习屈服和脆弱性的课程”。问题的开端在于怀孕和分娩本身无法控制，这个事实常常将女性引向一种恐惧：“害怕自己会变得和母亲一样”。这种恐惧或许会在她们经历怀孕和分娩、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达到极致。控制的不可能性也意味着，即使会变得和自己的母亲一样，但也无法回避和摆脱。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恐惧过分强烈，许多女性在不知不觉间“复制”了自己的母亲。 通过生育自己的孩子，反复确认自己母亲行为的正确性。所谓 “养儿方知父母恩”，也许讲的就是这种反复确认。

03. 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

带给了母亲过剩的责任感

某杂志邀请哈丽特·勒纳写一篇关于女性人生转折点或关键时刻的文章。在漫长思考后，勒纳想起的唯一一个瞬间就是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离开医院、回到家的那天。

我抱着马修，和斯蒂夫（丈夫）一起跨过医院的门槛，踏入外面世界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发生了真正的变化。

——《妈妈的意义》

接着，她用很多细节描写了当时的自己如何无助，如何无知，险些做出方向错误的努力。那时的她无法控制局面，如果没有医院工作人员或经验丰富的朋友们的建议，她几乎什么都做不到。

勒纳之所以强调“控制”，是因为事实上她一无所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认为母亲对家庭控制负有百分之百的责任，而母亲们往往也相信了这一点。

勒纳提到，她曾对儿子发育迟缓的问题感到强烈的责任感。对于许多母亲来说，这种感受异常强烈，甚至会压倒理智的判断。

母亲与孩子的关联是高度情绪化的，同时也具有身体上的依赖。来找勒纳咨询的母亲们，毫不掩饰地讲述了与育儿有关的身体和情感体验。她们谈到，生育后如何不再愿意与丈夫上床；养育一两个孩子后，乳房如何变得松弛甚至几乎消失。她们在话语间流露出的，是抑制不住的愤怒、深深的麻木与无兴致，以及充满爱意的温柔情感，这些都是婴儿带来的强烈情绪。

母亲们告诉她，当婴儿哭个不停时，她们甚至想过把孩子从窗户扔出去；但也是这些母亲在诉说，如果孩子真的发生不幸，她们绝对活不下去。

勒纳从这些倾诉中感受到的是极度的保护欲—— 母亲们对孩子健康与安全的执念，以及她们发现自己无力实现这个目标时难以承受的痛苦。

毫无疑问，亲子关系因为有过如此强烈的情绪而变得极其特别。在这种关系内部形成的责任感，是局外人不敢轻易评论的。

对于儿子的发育迟缓，勒纳的反应是焦虑不安，并与持乐观态度、尽量不担忧的丈夫发生了冲突。在她看来，丈夫总是试图打断她的情绪，即便发生了值得担忧的情况，也显得波澜不惊。勒纳也承认，她频繁而过度地表达情绪，斯蒂夫以包容的态度让她可以始终处于一种“无须压抑想说便说”的状态。

就这样，许多母亲在育儿过程中，逐渐承担起 “做出情绪反应的人”的角色。与孩子出生后依然在全职工作的父亲相比，母亲要花更多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这进一步刺激了她们的责任感。

虽然理智告诉她们不应承担起所有责任，但她们仍然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在怀孕时，脱落的是我的胎盘；被证明不足以信赖的，是我的身体。” 母亲总是觉得任何事情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不断怀疑自我。 多年后，勒纳与家人谈起当时的情景时，得知她的母亲也因为马修（勒纳的儿子）发育迟缓而默默自责，因为是她让女儿在怀孕时坐飞机过来看她的。

读到这里不难发现，怀孕期间发生的各种事都会深刻塑造母亲的意识。 这种过剩的责任感显然是由母亲所处的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带来的。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体验后，许多母亲被高高吊在一种矛盾里：“即使我感到自己非常无力，控制不了任何事，但仍不可避免地被别人视为全能的母亲。” 这让她们即便在理智上明白这种责任感并不合理，仍然不自觉地被“我应该对所有结果负责”的观念紧紧束缚。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是我们自身煽动了母亲们的过度责任感。从“坏母亲理论”到“三岁定终身”的说法，一直以来，我们自身就是“母亲＝罪魁祸首”论的信徒。勒纳提到，怀孕时，她在杂志上读到的一名精神科医生的言论让她内心受到很大冲击：

“如果母亲不欢迎腹中的孩子，胎儿真的会在子宫里自杀。”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将责任归于母亲都比归于父亲容易得多。 因为母亲们不用等“专家”定罪，她们已经低下头，送上自己的脖颈，准备接受惩罚。她们不会为自己辩解，甚至会主动列举自己的“罪行”。像这样理想的“替罪羊”，恐怕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

可以说，在茧居的实例中，随处可见像这样深受过剩责任感压迫的母亲与始终不愿正视的父亲。很多茧居者对他们的母亲施加严重的身体暴力，母亲们仍然不放弃他们，更不会将他们逐出家门。哪怕每天被打、被踢、满身伤痕，她们依然选择包容和忍耐。 在我看来，这些忍耐并非百分百出于爱，其中还隐藏着对孩子人格的责任感，以及对孩子的 “控制渴望”。 如前文所述，这种倾向在母女关系中往往更为强烈。

近年来，广泛性发育障碍的诊断异常流行，我觉得其中不少事例有滥用病名之嫌，但对此没有做过太多指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病名，许多母亲就可以从过度的责任感中解脱出来。为了她们不被道德十字架压垮，不得不谨慎对待有些令人怀疑的话，这仅是政治性的判断。既然母女关系本身已经充满了“政治色彩”，我妥协也是没有办法。

勒纳的书中还有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关于母女关系，“无限的责任感”一项或许是最重要的，这可能也是母女关系与父子关系最大的区别之一。母亲对女儿的控制欲并非单纯出自权力欲望，至少在最初，这种控制来自对女儿问题的无限责任感。

孩子长大后，责任感往往会转变为期待。母亲意识的一体两面，即自己是一切的起点（过去），女儿是所有的希望（未来）。 是的，充满控制欲的母亲的意识由两种“过度”构成：过度的责任感与过度的期待感。

04. 某些婆媳关系

具有母女关系的性质

我的妻子是皮肤科医生，她在接触众多患者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虽然婆媳不和司空见惯，但偶尔会碰到关系融洽的婆媳，多数时候，这样的婆婆往往没有亲生女儿。

当然，这种私人性的感悟无法推断出普遍性结论。确实，婆婆如果有自己的女儿，小姑子的存在容易让关系复杂化。如果丈夫是家中独子，婆媳间又容易出现竞争。即便扣除以上因素，这个感悟还是具有启发性的。

这里面涉及“移情”的问题。

通常认为，随着经验的积累，人会变得越来越聪明。然而，有时候正是因为某些经验，反而可能一再重复相同的错误。例如“虐待的连锁反应”，有过被虐待经历的父母，可能也会虐待自己的孩子。这个观点有些夸大，也存在很多例外，不过确实适用于许多实际案例。

虐待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类似的现象在人际关系中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亲子关系中，扭曲关系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反复上演。

精神分析术语“移情作用”，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这里，我采用最普遍且易懂的解读，即“将过去的人际关系再现在新的对象上”。例如，某个女性喜欢上一个年长且保护、引导自己的男性，可以说她对该男性产生了“父亲移情”。或者，当一个女性对教师或治疗师产生恋爱感情，解释为“父亲移情”有时会比较容易理解。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男性身上。正如人们常说，男性对护士或妻子抱有某种依赖心理，实质上是将对母亲这个角色的情感移情到了对方身上，即所谓的“母亲移情”。

听了妻子的感悟后，我注意到，移情的问题或许不仅仅发生在子女身上。如果说对待子女的方式可被视为重现与父母关系的一种移情，那是因为亲子关系是人一生中最初的人际关系。对母亲来说，与女儿的关系同样是她的“初次体验”，有可能成为移情的原因，并不奇怪。

或许，婆媳关系之所以容易恶化，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婆婆将与女儿的矛盾投射到了儿媳身上。 儿媳则可能通过“负面的母亲移情”进行反击，从而使关系更加紧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某些婆媳关系具有母女关系“回归比赛再度交锋”的性质。

如果说婆媳问题是由“移情”导致的，这也间接反映了维持一种适度的母女关系多么困难。勒纳还谈到青春期之后的母女关系，她认为母亲对女儿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她在几所高中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女儿们对母亲的感受往往如下：

母亲的态度通常存在两极化的倾向，要么过度关心，要么冷漠疏离；要么过于严厉，要么像朋友一样过于亲密；要么一切都不教，要么教得太多；要么完全没有期待，要么给爱附上条件；要么缺乏共鸣，要么过于一体化。

想保持一种“适度”的态度， 对母亲而言，或许可以试着询问女儿：“如果你当妈妈，哪些事情你会和我一样去做？哪些事情不会做？” 此外，反思一下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也很重要。如果一个母亲总是对自身的母亲敬而远之，那么女儿很可能回报以同样的态度。

完美的母亲并不存在。“几乎所有的女儿都会在某个时刻对母亲感到失望，因为在育儿过程中，没有一个母亲能满足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令她精疲力竭的期待。”勒纳这样说道。那么，该怎么做才好呢？

勒纳的建议是：“ 母亲能够送给女儿的一份伟大礼物，就是尽可能过好自己的人生。 这也是我能送给儿子和自己的礼物。”

这确实是一条无可挑剔的建议。然而，我却无法忽视这些话语中某种令人不安的欺瞒性的东西。 母女关系的困难往往源自母亲对女儿的过度同一性的认同。 对某些母亲来说，控制女儿，就是“过好自己人生”的体现。

这不是挑刺，我认为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对于这样想的母亲，又有谁能够指责她“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好自己的人生’”？